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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不错，所有诠释者都是平等的，但有一些要比另一些更平等。”
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家
关于诠释问题的“华山论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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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九九零年，在剑桥大学著名的“坦纳讲座”上，翁贝托·埃科与理查德·罗蒂、乔纳森·卡勒和克里斯蒂娜·布鲁克-罗斯就有关“诠释”的问题展开生动热烈的辩论，这场社会文化胜景吸引了众多知名学者、批评家和剑桥学子。
埃科是所有这些辩论与演讲的主角，作为小说家和符号学家，探讨所谓“诠释的极限”具有双重意义，因为他本人的小说极其引人入胜的复杂性恰恰激起了读者和文学批评家对意义的各种猜测。埃科以“神秘主义”的漫长历史为起点，从但丁的《神曲》谈到《玫瑰的名字》《傅科摆》，再延伸至乔姆斯基和德里达，幽默而富有启发性的讨论带有他独特的个人风格。三位世界哲学、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的领军人物接受了与埃科就“诠释”问题展开辩论的挑战，各自为这个极富争议的话题添加了独特的观点，促成了该领域理论家之间令人兴奋的思想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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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Umberto Eco翁贝托·埃科（1932-2016）
欧洲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小说家、符号学家、美学家、史学家、哲学家。
出生于意大利亚历山德里亚，博洛尼亚大学教授。著有大量小说和随笔作品，如《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昨日之岛》《波多里诺》《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布拉格公墓》《试刊号》和《密涅瓦火柴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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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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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诠释：有限与无限 斯蒂芬·柯里尼
一 诠释与历史 翁贝托·埃科
二 过度诠释文本 翁贝托·埃科
三 在作者与文本之间 翁贝托·埃科
四 实用主义之进程 理查德·罗蒂
五 为 “过度诠释”一辩 乔纳森卡勒
六 “写在羊皮纸上的历史” 克里斯蒂娜·布鲁克 罗斯
应答 翁贝托·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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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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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自然并非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家所独创。由怎样描述诠释活动的特征这一问题所引起的争论与困惑在西方具有很长的历史。这一问题首先是由试图确立“上帝之言”的意义这一极为大胆的想法所引起的。其近代阶段始于十九世纪初，施莱尔马赫所建立的 《圣经》诠释学导致了对“文本的意义”这一问题高度自觉意识的产生；到了十九世纪末，狄尔泰将施氏的神学诠释学进一步推向普遍化和理论化，诠释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理解人类的精神创造物、探讨整个“精神科学”的基础。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次辩论，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它所赖以发生的、最近二三十年来这个独特的历史时期以及在此历史时期和历史语境之中学术思想的两大发展趋势。首先是一九四五年以来席卷西方世界的高等教育的急剧膨胀赋予许多问题——譬如，被教育机构界定为“学科”的那些东西的“身份”与地位的问题——全新的意义，而这些问题反过来又大大影响了教育机构在文化发展中的基本作用。在英语世界中，“英语”作为一门学科在此过程中获得了非常特殊的中心地位，它变得异常灵敏，逾越了那道使其与 “门外”读者隔绝开来的专业高墙，成为一门与普通人的忧乐休戚相关的学科——这意味着，别的不说，专业领域内的论争不时地会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和焦点。一个简单却令人惊异的事实可以表明这门学科受到人们青睐的程度：一九七年，在全美三分之二的大学和学院中，英语系乃最大的本科系。
然而，最近几十年来，传统上被视为构成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 “经典”以及与此有关的研究方法都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和更为犀利、精细的重新审察。其原因是，“经典”以及与此有关的研究方法所赖以形成和立足的社会观念与种族观念在当今世界不再像以前那样轻而易举地享有主导地位。而美国社会文化的多元性以及支配着个人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市场原则也为其推波助澜，其结果是，那个第二性的、纠缠不清的观念的混合物（就是现在被称为“理论”的东西）竟成了知识的中心竞技场，在此竞技场上，人们沽名钓誉，四处笼罩着争权夺利的战火与烽烟。对这种学术机制背景的关注也许无益于理解关于诠释问题的论争所牵涉的实际内容；然而，如果想理解人们所投入的热情与得到的结果之间明显的不平衡与强烈的反差，以及公众和社会对关于这些神秘莫测的问题的论争的强烈关注的话， 了解一下这种学术机制变化的背景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这就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学术思维发展的第二大趋势———同样赋予关于诠释问题的论争以重大的意义：具有独特的学术传统与思维方式的欧洲大陆哲学体系与重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精细的批评性解读、分析与欣赏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暗示这两种传统彼此之间能更好地相互理解与宽容这种善良愿望的任何动词都将不无遗憾地对二者遭遇的本质做出错误的表述）。同样，这一发展趋势也必须从一个更远的历史视角去加以探讨。在二十世纪英美文学研究不断追求专业化的漫长而曲折的路途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出现了：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的、对文学进行“历史”考察的研究方法受到一种新批评实践的强烈挑战， 并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批评实践所代替；这种新的批评实践受当时势头正旺的“科学”方法的影响，试图对“伟大文学”的经典作品的语言细节进行敏锐而精细的分析产生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与价值判断标准，其核心观念是将文学作品视为一个审美客体， 认为无依无傍、自由自在地阐述文学文本意义产生的动态机制正是文学批评家的主要任务。由此核心学说派生而来的一个“次生”观点是对所谓的 “意图谬误”的否定：认为作者在写作文学文本之前的主观意图会与确立文本的意义有关是一种想当然的错误看法。（这些学说原则上被认为适用于一切文学类型；但人们早已清楚地认识到，它们主要是从对抒情短诗的批评实践中发展而来的。用这些理论去批评抒情短诗最不会显露其笨拙之处，因为抒情短诗里面有着丰富的“张力”与“复义”，而确认并分析这些张力与复义正是新批评家的拿手 好戏。）
这种对待文学及文学批评的态度与学说在一九五〇和六〇年代英美大学的文学系逐渐获得压倒性的中心支配地位（虽然从没有达到一统天下的地步）。然而，可以想见的是，对于从欧洲大陆哲学传统，特别是诠释学、现象学与结构语言学的传统发展而来的非正统的意义观念而言，这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某些基本观念向其他领域的渗透，及其与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理论的部分结合， 更是促使自五十年代晚期以降，在许多研究领域，甚至在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学者们都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寻求隐藏在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之下的深层结构以及反复出现的模型。这种寻找深层结构与模式的做法与被重新激活了的、对人类活动的可能性进行超验探寻的“后康德主义”遗产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了一种旨在对意义、沟通以及其他类似主题进行深入精细探讨的非常抽象的普遍性理论的产生。（对符号进行研究的符号学或符号科学——埃科本人即与此密切相关——乃这种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至少有两个领域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同样深入的研究：那些受过哲学训练和社会科学 训练的学者，以及那些主要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将这些普遍性的理论更进一步地描述定位为“后结构主义”的做法 部分地只是出于新闻记者们“贴标签”的需要，但它同时也揭示出：索绪尔对“能指的任意性”的强调早已成为最近一些理论研究和探索的出发点，特别是雅克?德里达对写作中意义“不确定性”的令人头晕目眩的研究更是以其娴熟而精 湛的技巧将这些理论探索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这些相互作用的哲学传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和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在英美大学中从事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们对传播由这些哲学传统所引发出来的文学观念充满了热情，使得关于文学研究之性质与目的的论争不断升温，越来越乱，到现在已成聚讼纷纭、争持难下之势。在此论争的过程中，认为确立文学文本的意义乃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合法目的的观点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批评。那种企图限制意义生成的语境范围或是企图使作品意义生成那无休无止、不断推衍的不确定性过程停止下来的做法，已被指责为“专制主义”——这种指责本身乃将复杂的理论问题与更为广泛的政治态度纠结在一起。与此相反，另外一些批评家则提醒人们对此保持高度警觉，认为德里达那样对认知“确定性”的否定实际上依赖于 “后笛卡尔哲学”的传统，我们不应以此为标准对所有文本约定俗成、众所周知的意义可能性投下怀疑论的阴影。他们指责后结构主义批评家“玩着双重的游戏，用自己所宣扬的那一套新的语言策略去解读别人的文本，而在向读者传播自己的那一套方法和标准时却又心照不宣地使 用着大家都已接受的、约定俗成的方法和标准”，试图通过指责别人而使自己的理论得到论证。
埃科选择诠释问题作为其演讲的主题，旨在在目前有关意义的本质以及诠释之可能性与有限性这个不断深入的国际 性大讨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讨论中，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埃科是六七十年代对读者在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最热心、最具影响力的倡导者之一。然而，在其最近的著作中，埃科对当代批评思潮的某些极端观念深表怀疑和忧虑，尤其是受德里达激发、自称为“解构主义者”的美国批评家们所采用的那一套批评方法———种批评方法主要与保罗?德 曼、希利斯?米勒的著作有关——对他而言，这种批评方法无异于给予读者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地“阅读”文本的权利。埃科认为这是对“无限衍义”这一观念拙劣而荒谬的挪用。收集在本书中的文章旨在对此提出异议，试图探讨对诠释的范围进行限定的方法，并希望 此将某些诠释确认为“过度诠释”。
出于这一目的，他的第一篇讲演首先回顾了西方有关 “秘密意义”这一观念的漫长历史——这种秘密意义的语言编码方式逃脱了除少数专家以外大多数人的注意。回顾的主要 目的是为了揭示出某些当代理论的神秘论根源，使其看起来就像是久已存在的某些观念的重现，是神秘论与 诺斯替主义曲折历史发展中的当代形式。一种知识类型越是隐秘不宣，人们就越觉得它神乎其神，可望而不可即；越是一层层地揭开其神秘的面纱，解读出其中隐秘的编码，人们反而越是觉得它深不可测。因为往往只有进入“前堂”之内才愈觉“后室”不测之深。潜藏在这种诠释传统下面的共同的心理原因是，人们对显而易见的意义往往持着怀疑与轻蔑的态度。显而易见的意义是如此唾手可得，与普通常识简直没有什么区别，神秘论的追随者认为，这对他们的地位与智力都是致命的浪费与损伤。
在其第二篇演讲中，埃科力图使自己与神秘论思潮的这种现代形式离得更远。他相信，我们可以——而且确实能够——确认哪些诠释是“过度”的诠释，而不必花费精力去证明另一些诠释为“合适的”诠释，甚至不必坚持认为一定存在着某“一个”正确的诠释。为了证明其论点，埃科诙谐而风趣地举了一些很巧妙的例子，尤其是十九世纪盎格鲁-意大利作家罗塞蒂对但丁进行“玫瑰十字会式解读”的例子。埃科对美国批评家哈特曼关于华兹华斯那首诗的诠释的分析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旨在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哈特曼的诠释是如何逾越了“合理诠释”的边界的，尽管也许更多的读者会觉得哈特曼的解读使人深受启发而且一点也不耸人听闻。埃科提出了“作品意图”这个富于挑战性的概念，认为“作品意图”在文本意义生成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意义之源，它并不受制于文本产生之前的“作者意图”，也不会对“读者意图”的自由发挥造成阻碍。“作品意图”的性质、地位和身份似乎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探讨，然而， 从早期对“经验读者”、“隐含读者”和“标准读者”所进行的区分出发，埃科用极富灵思的“作品意图”这一概念旨在揭示出：文学文本的目的就在于产生出它的“标准读者”——那种按照文本的要求、以文本应该被阅读的方式去 阅读文本的读者，尽管并不排除对文本进行多种解读的可能性。
埃科的第三篇讲演所论述的问题与前两讲直接相联：“经验作者”在诠释“自己的”作品时是否享有某种特权 （这是所有的诠释理论研究者都不愿意轻易放弃的问题）。埃科接受了为几十年前的新批评家所看重的下面这个观点：作者的“前文本意图”——即可能导致某一作品产生的意图——不能成为诠释有效性的标准，甚至可能与文本的意义毫不相干，或是可能对文本意义的诠释产生误导。然而，他的确同时又主张：“经验作者”必须被赋予某种特权，可以将某些诠释摒除于 “合理诠释”之外，尽管他并没有很清晰地说明这些诠释之所以要被摒除在外是因为它是经验作者“意指”的诠释，还是由清晰可解、具有说服力的解读得出来的、可以接受的合理诠释。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埃科对 《玫瑰的名字》一书的“经验作者”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一作品的“经验作者”正是埃科本人，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又恰恰是这一作品的“标准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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