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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新华荐书”十大好书获得者吕德文重磅力作！
2.翔实的一手资料，反映的都是基层治理的真实诉求！
书中的现象、观点与思考，均来自作者的田野调查，来自调查中与基层干部的交流，与人民群众的交流，来自过去乡村治理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反映的都是基层群众的真实需求，基层治理的真实困境与挑战，比如，如何平衡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如何在乡村治理中利用历史悠久的熟人社会法则，如何在城乡融合过程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等，见解独到，在乡村治理形势日益复杂的当下，对探索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及深化学界对乡村治理的理解，都很有借鉴与参考价值。
3.视角全面，充分结合了当下的制度现实！
除了结合基层实际，“有为而治”还有有力的制度支撑，书中的论述角度很全面，既有国家制度层面的思考，又有社会人心层面的考量，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全方位地阐释了一个积极有为又节俭、高效的乡村治理体系如何成为可能，以及如何构建适合乡村振兴目标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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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简约主义在现代乡村治理中，是否还有制度空间？
过去成功的乡村治理实践，对创新乡村治理机制有何启发？
乡村社会的变迁，对基层治理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
…………
有为而治，有为但不乱作为。吕德文教授基于“广、泛、深”的田野调研，从节俭、高效两个关键词出发，对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以及当前新的治理举措，展开了深入研究，尝试探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可能性：通过激活简约主义传统来优化乡村治理体系。
作者扎根田野，基于实证经验，着重探讨了三大问题：乡村治理的制度空间，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以及乡村社会变迁视阈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归宿。书中解释了那些成功的乡村治理实践是如何创造性地转化原有的制度空间的，而一些现代的做法产生了怎样的结果，既有对乡村治理中老问题的新阐释，又有对乡村治理中新现象的理性解读，全方位地分析了乡村治理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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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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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出版有《基层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石》《大国底色：巨变时代的基层治理》《治大国若烹小鲜：基层治理与世道人心》《国家基石：基层社会治理图景与乡村振兴》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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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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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简约治理的现代化命题
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指向
乡村治理的简约主义传统
简约主义对官僚化的改造
有为而治的制度空间
2 乡村治理现代化：历史与现实
三种乡村治理模式
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
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机制
乡村治理的现实挑战
乡村治理新体系
小结
3 条块整合与属地管理再造
基层治理转型
“剩余事务”及基层治理困境
治权弱化及属地管理嬗变
条块整合与基层赋权
治理下沉与属地管理再造
小结
4 乡村治理空间及其有效性
乡村治理有效性
乡村治理任务分类及转化
“四位一体”的乡村治理体系
多管齐下的治理策略
小结
5 “多中心工作”与乡村工作共同体
乡村体制错配
“多中心工作”格局
乡村工作共同体的组织结构
乡村工作共同体的分级运作模式
小结
…………
11 技术治理与乡村场景
技术治理的运用场景
技术治理的限度
小结
12 城乡共治与乡村治理新格局
城乡融合下的乡村治理
“城乡社会”的乡村治理命题
资源密集与乡村治理“内卷化”
统筹治理与乡村治理体系重构
城乡共治的形成过程
小结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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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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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教授提出的“有为而治”不仅仅是抽象的治理理念，更是乡村治理走向现代化所必需的制度要素、运作机理。在“广、泛、深”的田野调查中，吕德文教授对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机制以及当前新的治理举措，展开了深入研究，既有对乡村治理中老问题的新阐释，也有对乡村治理中新现象的理性解读。这些扎根田野的分析，摒弃了“大词”和口号，将乡村治理复杂的逻辑，清晰地呈现出来，同时始终贯穿着一种理论自觉，即当前中国乡村治理体系发生的变化不但具有根本性且具有定型性，对这些经验的挖掘与分析昭示着乡村治理未来转型的方向，这使该书对乡村治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本书的具体研究看，作者真正做到了社会科学的解释。以“多中心工作”的治理困境为例，很多人会对中心工作的泛化提出批评，包括我自己在内，一直都认为中心工作在基层的增多，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引发了不少乡村治理的乱象。但是，作者从乡村工作共同体的角度，剖析了组织、人员、资源在不改变体制的前提下，机制化地重组所带来的治理能力的提高。在繁重的治理任务面前，乡村工作共同体并没有采用信息化、智能化的治理方式，而是通过对传统的“乡政村治”模式的改造，创新出“顶层调度—中层执行—底层动员”的分级运作模式，探索出了适合乡村振兴目标的治理机制。更为重要的是，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并未对治理体制“伤筋动骨”，而是充分发挥了原有治理体制的资源优势，保持了相对简约的治理形态。这些对乡村治理问题的独到见解，贯穿于全书，读来深受启发！
在未来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中，不仅要秉持积极有为的治理目标，而且需要贯彻节俭、高效的制度理念，需要充分发掘既有制度形态的治理资源。当然，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并非仅仅涉及制度层面的问题，通过治理实践，在乡村治理机制创新中形成社会的公共性，成功濡化人心，或许才是最为关键的。在社会—人心层面，乡村治理中的积极有为主要是指将农民的国家观、公共观充分激活，并将其整合为有助于现代治理规则运行的社会基础，形成国家资源输入、社会团结再造和政权合法性生产的良性循环。在实地调研中也曾发现，国家向乡村社会输入的资源，正是在激活农民传统社群观的过程中，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有效的社会动员，提升了乡村治理的集体行动能力。这方面虽未见于本书的具体分析，但想必也是题中之义。
中国的乡村治理现代化之路，注定要承担更多的治理使命，也必然会面临更多的挑战。从本书的分析来看，乡村治理的历史，已经形成了大量可用而有效的制度资源，这些都应当被充分认识并将其转化为新的制度优势。如果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那也算是“ 制度自信”在乡村治理领域的生动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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