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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作者陈平原是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长江学者，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2. 学术视野宽阔，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生，具有示范作用；
3. 该书是作者的“五四三书”之一，《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对五四的研究侧重细节，《未完的五四》侧重阐释与介入，《“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侧重考证与还原，各有重点，三书一起构成了作者五四研究的多个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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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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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大众传媒，不仅仅是新闻史家或媒体工作者的责任，更吸引了无数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学史家的目光。该书论述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和传播方式、报刊研究的视野及策略、作为“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为何以及如何编全集等重要的现代文学学术问题。这都是“新文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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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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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广东潮州人，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文学如何教育》《小说史学面面观》《未完的五四》《有声的中国》等著作四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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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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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版序
读者注意力有限，同一作者的图书，若集中出版，效果往往不好。2015年那一年，我总共刊行了五本书：《神游四方：陈平原自选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4月）、《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刊前刊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8月）。闭着眼睛也能猜到，五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除了题目及质量，也与当年时势及公众兴趣有关。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我先后在中国海洋大学、清华大学、新疆大学、搜狐读书会、江南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甘肃的河西学院等，围绕此书做专题讲座。
那一年，我精力充沛，国内外四处奔波，谈论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图像叙事策略、都市研究方法、语文教学的可能性、多民族文学的教学等，还为京沪两地举办的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学术研讨会撰写论文：《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新文化”如何“运动”——关于“两代人的合力”》。如此四面出击，轮到新书《“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的推介，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2015年6月14日在北京言几又书店举行的凤凰网读书会上，我做了题为《报章与潮流》的专题演讲，略为介绍新书，主要讨论“传播文明三利器”到底该如何互动。为深化新书所涉及的诸多话题，我将此前在人民日报社“文化论坛”上关于“大学与传媒”的演讲整理成文，奉献给广大读者。这两篇讲稿，初刊《人民政协报》2015 年8 月3 日和《同舟共进》2015 年第7 期，日后都进入我的《大学新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至于收入《阅读·大学·中文系》（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 年）的三则对话——《对公众发言，必须坚持专业立场——答“腾讯文化”记者胡子华问》《媒体、大学与政治——在凤凰网读书会上答听众问》以及《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播种的时代——答〈凤凰周刊〉记者徐伟问》，也都从新著《“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说开去，主要是回应当下的热门话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书评。
媒体上关于这本新书的介绍，大都会引述我多年前所撰《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中华读书报》2002 年1 月9 日）中的一段话：“大众传媒在建构‘国民意识’、制造‘时尚’与‘潮流’的同时，也在创造‘现代文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大众传媒，不仅仅是新闻史家或媒体工作者的责任，更吸引了无数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学史家的目光。”可对于我新著中那篇《文学史视野中的“报刊
研究”》，则不怎么关注。想想也不奇怪，后者谈的是利用报刊进行史学或文学研究的优势与陷阱，不做专业研究的，确实没必要关心。
在《互相包孕的“五四”与“新文化”》（《中华读书报》2019 年7 月31 日）中，我谈及自家的学术立场：“若谈论新文化运动，尽可能往上走，从晚清说起；若辨析五四运动、五四精神或五四时代，则最好往下延伸，仔细倾听那些遥远的回声。往前追溯，从晚清说起，主要是史学研究；往后延伸，牵涉整个二十世纪，更侧重思想操练。”这其实正是《“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和《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增订版］，2023年）二书着眼点的差异。后者强调“阐释与介入”，关键在立场与机遇；前者着重“考证与还原”，本来百无禁忌，可以有更大的挥洒空间，只是因我此前出版若干专著，收录于此的，更像是“拾遗补缺”。
初版序言提及此书“选择从‘报刊’及‘出版’的角度，谈论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实际效果则是凸显了报刊的功用，而相对压抑了书局的贡献。前者旗帜鲜明，更容易在政治史、文化史、文学史、教育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后者敦实阔大，不以雄奇著称，必须放长视线，才能看得清其巨大影响力。这点尤以民国第一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的论述最为突出，很多研究者关注《绣像小说》《东方杂志》《教育世界》《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但不怎么讨论其东家。趁着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与商务印书馆合办“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准备撰写长文，好好讨论这个话题。没想到刚提笔便罹患重病，须马上住院治疗，只好草成一简单的发言稿（《商务的品格与出版的立场》，《北京青年报》2017年8月13日）。时过境迁，等到有机会增订旧著，缺了商务印书馆这一章，依旧觉得很遗憾。
这回的增订版，只是增加了四篇文章，那是从已停刊的《假如没有“文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取来的。自1998年在《学人》第十四辑刊发《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起，我就不断讨论晚清以降“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对于现代中国思想、政治及文学的深刻影响，出版有专著《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增订版］，2016
年）等，这里收录的四文，只能称为“侧影”。曾计划将《讲台上的“学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谈论晚清及五四的各文纳入，但考虑到那是演讲稿，风格不同，最后还是舍弃了。意识到“新文化”这一话题的巨大潜力与无穷魅力，希望有朝一日大写特写；目前的“增订”，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尽如人意。既然如此，那就作为阶段性成果，就此打发上路。
2023 年2 月26 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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