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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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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收清代《药品辨义》《药义明辨》两书，为辨义本草代表作，目前尚无校注本。两书以辨析药理为主要内容，以切于临床使用为宗旨，对前代本草既有继承亦有商榷，见解精到，其学术价值尚待发掘。校注者宗“辨章中医学术、考镜文献源流”之旨，对书中400余处引文逐一溯源、考证，因枝振叶，沿波讨源，以期还原文献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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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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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容：本书所收清代《药品辨义》《药义明辨》两书，为辨义本草代表作，目前尚无校注本。《药品辨义》记载225则药物条目，《药义明辨》收录药物300种。两书均以探讨药物生效之理、临床用药之理为主，收药精而少，论说简而明，属临床实用简要药书。②权威性：郑金生先生拨冗作序，并给予学术指导。校注者将历史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引入本草文献研究，多有与中医文献学者不同的视野与见解，得到郑老的肯定和赞许。③思想性：辨义本草兴起于清代前期，以辨析药理为主要内容，以切于临床使用为宗旨，对前代本草既有继承亦有商榷，见解精到，其学术价值尚有待发掘。④学术性：校注者宗“辨章中医学术、考镜文献源流”之旨，对书中400余处引文逐一溯源并加以考证，因枝振叶，沿波讨源，以期还原文献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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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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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逸，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古文研究分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医医史文献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宋代笔记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出版专著《<证类本草>与宋代学术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发表论文《北宋本草学的特点及影响》（《复旦学报》2017年第5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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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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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辨义/ 1
药义明辨/ 171
校后记/ 293
中药名索引/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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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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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 记载，现存综合性本草，清代有155 种，超过清代之前62 种的总和。清代本草文献还有待进一步整理和研究。本书所选清代两种综合性本草《药品辨义》与《药义明辨》，目前尚无校注本，它们以药物辨义为特色，见解精到，其学术价值尚有待发掘。
一、辨义本草的概念及兴起的原因辨义本草以辨析药理为主要内容，以切于临床实用为宗旨。对药物性味、产地、真伪等的辨析，自古即是本草学的传统。金元时期，又结合《黄帝内经》理论，系统探讨药物的归经、阴阳升降等药性医理。至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已集前代本草辨义之大成。但本草著作以辨义为名，则兴起于清代前期，以尤乘《药品辨义》与苏廷琬《药义明辨》为代表，对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前代本草既有继承亦有发展。
苏廷琬编《药义明辨》的起因，据他在《药义明辨序》中所说，他阅读《本草纲目》颇多疑义，认为《本草纲目》“尚未暇取前人渊深之旨、异同之论，讲明而切究之也”。后来苏廷琬读到刘若金（1585—1665）撰成于康熙三年（1664）的《 本草述》，认为该书参考《黄帝内经》以及古今诸家论说，对本草的论述曲畅旁通，但存在文繁理富、未易卒读的弊病。于是苏廷琬 摘录《本草述》大要，将别本有可采清代辨义本草二种者，附于各条中，并融入自己的独创性观点，撰成《药义明辨》。苏廷琬重在探讨药物之理，并使之易于理解，便于临床，其中对《本草纲目》的批驳有20 余处，大都切中药性医理。
辨义本草兴起于清代前期，除了本草学自身发展的原因之外，康乾盛世的学术文化风气对其也有深远影响。具体而言，辨义本草的兴起，是 康熙、乾隆时期“格物”学说在本草领域的反映。尤乘《药品辨义》刊于康熙三十年（1691），苏廷琬《药义明辨》刊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正处于康乾盛世的学术文化语境之中。这一时期，宋明理学对学术文化依然有着一定的影响，当时学者对于“格物”学说颇多诠释。
康熙时期学者重视格物致知，主张“手格其物，而后知至”（颜元《四书正误·大学》）。乾隆时期学者对“格物”的论述更多，如戴震认为格物就是把握事物之理而无偏失。他说：“‘格’之云者，于物情有得而无失。”（《原善》）程瑶田说得更为明确：“格者，举其物而欲贯通乎其理；致知者，能贯通乎物之理矣。”（《论学小记·诚意义述》）这些格物学说重在探求事物之理，由此形成清代前期格物传统，近于宋学；与乾嘉时期受汉代经学影响形成的考据学有所不同。对格物的提倡，不限于士人，当时的帝王也主张格物。乾隆皇帝写过一首《格物》诗，反对将牡丹、芍药强分君臣，认为二者“其实本一种”，诗末曰“格物有会心，因以成诗篇”。不论乾隆皇帝格物的结论是否准确，他的格物之举及格物之诗，均说明格物思想在当时的盛行。
辨义本草在清初的兴起，正是受到当时格物风气的影响。尤乘早习儒学，后学医术，对儒家格物学说了然于心。尤乘《药品辨义序》针对当时医者只知师徒相授医方而不究医理的现象，提出医者治疗疾病必本于格物，“治夫身，则必本于格物”，对医者而言，格物“必本之于百草”，“百草者何？分五谷而别药物也”。尤乘认为对百草的辨义具有重要意义，“百草明，则可解古人立方之意，而不为方9前 言所囿，投之辄效。百草明，并可自我立方，而无拘牵误执之非”。尤乘编撰《药品辨义》就是为了辨析药物之理而使人知其所本，不为方书所囿而能独立配伍组方。苏廷琬《药义明辨》卷四“附子”条引张志聪之语，指出“不格物性中下之分，不体先圣立方之意”，就会“盖以姜、附为同类，疑惑后人，误事匪细”。从清代这二种辨义本草的编撰宗旨来看，它们皆强调格物对于本草学的意义，强调处方用药首先应明辨药理。
二、 清代辨义本草二种的版本
《药品辨义》的撰者 尤乘，字生洲，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康熙年间，是翰林院检讨尤侗（1618—1704）的侄子。尤乘少习儒，后转学医，受业于名医李中梓，曾在太医院任职3年，后归乡行医，求治者甚多，撰有《药品辨义》《 寿世青编》等。尤乘《药品辨义》是对明末贾所学《药品化义》的增辑考辨。《药品辨义》将药物分为14 类，即气药类、血药类、肝药类、心药类、脾药类、肺药类、肾药类、痰药类、火药类、燥药类、风药类、湿药类、暑药类、寒药类，较《药品化义》增加暑药类。在药物条目的顺序及种类上，尤乘也有调整和增补。《 药品辨义》记载 225 则药物条目，比《药品化义》167 则药物条目，增加了58 则药物条目。在具体药物的论述上，尤乘既增补文献，又对《药品化义》的相关论述有所修订。《药品辨义》卷上有《用药机要》28 则、天头批注17 则，这些都是《药品化义》没有的。
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记载，《药品辨义》有两个版本：一为清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林屋之味菜轩刻本；二为“博物知本”丛书本。又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记载，“博物知本”作为《脏腑性鉴》《经络全书》《 药品辨义》三书的合刊，其版本为清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林屋绣刻本。所谓“绣刻”即绣梓，指精美的刻版印刷。显10清代辨义本草二种然，《药品辨义》的两个版本，实际相同，均属于清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林屋刻本，此即为《药品辨义》初刊本，《中国本草全书》第96 卷有全文影印。
由于《药品辨义》是对贾所学《药品化义》的增辑考辨，因此后者可供参校。贾所学在明末清初已湮没无闻，李中梓之侄李延昰在甲申年（1644）游至贾所学的家乡浙江嘉兴，偶得其所著《药品化义》，然而问其里人，却不知其姓氏。李延昰将此书藏于笥中30 余年后，才在清康熙十九年（1680）将其校正重梓。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药品化义》是李延昰重刻本。《药品化义》李延昰重刻本有10 余种传本，其中成都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所藏清康熙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990 册有全文影印。
本书对尤乘《药品辨义》的校注，以清康熙三十年林屋刻本的影印本为底本；以贾所学《药品化义》清康熙刻本的影印本为校本，并广泛参考正文所引文献的古今版本，诸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李中梓《本草通玄》、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以及汪昂《本草备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初刊本，现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等。
《药义明辨》的撰者苏廷琬，字韫晖，浙江海宁人，生平不详。《药义明辨》是苏廷琬举《本草述》大要，并融入自己独到见解而成。前者收录300 则药物条目，比后者492 则药物条目（不计附药）更为精简。《本草述》论述药物较为繁复，全书超过70 万字。《药义明辨》论述药物，更为简明扼要，全书3 万字左右，便于临证参考。
《中医人物辞典》“苏廷琬”条，认为《药义明辨》未见传世。事实并非如此。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记载，《药义明辨》有3 个传本：版本一是清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刻本，藏于辽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本二是清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敦善堂刻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版本三是抄本，藏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笔者通过实地访书，发现辽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所藏版本一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版本二，属于《药义明辨》的同一刻本系统，即敦善堂刻本。二者均为18 卷、10 行20 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正文字体、形制、内容完全相同。相较而言，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药义明辨》刻本更为完善，卷首题署“乾隆癸丑冬镌，海宁苏运挥a纂《药义明辨》，敦善堂藏板”，其后有苏廷琬《药义明辨序》，序末落款：“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孟秋七夕，海宁灵泉乡苏廷琬韫晖，书于京寓之闲云居。”
辽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所藏《药义明辨》刻本，开篇即为《药义明辨序》，导致《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根据《药义明辨序》的题署时间“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将该刻本的刊刻时间题为“清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刻本”。实际上，该刻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药义明辨》刻本，均属于清乾隆五十八年敦善堂刻本，这即是《药义明辨》的初刊本（以下简称“敦善堂刻本”）。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所藏《药义明辨》抄本，只分上卷、下卷，8 行24 字，笔者所见的影印本开篇即为“湿草部”目录，缺失前二卷目录、《药义明辨序》及卷首题署。该抄本上卷的卷首有“遗安堂藏”印章的墨描（以下简称该本为“遗安堂抄本”）。除行款、形制存在差异外，遗安堂抄本中的异体字以及部分正文，与敦善堂刻本也有所不同，显然二者属于不同的版本系统。遗安堂抄本虽然不乏错讹，但敦善堂刻本字迹不清及部分讹误之处，亦可借此抄本补正。
例如《药义明辨》敦善堂刻本卷二“高良姜”条“暖脾胃而遂寒邪”之“遂”，文义不通，遗安堂抄本作“逐”，甚当。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卷九“高良姜”条指出高良姜“暖脾胃而逐寒邪”亦作“逐”，故“遂”当据遗安堂抄本改作“逐”。又如，《药义明辨》敦善堂刻本卷a苏运挥：此为人名之误，据《药义明辨序》落款，当为“苏韫晖”。三“葶苈子”条，指出葶苈子“有甜、苦二种，大抵者下泄之性缓，苦者下泄之性急”，其中“ 者”显误，据文义当为“甜者”，而遗安堂抄本此处正作“甜者”，故而该抄本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
《 药义明辨》的部分内容摘录或化裁自刘若金《本草述》，故而后者可供参校。 例如《药义明辨》敦善堂刻本卷一“苍术”条记载苍术“补中益气，力优在白；除湿快气，能专于苍”，而遗安堂抄本在“力优在白”的“在”字旁，有墨笔校为“于”字。那么，究竟是“ 力优在白”（白术补中益气之力较苍术为优），还是“力优于白”（苍术补中益气之力优于白术）呢？一字之差，意思完全相反。检清嘉庆十五年（1810）还读山房校刻刘若金《本草述》卷七“苍术”条，此处作“力优在白”，由此可以确定敦善堂刻本、遗安堂抄本原皆不误。《药品辨义》记载白术“力健脾”，属脾药类；苍术“力燥湿散邪”，属燥药类。这正是“补中益气，力优在白；除湿快气，能专于苍”的佐证。李杲《脾胃论》补中益气汤用白术而非苍术，也是因为前者补中益气之力胜于后者。
综上所述，苏廷琬《药义明辨》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是敦善堂刻本，二是遗安堂抄本。综合来看，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药义明辨》敦善堂刻本最为完善，本书对《药义明辨》的校注以其为底本；以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所藏遗安堂抄本的影印本、清嘉庆十五年还读山房校刻刘若金《本草述》为校本，并广泛参考正文所引文献的古今版本，诸如张元素《医学启源》、王好古《汤液本草》、李时珍《本草纲目》、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张志聪《侣山堂类辩》等。
三、 清代辨义本草二种的整理方法
《药品辨义》和《药义明辨》的底本均为繁体竖排，在整理时，均改为简体横排，予以现代标点。凡底本中的讹、脱、衍、倒，据校本或文义校改，出校语说明。凡底本与校本互为异文，以校本为胜者，出校语说明。凡通假字、异体字而仍为通用字形者，不予改动，出注说明。凡异体字已非通用字形者，径改为对应的正体字形，不再出注。凡药名不规范者，诸如“山查”应作“山楂”，“梹郎”应作“槟榔”，“黄茋”应作“黄芪”，“黄耆”应作“黄芪”，“紫苑”应作“紫菀”等，径改，必要时出注说明。凡今已禁用的药物，诸如虎骨、犀角等，遵循古籍原貌，不再出注说明。对书中的引文，与来源文献完全相同者，出注以“语出”标识；有所化裁者，出注以“语本”标识。
本书对《药品辨义》《 药义明辨》的整理，注重考证文献出处，对400 余处引文进行引文溯源，对尤乘《药品辨义》增补的内容也全部进行了文献溯源，从而与一般性的本草校注著作相比，在文献考证溯源上具有较为显著的特点。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尤乘《药品辨义》增辑考辨贾所学《药品化义》，改变了每一味药物段首描述文字的编排形式，只将辨药八法中的体、色、气、味、形（以“属”字代表）、性、能、力这八字设为正文，而对此八方面的描述，全部设为小字夹注。例如《药品辨义》卷中“桔梗”条的首段被编排为：
“属（阴），体（干），色（白而淡黄），气（和），味（微苦，云带辛，非），性（凉，云温，非），能（升），力（主开提，升气以利膈），性气味（俱薄），入（肺、脾）二经，故属（阴）也。”
这种编排虽然突出了辨药八法，但导致原本的正文与夹注混杂不分，一但舍去夹注，则不能连贯成文。本书依据《药品化义》的记载，将《药品辨义》不属于夹注的正文，一律予以复原。例如上述“桔梗”条，本书将其复原为：“属阴，体干，色白而淡黄，气和，味微苦，（云带辛，非。）性凉，（云温，非。）能升，力主开提，升气以利膈，性气味俱薄。入肺、脾二经，故属阴也。”
复原之后，文句的连贯性得以恢复，整体上与《药品化义》的编排形式保持了一致。
周云逸
2022 年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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