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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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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把中国民艺提升到民艺学的高度，是对中国民学学科建设的较成熟的探索，这对保护中国传统民艺，让民艺在现代社会找到自己的生存之路，并发挥积极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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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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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文选，收录了作者就民艺学的学科创建以及如何振兴传统工艺所撰写的二十四篇学术文章，分为历史回顾、学科建设、思辨探索、发展实践等四个部分。中国民艺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产物，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近百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中国民艺面临失传和后继无人的困境。民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是中国文脉的物质体现，文明的变迁不能割断历史，民艺在城市文明进程中仍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作者本着保护和振兴中国民艺的初心，深入研究了中国民艺所走过的道路，阐述了民艺学学科的建设，并为中国的工艺美术正名，呼吁保护和促进中国传统工艺的发展，让中国民艺在让乡村振兴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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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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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鲁生 艺术学博士，教授。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担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主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持一系列国家形象设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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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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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一 历史回顾
中国民艺百年历程综述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发展历程
构建中国民间工艺的文化谱系
工艺美术的转型之路
工艺美术生活价值的回归
工艺美术的复兴
辑二 学科构建
民艺学论纲
民艺与民艺学研究
关于构建中国“手艺学”的问题
关于加强中国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建议
关于“文化遗产学”与“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思考
辑三 思辨探索
民艺，生活的艺术
为“工艺美术”正名
工艺美术“三问”
关于工匠精神与手工艺发展的思考
从艺术学视角看民间美术分类
城镇化进程中民艺调研的路径
民间文艺田野作业的方法和意义
辑四 发展实践
传统工艺振兴的内生动能
传统工艺保护与发展路径
民间手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文化传承
“手艺农村”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脱贫攻坚的调研
关于发展手工艺促进就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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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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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歌谣学运动激发民艺研究的自觉
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批判并非一概而论，其矛头所向是与科学和民主相悖或构成约束和阻碍的因素，对于民间文化、生活、审美等生命精神活动，主要从自由、充满创造生命力的意义上加以认识和肯定，在不同门类的艺术实践和思想启蒙意义上加以创造性地传承和转化。因此，“率性而为、自由表达”的民间歌谣首先受到重视，其中反抗封建束缚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对自我生命的认同与个性主义的启蒙思想一致，“歌谣学运动”随之兴起。从1918年春发起征集近世歌谣到1922年12月创办《歌谣》周刊，及之后进一步搜集和发表全国各地民间歌谣并开展与民间文学相关的研究和介绍，整个活动持续8年，波及全国，以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学的语言形式和情感内涵受到重视，成为新文学发展的重要给养和源泉。其实质如陈思和所说，“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与憎，对人类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律条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都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在一个生命力普遍受到压抑的文明社会，这种境界的最高表现形态只能是审美的。所以，它往往是文学艺术产生的源泉”。
民间价值的发现从语言文学延展到民俗和民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肇始于“歌谣学运动”。在搜集、记录和研究民间歌谣过程中，一批来自历史学、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关注民间信仰、人生仪礼、社会组织等民俗事象，对民众生活文化进行调查、搜集和研究，开创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先河，试图由此重建民族精神。
广义上的中国民艺学研究也由此发端。钟敬文在《民间艺术探究的新展开》中指出，中国民间艺术学的兴起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条支流”，与“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追求相一致，“对于一向被士大夫们所轻蔑、所抛弃的民间艺术，给予注意和探究，正是这新运动中当然的一个剧目”［3］。并在《被闲却的民间艺术》一文中，批评学术界对于民间艺术的“忽略”和“太冷淡”：“全国没有一个研究民间艺术的学会，自然更找不到一个搜罗民间艺术的陈列馆。在雨后春笋般的出版物中，不容易看到一两册关于民间音乐、民间绘画等的著作——有系统的理论的或叙述的著作。没有人去给流传在各地的原始戏剧做一番学术的考察、检讨。关于民间装饰、民间舞蹈等研究论文，更是稀少得像凤毛麟角。总之，现代国内知识界人士对于民间艺术是太过冷淡了——对于那些在过去、现在都跟大部分民众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民间艺术是太过冷淡了！一句话，民间艺术，它不曾受到应该得着的重视！”［4］在钟敬文推动下，当时出版了《艺风·民间专号》以及《民间艺术专号》等期刊专辑，并于1937年5月在杭州湖滨举办“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出来自浙江、江苏、安徽和绥远等地的民间木刻、绘画等3000余件，被评为“掘出我国固有的民众日常艺术，举之为世人重新认识”，乃“国内文化界一件创举”［5］。这一时期，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了一系列民族民间文化考察，时任国立中央博物院专员的庞薰琹于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主持贵州民间艺术考察。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就贵阳、安顺、龙里、贵定等地的苗族村寨，采用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开展田野调查，深入生活，尊重民族传统的民风民俗，采集了大量民族艺术标本，绘制了民族服饰纹样和民俗风情图，并先后于1940年7月、1944年至1945年以及1948年，分别于昆明、四川李庄和南京举办了3次贵州民间艺术展览，包括“贵州苗族衣饰及图画展览”“贵州夷苗衣饰展览”“中国西南及南部边疆民族标本展览”，成为一次从调查研究到社会推广的开创性探索。
整体上说，随着现代知识分子对“民间”意义的发现，民间艺术、民间文学与民俗等一道被纳入中国现代文化构建中。虽然此时关于民艺的研究和发掘尚显薄弱，但在启蒙文化的整体氛围中，民艺的精神文化价值得到阐发，其朴素原始的生命力、自由精神以及与现实民间生活紧密交织的自在的生活逻辑得到认识，民间艺术作为重要的精神价值和审美资源，被纳入中国现代文化构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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