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十年，有大量精力被投入到探查边界，或至少是描绘轮廓，其针对的是那个无定形的、不断扩张的、被称作“历史”的版图中新出现的子领域。已经有数量不菲的子领域被或多或少地惯例化了，彼此之间被或多或少地分隔开。有些是我们熟悉的近邻，有些则刚刚问世：思想史、文化史、军事史、技术史、科学史、城市史、殖民地史、环境史、全球史、概念史。仅举几例。再添加一个会产生任何影响吗？“是的，当然了。”那些人回答道，他们已经为这一假设投入了时间、精力和硕果累累的职业生涯，即某些东西可以被有意义地贴上“知识史”（history of knowledge）的标签。更准确地说，他们的意思是，这个特殊的镜头可以向我们展示别的镜头无法展示的东西。从历史上看，许多这样的倡导者来自德语地区的机构，但是知识史也在其他地方被机构化了，比如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和瑞典的隆德大学。知识史发展的原因在于它使人着迷，且引发改变。
知识史能提供哪些科学史和思想史不能提供的东西，关于这一点已经有过激烈的争论。知识史意味着什么样的学科运动，完全取决于你从哪一个角度观察它，或者从哪一个方面触及它。从科学史的视角来看，知识史意味着一种扩展，通过这种扩展，更多的主题、对象、人物、场所被囊括到研究中。由于回避了“科学”概念，许多人也松了一口气，“科学”似乎为一种非常特别的知识形式赋予了优越地位，它隶属于西方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大致处于16世纪至今。然而，知识似乎没有这样的空间和时间限制，而是允许历史向其他时期开放，比如中世纪；也向新的地区开放，比如后殖民的场合，并由此向其他行动者开放。另一方面，从文化史的视角，即彼得·伯克与其他学者借以切入知识史的视角来看，这个新学科或许意味着一种聚焦，或者说是对更广阔领域的一种细化。本期约翰·奥斯特林（Johan ?stling）的文章对其中一些分界线的监视提供了一份概览，但本篇导论将转向其他方向。
如果说，就近来知识史的兴起而言，有趣的语境不是学科性的冲突，或者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在整个学术半球中的重新分配，而是关系到一个历史性的时刻（historical moment），那会怎样呢？换言之，我们正在观察到的，并不是一次学科重组的演习，即打破一些藩篱并重设其他藩篱，而是把学术界以及社会和政治领域中的几个历史过程汇集到一起，形成一个时刻，或者甚至是一个事件。历史学家喜欢识别这样的时刻，把它们从历史的洪流中分离出来，并赋予它们一个可识别的形状。其中著名的例子是波考克（J. G. A. Pocock）的“马基雅维利时刻”（Machiavellian moment），它是政治事件和理论反响的混合体，并且在大西洋政治思想中形成了整个共和传统。另一个例子是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的“语言时刻”（linguistic moment），从华兹华斯（Wordsworth）到史蒂文斯（Stevens），在以英语为母语的浪漫主义诗歌中展开。如果我们把这期《历史与理论》的内容视作“知识时刻”（knowledge moment）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需要做类似的演练，问问我们应该把学术界内外的哪些事件纳入其中。另一个类似的比喻，一个更加针对学术界的比喻，是“转向”（turn）。这意味着，学术实践发生了比往常更深刻、影响更深远的改变——一些过去被摈弃，一些新的未来被创造。著名、影响力的“转向”仍然是“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一个由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于1967年为分析的语言哲学而发明的术语。然而不久以后，这个转向的概念就涉及对语言学家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之著作的接受，后者以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形式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产生了持久影响，并且在史学理论中，这一转向集中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著作。无论语言转向是否已经结束，近来，有一系列其他转向紧随其后，它们或多或少是被有意选择或设计来取代语言转向的：“物质转向”“文化转向”“实践转向”“全球转向”“视觉转向”，等等。我们认为，我们察觉到了一个学术性的“转向知识”（turn to knowledge），或一个“知识转向”（knowledge turn），它关联到一个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世界中发生的“知识时刻”。
——摘自《敞开千重门：朝向知识的转变》第1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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