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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本书是一部青年学者的养成史，24篇中的17篇，皆是作者从求学起，“读史料、做卡片、写札记”，然后恢廓规模，连缀成篇，记录了作者在过去十余年间成长的历程。
二、本书是史学入门的启示录，作者从自身实践，就“由文献入史学”的方法做了系统阐述，对于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研习入门，定多启发。
三、本书个案研究扎实，展卷披读，颇增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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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文献的正本清源与史学的开拓创新，有着天然的血脉关联。每一文献系统、不同文本层次的源流脉络都可能牵涉到历史叙述的复杂衍变，揭示出多元丰富的历史图景；文献学所蕴含的贯通视野与纵深思维，也是史学研究跨越断代藩篱、实现整体关照的重要依凭。
本书作者精研宋元史籍与四库文献，从历史文献学入手，立足实证，力求新知。此次收录近作24篇，以扎实的个案研究和宏通的阐释解读，一以贯之地探究由文献入史学的路径与方法，摸索历史研究的新范式。
本书亦可看作一部青年学者的养成史，《自序》以及本书后五篇（《〈辽史补注〉与史注传统》至《〈辽史探源〉题外话》），从作者的亲身实践，就“由文献入史学”的方法做了系统阐述，对于历史学、文献学等领域的研习入门，定多启发与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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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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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润博，1989年生，河北张北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员，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博雅青年学者，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研究方向为宋辽金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所出专著《〈辽史〉探源》（中华书局，2020年）获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新史学青年著作奖等多个奖项；在《历史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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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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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上篇 宋元史籍
再论宋太宗即位大赦诏——诏令文书流传变异的文献学考察
《说郛》本王易《燕北录》名实问题发覆
李纲《梁溪集》版本源流再探——文献著录与稀见抄本的综合考察
有关《裔夷谋夏录》诸问题的新考索
辽代帝王简谥钩沉——以王士点《禁扁》为中心
契丹国舅别部世系再检讨——兼论《辽史》诸表的文献学与史学史价值
中篇 四库文献
《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底本之发现及其文献价值
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考略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再探
曲解与泛化：《四库全书》纪事本末类衍生史辨
《日下旧闻考》纂修考——兼谈新发现的四库稿本
国家图书馆藏“陆费墀《颐斋文稿》”考辨——兼论陆锡熊对《四库全书》的贡献
下篇 随札论学
《辽史·奸臣传》《逆臣传》传目辨析
《辽史》所见辽朝先世“审吉国”考辨
四库提要所记《通鉴》草卷的长度问题
四库提要篡改《四书反身录》说驳议
吕颐浩《燕魏录》误题《燕魏杂记》原因考
《中华再造善本》所收杭世骏《金史补阙》辨伪
李文田手稿的再发现：国图藏《四库全书表注》初探
《辽史补注》与史注传统
宋辽金史籍与四库学文献整理琐议
“四把钥匙”与治史格局
《辽史》与史源学
《〈辽史〉探源》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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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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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眼前的这本小册子记录了我在过去十余年间由文献入史学的历程。
求学南开之初，在王晓欣老师课上习得“读史料、做卡片、写札记”的实证史学心法，此后一直奉为圭臬、身体力行，逐渐养成了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在我看来，自主、系统性地阅读原典文献，是一切人文学问的起点，而随时记录、考证辩难则是读书的自然延伸；所谓读书得间，最终是要落实到笔头上的，因为写作才是对思维、逻辑最严酷的拷问，也是学术思考真正完成闭环的最终步骤；平时随手札记如涓滴细流，汇聚滋养，必要时则恢廓规模，连缀成篇，“取一瓢饮”。从本科到博士求学十年，这样日常性的读写联动给予我一种持续而踏实的积累感和安顿感，至今仍觉深深受益。收入本书的二十四篇文字中有十七篇皆在此期间完成，少作未毁而敝帚自珍，更多源于对那段岁月的怀恋。
负笈燕园以后，刘浦江老师常说，每个优秀的治史者都要至少有一样“看家本事”，他的看家本事就是文献；而这种本事的具体传授、训练过程包含断代史料与通代文献两种，前者如《辽史》的点校，后者则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研读。反复温习揣摩之间，我勉强窥得门径，对此看家本事的养成也日渐有了自己的理解：断代史料阅读的重点在于对资料的批判、解析与阐释，深入历史的切面和肌理，培养的是一种情境感和纵深感；通代文献阅读的第一要义，则在于对文献本体、通例及其内在约束性、复杂性的体认，培养的是一种整体感和贯通感。两者一横一纵，构成了历史学视野下文献研究的经纬。本书主体内容在上、中两篇，以“宋元史籍”与“四库文献”相分别，既存旧时痕迹，亦系学理使然。
关于文献学与史学的关系，人们大抵都会承认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在实际的对话语境和学术生态中，“搞文献的”又往往含有“低人一等”的意味。在不少史学工作者看来，文献学多流于饾饤考据，缺乏必要的理论思辨和问题意识，而在文献研究者那里，似乎又颇有一份“低头拉车”“不问前程”的雍容。这样各说各话的怪现状，恰恰反映出从业者对于学术内在关联缺乏省思。就个人体会而言，由文献入史学或可分为三途：其一，具体的史料学层面。抓住重要史籍的文献学问题，或提供新的史学资料，或对旧有议题的依据加以离析、重审，从而产生具有牵动性的影响。其二，中观的分析方法层面。文献学的核心在于“源流”二字，兼具整体贯通的视野与局部纵深的思维，以此面对传统的史学议题，更易跨越断代藩篱、实现通体关照。其三，宏观的历史认识层面。每一文献系统、不同文本层次的源流脉络都可能牵涉到历史叙述的复杂衍变，关系到记忆与遗忘的竞争，文献学的抽丝剥茧、正本清源本身就是历史叙述由一元到多元的逆向呈现，也是打破既定框架，开出全新史学问题和丰富历史图景的必由之路。理解这种天然的血脉关联，对我来说，经历了一个在亲身实践中尝试摸索的漫长过程，由自在到自觉，从成长到长成——本书所收篇什各有侧重，反思力度亦不无参差，或许就是最真切的证明。
小书得以付梓，全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罗新两位老师敦促支持，责编朱兆虎先生鼎力襄助，李寒箫、任家豪、孙润泽、上官婧琦、张砚衡、初京郴、陈琪诸君帮忙校核文字。谨此一并致谢！
苗润博
2023年6月11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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