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雷德里克—伊夫·热奈住在美国。六年来，我和他持续通信。我们每次通信都间隔一段时间，但整体上没有断过。热奈在1997年出版了《飓风》，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现他是一个全情投入的作家。他一直在寻找，不断受伤。他要找的东西时隐时现。热奈的作品极具美感，他把相同的主题、地点和场景组合、混合在一起，写就一部豪华壮美而又令人心碎的交响曲。之后，热奈写了《慈善》，最近他又写了《自然光》。这两部作品表现出他仍在寻找，他所追寻的目标独一无二，他在寻找的过程中毫不妥协。去年，热奈来了一次法国，当时他问我是否愿意一起做对谈，讨论一些与写作、与我的书有关的问题。对谈的形式可以是电子邮件。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规定最后用什么方式呈现，可以做得很自由。我心动了，因为对谈没有限制，也不确定会做成什么样，而且整个对谈是书面的。抛开这些不谈，我了解费雷德里克—伊夫·热奈写作的方式，我确定他提问的时候肯定能问到点儿上。我觉得这场对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也觉得对谈有保障，不仅是因为我和热奈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写作，也是因为我和他视角不同。我和热奈看待事物的方式相去甚远，因此，我感到无比自由，同时深感自己有义务阐释我的写作路径。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费雷德里克—伊夫·热奈断断续续地给我写邮件，他发来一组问题，也告诉我他的想法。我很少立刻回复。在我收到的问题和我想做出的回答之间，存在一段距离，这段距离让我焦虑，这段距离甚至威胁着我。在口头访谈中，即便是说得很慢的访谈，人其实或多或少地会尽力从容地、迅速地忽视和跨过这段距离，这是一种习惯。而在书面对谈中，我有充足的时间来熟悉这段距离。在我开始写的时候，或者是准备要写的时候，我的思考和感受会从虚无中浮现出来；而当我不写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会出现。一旦我感觉找到了一些有点确定的东西，我就直接在电脑上写下我的回复。我不做笔记，尽量少改。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规则。
在对谈过程中，我担心的只有两点，一点是真诚，另一点是准确。我发现准确比真诚更难达到。我已经写了三十年，在讨论写作的同时，不把这三十年统括起来，也不把这三十年简化成几点原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呈现不可避免的矛盾之处。要清晰地揭露出从时间到意识的具体细节。是我的意志让我选择用什么词，让我把句子拼成一本书。我没法告诉别人这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自己都不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我觉得我可以讲清楚我的文本有什么目的，讲讲我写作的“原因”。这些来自想象的东西并非对现实毫无影响，实际上它们决定了我的写作形式。写作在我的人生中占比很大，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我在此讲出了一些与写作有关的、属于我个人的、暂时有效的真相。当然，其他人完全可以提出不同的
意见。
费雷德里克—伊夫·热奈固执地、精巧地在我面前一点一点地铺开了一条道路，我带着好奇心踏上这条道路，我感到愉悦，有时也觉得不确定。我是不是因此走到别处去了？我在访谈的开头就说了希望自己能走到别处去。不，只有毫无顾忌地，也许还要怀着爱意地沉入有关生活和世界的现实中，从中提取词汇，最终写成一本书，这个过程才有力量。在这部集子里，我围绕写作而写作，我没有讨论世界。说到底，写作的过程是无法展现出来的，讲述写作经验因此有点不现实。不过，写作的经验或许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呈现出来。比如通过回忆中一段不可磨灭的画面，刚刚这段回忆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那是在利勒博纳，当时战争刚结束。我大概四岁半。我第一次去剧场看演出，跟父母一起。表演是露天的，或许是在美军的营地那边。演员们往舞台上放了一个大箱子，把一个女人严严实实地关了进去。男人们拿着钎子从各个方向往箱子里刺。没完没了。小时候，人总是容易感到害怕。最后，那个女人从箱子里出来了，毫发无伤。
A. E.
2002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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