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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口述史的样板，和小说一样好看！
追踪屠杀史上的“罗生门”，看被修改的集体记忆与争夺记忆的众生相。
为了33个人，杀了335个人，
十命抵一命，荒谬绝伦，却真实发生。
二百多次采访，数千份资料，
一个多世纪的记忆争夺与真相还原，一举提升口述史地位的杰出作品。
1944年3月23日，在纳粹占领的罗马，游击队员袭击了德国警察，造成33名德国人伤亡。不出24小时，德国人便展开报复，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废弃采石场，杀害了335名囚犯。十命抵一命，这就是罗马的阿尔帖亭大屠杀。
波尔泰利是口述史领域的福克纳，破解真相的福尔摩斯
从芜杂中理出头绪，层层剥开，作者波尔泰利是口述历史领域的福克纳，是破解历史真相的福尔摩斯！
意大利维亚雷焦国际文学奖获奖作品，一举提升口述史的独立地位，将口述历史从历史的继子，变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
无奈？报复？屠杀史上的“罗生门”
纳粹警察说，因为没有游击队员自首，他们才下令杀害无辜之人。
民众竟相信，正是因为游击队员“不负责任”，才引来无辜民众被杀。
法庭查明说，没给自首的机会，没想搜查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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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命令已经执行》是口述历史领域和“二战”历史研究中的经典之作。
1944年3月23日，在纳粹占领罗马期间，地下抵抗团体“爱国行动组”在拉塞拉路发动炸弹袭击，造成三十三名德国人伤亡。不出二十四小时，德国人便展开报复，在阿尔帖亭路的一个废弃采石场，杀害了三百三十五名囚犯。十命抵一命的恶劣报复!
然而，民众的信念，加上大众报刊、媒体、教会和保守势力的操纵，催生了一种被广泛采信的叙事，即德国人本来要求游击队员自首，只是后者并未照做，他们才进行的报复。这种叙事反过来又滋生了大量针对相关游击队员以及整个反法西斯斗争的诋毁。但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本书稿基于两百多个采访，通过涵盖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和记忆，来探讨这两个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的事件，作者抽丝剥茧，仿佛探案一般，把被各方层层叠叠出于各种目的所掩盖、修改乃至篡改的真相公之于众，并进而揭示了罗马的历史和身份、意大利民主制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武装抵抗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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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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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德罗·波尔泰利 （Alessandro Portelli）意大利口述历史学家，罗马大学英美文学教授，2002—2008年担任罗马市长历史记忆顾问，2015年荣获丹·大卫奖。除了已成经典的《命令已经执行》，还著有《他们在哈伦县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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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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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一部分 罗马
第一章 地点和时间
第二章 二十年：法西斯主义及其不满
第三章 战争行为
第二部分 阿尔帖亭洞窟
第四章 抵抗运动
第五章 拉塞拉路
第六章 大屠杀
第三部分 记忆
第七章 奇怪的悲怆：罗马的死亡、哀悼和幸存
第八章 记忆的政治
第九章 后浪
叙述者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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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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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不曾有过要求
1944年3月25日，罗马的报纸刊登了一则来自国家通讯社的公报，由驻罗马的德军司令部于前一天晚上10点55分发布。内容如下：
1944年3月23日下午，犯罪分子发动袭击，往沿拉塞拉路行进的德国警察队伍投掷炸弹。三十二名德国警察罹难，另有数人受伤。这次卑怯的伏击由巴多利奥-共产主义分子实施。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以弄清这一犯罪行为在多大程度受到英美煽动。
德军司令部决心粉碎这些残忍的匪徒行径。没有人可以破坏德意两国的重新合作而不受惩罚。鉴于此，德军司令部已下令，凡一名德国人被杀，就会有十名巴多利奥-共产主义罪犯遭枪决。命令已经执行。
万达万达·佩雷塔佩雷塔 那一幕记忆犹新。我们三个人，那时我们还很小，和我母亲一起，面对着一堵墙。母亲用半高的声音念着张贴在墙上的布告，最后一句话是：“命令—已经—执行。”“命令已经执行”这句简短的话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它与阿尔帖亭洞窟有关。
*
1944年3月23日，在纳粹占领罗马期间，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地下抵抗团体“爱国行动组”（GAP），袭击了一支德国警察分队，造成三十三名德国人伤亡。不出二十四小时，德国人便展开报复，在阿尔帖亭路的一个废弃采石场—即后来的阿尔帖亭洞窟，杀害了三百三十五名囚犯。翌日，梵蒂冈官方报纸《罗马观察报》刊登了德国通讯社的公报，连同一则社论：“面对这样的事件，任何诚实的灵魂，出于人性和基督徒的情感，都会深感痛苦。一边是三十二名受害者，一边是三百二十人为逃脱逮捕的罪犯而牺牲……我们并不想加入争端，而是想超越其上……恳请不负责任的各方尊重他们无权牺牲的人的生命，尊重注定会被殃及的无辜者，也敦请需要负责的人明白他们对自己、对他们应去守护的生命、对历史和文明的责任。”
*
这两个事件以及对其记忆和意义的争夺，揭示了罗马的历史和身份、意大利民主制的矛盾和冲突，以及武装抵抗的伦理问题。本书将通过涵盖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和记忆，来探讨这两个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的事件。
行动与反应、攻击与报复、罪与罚—这种可怕的对称性将主导人们对事件的记忆，仿佛事情从开始到结束只有两段文字，此前和此后什么都没有发生，仿佛从拉塞拉路袭击到阿尔帖亭洞窟大屠杀的一连串事件是一个自成一体、无可避免的循环。一旦“命令已经执行”，秩序得到恢复，就再没什么可说的—我们不妨将整个事情埋葬，正如纳粹把尸体埋在行将崩塌的山洞里，埋在成堆的黑土和垃圾之下，以掩盖气味。
民众的信念，加上记忆因受大众报刊、媒体、教会和保守势力操弄而发生政治性歪曲，催生了一种被广泛采信的叙事，即德国人本来要求游击队员自首，只是后者并未照做，他们才进行的报复。这种叙事反过来又滋生了大量针对相关游击队员以及整个反法西斯斗争的诋毁。然而，上文援引的德军新闻稿表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并在战后的审判中得到那些纳粹指挥官不情愿的确认：报复是在袭击发生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内进行的，而且是在完成之后才宣布的。并没有要求游击队员自首，也没有给予他们这么做的机会，更不必说真的花力气去搜查所谓的“罪犯”。
半个世纪以来，所有这些在档案和出版物中都已是公开记录。然而，事件的真相却被流行的信念，以及充斥着无知与误传的叙事遮蔽，这些叙事把责任颠倒过来，并不指责德国人实施了大屠杀，反倒指责游击队员造成了大屠杀：如果不是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不是他们没有去自首以防止报复，大屠杀本不会发生。这种叙事之所以很难抗拒，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反主流叙事的吸引力，让人们在抵抗运动作为共和国建国运动这一官方故事之外有了可替代的选择，同时它却利用了在国家公共生活中远非边缘或次要的制度性力量，包括政府机构、政党和媒体。所有这一切被一个常识性的信念焊接在一起：一个人不会连肇事者都没有试图去找，就对三百三十五名无辜者实施报复。
在此意义上，《罗马观察报》的社论是个典型。它用“受害者”（德国人）和“罪犯”（游击队员）这类字眼，把袭击描述为犯罪行为，而在阿尔帖亭洞窟被杀的人只是“被牺牲”。这样一个富有宗教意味的词，天主教派报纸不大可能以中立的、顺带的方式使用。“牺牲”，作为成圣的行为，是对罪过的补偿，是犯罪后必要的净化和救赎。也许是不经意地，但意味深长的是，教会的机构似乎暗示在阿尔帖亭洞窟发生的，是某种礼仪性的事件。
《罗马观察报》的社论还给人一种印象，即德国人在决定实施大屠杀之行前曾试图逮捕罪犯。他们并没有—但我不知道教会方面是否对此有过任何更正或修改。罪责从纳粹刽子手向“卑怯”和“不负责任”的游击队员身上转嫁，由此滥觞。而那些同教会和天主教界关系密切的媒体和消息源，将同政治右翼一道扮演主要角色，多年来不断固化这种印象，使其渗入公众想象的血脉，毒化人们对这一事件，以及对抵抗运动、对共和国的身份与起源的记忆。而这正是纳粹报复行动真正的、长期的成功之处。
*
在萌志写作本书的那天，我向一位朋友提到阿尔帖亭洞窟。这位非常聪明、受过高等教育、毕生都在从事左翼活动的女性的反应是：“我只是在私底下问你，换别的地方都不会说：他们为什么不去自首？”我的朋友不知道，袭击和报复的消息是在大屠杀实施后才发布的，因此德国人并没有提出自首的要求，而游击队员也没有自首的机会。她也不知道，在1950年代的一桩案件中，法庭曾宣布参加袭击的游击队员无需对德国的报复行为负责（最高法院于1999年春作出了类似判决；这种指责一直在流传）。
事实上，我本来也不知道，如果不是前党卫军上尉埃里希·普里布克这位纳粹刽子手在阿根廷被指认，随后于1994年引渡到意大利，并于1998年被判处终身拘禁，使得争议再次爆发。我从未赞同游击队有罪的理论，不过本书的缘起，部分在于我很好奇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也受制于这种深深扎根于常识的错误信念。
1997年11月的一个星期六上午，在阿尔帖亭洞窟安放受害者遗体的地下墓室，我无意中听到一群老太太的对话。她们先是参观了附近的热门圣地神爱殿（Divino Amore），慰藉了自己的虔诚，然后来到洞窟，为眼前所见深受触动。然而她们坚信纳粹只是“奉命行事”，对游击队员则愤恨不已：“然后他们把金质奖章颁给了在拉塞拉路安放炸弹的人，可对我来说这个人该枪毙。因为倘若他真的是英雄，他会挺身而出说，‘放过这些人，冲我来，我才是你们要的人’。”
一位叫萨拉·莱奥尼的学生曾到我在罗马大学的办公室找我，告诉我一件奇妙的事：“那些在拉塞拉路扔炸弹的人里，有一个叫卡拉·卡波尼的，借宿在我祖母家。于是他们不停地告诉她，你得去告发，否则会有两百人被杀。她却决定不这么做。”这个故事纯属子虚乌有，就如同其他许多故事一样，旨在增强叙述者对历史上某一重要事件的亲身参与；而且在讲到游击队在离开拉塞拉路之后的行动时，它远远不是唯一犯错的（顺便提一句，炸弹不是“扔的”）。后来，萨拉·莱奥尼的姑妈解释道，那个在拉塞拉路事件前后同她父母待在一起的人，其实是卡拉·卡波尼的母亲。不过她也说自己还记得，当时就游击队员是否需要自首有过激烈的讨论。
贝卢斯科尼政府副总理詹弗兰科·菲尼是后法西斯的民族联盟党书记，并作为发起人推动意大利右翼正式脱离其法西斯起源和身份，他解释道：“哪怕那些曾在社会共和国［1943—1945年墨索里尼在纳粹扶植下建立的政权］里战斗过的，直至最后仍是法西斯主义者的老家伙，也认为这样的袭击行动是合法的。被视为卑怯的是他们没有去自首这一事实，尽管每个人都知道后果，因为大家都知道报复法则。”地下游击队“爱国行动组”成员、拉塞拉路袭击事件的组织者之一马里奥·菲奥伦蒂尼则评论道：“在罗马，你要是向十个人问起拉塞拉路的事情，大概会有三个人理解和支持爱国行动组，两个人不知该说什么，还有五个人反对。”这种民意状况是基于几项广泛传播的假定：报复是自动的，因此游击队员应该能预料到；如果游击队员自首，这一切本可以避免；行刑者对屠杀没有责任，因为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如此一来，在拉塞拉路被杀的德国士兵和在阿尔帖亭洞窟遇害的人们，似乎同为游击队的受害者—正如朱塞佩·法布里尼雄辩地指出的，他们都是“养家糊口之人”。
也许可以说，在拉塞拉路和阿尔帖亭洞窟的故事中，最极端的右翼话语同中庸的常识实现了无缝对接，这样的融合使得关于阿尔帖亭洞窟的流行但错误的叙述令人深感不安。我记得1994年在一次关于欧洲纳粹大屠杀的会议上，许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非常震惊地发现基亚纳河谷奇维泰拉和其他社区存在“分裂的记忆”。其实他们只要读过保守派和温和派媒体多年来写的文章，或者在酒吧、理发店和火车上听过普通人的聊天，就会让自己有更多的心理准备。遗憾的是，政治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尊严让他们显然认为这些东西都上不了台面。确实，从专业的角度看，反游击队的文献经常是可鄙的；而由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培养的错觉，即在反法西斯上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导致人们相信，在诞生于抵抗运动的、实行民主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已经名声扫地。鉴于此，知识分子和政治左翼并不觉得有必要注意这些叙述和流行的信念—直到发现自己突然面对它们，而经过多年历史修正主义和否定主义的洗礼，它们已变得傲慢而具侵略性。
罗马的历史感
不必奇怪民间诗人会唱到拉塞拉路和阿尔帖亭洞窟，唱到罗马涅大道（抵抗运动的男男男女在那里受尽法西斯的折磨）或者塔索路（他们在那里被赫伯特·卡普勒及其副手埃里希·普里布克指挥的党卫军关押和拷打）。由于受害者人数众多，加上围绕他们的记忆存在着无休的争议，阿尔帖亭洞窟已然成为罗马记忆和情感中的一个开放性伤口（open wound）。只要划开记忆的表面，故事就会涌出。罗马到处是这样的故事，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触及所有的罗马人。我几乎不用走出办公室，就能从学生和同事那里，收集到许多与萨拉·莱奥尼的家庭神话不一样的故事。
至于我，只有在这本书快写完的时候，我才发现皮洛·阿尔贝泰利这位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曾是我母亲的哲学老师；而我家的房子，正是建在另外两名受害者马里奥·卡佩奇和阿尔弗雷多·卡佩奇小时候追逐打闹的那块场地。一位来自真扎诺的，跟着我做学位论文的学生是另一名受害者的孙子。另外据我的一位亲戚说，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在拉塞拉路事件后也被捕且短暂关押过。
我从同事和学生那里，以及后来在整个城市听到的故事，许多都是家庭叙事，先蹭历史事件（“我在那里”或者“我父亲在那里”），继之以脱险的经典叙述：“我家里一直流传着这种说法，我爸爸说那天他就在那前后脚经过拉塞拉路；他听到了尖叫声，但不明所以，直到后面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认识的许多人都在不停地回放这部电影：‘你瞧，那人在我前头也许就比我多走了二十步，然后在他们封路的时候被带走了，我还活着真是个奇迹。 ’”（安东涅塔·萨拉奇诺）
其他的故事是关于记忆、姓名、地点和仪式的：“我也有一段个人的回忆。我班上的一个女孩，也是我朋友，她祖父就死在阿尔帖亭，而我住处附近的广场上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他死在阿尔帖亭洞窟，然后她经常给我讲这个。我就是这样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我几乎一无所知的事件，非常直接。他姓齐科尼，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尼兰·斯里瓦斯塔瓦）；“［我父母］曾加入行动党［持民主左翼立场的反法西斯组织］，他们经常跟我讲起那时候的事，特别是关于阿尔帖亭洞窟。他们有两个好友在阿尔帖亭遇害，一个是皮洛·阿尔贝泰利，另一个叫皮耶兰托尼。”（卡拉·加布里埃利）
万达万达·佩雷塔 佩雷塔 阿尔帖亭洞窟对外开放时，我母亲抓住我们三个小女孩的手，把我们带到了那儿。当时还不是现在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它一直是某种非常柔软的东西。因为地面很柔软，因为有沙土，你走在柔软的地面上，就像走在一张大地毯上。空气中还有晚香玉软绵绵的香气，从那时起我再也受不了身边有这种花，因为我想我从中闻到了阿尔帖亭洞窟里的死亡的气味。
最后，有的叙述者还描述了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一个人可能对发生的事情缺乏具体的了解，但无论如何他还是会知道，因为他生活在罗马，生活在那个街区，每年都会有一些仪式什么的，不断的纪念让它免于沉入忘川。我住在Eur区［附近］，所以经常从阿尔帖亭洞窟旁经过。我记得，作为一个孩子，我自然要问那是什么。我还记得自己曾被带到那里，当时我还小，真的是被眼前可怕的景象吓到了，那么一大片都是坟墓。”（阿莱西娅·萨尔瓦托里）
*
三百三十五人意味着三百三十五个家庭的三代人，既包括近亲，也包括远亲；因为每个受害者和每个幸存者都有朋友、同事、党和工会的同志、同学、教友和邻居。阿尔帖亭洞窟的故事如同一连串的同心圆，可以不断外扩，直到辐及整座城市。只有在那些家里是在战后一代移居到罗马的郊区年轻人中，我才发现这个故事不为所知，或者只是学校历史书中的一个模糊的细节。换句话说，谈论阿尔帖亭洞窟及其记忆，就是在谈论罗马。
安东尼奥·帕帕加洛，跟他的叔叔彼得罗·帕帕加洛神父、他的朋友兼导师焦阿基诺·杰斯蒙多（两人都在阿尔帖亭洞窟遇害）一样，来自同一个南方小镇，他说：
他们邀请了好多次，让我去泰利齐的一所学校演讲，我不喜欢那个地方，也不知道如何在公开场合发言。校长说，“讲吧，讲点什么吧”。他把我留在讲台上，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我说：“孩子们，这样吧，让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就拿杰斯蒙多和彼得罗神父来说，他们来自你们所在的城市。想象一个漏斗；然后他们被丢了进去，而这两人在理论上是对立面：我的叔叔，一个天主教神父，而杰斯蒙多是一个自由思想者，一个共产主义者。怎么会这样，在这两个人通过漏斗之后，你再也分不清哪个是彼得罗神父，哪个是杰斯蒙多。因为他们的身份融合在一起，而我们无法说一个就比另一个更像神父，或者另一个更像共产主义者，如果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对邻人的利他主义。
“在阿尔帖亭洞窟，你会发现我的父亲［一位空军将军］，但你也会发现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你还会发现神父、工人、文员、军人、宪兵—你刚才说的也许是对的，阿尔帖亭洞窟是整个意大利悲剧的象征，因为那里聚集了一切，代表了一切。它不过是罗马街上到处都在发生的事情的象征。”（薇拉·西莫尼）在阿尔帖亭洞窟遇害的有天主教徒、犹太人和无神论者；有的没有政治背景，大多数人则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各类共产主义者、社会党、自由党、行动党、基督教民主党和君主派。有军人，也有平民；有贵族、小贩、体力劳动者、商人和律师。一些人是抵抗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并且不惜抛头颅；有些人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而被随机围捕。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没有放弃他们的犹太身份和信仰，或者干脆是为了凑数，而被列入其中。意大利民主的“奠基人”之一维托里奥·福阿写道：“每当想起阿尔帖亭，我的灵感几乎是自然主义的：生命线的统一、汇合……他们杀害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非因为他们的思想或行为；他们杀害反法西斯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或行为；他们杀害与抵抗运动无关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是数字，需要用来填补配额。”罗马的每个街区、郊区、贫民窟—特拉斯泰韦雷和蒙泰萨克罗，托皮尼亚塔拉和特里翁法莱，波蒂科多塔维亚和琴托切莱，泰斯塔乔和拉斯托尔塔—都有人死于阿尔帖亭洞窟。有很多人是在这座城市出生，但罗马也是一个人们从很多地方来到这里的地方，而在阿尔帖亭洞窟里，可以看到始于意大利其他地方（阿布鲁奇、普列、都灵、罗马的山区）和外国（卢森堡、匈牙利、土耳其和乌克兰）的生命的终结。
在罗马，历史是大写的。历史的重负似乎挫败了记忆，使之变得歇斯底里，或者看起来无关紧要。很多时候，历史远离人们日常的生活，或者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要把他们压垮。这就是为什么罗马和阿尔帖亭洞窟之间的关系如此重要。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重新认识了“我的家乡”的街道和建筑。我去看了圣彼得大教堂和古罗马斗兽场，但我也发现了罗马其他的历史遗址和纪念性建筑，倒不是阿尔帖亭洞窟的陵墓，而是一些巨大的民众住房项目，像城市一样大、热闹、美丽：在特里翁法莱，琴乔·巴尔达齐曾在那里把一代反法西斯主义者培养成行动党；在泰斯塔乔，住户们在院子中间放了一块石头，以纪念在阿尔帖亭洞窟和奥斯威辛遇害的邻居；在梅拉伊纳谷，一栋曾被称为斯大林格勒，即使在今天依然是阶级意识堡垒的经济公寓楼，其正门上多了一块牌子，以纪念在阿尔帖亭洞窟遇害的邻居。阿尔帖亭洞窟不是纳粹在意大利或欧洲实施的唯一的大屠杀，也绝不是最恶劣的。但它是唯一的“大都市”大屠杀，是唯一在大城市的空间里冷血实施的大规模处决，其受害者的多样性综合了大都市里的人生百态。这就是为什么它对记忆和身份有着如此强烈的影响。死者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的性别：他们都是男人。而这一事实突出了女性在幸存和记忆中的角色。
阿尔帖亭洞窟是一个象征性的旋涡，将城市的空间及其一个世纪的故事汇聚在一起，所以谈论它就等于谈论20世纪罗马的整个历史，正如那首共产主义老歌所宣称的，这是一座“从未被驯服的反叛之城”，迥异于陈词滥调和刻板印象，它既积极又被动地，既以集中的方式又以分散的方式抵抗纳粹，并为此付出了如此可怕的代价。
背景
罗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却是一座相对较新的首都，正如意大利是一片古老的国度（country），却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nation），作为民主国家甚至要更年轻。直到1870年，罗马仍是教皇国（包括意大利中部的大部分地区）的首都。而意大利的其他地区被分割成小国和外国属地，只是到1861年才在前撒丁国王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和独立。直到1870年意大利军队才进入罗马。而教廷要到1929年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达成协议，才承认新的事态；从那时起，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系统地干预了意大利的政治。在社会冲突、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的殖民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性经历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的、民主的意大利，随着1922年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而出现了戏剧性的迂回。虽然法西斯政权延续和加速了意大利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现代化，但它监禁和流放政治反对派，废除言论和新闻自由，破坏工人阶级的组织，并使得民众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变得更糟。与此同时，它通过蛊惑人心的家长式政策，制造意大利是一个恢复了罗马帝国荣耀的大国的假象，来寻求人们的认同，并且不时地取得了成功。
在这段时间里，反法西斯的地下组织在国内和流亡者中都很活跃：共产党、社会党和行动党（一个受社会主义影响的激进自由主义团体）是最有组织的反对派，但自由主义者和一些天主教徒也保持着异议。对法西斯政权的支持在占领埃塞俄比亚后达到顶峰，但在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结盟，以及1938年歧视犹太公民的种族法颁布之后，这种支持开始退潮。
1940年意大利加入战争后，意大利军队在北非的失利、在俄国战役中的灾难性参与，盟军在西西里岛和萨勒诺的登陆，战争对生活条件的影响，以及镇压的加强，消解了民众对政权的信心。1943年7月19日罗马遭到空袭，使得法西斯政权走向了尽头。墨索里尼被赶下台；彼得罗·巴多利奥将军的新政府于1943年9月8日与盟军签署了停战协议（几个月后，意大利加入了盟军一边）；同一天，德国人占领了罗马，并开始控制意大利的中部和北部地区。在德国人的指使下，墨索里尼建立了所谓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RSI）。
在德国人接管后，对德国占领和墨索里尼傀儡政府的抵抗也随即开始。9月9日至10日，罗马军民在圣保罗门的战斗，拉开了一场大规模斗争的序幕，这场在山上和城市展开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45年4月25日宣布解放。抵抗运动由民族解放委员会（CLN）协调，该委员会涵盖了大多数反法西斯政治党派：共产党、社会党、行动党、基督教民主党、自由党和其他小团体。效忠于国王和巴多利奥政府的军事人员（因此被贴上“巴多利奥分子”的标签），则通过秘密军事阵线（FMC）参与抵抗运动；持不同意见的共产主义者和左翼人士则创建了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PCI）—“红旗”。
虽然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政治领导权是共享的，但实际的战斗主要由共产党和行动党组织的队伍进行（分别被命名为“加里波第旅”和“正义与自由”）。正如历史学家克劳迪奥·帕沃内表明的，抵抗运动结合了三场不同但有重叠的战争：一场摆脱德国占领的民族解放战争，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战争，以及一场反法西斯分子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支持者之间的“内战”。德国对罗马的占领持续了九个月，从1943年9月8日到1944年7月4日。这是一个充满饥饿、恐惧、盟军的轰炸、镇压和大规模驱逐的时期，以驱逐犹太人（从1943年10月16日开始）和阿尔帖亭洞窟大屠杀为顶点。在这段时间里，游击队运动一有机会就打击德国人，特别是通过由共产党组织的地下小分队“爱国行动组”。爱国行动组最成功的行动是1944年3月23日在罗马市中心的拉塞拉路袭击了一支纳粹警察分队，造成三十三人伤亡。第二天，德国人在阿尔帖亭洞窟进行报复。战后，领导了抵抗运动的民族委员会各政党，联合组建了意大利政府。1946年的公投结束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1948年，新宪法获得批准。就民主而言，这是西方国家中最先进的宪法之一，其基础是建立在抵抗运动经验之上的参与性的、平等主义的民主概念。然而，与此同时，在美国方面的影响之下，共产党和社会党被排挤出政府联盟。自左翼在1948年的选举中失利之后，基督教民主党一直执政到1992年因受到腐败指控而解体。成文宪法的反法西斯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被冷战和天主教会的影响掩盖；宪法的许多规定从未得到实施。
整个1950年代，是左翼让抵抗运动依然活在记忆之中。这既是因为左翼赞同抵抗运动的民主精神，也是因为抵抗运动使得共产党和社会党可以合法地自居为民主共和国的共同缔造者。1960年代后，中左翼政府（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党联盟）收回了抵抗运动作为国家基础的叙述。然而到那时，对抵抗运动的记忆已经沦为一种爱国的仪式，其激进的、参与性的信息被掏空了。确实，进步人士和左翼的舆论也普遍认为意大利的体制太过民主，以至于无法建立起有效的政府。当以贝卢斯科尼为首的，包括意大利社会运动党（后改名为民族联盟党）的新法西斯主义者在内的右翼联盟赢得1994年的选举时，修改宪法的运动得到了历史修正主义的支持，该主义试图挑战抵抗运动作为意大利国家基础的意义。2002年，贝卢斯科尼政府宣布要着力清除掉历史教科书中的反法西斯“偏见”。这一背景更加凸显了阿尔帖亭洞窟的历史和政治意义。一方面，大屠杀被铭记为德国人在本国首都犯下的最耸人听闻的战争罪行，堪称最能象征着纳粹占领的残酷性。另一方面，今天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游击队、反法西斯话语，其中一个强有力的因素，便是这一神话性叙事，即指责抵抗组织带来了大屠杀而没有阻止它。
故事开始和结束的地方
如果在互联网上搜索“阿尔帖亭洞窟”，你会看到一个旅游信息网站，上面有一个关于该遗迹及其历史的英文页面。它是这样开头的：“1944年3月23日，一枚炸弹在拉塞拉路爆炸，炸死了三十二名德国士兵。德国决定报复，每死一个德国人就杀十个意大利人偿命。”人类学家布鲁斯·杰克逊说，故事生成了它们自己可以接受的现实的边界：在故事开始之前，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发生，在故事结束之后，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叙事的开端扰乱了秩序，而结局则恢复了秩序。当大部分关于拉塞拉路和阿尔帖亭洞窟的历史文献都将其视为一个单一的、自我封闭的事件，本书的目的则是质疑这一路经。首先，我将试图证明，游击队在拉塞拉路的行动跟纳粹在阿尔帖亭洞窟的大屠杀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两个。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但也问题重重。其次，我将试图表明，二者是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这些事件并非从拉塞拉路的爆炸开始，也不是以党卫军引爆洞窟，以埋葬受害者的尸体而告终。
故事之所以不是从那里开始的，因为受害者的故事不是从那里开始的。而且，拉塞拉路事件虽然确实是游击队在罗马进行的最引人注目的行动，但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它并不是第一次行动，甚至不是第一次导致德国人伤亡的行动。然而，之前的袭击都没有引发自动报复。
故事之所以也不是在那里结束的，因为阿尔帖亭洞窟不是纳粹在罗马实施的唯一的，也不是最后的大屠杀。在这之前和之后，有七十二名政治犯在布拉韦塔堡遇害；1943年10月23日有十名男性在彼得拉拉塔遭到处决；十名妇女因从奥斯蒂恩塞的一家面包店拿面包而被定罪；1944年6月4日罗马解放这天，有十四名囚犯在拉斯托尔塔被撤退中的德国人杀害。在哪一种情况下，都不存在游击队的“挑衅”来为德国人提供犯罪的“动机”或者“正当依据”。而且我们不应忘记大规模驱逐以及由此造成的数千人死亡：1943年10月16日，一千二百名犹太人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接下来的几个月，又有八百名犹太人受到同样的对待，只有极少数幸存下来；数百名宪兵也被驱逐；数千名身强体健的男性被从街头带走，送到德国和前线从事强迫劳动；1944年4月，夸德拉罗工人阶级街区的七百名男性遭到逮捕，并被驱逐。还有所有其他的战争面孔：空袭、饥饿、逃兵、躲避法西斯征兵的人、露营的难民、宵禁。故事并没有以大屠杀后的秩序恢复结束，最主要的是因为，阿尔帖亭洞窟不仅是那么多故事通往的地方，也是无数其他故事出现和衍生的地方。这是一个公众围绕意义和记忆展开斗争的故事，斗争不仅在符号、牌匾、铭文和仪式上，也依然在媒体和法庭上进行：关于这个“丑陋的故事”的审判和诉讼在半个多世纪后仍在继续，人们依然为此不惜动起拳脚来。更让人痛苦但几乎总是无声无息、不为所知的，是那些受害者遗属—他们的父母、妻子、子女、孙子女和兄弟姐妹—的生活和情感中弥漫的重负和紧张。书写公众对大屠杀的哀悼史，就是去重新读解半个世纪以来政治气候的变异，从冷战到1960年代再到盛行修正和否定的当代；书写私人哀悼的故事，就是去试图理解大屠杀之后生活如何能够继续下去。阿尔帖亭洞窟的历史，如罗伯特·卡茨出版于1965年的开创性著作的书名所说的，正是“死于罗马”的历史，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因为它是这座城市（包括其机构和居民）如何阐述（有时一致，经常是相互冲突或无视）这一由荒谬而残暴的个人之死组成的大规模死亡的意义的历史。
二十三岁的阿达·皮尼奥蒂结婚才几个月，丈夫和其他三个亲人就在阿尔帖亭洞窟遇害。据了解，他们无一人参与抵抗运动，只不过在袭击当天，恰巧出现在拉塞拉路附近。她说：“在1944年的事情发生后的那些日子里，没人去谈论它，也没办法谈论。我工作了四十年，即使在办公室，每当他们问起我一些事，大多数时候我都不会说什么—因为他们总是这样反应：哦，就怪那个放置炸弹的人。我装作没听见，因为他们的反应总是一样的：这不是德国人的错，错在放炸弹的人。他们会说，如果他自首了，德国人就不会杀他们。但哪里有这么说，哪里有这么写？德国人什么时候这样说的？什么时候？他们没有说一个字，没有贴任何布告—他们是事后才这样做的，在已经杀掉了三百三十五人之后。因为我们每天都有在关注整桩悲剧；我告诉你，当我们在报纸上读到那篇报道时，我几乎昏过去，而我嫂子就在我身边。你甚至不能和她讲道理，因为她说：什么，你在为那些放炸弹的人辩护？我没有为任何人辩护，而是事情就是这样，你没法颠倒。”
将罪责推到游击队员身上，也就驱除了这样一些女性的经验，她们的存在本身扰乱了已经平息下来的良心的安宁。对于她们每个人而言，要接受自身遭遇的原因和起源是很困难的，也是很痛苦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出相同的结论。那些参与了拉塞拉路袭击以及其他不得不杀人的行动的游击队员也是如此。卡拉·卡波尼说：“制造死亡或破坏的行动会反过来摧毁你，每一次割掉你的一部分。”他们需要漫长而复杂的努力才能接受这些事件，但每个人得出的结论不同，有的会积极地捍卫记忆，有的则保持沉默，有的从此以政治活动为生，有的则远离政治，转向专业或知识工作。
口述资料
口头资料和书面资料的区别之一是，后者是文件，而前者总是行为。口头资料不应视为名词和物体，而应视为动词和过程；不是记忆和故事，而是正在进行的回忆和讲述。书面文件往往是匿名的或非个人的，口头资料则不然。故事和记忆可能包括与他人共有的材料，但回忆者和讲述者始终是个人，他们承担着铭记的任务和讲述的责任。1944年10月16日被驱逐的犹太人中唯一的女性幸存者塞蒂米亚·斯皮齐基诺说：“在集中营时，我做了一个承诺，一个庄严的承诺，向我的同伴们，她们不是被挑出来杀掉，就是死于疾病或虐待。我反抗了，我不知道是该诅咒上帝还是该向他祈祷，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主啊，救救我，因为我必须回去讲述我看到的。”
然而，正如许多灭绝营的幸存者戏剧性地发现的，讲述需要有一个愿意倾听的人在场。口述资料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是研究者在找到叙述者后，倾听并询问他们而得的成果，里面有着共同的努力。
我也感到我个人对这个故事负有责任。我第一次感受到“举报罪行”的冲动是在1994年的一个夏日，在以贝卢斯科尼为首的右翼联盟赢得选举几个月后，战后欧洲第一次有一个公开回归法西斯主义的政党（意大利社会运动党，后改名为民族联盟党）重新掌握国家权力。那天，我发现我住处对面的纪念碑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黑色纳粹党徽，而这座碑是用来纪念1944年6月4日在拉斯托尔塔被纳粹杀害的十四个人的。当我看到附近的工匠们在讨论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消除这种侮辱时，我觉得作为一个公民，我有责任用我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也就是用我的本职工作来回应法西斯主义的死灰复燃。
然而，这个故事呼唤着我，不仅是基于公民道德方面的原因，还因为它对口述史的实践和理论构成了知识和方法论上的独特挑战，同时也是机会。口述史基本上是创造关系的过程：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过去的事件与现在的对话性叙述之间。历史学家必须兼顾事实的和叙事的、所指的和能指的、过去的和现在的层面，以及最重要的，在所有这些层面之间的空间工作。但是，不仅是作为研究者的我和与我交谈的叙述者认为必须做这项工作。有许多人惠助我转录访谈；其他人只是接受了完全是象征性的报酬。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需要讲述的故事。
现在，阿尔帖亭洞窟事件既是实际发生的，又是被热切地回忆着、矛盾地叙述着的。关于它的书籍已经出了很多，各式各样的都有，以至于我们不免会想，用华盛顿·欧文的话说，它已经被大量的历史学家弄得不可认识。我不打算加入他们的行列，所以本书不包含任何对新事实的揭示或发现。就事件的实质顺序而言，我依靠的是现有学术研究的怀疑论和结论。除了受访者提供的一些个人文件，我的文献资料是书籍、论文、新闻报道和法庭记录，这些都是以前出版过的，可以现成获得。我使用它们主要是为了建立一个成问题的但貌似合理的事件框架，对照这个框架可以衡量和检验记忆与叙述的创造性。
因此，我并不像一般人对口述史的想象，“只用口述资料做历史”。然而，口述资料是我感兴趣的。首先，它们讲述的很个人、私密的情感和故事，为大多数历史学家、文化机构和官方媒体的注意力所不及，他们过度看重“事实”的狭隘定义，对“事实”之前和（最重要的）之后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直到在普里布克受审期间才重新发现，就像它们被冻结在时间之中。通过这些口述，我们可以填补这一时间上的空白，并去理解阿尔帖亭洞窟之于相关人士和罗马市的意义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这些故事作为一种工具，使我们能够重建人们在记忆上展开的斗争，探索物质事实和个人主观性之间的关系，并感知到每个人在谈论和面对死亡时，方式不一且会发生变化。
其次，我特别着迷于讹谬的故事、神话、传说和沉默的广泛存在，比如围绕这两个事件所编织的那些。尽管口述史小心翼翼地将事件和叙事、历史和记忆区分开来，但它这样做是为了将叙事和记忆当作历史事实。当一个不正确的历史重构成为流行的信念时，我们不仅要纠正事实，还要审问自己，这种常识是如何和为何形成的，有何意义和用途。这就是口述资料独特的可靠性（reliability）所在：即使它们没有如实地讲述事件，这些差异和错误本身就是事件，可以充当线索，让我们了解欲望和痛苦随着时间推移所做的工作，以及对意义的痛苦探索。
在当下这样一个时刻，这就更有必要了，因为关于记忆的斗争，已不仅涉及历史学家之间的辩论或者派系之间对过去的指责，也成了我们的共和国和我们的民主（它们正是从那些事件中产生的）的认同或存或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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