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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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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自由国际主义在现代的兴起和演变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两百年来，自由国际主义的宏伟计划一直是建立一个开放的、松散地以规则为基础的、以进步思想为导向的世界秩序。今天，这一事业正处于危机之中，自外部受到非自由主义挑战者的威胁，在内部受到民族-民粹主义运动的威胁。这本应时的书首次全面阐述了自由国际主义从其19世纪的根基到今天这个破碎的政治时刻的漫长历程。为自由民主创造一个国际“空间”，维护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保护，平衡自由与平等、开放与社会团结、主权与相互依存等相互冲突的价值观，这些都是推动自由国际主义经历过去两个世纪的动荡的指导性目标。G.约翰?伊肯伯里认为，在以经济和安全相互依存度上升为标志的21世纪，经过改革和重塑的自由国际主义仍然是保护自由民主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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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G.约翰·伊肯伯里
美国著名战略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联合主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大战略、国际秩序、国际关系理论等。他的主要作品包括：《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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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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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6
致谢 9
章 自由世界秩序的裂痕 13
论点 19
什么是自由国际主义？ 23
争议性叙事和大辩论 30
第二章 自由民主与国际关系 37
现代性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起源 39
自由国际秩序的要素 43
开放与贸易 44
规则和制度 45
自由民主政体的团结 47
合作安全 49
进步的社会目的 51
秩序的多样性 53
全球秩序中的革命和变革 55
自由民主的兴起和传播 56
从帝国世界到民族国家 64
不断提高的经济和安全相互依赖 68
第三章 国际主义的十九世纪起源 78
帝国、民族国家和自由国际主义 81
帝国型国际主义 84
威斯特伐利亚型国际主义 86
十九世纪国际主义的多样性 89
商业国际主义 90
国际和平运动 94
法律国际主义 98
社会国际主义 101
功能性国际主义 103
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 107
第四章 威尔逊式国际主义 109
世界大战、现代性和国际秩序 112
贸易、仲裁和国际组织 116
多边主义与主权平等 120
英美的战后秩序计划 122
威尔逊的愿景 128
现代性与全球转型 129
转向制度 131
进步主义和国际主义 132
国际法与社会 134
集体安全 137
美国例外主义 139
帝国、种族、民主和自由进步 139
失败的遗产 144
第五章 罗斯福的国际主义 147
二十年危机 149
反思自由国际主义 157
罗斯福革命 169
第六章 自由主义霸权的崛起 182
美国权力和战后秩序的建立 186
自由霸权秩序的逻辑 192
讨价还价、支持者，和平台 203
第七章 自由主义与帝国 216
自由主义与帝国 220
地缘政治的逻辑 238
自由国际主义思想 240
制度平台和能力 244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全球扩张 246
自由主义和干涉主义 248
修正主义的传统 255
第八章 冷战后自由秩序的危机 258
自由主义的全球化 261
自由秩序的危机 271
治理和权力关系 272
社会目的和嵌入式自由主义 276
自由秩序的局限性和持久性 280
自由国际主义的弧线 289
我们在哪里插上自由国际主义的旗帜？ 293
效率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293
主权与干预主义的关系 295
俱乐部和开放系统 296
与非自由主义世界的关系 299
霸权和对权力的克制 300
现代性的叙事 302
前方的道路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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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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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917年4月2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来到国会，呼吁对德意志帝国宣战，宣称战争的目的是“为民主创造安全的世界”（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广泛认为，这句名言体现了自由国际主义的精髓。它通常被理解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民主的理想主义呼吁。威尔逊似乎在动员一场伟大运动，以美国的形象重塑世界，把民主的福音带到地球的每个角落。这就是他的言论——自由国际主义——传承给我们的方式。
但这份声明也可以从字面上理解，即作为对安全的希求。它并非一种理想主义呼吁，而是呼吁改革战后国际秩序，以便让西方自由民主得以生存。威尔逊在说，如果美国、西欧和其他已建立的民主国家希望保护他们的民主制度和传统，他们必须重新组织他们所生活的国际环境。这是对威尔逊意图的一种非常不同的理解。他呼吁我们直面危及民主生存的危险，而不是在遥远的海岸去推动民主。正如我在本书中所指出的，这第二种解读好地抓住了自由国际主义的悠久传统，这种传统始于威尔逊之前的一个世纪，在他身后的一个世纪展开。这一传统的基本要素和指导动力是合作性组织和改革国际秩序，以保护和促进自由民主的安全、福利和进步——简而言之，使世界变得对民主安全。
威尔逊讲话的一个世纪后，自由民主世界的人们再次担心，他们的生活方式能否保全，甚至能否延续下去。大国——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向西方自由秩序发起强有力的非自由化挑战。同样深刻的挑战来自自由民主世界本身——反动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式的威权主义，以及对开放和法治的攻击。今天的自由国际主义者再次被迫回到基本的问题上。自由民主的前景如何?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如何才能调和、改革并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自由秩序的核心价值观——自由与平等、开放与社会团结、主权与相互依存——如何才能恢复平衡?重要的是，在我们正在瓦解的世界秩序中，自由国际主义作为一种组织全球关系和使世界变得对民主安全的方式是否有未来?自由国际主义可以将自己的旗帜插在什么样的地缘政治和知识思想基础上?
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时，我选择了一条长路：回顾自由国际主义来到21世纪所经历的漫长而不确定的曲折轨迹。这本书讲述了两个世纪以来它的兴起、传播、危机和转变。自由国际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组关于如何在世界上思考和行动的思想，它产生于启蒙运动和西方自由民主的经验。到了20世纪，它变成了一项政治工程。其核心是关于自由民主国家——以及更广泛的世界——应该如何合作来组织集体关系的信念。自由国际主义者认为，合作是由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驱动的，但这种合作也是对现代性本身产生的存在性危险和相互脆弱性的防御。我在这幅自由主义国际事业的画像中强调的正是这种冲动——这是对伴随着现代化和相互依存的兴起而来的危险和脆弱的一种回应。
自由国际主义本质上并不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乌托邦计划。这是一种务实的、机会主义式的、以改革为导向的路径，旨在于一个被暴政、残暴与不宽容撕裂的世界中“建立安全的”自由民主。可以肯定的是，启蒙运动的感召力和西方社会的进步叙事潜伏在自由主义传统的核心。但自由国际主义者实际上对现代性有相当不同的看法，他们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思想和项目往往反映出一种令人惊讶的务实，甚至有几分悲观厌世的思维。进步是可能的，但并非不可避免。现代性有一个分裂的人格:现代世界不断地为人类福祉的巨大进步创造能力，同时也为巨大的灾难和文明灾难创造能力。自由国际主义者和政治现实主义者——他们伟大的智识对手——都对人性中追求权力和专制的一面持怀疑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认为宪法、法律约束和制度监督制衡是政治秩序的基本特征。现实主义者在历史中看到了权力和秩序的循环，而自由国际主义者则不同，他们是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转型的启蒙事业的继承者，这一工程为进步和灾难都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自由国际主义是一组关于如何建立世界秩序的思想——从自由民主开始——实现现代性的收益并防范现代性的危险。
这本书的辩驳对象是谁?现实主义为接下来的论点提供了连贯的“他者”。但这本书并不是以“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间斗争的模式展现。相反，我认为这两种传统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政治事业。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寻求理解的核心问题。现实主义是一种关注国家如何应对无政府状态问题的思想流派，而自由国际主义在关注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关注国家如何应对现代性问题。他们观察了现代世界的不同方面，提出了不同的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自由主义者们承认现实主义者在他们的理论中所描绘的惨淡世界，即使他们自己也在争论自由民主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逃离这个不友好的环境。现实主义宣称解释国际政治的一贯特征，只要有无政府状态的地方，无论是古代世界还是现代世界。
自由国际主义关注的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崛起，以及它们为使其政体更安全、更繁荣而寻求建立的国际空间类型。自由国际主义只有在存在自由民主国家的世界里才有意义。因此，它在两个方面与现实主义不同：它是历史和具体的，而且在重要方面是规范性的。自由国际主义者不仅试图解释现有的世界，而且还试图创造一个他们希望生活的世界。我对这些努力表示同情。
本书还辩驳对自由国际主义的修正主义批评，这些批评将自由主义项目与西方强权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特征联系起来。批评者指出，西方民主国家经常宣称对自由价值和普遍权利的承诺，但他们认为这些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现实政治政策的幌子或合法化的掩护，这些政策使种族和帝国等级制度长期存在。在这本书中，我承认自由国际主义与西方帝国、种族主义和军事干涉主义的肮脏历史有着深刻的纠缠。但我也展示了自由国际主义，尤其是在二十世纪，是以何种方式帮助将对这些负面冲动的反对明确化和具体化的。没有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完全基于自由主义原则行事。伪善是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修辞中所固有的。但是，即使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自由国际秩序所开辟的空间，也为政治斗争创造了机会，使该秩序更接近其创始的理想。
后，我反对将自由国际主义简化为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如伍德罗·威尔逊，或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如美国战后霸权时代。在我看来，自由国际主义是一套长期演变的、多样化的、有着内部争议的思想。其DNA中包含了“国际主义”的多条线索，这些线索在几个世纪以来不断结合、磨损和重组。我试图将自由国际主义从威尔逊那里去中心化，并回顾十九世纪的创始思想和突破，以及展望罗斯福时代和后冷战时代。这种描述试图避免对纯粹的追求，即所谓“没有真正的苏格兰人”的谬误，通过排除不方便的想法和反例来定义一个传统。正是思想家和项目的多样性及其持续的辩论标示着传统，而不是不变的教条。
本书主要关注的是自由国际主义者在历史上迷失方向——然后又找到方向的时刻。十九世纪多种国际主义的兴起为现代自由国际主义创造了条件。次世界大战和威尔逊式的和平进程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时刻，自由国际主义作为一个政治项目得以具体化，然而，当它被转化为凡尔赛解决方案时，却暴露了其局限性和脆弱性。在20世纪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由国际主义再次努力收拾残局。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他同时代的人手中，针对一个被具有竞争性意识形态的大国竞争所分割的世界，它被重新定义。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例如自由资本主义再次陷入危机的20世纪70年代，以及今天，关于自由国际主义的未来的争论再次出现。
纵观这段历史，尽管自由主义的传统具有多样性，但它仍保留了一丝连续性。19世纪中期，英国国会议员和政治活动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是自由国际主义者的缩影。作为废除《谷物法》运动的领袖，科布登一生都在倡导自由贸易、军备控制和裁军，以及和平解决争端。一位法国同事称他为“国际人”。1919年，彼时国际主义者的领袖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回顾科布登，认为他是他那一代自由国际主义的先驱。二十世纪中叶，前田纳西州国会议员、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 将自由贸易的旗帜带入关于1945年后世界秩序的辩论中，赢得了“田纳西的科布登”(Tennessee’s Cobden)的绰号。赫尔在194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人们视之为对1920年授予伍德罗·威尔逊诺贝尔和平奖的着意致敬。半个世纪后，当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时，它的官修组织史回顾了赫尔1937年的那句话：“我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动摇，我相信持久的和平和各国的福利与......国际贸易中程度的实际自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些话也像是科布登会说的。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的两个世纪，1989年后的那段兴奋期，即自由民主似乎是幸存的政治理念，明显不过是一个反常的时刻。这期间的其余部分充满了危机、不确定性以及与竞争对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事业的激烈竞争。自由国际主义者一再被迫在灾难之后重新振作起来，重新思考他们的宏大理论和秩序建设理念。自由主义的想象力一再发现自己就像T·S·艾略特在1922年所发现的那样，“只是一堆破碎的图像”。但出于道德信念和为自由民主创造条件的实际需要，它总是会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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