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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则》区分四个小集,按风格不同,分为《大雅集》《放歌集》《闲情集》《别调集》,既体现了宗尚常州派的主旨,又不忽略浙西派对文献的重视,词学方法和词史视野相辅相成,大概类似的词选至今尚无第二部。《大雅集》很明确,以儒学义理为准,步趋常州派的理论,上溯风骚,所谓“长吟短讽,觉南豳雅化,湘汉骚音,至今犹在人间也”。而陈廷焯很清楚,常州派的理论要求过高,因此也会对义理之性以外的情感形成拒斥,这无疑是常州派走向极端后的必然局限。另外三集也各具面貌,具体风尚选择标准详见陈廷焯为各集作的序。选词可谓经典精到,更精彩的是陈廷焯为每首词做的评语和对每首词做的圈点,何处优劣高下,寥寥数语可以让人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总之,经过宋、元、明、清四朝曲折的发展过程,词学在近代创造了辉煌。校勘、考据等贡献之外,词学理论也达到一个巅峰。但陈廷焯与众不同的是,除了在创新上努力开拓,还用了很大力气对以往词学理论进行总结和归纳,属于集前代之成的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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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陈廷焯以《白雨斋词话》闻名,跟况周颐、王国维一起被看作近代最重要的三位词论家。但和另外二位相比,他一生僻处泰州一隅,从未进入当时社会的主流,交游不广,门人零落,声望均得自自己的著述,相当不容易。《词则》是《白雨斋词话》之外,陈廷焯现存最重要的著作,但一直未有整理本,限制了其应有的影响。陈廷焯的声望主要是靠《白雨斋词话》的刊行而确立的,这部词话正是在《词则》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个词学理论概括。本书是由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影印陈廷焯《词则》手稿为底本,精心细校而成。词正文的标点依照词律,句中顿处用顿号,句末用逗号,押韵处用句号。评语、圈点都按原稿录出。原稿评语写在页眉相应位置,加之和圈点对应,大多能够确指所评的具体词句,但有时也不容易肯定。整理本将评语一概置于词末,但以注码标出相应位置,读者仍需和圈点比对以确定所评词句。原稿圈点除了施加在全句之上外,还有以点和半圈断句的情况,这表示对当句的负面批评,希望读者留意。校勘的顺序是,先校陈廷焯选录时所据原书,再校诸家词的通行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元词》、《全明词》、《全清词》所择用之版本,及诸家别集定本,视作通行本。校勘的原则,一是校订陈廷焯的笔误,二是校出通行本常见的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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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陈廷焯(1853—1892),字亦峰,又字伯与,原名世焜,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陈廷焯是晚清著名词家,属常州词派后学,其论词上承张惠言余绪,在写于光绪十七年(1891)的《白雨斋词话自序》中,明言自己的创作宗旨是 有感于倚声之诗词的六种过失,批评清初自朱彝尊以来“务取秾丽,矜言该博。大雅日非, 繁声竞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极”的现实而发,要“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沈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一是”者。
钟锦,2005年复旦大学外国哲学专业博士,2006年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师从叶嘉莹先生治词学,又随俞吾金教授学习德国古典哲学。主要研究方向是康德哲学、词学以及中西人文学科的会通研究。有词学理论著作《词学抉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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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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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則》總目
《大雅集》六卷
計五百七十一首
《放歌集》六卷
計四百四十九首
《閑情集》六卷
計六百五十五首
《別調集》六卷
計六百八十五首
總計《詞則》四集二十四卷,詞二千三百六十首。
大雅集詞目
卷一
唐詞 六家,共詞二十七首。
李白 二首
張志和 一首
王建 一首
溫庭筠 二十首
皇甫松 二首
無名氏 一首
五代十國詞 十一家,共詞四十一首。
中宗李景 三首
後主李煜 五首
蜀主孟昶 一首
韋莊 九首
牛嶠 三首
歐陽炯 一首
鹿虔扆 一首
李珣 一首
孫光憲 三首
馮延巳 十三首
耿玉真女郎 一首
卷二
宋詞 二十五家,共詞一百十三首。
?宗皇帝 一首
晏殊 三首
李師中 一首
林逋 一首
范仲淹 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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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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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廷焯以《白雨齋詞話》聞名,跟況周頤、王國維一起被看作近代最重要的三位詞論家。但和另外二位相比,他一生僻處泰州一隅,從未進入當時社會的主流,交遊不廣,門人零落,聲望均得自自己的著述,相當不容易。《詞則》是《白雨齋詞話》之外,陳廷焯現存最重要的著作,但一直未有整理本,限制了其應有的影響。這裏對之進行一個鳥瞰式的介紹,希望喚起更多的關注。
一
陳廷焯生前名聲不彰,僅爲當地所知,他的生平史料都保留在地方志裏。清光緒十六年《丹徒縣志摭餘》的”儒林文苑”裏,民國十九年《續丹徒縣志》的”文苑”裏,還有,民國十三年《續纂泰州志》的”人物流寓”裏,有他極爲簡略的傳記,而且頗多疏失。
方志俱載:陳廷焯,字亦峰。而南京圖書館藏《光緒戊子科江南鄉試同年齒錄》刻本則載:”陳廷焯,字伯與,號亦峰。”不過,現存《騷壇精選錄》稿本署名:”耀先陳世焜。”其上有小字:”一字亦峰。”大概亦峰是字而非號。《雲韶集》稿本署名:”陳世焜亦峰。”《詞則》和《白雨齋詞話》稿本署名:”亦峰陳廷焯。”應該是他原名陳世焜,字亦峰,一度改作耀先。《左傳o昭公三年》:”焜耀寡人之望。”世焜和耀先,名字之間的聯繫很明顯。或許他更願意用亦峰這個字,而他父親字是鐵峰,所以後來又改了回來,名也改成了廷焯。但很難明白世焜、廷焯和亦峰的聯繫,或者,焜、焯都有顯明的意思,和峰之卓立有點兒關聯吧。伯與,是出現在《尚書》裏的人名,舜帝的臣子,堪稱廷焯。根據王耕心《白雨齋詞話》的敘文,陳廷焯”嘗言四十後當委棄詞章,力求經世性命之蘊”,伯與大概寄託了這樣的志向。這又和我們熟知的他的齋號”白雨”諧音,那白雨齋命名之來由,不止是個詩意的取象了。陳氏家族中人說:”陳廷焯,原名世焜,字耀先,一字亦峰,又字伯與。”確實比較可靠。譚獻在他的日記裏,還稱呼作”陳丹崖孝廉”,不曉根據。陳廷焯的岳父名王丹崖,不知譚獻是不是搞錯了。
陳氏爲江蘇丹徒人,即今天的鎮江。《光緒戊子科江南鄉試同年齒錄》記載:”世居鎮江西門內堰頭街。”並載:”咸豐癸丑年十一月二十日吉時生。”他在咸豐三年生於鎮江,公曆是1853年12月20日。《齒錄》詳細記述了他的家世:”曾祖洪緒,曾祖妣氏李、王、汪、馬,祖書田,祖妣氏胡,父壬齡,母氏呂。胞伯祖書勳,胞叔祖書曾、書疇、書玉。胞兄廷??,胞侄兆煊,胞侄孫長慶。妻氏王。”父親陳壬齡,泰州圖書館藏《重燕鹿鳴詩徵》刻本:”陳壬齡,字鐵峯,江蘇丹徒人,官鹺尹。”陳氏姻親京口順江洲王氏光緒癸巳重修《王氏家乘》中記載,爲”同邑附貢生,提舉銜,浙江黃巖場大使”。黃巖是浙江台州府所領六縣之一,歸太平縣管轄。縣內鹽場即名黃巖場,大使即課鹽司大使,雖僅正八品,但能擔任此職需要身家殷實,足見陳家算是富有的。根據《光緒太平續志》,陳壬齡擔任黃巖場大使,在同治十年(1871年)至光緒元年(1875年)。大約在1871年或更早,陳壬齡在泰州購買了位於八字橋西堍北側小街(今稅務橋南小街)建於明代的宅院,全家遂遷居泰州,因此《齒錄》記載陳廷焯”現居泰州城內八字橋西街”。這所宅院陳氏家族一直居住到建國後,現在殘存的屋室已由泰州市文物局確定爲”泰州市控制保護不可移動文物”。《齒錄》還載陳廷焯”行十”,是大排行,陳壬齡只有二子。陳廷焯是次子,他長兄廷??,據陳氏家族人說,曾在浙江爲官,官位稍高於知府,從四品。《齒錄》上有他的長子兆煊,孫長慶,兆煊因參與編訂《白雨齋詞話》而知名。家族人說,他還有二子,兆禎,兆祥。陳壬齡任黃巖場大使期間,陳廷焯也隨父居住台州黃巖,在官署幫辦文案,時時往來江、浙間。此後長期居住泰州,短期到過金陵等地。光緒十四年戊子(1888年),陳廷焯鄉試中式第十二名,名列”經魁”之內。十五年己丑(1889年),赴京參加會試,不中。陳廷焯一直以著述、授徒爲業,中年又潛心醫理,頗能濟人。光緒十八年(1892年)泰州白喉流行,死者日以百計。八月十一日,其五子兆馨出生的次日,陳廷焯一早起來,沒來得及進食,趕去給鄰里傳染的小孩看病,不幸感染致死,年紀還不到四十歲。死後葬在鎮江附近的山上。陳廷焯的子嗣,《齒錄》記有:”子兆珍、兆霖、兆寯,女四。”陳氏家族人記載,子兆琛、兆瑜、兆鵬、兆鼎、兆馨,大概前三人後來改過名。女四人,幼女夭折,另外三人是伯蘅、仲蓀、叔荃。
據《丹徒縣志摭餘》記載,陳廷焯”性磊落,敦品行,素有抱負,尤能豪飲。嘗念朝政不綱,輒中宵不寐,痛飲沈醉。早年致力詩詞,而於詞尤精。……中年潛心醫理,篤志古文”。我們可以想見他短暫的一生,始終沒有走向社會的中心,是和他的性格有關係的。他並不積極去追求有所作爲,大概認定”朝政不綱”,也就不再企盼了。聖人”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o泰伯篇》)的話,讓他踐行在現實中。他埋頭學問,最終”力求經世性命之蘊”,可以見出其抱負。他沒有得到施展抱負的機會,可並未放棄當下的踐履,一件他僅有的佚事可以見出。”己丑赴禮闈試罷,歸經山東途次,聞某婦哭聲哀,詢悉夫浙江人,棺久停,無力歸,慨然贈資,僱舟伴回。有俠某,伺旁密偵之,嗣見廷焯公正不苟,始吐實情以謝。”(《丹徒縣志摭餘》)光緒、民國的《丹徒縣志》裏都記載有這件佚事,以說明他敦尚氣節,不難知道他在鄉里的口碑了。
陳廷焯偏處泰州,交遊有限,現在可以考知的就更少了,且大多見於他自己的著作中。在《詞則》中,錄有莊棫詞三十首,王蔭祜詞四首,李慎傳詞七首,唐煜詞二首。莊棫是他父親的從母弟,唐煜是他中表弟兄。據陳氏家族人說,陳廷焯的次女陳仲蓀嫁給王蔭祜之孫王海山(父名王夔立),也是親戚了。王蔭祜之子王耕心給《白雨齋詞話》寫了敘,陳廷焯給李慎傳《植庵集》寫了序,他們是志同道合的好友。陳廷焯自己說:”余詞得力處,半由蒿庵(莊棫)一言,半由道農(王耕心)、子薪(李慎傳)辯論之功也。”(《白雨齋詞話》卷七)
陳廷焯去世後第二年,光緒二十年(1894年),也就是甲午戰爭那年,《白雨齋詞話》正式刊行,附有《白雨齋詩鈔》、《白雨齋詞存》各一卷。《詞話》手稿十卷,刊行的八卷經過陳壬齡的刪訂。從此很快引起關注,影響也不斷擴大。1930年前後,陳廷焯四子陳兆鼎就職於柳詒徴主持的南京國學圖書館,將陳廷焯的《雲韶集》稿本捐贈該館。國學圖書館後來成爲南京圖書館,《雲韶集》稿本直到現在還保存在那裏。但一直沒有正式出版,其評語則由葛渭君《詞話叢編補編》和孫克強等《白雨齋詞話全編》進行了全面輯錄,二書都在2013年出版。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將陳廷焯三子陳兆鵬的夫人張萃英保存的《詞則》和《白雨齋詞話》兩種手稿影印出版。《白雨齋詞話》手稿因是十卷足本,受到更多關注,先後有屈興國、彭玉平、孫克強的整理本出版。陳廷焯還有一部詩學著作《騷壇精選錄》,稿本原由陳廷焯五子陳兆馨收藏,但經過數十年家族間的輾轉,現在僅存三冊計十六卷,其中最末者爲第二十七卷,但原稿究竟有多少卷已經無從得知了。其抄寫筆跡和《雲韶集》相似,或出一人之手,編撰時間大約和《雲韶集》先後不久。2010年彭玉平將其中的評語整理爲《白雨齋詩話》,2014年由鳳凰出版社出版。2014年6月14日,陳氏後人陳光裕(陳兆鵬之子)、陳昌(陳兆馨之子)、陳光遠(陳兆鼎之子)將《詞則》、《白雨齋詞話》、《騷壇精選錄》稿本捐贈南京圖書館,與《雲韶集》一併收藏,至此,可知下落的現存陳廷焯稿本都聚合在一起了。另外,中國收藏熱綫曾經出現《雜詩偶採》稿本的一頁,署名”丹徒耀先陳世焜”,筆跡和《騷壇精選錄》同,詳情不得而知。《白雨齋詞話》卷十說:”余選《希聲集》六卷,所以存詩也。”兩種《丹徒縣志》都記載有《希聲詩集》,但卷數爲八卷,因爲未見傳本,無從考證。
二
陳廷焯的聲望主要是靠《白雨齋詞話》的刊行而確立的,這部詞話正是在《詞則》的基礎上進行的一個詞學理論概括。用陳廷焯自己的話說:”本諸風騷,正其情性,溫厚以爲體,沈鬱以爲用,引以千端,衷諸壹是。”(《白雨齋詞話》自序)從中可以看到他自覺的理論意識,試圖通過一以貫之的觀念對詞學進行全面的思考。陳廷焯早年受浙西派影響,那時編選的《雲韶集》已經表現出深刻的詞學見解,但在受了莊棫的影響認識到張惠言的理論意義後,他的理論得以深入並且系統化。於是在張惠言的基礎上,建構出自己獨特的”沉鬱”說,並逐漸產生影響。理論成熟的一個標誌,就是核心觀念的簡括,陳廷焯首次將之明確地表達在《白雨齋詞話》中。這些表達篇幅並不多,詞話更多的內容大都出自《詞則》,只是圍繞著核心觀念進行了更爲恰當的佈局。但是,對於理解全部《詞則》來說,先掌握這些核心觀念無疑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常州派理論重在”寄託”,從表面來看,似乎根本沒有新意,至多是把詩學的方法移植到詞裏,從而獲得了”尊體”的結果。甚至”尊體”本身是否有意義,也仍然值得懷疑,那不過是陳舊封建意識在詞學上的一個反光。這也許是現在大多數人對常州派的看法,但這看法遮蔽了常州派最有價值的東西。其實,只是簡單地講詞裏的”寄託”,宋代以來一直不絕於耳。如葉適說陳亮的詞:”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書龍川集後》)劉克莊說劉叔安的詞:”叔安劉君落筆妙天下,間爲樂府,麗不至褻,新不犯陳,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托閨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劉叔安感秋八詞》)朱彝尊甚至說得跟張惠言難以分辨:”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子之言,通之於《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於時者所宜寄情焉耳。”(《陳緯雲紅鹽詞序》)然而所謂”平生經濟之懷”,”放臣逐子之感”,”不得志於時者所宜寄情”,都沒有達到常州派的深刻程度。張惠言的說法顯得複雜:”其緣情造端,興于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葢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詞選序》)首先提出”賢人君子”,在這並不顯豁的話語之後,實際是將所寄託的內容上升到義理的高度。周濟擔心這一點被忽視,特別強調”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點得更醒豁,接下來似乎正是針對前人寄託說的尖銳批評:”若乃離別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瀋互拾,便思高揖溫韋,不亦恥乎!”(《介存齋論詞雜著》)常州派關注的”寄託”內容基於超越性的道德之善,不但迥出不得志的哀怨之上,也遠邁功利性的”經濟之懷”。康德區分了兩種善:”我們把一些東西稱爲對什麼是善的(有利的),這些東西只是作爲手段而使人喜歡的;但我們把另一種東西稱爲本身是善的,它是單憑自身就令人喜歡的。”(《判斷力批判》第四節)”經濟之懷”近於後一種善,常州派強調的卻是前一種善。儒學義理即以這種本身的善爲核心,其詩教、樂教的目的都在於此。受到漢儒說詩的政治倫理色彩影響,中國詩學一直未能明確兩種善的區別,常州派的發現就顯得意義不同尋常了,以致譚獻興奮地說:”向之未有得於詩者,今遂有得於詞。”(《復堂詞錄序》)之後張惠言講”寄託”,道德之善的超越性使得語言表達成爲困難,”寄託”自然地成爲最適用的方法,恰與內容密合無間。詩帶著沉重的政治倫理負擔,”言志”的責任似乎已無時或忘,詞卻因爲它興起時的特殊語境--酒席歌筵的非正式場合,將之輕易擺脫了。恰好在近乎風謠里巷男女哀樂的敘寫裏,賢人君子紛然多彩的美好品質不經意間流露出來,卻又無法明指,便是”低徊要眇以喻其致”了。這和漢儒詩學影響下的”寄託”之說是異質的,張惠言提醒,”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近之,但不同。不過,張惠言沒有找到合適的表述方式,簡單地把漢儒政治學倫理色彩的說詩模式搬進了《詞選》的評語裏,這讓他飽受爭議。周濟在這一點上做出了很大的進步,他指出:”初學詞求有寄託,有寄託則表裏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無寄託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介存齋論詞雜著》)這既使得道德之善避開了表達困境,突破了漢儒的說詩方式,也和現代闡釋學的閱讀理論聲氣互通,極具理論深度。對於周濟在詞學史上的這個貢獻,譚獻給予了充分肯定:”周介存有‘從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之論,然後體益尊,學益大。”(《復堂日記》)
陳廷焯對常州派的這些要點都能敏銳把握,《白雨齋詞話》的核心觀念均與之一脈相承。寄託內容和表達方式,他以”溫厚以爲體,沈鬱以爲用”來闡述。先講體,陳廷焯看到的正是儒學義理,他的說法是:”溫厚和平,詩教之正,亦詞之根本也。”(《白雨齋詞話》卷九)他沒有區分詩、詞的不同,因爲這裏關注的是寄託內容本身。儘管詩的語境使道德之善一直未能得到正視,但清代詩論家還是觸及到了,其中沈德潛無疑最爲重要。因爲後來特別的社會環境,沈德潛和常州派都被邊緣化,他們共同的重要性遭遇忽視,這或許是中國文論最遺憾的事情了。陳廷焯能夠很容易地從浙西派轉向常州派,我以爲沈德潛的影響不容忽視,在現在僅存殘帙的《騷壇精選錄》裏,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影響。這裏沒有區分詩、詞的差別,就是陳廷焯對於沈德潛和張惠言共同認知的同時肯定。但他並沒有忽視差別的存在,到論述表達方式,即”沈鬱以爲用”之時,詞的獨特性就表現出來了。陳廷焯說:”所謂沈鬱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白雨齋詞話》卷一)既然在講”溫厚以爲體”時,已經強調了儒學義理,這裏沒有再突出”賢人君子”,實際上也更加合理。因爲縱非賢人君子,也時有道德之善的契合。比如馮延巳,史上以爲其人品不高,但詞中的執著熱烈不容否認。如果”賢人君子”的意識橫亙胸中,就不免多些迴護,如張爾田說:”正中身仕偏朝,知時不可爲,所爲《蝶戀花》諸闋,幽咽惝恍,如醉如迷,此皆賢人君子不得志發憤之作也。”(《曼陀羅寱詞序》)饒宗頤說:”鞠躬盡瘁,具見開濟老臣懷抱。”(《人間詞話平議》)其實張惠言、陳廷焯都沒有如此迴護,足以窺知其中消息。這段話裏還應該特別重視的是”發之又必若隱若現,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一句,這就和周濟的”從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相表裏,都是指出寄託的表達需要擺脫漢儒的方式,也都是對張惠言的推進。在《白雨齋詞話》卷八,陳廷焯談到”比與興之別”,雖是就詞而論,但可以看作詩和詞寄託方式不同的體現,與張惠言、周濟潛通聲氣。他也明確講到詩、詞在”沈鬱以爲用”時的差異:”詩詞一理,然亦有不盡同者。詩之高境,亦在沈鬱,然或以古朴勝,或以沖淡勝,或以鉅麗勝,或以雄蒼勝。納沈鬰於四者之中,固是化境,即不盡沈鬱,如五七言大篇,暢所欲言者,亦別有可觀。若詞則舍沈鬱之外,更無以爲詞。蓋篇幅狹小,倘一直說去,不留餘地,雖極工巧之致,識者終笑其淺矣。”(《白雨齋詞話》卷一)應該說,陳廷焯走得更遠,考慮得更複雜。
《白雨齋詞話》圍繞著”溫厚以爲體,沈鬱以爲用”展開,論及詞之做法、評判,並對詞的歷史和作品,以及選本、詞話、詞律等進行了全面論述,是有意識的系統性詞學著作。不過,理論以綜會簡括爲上,具體的分析就需要《詞則》來相輔了。而且詞話大部分的篇幅是詞的歷史和作品,這些內容都從《詞則》中摘出,甚至絕大部分連文字都沒有改動。因此,全面了解陳廷焯成熟時期的詞學,《詞則》絕對不可忽視,其重要的程度至少不在詞話之下。
……
鍾錦 2022年3月31日於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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