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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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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妇女生活》是一部厚重的讲述明代妇女生活的专著，主要内容为：明代人的女性观、明代社会各阶层妇女、礼俗与妇女生活、明代妇女的教育、明代妇女的服饰、明代妇女的社会活动、明代妇女的才艺及其成就、明代女性的“活力”及“多样性”八章内容，每章又分为若干节进行条分缕析的论说。作者通过对明代妇女生活多方位的考察，阐明了明代妇女在传统礼教闭锁世界中形成的妇女群体人格；另一方面，明代中期以后，人们思想活跃，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受这种社会思想风气的影响，晚明妇女生活也更具有活力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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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宝良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明史。
主要著述：
《狂欢时代：生活在明朝》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
《明代社会生活史》
《中国的社与会》
《无籍之徒：中国流氓的变迁》
……
所著多被海内外知名大学列为学生参考书。《中国流氓史》《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已被翻译成韩文、英文出版。在海内外报刊发表明清史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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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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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人的女性观
明代人的女性观及其行为 003
明代的女性生活及其转向 032
社会各阶层妇女
贵族妇女 083
后 妃 083
王室妇女 100
女 官 112
后宫女性服役人员 121
宦门妇女 127
劳动妇女 137
农 妇 138
蚕妇与织妇 139
商人妇 145
其他劳动妇女 150
娼 优 160
娼 妓 161
优伶艺人 191
女尼、女冠与女巫 200
尼姑生活及其世俗化 201
女 冠 216
女 巫 218
奴 婢 221
宫婢与官婢 222
私 婢 230
礼俗与妇女生活
婚姻与家庭生活 238
婚姻礼俗 239
贞节观念束缚下的婚姻生活 293
妇女的离婚和再嫁 333
妇女的情感表达及其性情生活 340
妇女的家庭角色及其地位 357
妇女的生育之职及其相关习俗 374
生育：一种为重要的妇职 375
生育禁忌与祷子习俗 377
生育习俗 385
妇女与饮食、居住生活 392
饮食生活 392
居住生活 395
妇女教育
女教书 409
皇帝赐撰女教书 410
皇后所撰女教书 412
士大夫所撰女教书 414
小说、戏曲与妇女教育 418
妇女教育的内容 423
礼仪教育 427
婚育教育 439
服饰教育 447
宗教教育 458
才艺教育 459
妇女的服饰
服 饰 470
服饰等级制度 471
服饰风尚的新动向 475
妇女服饰名色 483
礼服与便服 494
美容与饰物 503
妆 式 504
化妆品 510
发式与首饰 518
发 髻 519
首 饰 522
妇女的社会活动
参政与从军 535
宫廷妇女的参政活动 535
民间妇女的参政活动 546
妇女的从军 556
社会经济活动 566
田作、纺织与其他手工 568
经 商 572
社交活动 574
社交生活 575
女性社交网络及其扩大 589
宗教信仰和节日活动 603
宗教信仰 603
节日活动：娱乐与旅游 629
妇女的才艺及其成就
女务“外学”：妇女的名士化倾向 645
谈禅好道 647
风流好文 650
名士化倾向 654
艺术与体育活动 658
书法、绘画 658
音乐、歌舞 666
体育活动 667
明代女性的“活力”及“多样性”
妇女的群体人格 674
礼教松懈与妇女生活的“活力”及“多样性” 685
清初礼教秩序的重建 695
后 记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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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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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松懈与妇女生活的“活力”及“多样性”
自明代中期以后，当时的思想界堪称“活力”（vitality）与“多样性”（diversity）的时代。从这种角度来说，明朝人思想之活跃，兴趣之广泛，视野之开阔，均是前无古人的。 社会之转向，乃至思想之活跃，无不导致晚明妇女的生活更具“活力”与“多样性”。
妇女生活的活力乃至多样性，显然导源于传统礼教的松懈。妇女解放是衡鉴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则有待于“礼”教这根绳索的松动，而这种松动在理论上是由李贽完成的。
王阳明面对传统道德的日趋衰微，其的目的无非是将已经松动的“礼”教之索更加拧紧。但事与愿违，王阳明“致良知”之说势必造成他对“礼”有超乎常人的理解，而这种新的解释恰好为礼教松动奠定了理论基础。王阳明当然也将“礼”解释为“天理”，决不允许有半点的偏离。然而他在论“礼”与“情”的关系时，充分注意到了人情对制礼的制约作用。他深信，“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 因之，后世制礼就不应该“拘泥于古”，而应以人情为基础，以自己之“心”为准绳，如果“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完全可以“以义起礼”。就此而言，王阳明开启了明代将“礼”内在化的先河，亦即将外在的属于客观规范乃至自然准则的“礼”，转化为内在的主观的“礼”，进而增添许多自我的因子。换言之，王阳明通过自己的“良知”说，证明了“以义起礼”的可能性，并以“简切明白”之“礼”作为终极目标。这样，王阳明一方面承认传统礼教的永恒性，另一方面又允许自我作古，重新制作礼制。这一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使王氏后学得以找到冲击“礼教”的突破口。李贽从理论上完成了对传统礼教的异化，使“礼”这一概念包含了近代人文主义的内涵。他是这样解释“礼”与“非礼”的：“盖由中出者谓之礼，从外而入者谓之非礼；从天而降者谓之礼，从人而得者谓之非礼；由不学不虑、不思不勉、不识不知而至者谓之礼，由耳目闻见、心思测度、前言往行、仿佛比拟而至者谓之非礼。” 可见，李贽从王阳明“心学”的哲学前提出发，将“礼”解释为出自内心，与生俱来，不学而知的本能，而不是外力强加于人的道德规范。这就将“礼”这种传统道德准则异化为一种人类的本能，从而为“私欲”说提供了足够的理论依据。“礼”既然是一种本能，那么“哀至则哭”，这不过是“作而致其情”，是生者对死者表示哀痛的一种感情流露，绝不是那种矫揉造作的“道学礼教之哀”。
至明末，黄宗羲上承王阳明“心学”，并重拾李贽“礼”观的遗绪，对“礼”与“非礼之礼”进行了辨析。他说：“吾心之化裁，其曲折处谓之礼，其妥帖处谓之义，原无成迹。今以为理在事物，依仿成迹而为之，便是非礼之礼，非义之义。盖前言往行，皆圣贤所融结，吾不得其心，则皆糟粕也。曾是礼义而在糟粕乎？” 黄宗羲虽然从主观上并无否定传统礼教之意，然客观上为当时的人们冲击“前言往行”“成迹”之类的传统礼教大开方便之门。
从王阳明到李贽，再从李贽到黄宗羲，在礼的观念上显然存在着内在演进的“理路”，亦即对礼的阐释上与传统之见迥然有别。正是因为有了如此的理论基础，才使得妇女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成为一种可能。晚明妇女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加以考察：一是士大夫女性意识的改观，二是女性自我意识的加强，三是女性生活开始冲破传统的礼教等级秩序。
士大夫女性意识的改观
在传统中国的礼教社会里，由于儒家伦理纲常的压制和礼教的束缚，妇女一直处于社会的下层。在她们的头上，套着一条由“妇德”“妇道”“礼义”织成的无形绳索。依据礼教的要求，青年女子在家应该从父，出嫁应该从夫，夫死然后从子守节。节、孝、贞构成“妇德”的三大内容，成为扼杀妇女情性的无形枷锁。侮辱女性当然是野蛮社会固有的本质特征，但它更是文明社会的本质特征。假如说在野蛮社会里，统治者只是以简单的形式犯下了欺凌女性的罪恶，那么以繁复的、伪善的道德准则压迫女性则是文明社会的拿手好戏。
即就守节而言，在礼教重压下的节妇同样有正侧的等级差别。“从古来，只有守寡的妻妾，哪有守寡的梅香？” 这已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训条。做丫鬟的人，失节无损于己，守节亦无益于人，出身低微卑贱的女性被剥夺了做“节妇”的权利，却仍然难以逃脱作为主人玩物的命运。女性不仅受夫权这根绳索的压迫，同样受到族权的束缚。族长可以处死触犯名教、有伤风化的族人，这样的事例在明代中期已经出现。
明代正统的理学家、卫道士从维护传统统治出发，仍然对礼教恪守不渝。 但一些文人学士对传统的礼教却别有新解。号称“江南风流才子”的唐寅，对慧眼识英雄的红拂妓极为赞赏，他有诗颂红拂妓云：“杨家红拂识英雄，着帽宵奔李卫公。莫道英雄今没有，
谁人看在眼睛中？”这是对女子“私奔”的肯定。李贽一旦对“礼”作出新的阐释，必将对妇女作出新的评价。李贽对“好女子”大加称颂，认为她们择婿往往以“道德”为重，不求门第势利，这样的女子与卓文君无甚差别。有了好女子，就可以成家立业，用不着男儿！在论及妇女的“才识”时，他举出 25 位夫人，都是“才智过人，识见绝人”的妇女，认为她们的“才识”，“男子不如”，因而将她们评价为“真男子”。在李贽的心目中，“男子”与“真男子”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他“言男子，必系以真也”。可见，他评妇女为“真男子”，实是对蔡文姬、王昭君此类女子的褒奖。
继李贽之后，晚明很多著名的文人学者，在妇女问题上都不同程度地提出反对传统礼教的新观念。赵南星从男女生理、情感的相同点中，看出男女不平等的时代特征，从而对这种故意造成的男女差别甚感不满，并采用笑话的形式，对男女不平等的固有观念、秩序加以针砭。1 汤显祖也称颂某女“立侠节于闺阁嫌疑之间，完大义于山河乱绝之际”，她的事迹可歌可舞，如此“奇妇人”，男子不如。他笔下的杜丽娘，完全是晚明女子冲击传统礼教的缩影。袁宏道在诗歌中对妇女冲击传统礼教的行为百般称颂，他在《秋胡行》中曾写下这样的诗句：“妾死情，不死节。”这与其弟袁中道称颂声伎守情如出一辙。
自范晔在正史中设《列女传》之后，后史沿袭成风。但后史“列女传”实已成为“烈女传”，千篇一律，毫无风采、个性可言。当然，明代史乘也流行这样的弊端，一设《列女传》，其中所列必定是“早寡守志，及临难捐躯者”，除“贞”“节”之外，其他妇女一概摒弃不录。谢肇淛一反成见，认为记载妇女，除了节烈之女以外，其他“才智”“文章”之女，都应列于传中，使《列女传》中的女子有血有肉，风采照人。这种合理主义的设想逐渐为一些进步的文人学士所接受。他们先后为一些出身卑贱而又完全符合传统道德准则的女子列传。如袁中道称颂妓女陈姬“守志不改”；黎遂球记载了一位活泼巧慧的美丽歌妓张丽人；侯方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奇侠慧丽的妓女李香君列传。如此等等，均可说明自明代中期以后，在史学传记日趋平民化的大势之下，妇女传记文学亦开始出现新的转向。
女性自我意识的加强
在妇女解放思想渐趋萌芽的晚明时代，不仅一批启蒙思想家在理论上存在着男女平等的思想，而且在实际的行动上妇女也在逐步冲破礼教的防线，追求男女平等，随之而来的则是女性自我意识的加强。这种思想乃至行为，既体现在大量的历史事实中，同样在晚明的文
艺作品中也时有反映。
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女子追求个性自由的意识已初露端倪。焦竑在《我朝两木兰》一文中，记载了两个身份不同的女扮男装的女子。其中后一则史实与传统戏曲中传诵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颇为相似，只是男主人公由书生变成了商人，女主人公由女扮男装求学，变成了女扮男装外出经商。两人的爱情也不像梁祝那样，建立在同窗共读三载的基础上，而是在旅途贸易中，在同舟共济的日日夜夜中建立。这种妇女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潮，万历年以后达到了高潮，不但思想家不时流露出男女平等的思想，而且妇女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追求平等，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如草衣道人王微，“才情殊众，扁舟载书，往来吴会间”，流传下来不少诗作。黄皆令也是清文丽句，有禅家本色。她们的诗作，功底深厚，意境广远，大有“不服丈夫胜女人”的气概。 明朝女子在才情上不服男子，在明末的戏曲中也有所反映。吴炳在《绿牡丹》中，除了有“馆阁不如闺阁”之叹外，在《晤贤》一出中，更是唱出了“莫欺儿女亚君贤”的新声。
明代妇女个性意识的自我觉醒，在文学作品中更是得到了深刻的反映。这种自我意识体现在具体的爱情观上，就是择夫标准与男女爱情观的变化。凌濛初在一篇小说中描述了书生凤来仪与父母双亡的小姐素梅冲破包办婚姻的枷锁，自由结合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女主人公素梅自小就立愿，要自己选择丈夫，而择夫的标准，不是门第、财富与官衔，而是“只要人好”。这种男女爱情观的变化，其的特点就是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自己大胆地去追求爱人。如在另一篇小说中，王维翰与谢天香以及周国能与妙观的结合，一是两个写字的成了一对，一是借围棋传情结双成对，完全是一种志同道合的配偶。如果说从“女子守闺阁”向“裙钗入学堂”的转变，还只是明代妇女个性解放的起点；那么“文武习成男子业，婚姻也只自商量”，就不仅仅是文人学士那种理想主义的美好愿望而已，而是有客观现实基础的女性自我意识逐渐深化的好体现。
随着这种妇女个性自由思潮的深入，至明末，更是出现了“文人不能诗，而女子能诗；谏臣不上书，而女子上书”的奇异现象。这种变异，与其说是“世之季”所体现出来的“阴阳易位”，毋宁说是女子追求个性解放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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