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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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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如今这样，对“写作”的需求和要求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人民日报记者说”系列丛书既有“术”的总结，又有“道”的辨析，不仅是专业新闻写作的标杆，更是面向大众的写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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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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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稿怎样写到位》是“人民日报记者说”系列的第五本书。本书是作者近些年在工作期间有关编辑、改稿的经验总结，结合具体案例，对比初稿与见报稿，从真实、结实、平实三方面，着重探讨报道写作中的文风问题，对好稿的好文风做了细致且深入浅出的分析。作者在讲述好稿“出炉”过程的同时，提炼总结了写稿的经验与教训，旨在与业界同行分享并切磋交流采编业务，对于初涉媒体的新人亦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实操性。本书可作为日常新闻采访写作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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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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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伟伟，人民日报正高二级编辑，曾任市场报副总编辑、中国能源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福建分社社长、人民日报社地方部副主任。六次获中国新闻奖，获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著有《编采逸兴》《新闻采编评析》《新闻采写评》《人民日报记者说：好稿怎样讲故事》《人民日报记者说：好稿是怎样“修炼”成的》《人民日报记者说：好稿怎样开头结尾》《人民日报写作课：学会断舍离》《人民日报写作课：魔鬼在细节》《人民日报写作课：写出高级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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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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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读作品?真说实话（自序）
您现在打开的，是“人民日报记者说”系列的第五本书。
在这个系列之前，我还出版过其他三种研讨新闻业务的书。
2005年3月，人民日报社编委会把我从经济部派到《市场报》任副总编辑。我不禁心底暗忖：再回人民日报怕是难了。便琢磨给自己出个作品集。
两年前刚出过一个新闻作品集《体验生命》，那是送给自己的“生日蛋糕”——2002年我四十整。再选新闻作品显然不行，刚好那几年写过一批研讨新闻业务的文章。
步入21世纪，我从事新闻已近20年，在经济部任组长一职后，渐觉管理担子日重，除了本组，凡来部里实习的，领导也多让我带。“传、帮、带”中，我对新闻采编业务生发不少思考，于是结合自己多年实战，陆续写了二三十篇针对具体采编业务实际的研讨文章，有的还受到报社领导表扬。
别让这些文章飘散了，便结了个集——《编采逸兴》（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5月）。这是我第一本研讨新闻业务的书。
在《市场报》工作期间，《中国海洋石油报》总编辑刘俊山请我给他们评报。老朋友盛情难却，评了一年多，直到他调任。这些评报文字后来也结了个集——《新闻采编评析》（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1月）。
2009年5月，《市场报》停刊，改办《中国能源报》，我任副总编辑。偶尔有能源企业请我去讲讲课，不少人建议我把在人民日报社经济部跑能源口十几年采写的报道编本书，谈谈那些稿子的成因和感悟。集子编讫，幸获公开竞聘机会重返人民日报，任福建分社社长，于是请分管副总编辑米博华作“序”。米总道：“费伟伟在新闻作品之后附写的札记，使我看到了每一篇新闻报道的创作工艺，看到了比较、鉴别、判断等属于新闻采写的高难动作。”原拟的书名是“能源新闻采写评”，米总认为这些“创作工艺”适用所有报道，建议去掉“能源”二字，便是第三本书——《新闻采写评》（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1月）。
这三本书有共同点，正如时任人民日报社经济部主任皮树义给《编采逸兴》写的“序”中所概括：“费伟伟同志的新闻业务研究，不是书斋里的研究，而是实践中的研究。从具体的报道中总结经验，探讨规律，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针对一个具体的报道，大都是作者亲身经历，有感而发；即使一些文章是点评他人，也是深有同感，有话要说。”
出版界有这样一句话：书籍的生命是从第二次印刷开始的。而这三本书都只印了一次。为什么书里的文章都有针对性，“有感而发”“有话要说”，却都“一轮游”呢？
这自然是我不得不深思的。
2013年7月，我由人民日报社福建分社调回地方部（原记者部）任副主任，此时，做新闻已整整30年。30年里，由编到采，由采到编，在采与编、大报与小报、中央与地方多岗位间轮作，再来看分社记者稿，影影绰绰常见当初的自己，看见自己当初曾走过的弯路，而这些问题往往又具普遍性，作个别交流的话成本太高，有些话面对面反而不好说，也说不清，于是，重执研讨之笔的想法益炽。
针对当时人物报道量大面广、存在问题又多的情况，我先赶编了一本“急就章”——《人民日报记者说·典型人物采访与写作》（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4月），把多年来地方部在人物通讯采写实战中总结出的那些宝贵经验汇总起来，以期“互相参照，相得益彰，极大增值”。同时，笔耕不辍，在继续保持“每一篇文章都是针对一个具体的报道”这个特点的同时，注意不仅“有话要说”，还对话题是否抓人、剖析是否到位、是否娓娓道来说得让人入耳入心，多了不少斟酌功夫。积少成多，2018年起陆续推出“人民日报记者说”之“好稿”系列丛书：
《好稿是怎样“修炼”成的》，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7月；
《好稿怎样开头结尾》，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年11月；
《好稿怎样讲故事》，人民日报出版社，2021年7月；
及至此次结集《好稿怎样写到位》。
十分令人欣慰的是，这一系列丛书得到了读者——市场的认可：四本书出版后都获多次印刷。其中，《好稿是怎样“修炼”成的》出版四年多来，已印刷19次逾10万册（截至2023年5月）。
还是作新闻业务研讨，却由“一轮游”，变为“一再印”，是不是有啥经验可说道说道呢？感觉有这么几点或可分享。
首先，抓准话题后，要有放胆敢言的勇气。
我在有篇文章里曾说到新闻界存在这样一种生态：“几个记者在一起议论某个热点话题，跑口的记者往往说得头头是道，有事实，有见解。一个重要原因：他有‘专业’优势，采访过，情况熟悉，知道哪儿是人家的软肋，明白问题的实质和要害。如果听的人说：呀，你说得太好了，写出来吧。他往往赶紧摆手：别价，别价，以后还得同他们打交道呢。立马高挂免战牌。”
新闻业务评论的生态也是如此。评论是要迎着问题上的，因此，见识固然不可或缺，然而“无胆则笔墨萎缩”（清·叶燮）。事实上，见识，也是胆识。汉语里有个词叫作“有胆有识”，那个“胆”字，是放在“识”之前的。无胆，则见识萎缩不出。
反之，有胆就有识。有胆才敢于冲破樊篱，放出一段眼光，去深化自己对某个问题的思考，从而提炼出见识——由粗糙的异见到深刻的意见，到入木三分、高出一筹。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批评需要知识、感悟，更需要一种理想、一点天真。
我的同事、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李泓冰曾有文章写道：“（费伟伟）总是俯就着一支秃笔、几页稿纸，盯个不休、想个没完、议个不停，偶一抬眼也是说稿子，不管不顾，好的坏的直抒胸臆，有时还不那么通人情世故。他在谈稿子的时候，并不在意你是谁，你的五官估计在近视的费老眼里，是全然模糊的，只有稿子栩栩如生，骨骼腠理看得一清二楚，被他用手术刀庖丁解牛一般切割，‘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试图去赘生肌，让手下的‘牛’从疲疲沓沓变得虎虎生风，或从健硕走向更健康，他则满足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慧眼和鹰眼：好稿背后的炯炯双眸》，《新闻战线》2018年17期）
如韩羽的戏曲人物画，笔墨夸张，但风神已出。
再者，或褒或贬，无论评谁，为文要真诚。《易传》曰“修辞立其诚”，这一古训，一直是千百年来中国立言者的信条。
从子报刊兜兜转转六七年又回大报，从远离京畿的地方分社再回总部，有位老同事见我摇着一支秃笔又企图“兴风作浪”，曾坦诚相告：少写，容易被误解。
一片冰心在玉壶！迎着问题上，误解在所难免，然而，只要抱着一颗赤诚的心，就会减少误解，假以时日，有些误解也会冰释。我一直这么想。
正如“无胆则笔墨萎缩”一样，真诚是可以主导批评的。我在《好稿怎样讲故事》一书的“后记”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优良传统的传承不可能都在风和日丽中，风雨交加怎么办？需要我们有一种敢于迎着刺骨的风、敢于顶着冰冷的雨风雨兼程的精神。要保持这支队伍业务精湛的作风，需要有人较真、叫板，当战士，而不是做绅士。”
真诚，需要评者把个人得失放到一边，把其他动机屏蔽在千里之外；真诚，即对价值的坚持，对愿景的向往，对自己精神追求的坚守。
而这真诚落到笔端，便是“实事求是”四个字，不是说好话、说坏话，而是说真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即便说好话，也万万不可泛泛表扬，同样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有的放矢”，以期为解决或纾缓报道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给人启发。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2日）。针对新闻业务开展批评，更要怀揣一份商榷的诚意，有弹性、有宽度、有温度，留下讨论的余地，助引众人去推敲。
职业生涯近40年，其间，我历经多种岗位，不断在记者与编辑间转换角色，深知个中甘苦，更觉自己落笔时应倍加真诚，公平公允，善意提醒，恳切指出，并辅之一个过来人相对开阔的眼界。
在《好稿是怎样“修炼”成的》一书的“后记”里，我提到“为弥补（研讨文章）随笔式杂感式的散漫，加进了若干早些时候的部分相关旧作，努力增加点宽度，增强点系统性、条理性，以期相辅相济”。这当然是一种比较冠冕堂皇的说法，其实还包含了一层用意，就是对此前“一轮游”出的三本书里有些文章作个“拯救”。本书也收进了几篇。首先，当然要看与主题是否契合；还有一条，就是看是否真诚地指向问题，并于当下仍具切中的时效。
而重中之重，还是要依据文本。
我大学读的是中文，干新闻非行当本色，干上了渴望边学边悟，特别注意阅读那些分析、解读优秀新闻作品的文章，发现不少颇是参伍理论而洋洋洒洒写来的文章甚或著述，往往求之愈深，而去文愈远，如隔靴搔痒。
采编业务评论应指向具体作品，做到“具体而微”。只有依据作品才能够贴得近、评得准。离开具体作品作评点，看似侃侃而谈，实则华而不实。因此，一定要认认真真研读新闻报道，从文本出发，把批评建立在有理有据、对报道本身吃透悟透上。
批评无疑应摆事实，讲道理。我虽读中文，却没受过文艺理论训练，这方面功底不行，不敢热衷于讲道理，只好多摆事实。让事实跃然纸上，或许便无须再啰唆道理了，而摆事实岂能离了文本？
鲁迅先生晚年曾说：“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应该怎样写’的。”（《不应该那么写·且介亭杂文二集》）
那么，这“不应该那么写”，又如何知道呢？也只能依据文本，拿具体的稿件特别是被修改的部分来说话。从具体报道切入，由特殊到一般，源于文本最终又超越文本，力争由“术”入“道”。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卢新宁给《好稿是怎样“修炼”成的》一书所作的“序”中，有句话可谓概括了这套系列丛书的共同点：“详细记录并还原了一些稿件的幕后编采过程与业务研讨内容，……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一篇优秀新闻稿件是如何诞生的，相信对一般意义上的写作也具有指导价值。”这“详细记录并还原了一些稿件的幕后编采过程”，也即我对从“一轮游”变“一再印”的反思中，深感要让人“悦读”而有意加强的依据文本的方式。
“好的评论它无私地一次次邀请你去读原作，去赶赴现场，去真实地感受和理解。”有评论者如是说。“能拔出脓来就是好膏药”，我是相信这句老话的，知道自己未必能评说得那么精准到位，索性尽量把原作附上，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和批判，而增加“发现的惊喜”。某种意义上，也算一种拙笨的邀请。
啰里啰唆努力梳理了几条，归拢来无非两句话，一要真读作品，一要真说实话。
最后，就本书再简单说几句。
和前几本书一样，本书还是试图紧贴住日常采编工作实际的一个方面，着重谈谈报道写作中的文风问题。所谓着重，盖相对而言探讨“说”的篇章稍多些。“真实”“结实”“平实”的说法，是我初略概括的，一点浅见散之各辑文章里而不再作具体梳理，无非是多求言之有物，少问言之有理。言不及物，那是自说自话；若以理为重，恐怕难免阐释过度。何况我还不具备把这些概念厘清阐释的能力，无力展开也就不做展开了。
其实，前几本书也都存在这个问题。“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理论和学养上的不足，不是多出了一本书就能解决的。我深知，于新闻理论，自己实在没啥贡献可言。好在这也不是写这几本书的初衷，我所追求的，就是从报道中来，到报道中去，能对喜欢采写报道的同志产生一点切实的指导帮助，让喜欢新闻甚至是喜欢写作的人，开卷有益，豁然有悟，不走或少走几步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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