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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海外中国研究·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选版）

書城自編碼： 3843847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歷史→史學理論
作者： [美]张勉治[Michael G. Chang]著，董建中
國際書號(ISBN)： 9787214280510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3-04-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精装

售價：HK$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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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精选版（第三辑，共六册）》
編輯推薦：
从乾隆南巡的小切口透视清朝的大历史，全景式描绘清朝统治的构建，多层次揭示清帝国的权力机制。
刘东、杨念群、范金民、罗振宇、刘平、《中华读书报》、《光明日报》、《经济观察报》推荐。
內容簡介：
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1751—1784），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往返于北京与江南。满洲皇帝及扈从，深入帝国最富庶、最重要的地区，上演了一场场长达数月之久的政治剧。
本书主要阐释帝国核心与江南之间既充满张力又持续博弈的关系。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江南都是汉人无可争议的中心，它还是反清复明的大本营。清廷如何才能在这一地区建构权威，合法进行统治？盛清时期清廷统治内地的切实条件和历史机制又是什么？本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还探讨了盛清统治得以建构以及各种人物竞争于其间的政治文化。作者认为，南巡在18世纪清朝统治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
關於作者：
张勉治（Michael G. Chang），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艺术史系副教授。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历史学博士，师从周锡瑞、高彦颐等中国史研究名家。主要研究领域为16至19世纪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目前主要关注盛清时期的政治文化和物质文化。
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清代政治史，译有《州县官的银两》《自贡商人》《君主与大臣》等。
目錄：
致谢
绪论
家产—官僚制帝国:前近代国家形成的一种模式
嵌入了民族意义(意识形态)的家产制
清民族—王朝国家的系谱
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形成

第一章 巡幸的历史与多重意义
上古的出巡、狩猎与战争
战国时期巡狩的“开化”
作为君主—官僚间紧张关系突出表现的巡狩
帝制官僚与对巡幸的贬斥
帝制联盟与执着于季节性迁移
明朝的巡幸
结论

第二章 “法祖”：巡幸乃民族—王朝原则（1680年代和1740年代）
进谏与因应之一：康熙皇帝最初的南巡（1668—1671）
康熙皇帝恢复巡幸（1680年代）：经典模式？
乾隆皇帝恢复巡幸（1740年代）：家族的传奇故事
进谏与因应之二：汉御史的抗议（1758年12月）
乾隆皇帝评论妥帖睦尔（1767年）：历史的回响
结论

第三章 将朝廷置于马上：移动朝廷的后勤与政治
皇帝的扈从与巡幸路线
安排驻跸事宜：一种旗务
作为武力象征的营帐
以战争规模动员各省
应对大众的南巡认识
结论

第四章 安不忘危与帝国政治：战争、巡幸、武备
乾隆皇帝推崇军事价值（1785年）
忧惧八旗衰落（1670年代—1730年代）
乾隆初年的军事危机（1730年代—1740年代）
作为满洲人尚武习惯的巡幸
领导层危机与八旗持续衰败（1750年代）
南巡与准噶尔问题（1750年代）
帝国与南巡中的耀武扬威（1762年）
结论

第五章 “还淳返朴”：南巡与商业化时代精英内部竞争
培植商业财富
乾隆皇帝抑制奢靡的话语
士人的焦虑与皇帝话语的“为我所用”
结论

第六章 南巡的文化包容：推崇诗歌与迎合汉学
召试
推崇诗画以笼络精英
苏州的文化经纪人沈德潜
苏州紫阳书院与迎合汉学
模棱两可的迎合
结论

第七章 乾隆皇帝巡幸江南的诗歌写作与政治
愉悦在前:皇帝的矛盾态度
精英文化内部的紧张：18世纪对“抒情论”的贬斥
解读乾隆皇帝南巡诗作
初相遇：在江北厘定“江南意”
与金山相遇（一）：引出景致与否认欲望
与金山相遇（二）：调和并抒怀月下长江
日益深入：宣称勤政，拒斥愉悦
正统话语：马上“观民”
结论

第八章 大众认识与民族—王朝政治至上（1765—1785）
乾隆皇帝水利认识的再考察
政治至上（1770年代）
对民族—王朝合法性的侵蚀（1765—1778）
民族—王朝回应之举：恢复巡幸（1780—1785）
结论

尾声 最后的巡幸（1800—1820）
民族与清统治的历史机制

附录A乾隆南巡的地方备办情况
附录B乾隆南巡全部支出的估算
附录C南巡召试的量化分析
征引文献
索引
附 洞察乾隆：帝王的实践精神、南巡和治水政治（1736—1765）
译后记
內容試閱：
乾隆皇帝（弘历，1711—1799；1736—1795年在位）是统治中国内地的第四位满洲皇帝，他的祖父是康熙皇帝（玄烨，1654—1722；1661—1722年在位）。乾隆皇帝既沐浴在乃祖的光环之中，又为乃祖的盛名所遮掩。1751年首次南巡时，乾隆皇帝欣然承认先辈的遗产：“粤自我皇祖圣祖仁皇帝巡幸东南……历今四十余年，盛典昭垂，衢谣在耳。”康熙南巡不仅是歌颂和传说的素材，而且也是一种政治表演——众人被吸引并表现得井然有序：
（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癸未（1699年4月13日），御舟入境，沿途迎谒者数百里不绝，而苏州为尤盛。凡在籍诸臣为前一行，监生、生员次之，耆老又次之，编户之民又次之。水路并进，每舟列黄旛，标都贯姓名迎驾等字于其上。路亦如之。凡献康衢送若干帙，装以黄绫。姑苏驿前、虎丘山麓各建綵亭，纵广百步。榱桷栏楯极壮丽，桥巷树綵坊，锦棚高出檐表，遍列花灯。
这样的节庆场面被认为是“体皇上合天下之欢”。此种编排自然是有益于朝廷，也对苏州当地官员和名流有好处，这些人都在皇帝面前“竞献其力”。约五十年后，乾隆皇帝通过编排具有同样寓意的万众欢庆的生动场面，以仿效“皇祖”。
1750年初，也就是在首次南巡前整整一年，乾隆皇帝发布一道关于预备“辇路”的上谕，其中坚持要能被民众很清楚地看到：“道路虽观瞻所及，间或蔽以布帷菅蒯之属，旷野中竟不为障蔽。”在离开北京的这一天，乾隆皇帝急切地想见瞻仰圣驾的人们“阛阓通衢”，他听说“士民父老念切近光”，尤为高兴。然而，存在着一个问题，乾隆皇帝“诚恐地方有司因虑道路拥挤，或致先期阻拦”，决意不要那些操心琐碎之事的小官僚们扫此事之兴，“若道路宽广，清跸所经，毋虞拥塞”，他在一道专门下发的上谕中，说得明白：“不得概行禁止，以阻黎庶瞻就之诚。”六个星期后，圣驾抵达苏州，他骄傲地宣称：“入境以来，白叟黄童扶携恐后，就瞻爱戴，诚意可嘉。”李斗是18世纪末的扬州人，他证实了乾隆皇帝的叙述：“道旁或搭彩棚，或陈水嬉。共达呼嵩诚悃，所过皆然。”正如乾隆皇帝所说，“就瞻”的举动是相互的，充满着特殊意义。看与被看，两者“既足慰望幸之忱，而朕亦得因以见闾阎风俗之盛”。
乾隆皇帝的南巡，在当时，首先乃政治上非同寻常之事。南巡的消息在整个清帝国以及亚洲沿海和大陆都有反响。日本的德川幕府（1600—1868），从停靠长崎的中国商船上的水手那里得到情报，了解到了经由江南的乾隆皇帝的长期行程。 朝鲜使臣在他们的日记和官方报告中对南巡有记载。 内亚的首领和高僧——包括六世班禅罗桑巴丹益西（1737—1780）——自然会了解南巡的情况，因为有时候他们是乾隆南巡时的扈从。时至今日，南巡的景象依然能牵动大众和历史的想象。的确，每一位清史（1644—1911）乃至中国史的研究学者，多少都知道一点1751—1784年间的乾隆六次南巡。 同样广为人知的是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 然而，正如著名清史专家郭成康所说：“对南巡，人人都可以说两句，但是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我的研究，旨在从一个最基本的层面上，填补这一空白。
让我们先对乾隆南巡“说两句”。南巡旷日持久，乾隆皇帝及相当大规模的扈从花上三五个月的时间，巡历帝国最繁荣和最重要的地区之一——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见图1和表3.1）。从出巡路线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及扈从走陆路，经直隶、山东、江苏北部，到达清河县（今属淮安）的黄河和大运河交汇处。乾隆皇帝视察那里的堤坝塘堰等综合水利设施。渡黄河后，这一移动的朝廷向南，乘船沿大运河，前往主要的县、府等治所，如宝应、高邮和扬州。就在扬州以南的地方，御舟过长江并在常州、无锡、苏州等沿线重要城市停留，之后到达浙江。在浙江，皇帝一行继续向南，过嘉兴府，接着向省城杭州进发，在那里乾隆皇帝举行召试，检阅地方军队并游览城市景点，包括著名的西湖。在后四次南巡期间（1762、1765、1780和1784），乾隆皇帝前往海宁县视察沿杭州湾的海塘，然后去杭州。1751年，圣驾从杭州出发，渡过钱塘江，这样乾隆皇帝可以亲祭位于绍兴府、传说中的圣君大禹的陵墓，这是皇帝行程的最南端。（1751年后，乾隆皇帝再未前往绍兴。）
返程时，皇帝一行北上，沿大运河到长江南岸的镇江府，然后向西，走陆路至前明的都城江宁（今天的南京）。这里乾隆皇帝又一次举行召试，检阅军队，参观该城的历史古迹。接下来这一移动的朝廷折回镇江，过长江，继续沿大运河北上，到达与黄河的交汇处。从1757年第二次南巡开始，乾隆皇帝及贴身扈从在山东—江苏交界处与皇太后一行分开，走陆路到徐州，视察该地区的重要水利设施。在返回大运河后，皇帝一行乘船继续北上至德州，最后回到北京。皇太后的船队返京时常常更为从容，通常比皇帝晚一些日子才回到京郊。
1751年首次南巡，乾隆皇帝在主要城市停留时间很长：杭州九天、苏州八天、江宁四天。除参加上述精心编排的大众欢庆仪式外，他还做了许多事情。其中，他视察水利设施、祭祀地方神祇、陟黜地方官员，接见地方名流，予以各种恩赏，招揽学术和文学人才，检阅军队以及参观景点和历史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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