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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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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是明代出版业的重镇。明代的江苏人文荟萃，富甲天下，百业兴旺，涌现出一大批彪炳青史的出版名家，取得了一系列光耀千古的出版实绩，在明代出版业迈向近代化的历史关头，江苏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书中，对明代江苏出版实绩进行了全景式描绘：规模宏富的两万余卷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在南京主持编成；通俗文学的经典之作《三言两拍》在江苏刻印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饾版、拱花等彩色印刷技艺在南京首创成功；明代四大科学巨著《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徐霞客游记》的编刊出版均与江苏息息相关；明代江苏地方志实现“全覆盖”，填补了基层县志的空白，产生了丰富的修志理论；江苏特色“书船”在作者与出版商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收藏家为明代江苏出版实绩的留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郑和七下西洋，江苏刻工远渡扶桑，促进了明代出版业的国际交流，让中国图书传播得更远更广；在明末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图书译介中，江苏传出了意义非凡的第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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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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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明代江苏官方出版活动的组织，地方志的发展与完善，坊刻和家刻的繁荣兴盛，印刷术、装订方式等图书技艺的革新，以及中外出版交流活动等方面对明代江苏出版业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总结，并对明代江苏的名志与名家、通俗文学的倡导者冯梦龙、民间刻书的杰出代表毛晋和汲古阁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个案考察，内容翔实、体例完备、分合有度，是一部论述明代江苏出版史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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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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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小咏，曾任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室主任、《江苏地方志》主编，中国地方志学会理事、江苏省地方志学会秘书长。从事地方志实践和理论研究、杂志编辑30年。发表论文50余篇，参与编审其他地情书、史志近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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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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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第一章明代官方出版活动
第一节国家出版机构的设立
第二节开馆设局完成重大编撰任务
第三节“帝皇之书”的编纂出版
第四节四部《大诰》的编刊和消亡
第五节明代中央各部和地方的出版活动
第二章《永乐大典》的编纂
第一节《文献大成》的尝试
第二节编纂人员构成
第三节成书过程评述
第四节应用、流传和散佚
第三章地方志的发展与兴盛
第一节官修志书的组织
第二节明代地方志书总览
第三节方志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第四节明代江苏名志与名家
第四章家刻遍布全省
第一节繁荣的民间刻书
第二节家刻的主体构成
第三节家刻图书的品类
第四节江苏家刻的杰出代表
第五节江苏家刻一例
第六节明代藏书家的贡献
第五章坊刻初具规模
第一节明代江苏坊刻中心
第二节金陵名肆简介
第三节坊刻热门书目
第四节明代坊刻的新创
第六章明代对外出版交流
第一节远渡日本的江苏刻工
第二节郑和下西洋与图书交流
第三节“汉字文化圈”的多元互动
第四节中西文化交流与图书译介
第七章明代印刷技术的改革
第一节活字印刷
第二节插图
第三节彩色印刷
第八章明代图书的印制
第一节字体和版式
第二节雕版和刷印
第三节装订方式的改进
第四节印刷材料和刀具
第五节劳动力组织和刻书周期第九章明代图书的销售
第一节读者群体与图书品类
第二节多种多样的销售方式
第三节版权意识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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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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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定都应天府，称南京，又称京师。现在的江苏、上海、安徽等地都直属京师，是明朝中央政府的直辖区，所以称为“直隶”。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南京成了“留都”，不再称“京师”，所辖地区仍包括现在的江苏、上海和安徽，称“南直隶”。
一、江苏是明代的出版重镇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应天之初，全国还没有统一。洪武元年（1368），他平定福建、山东、山西，攻克元大都，逐走元顺帝。之后数年，他向西北和西南进军，陆续平定陕、晋、冀、甘、湖广、两广等地，直到洪武十五年（1382）平定云南，才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明太祖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和建设，从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建立前三年（1365），设国子学；前一年（1367），置翰林院；洪武二年（1369），开馆编《元史》；洪武三年（1370），开科取士。之后，陆续编纂了大量“制书”，如《祖训录》《昭鉴录》《大诰》等，时称“帝皇之书”，昭告皇室成员和臣民。永乐帝登基不久，就在南京集中两千多人，纂修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后来又编了三部“大全”，成为明代意识形态的最高典籍。永乐年间，他两次下诏令全国各地编纂地方志。
永乐十九年（1421），明朝迁都北京，实行两京制，南京仍有六部等建制，出版机构国子监也有南北两个。由于南京国子监拥有重要的出版资源，加上江苏丰厚的经济文化基础，出版重镇仍在南直隶地区，家刻、坊刻等实绩也居全国之首。终明之世，全国出版中心一直在南方江浙一带。这种政治中心和出版中心不在同一个地方的状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二、 明代江苏出版业概况
《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是迄今为止著录明代出版图书最详尽的书目，共著录明代出版单位4690家，图书8260种（不含地方志）。其中，江苏的出版单位1372家，占29.3%，图书2814种，占30.4%。
先看明代江苏官刻图书的情况。明朝初期首都定在南京，在前期53年间，南京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政书。这些国家级的出版活动，虽然不是江苏一省之事，但发生在江苏境内，渊源有自，滥觞所及，影响江苏出版业至大。
与江苏官刻图书相比，地方志一类图书尤为繁荣，不单各府州县都遵皇命编刊了方志，有些府州县还一再续修，甚至续修达七八次之多。私志、小志、专志也纷纷出版，蔚为大观。
江苏境内人文荟萃，城市、农村中有宿儒名士、致仕官员和隐逸之士，其中有不少醉心于图书出版的人士，阐述自己的经解、史观，编纂自己或先祖的诗文、奏议、杂记，是他们重要的人生追求。再加上刊刻图书较为便利，家刻图书因此盛行。明朝前中后期，江苏家刻都很发达。家刻图书的主持者大多有深厚学养，相应出现了许多精品图书。家刻发达是江苏出版业的突出现象。
江苏境内坊刻也很多，集中在南京、苏州两地，其他府州县也有一些。江苏坊刻的年代大多在嘉靖以后，这说明江苏的坊刻是在明后期才繁荣起来的。坊刻单位大多以姓氏为纽带集结在一起，形成“一条街”“聚书地”，具有出版集团的性质，出书品种往往也相近。通常一家书坊刻书种数并不多，平均每家书坊只有三四种而已，但有的书坊刻书有数十种或上百种。
明代图书的复制工艺仍是雕版印刷术，抄本退至辅助地位。在雕版刻书领域，有两项重大的改革获得成功，一是书籍用字从楷体字演进为宋体字，使雕版图书写和刻的速度大为提高；二是图书装订从蝴蝶装、包背装演进为方册线装，节省一半以上的材料和人工，而且牢固不易散失。这两项改革大大提高了雕版线装书印制工艺的效率。江苏在这两项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前导作用。
江苏出版人想要突破已经应用数百年的雕版印刷术，改用活字印书的试验取得很大成功，实绩累累。但由于整个时代工艺水平的限制等种种原因，活字印书最终没有成为明代出版工艺的主流。一直到清代后期，近代印刷工业快速发展，才实现了活字印书的普及。
彩色印刷术的探索也有类似情况。明末虽然已出现多色印刷品，有使用“饾版”“拱花”工艺的图画书，有文字套印的图书，但其仍然是手工雕版的技法，人工耗费巨大，“一书而费数书之资”，这类图书后来发展成为精细工艺的欣赏品。现代工艺的彩色印刷一直到清末才实现。
明代江苏图书销售业也有了可观的新发展。工价和品种的南北差别催生了图书的集散地——聚书地；城市中出现了图书一条街，聚集在一起的书店有数十家甚至上百家；遇有科举考试等重要文化活动时，还有临时的棚屋和书摊。安徽、福建的大书商纷纷在南京、苏州设立分店。水网密布地区的书船往来成为江苏出版业的特色，“书船客”活跃于藏书家、作者、书坊之间，成为出版事业的活动家。
三、 明代江苏著名的出版家
明代江苏地区的南京、苏州等地，有文化底蕴深厚的世家望族，有致仕回乡阅历丰富的名宦宿儒，有远见卓识结成党社的名士，还有道行高超的名医高僧，他们投身于出版事业，成为一批颇有成就的出版家，群星灿烂，各有特点。
最突出的是常熟人毛晋（1599—1659），他刊印了大量图书，共计有600种之多，其他坊刻和家刻都无法与之相比。其所刊图书几乎囊括了传统典籍中的精品重典，而且毛氏图书“走天下”，发行到全国各地，甚至远销海外。为了出版这些图书，毛氏投入全部身家，表现出可贵的敬业精神。关于毛氏在出版业的定位，学界有家刻、坊刻之争，因其兼有这两者的优点。
苏州人冯梦龙（1574—1646）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出版家。他迎合市民阶层需求通俗读物的新潮流，大量收集民间通俗读物的原始资料，编纂刊刻或与出版商合作，出版了大量通俗图书，几乎包括市民读物的所有品种，计有50多种，影响深远。
无锡的华燧（1439—1513）和安国（1481—1534）是明中后期重要的出版家，他们不约而同地进行活字印刷术的尝试，均获得成功，留下了大量活字印书存世。
侨居南京的胡正言（1584—1674）进行彩色印刷的探索，他开创的“饾版”和“拱花”两种工艺一直流传至今，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成为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明代的出版界还活跃着一批具有卓见独识的官吏。编纂《永乐大典》时，出现了解缙（1369—1415）这样能总揽全局的编纂者。明后期，更有一批不凡的名臣，南京的焦竑（1540—1620）曾因为主持南畿考试时识拔了有异见之士而获罪，他自己也写作了不少有新见的图书，还主持出版了“掀翻天地”的李贽的《藏书》和《焚书》。十府巡抚张国维（1595—1646）常驻苏州，他自己著有极具价值的《吴中水利全书》，还帮助出版《皇明经世文编》《农政全书》这两部重要著作，又将“井中奇书”《心史》刊行。徐光启（1562—1633）和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合作翻译的图书则发挥了沟通中西文化的作用。中西文化的碰撞，在世界文化史上闪现了灿烂的光芒。
四、 出版编辑理论与经验
在大量出版实践的基础上，明代江苏孕育产生了出版编辑理论，积累了一定的出版经验。
“风动草偃”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政治图书对巩固政权的巨大作用；“国可亡，史不可亡”的箴言，痛切地指出史书关乎国之存亡的道理；“资政致治”的分析则概括了志书的重要价值。
对民歌、白话小说等通俗文学的肯定、评价、收集和编纂出版，伴随着人性的觉醒、人生真谛的寻求，以及新的伦理道德的倡导。
针对江苏地区特点编辑出版的水利图书、园艺图书和医学图书，都是对科学实证精神的肯定。
在图书编辑学方面，更积累了许多嘉惠后世的宝贵经验。例如，集中全国精英编纂大型类书的经验；政治社团倡导向全国征稿编辑经世文编的做法；各种特色的别集；林林总总的总集；或以精取胜或以全为贵、取向独特的丛书；等等。
五、 明代江苏出版业迈向近代化
出版史学界认为，明朝276年可以正德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大约各占一半。前期还是古典格局，与宋元相似；后期则有较大变化，向着近代化迈进。另有些学者认为，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可以把正德、嘉靖、隆庆三朝划分出来，作为中期，可称为过渡期、沉潜期、酝酿期，其特点是有许多新因素出现，蓄积生发，渐次展现，但是还没有形成气候。
这两种分期的方法没有原则上的分歧，都可以用来界分明代江苏的出版情况。前期，官刻比较发达，家刻略有一些，坊刻极为稀少；到了后期，情况则发生了改变：
——从读者来看，除官员、士绅等上层人士外，市民阶层兴起，成为新的读者群，他们的生活需要和意识形态有不少新的特点；
——从出版单位来说，坊刻大量兴起，江苏的坊刻图书绝大多数在万历以后才有出版记录；
——图书品种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传统品种之外，小说、戏剧、日用常识等通俗读物占了很大比例；
——图书的流通方式由政府颁发为主，转变为市场销售为主，各种市场运销的方式都趋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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