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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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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涛的这本文化散文集，纵观古今，读史明变，循经思义，评古察今，怀旧不守旧，既考查传统典籍里文化生态的润泽光亮之处，又反思当今生活，有清醒的现代意识。且笔力踏实，文风朴素，堪称一部文学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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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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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文化散文集。以《汉书》《史记》为基本阅读范畴，以史实及相关史料为基本内容，从中梳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全书约20万字，文章写世态，写人情，指陈弊病，纵论古今，不乏诛心之论，更是有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做底子。作者看重古人的规矩，遵循规矩对照当下文学审美，以此走出百年以来国人于西学的“学徒”心态，寻回文化自信。行文疏密相间，雅俗同赏。本书语言精悍，立意深刻是一本难得的文化散文集，相信有好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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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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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涛，《美文》杂志常务副主编。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著有《中国人的大局观》《明日在往事中》《俯仰由他》《看左手》《先前的风气》《肉眼看文坛》《放心集》《散文观察》，文学访谈《平凹之路》，点评本《土门》等作品。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先前的风气》入选2014年中国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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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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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要有“中国芯”(序)
主气和客气
经济膨胀之下的政治滩涂
端午节，自汉代开启的国家防疫日
犯规者
没有底线的年代，笨人是怎么守拙的
《汉书》告诫我们的
汉代的一国两制
刘邦发现文化的亮光之后
罪己诏
冒顿单于与吕后的一次互通国书
“和亲”与“倒悬”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路
与丝绸之路相关的物产
以丝绸之路为罪证的一次互通国书
酷吏的隐患
在养羊大户与政治明星之间
脏唐臭汉
全民举报
算缗和告缗
这一仗，刘邦输了150年
《食货志》里的一笔良心帐
尊儒术，是汉代的主旋律
五经与大众读物
在汉代，文学意味着什么
《史记》与《汉书》的体例之功
中国爱情的旧款式讲话
礼仪之邦的底线
多留神
冬至这一天
礼物是有规矩的
黄羊解
热不自热，寒不自寒
被怀念的，是逐渐远离我们的
长安城散步
黄帝的三十年之悟
先生与先醒
耳朵麻痹了
参话头
士与倡优
民变，还是政变
老政治的痛点
神通
如果历史学家集体闭嘴
有多少种觉悟是迷悟
汉代的五个特别行政区考述
我参加空港新城道路命名的经过和一点认识
向未来的可能性敞开（评论）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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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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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文的发现与再造（序）
王兆胜
以前，我读过一些穆涛的散文，也读过他对散文的论述，常感到眼前一亮。这次，有缘得读其全部作品，受到很大震动。这种震动既有关于他这个“人”的，也有关于他的散文的，还有关于他的文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如将所有这些概括起来，那就是：穆涛不是一般的散文家，也非一般人，而是个得道者。他胸有谋略，运筹帷幄；他心有韬略，内敛沉静；他大道藏身，举重若轻；他看透世界人生，逍遥自适。这与那些随波逐流的散文写作和浑浑噩噩过人生的人大为不同。本文主要谈谈穆涛散文的叙事策略，从中可见其境界、品位、风格、气度。
一、历史文化自信与整体时间观念
有人将中国传统文化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所谓“小传统”，是指五四以来开辟的新文化传统，或曰向西方学习后得来的“现代性”传统。长期以来，对于这两个传统，不论是文学还是文化都处于断裂甚至尴尬状态：既然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是在批判乃至否定中国古代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求新求变、去老破旧也就势在必行。因此，不管怎么说，五四在开辟一个新时代的同时，也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传统断裂了，这在五四那代有着深厚国学功底的人身上表现得尚不明显，越到后来这一断裂愈加突出。
五四那代人仿佛在清醒中又中了魔，他们不遗余力批判和否定中国古代文化传统。鲁迅将中国古代文化比成“吃人的宴席”，陈独秀觉得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释家都应打倒和根除，钱玄同甚至偏激地说中国应废除汉字和换血换种，林语堂则痛骂中华民族是根本败类的民族，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虽有学衡派等的坚决反对和据理力争，但基本是一边倒，即用西方的现代性之刀割断中国传统文化的脐带。乐黛云曾回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她没读过《诗经》，被汤用彤的“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一句考住的窘态。尽管她找的理由是搞现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课，但汤先生却认为，连《诗经》都没读过，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生？于是，乐黛云感到非常耻辱，从此发奋背诵《诗经》，并表示：“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根基，就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
更年轻的国人、学人、作家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更是忽略，在西方文化的天然优越和先进的预设中，唯“西方是从”和“西方崇拜”的现象非常突出。即使所谓的“寻根文学”也往往不一定寻到真正的“根”，有的还将糟粕当精华。像余秋雨等人的历史文化散文往往存在两个不足：一是知识漏洞百出，因此受到多方批评；二是用西方价值观审视和剪裁中国历史。可以说，在五四以来的小传统面前，包括散文家在内的不少作家、学者都陷入一种盲目随从状态。他们在文化的意义上缺少谋篇布局，更无理性自觉。在此，穆涛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中唯一的一个‘不自信的一百年’。上一个世纪，军阀们做的恶劣事情以及恶劣结果，已经被认识到了，但文化上酿的一杯杯苦酒还有待于我们自斟自酌。”（《解放思想》）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启蒙逻辑：国家战败是因为军事不如人，军事战败是因为缺乏实业，实业不兴是政治所致，政治腐败是因为制度落后，制度落后的根源在文化的劣根性。于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成为罪魁祸首，被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挖根掘坟。
穆涛首先充分肯定五四革命的价值，他在《现代精神与民间立场》一文中说：“五四以其现代精神革掉了封建旧制式的命，拆除了老围墙，前后左右贯通了思路，进而在文心上真的雕了一个龙，而且是飞舞起来的巨龙。”不过，他也指出其局限性，“但从散文角度看，五四另一个‘大成就’正是把散文从正统席位上推了下去。”不过，与许多人不同，穆涛全力探入中国古代散文、文学、文化的历史，特别是对班固《汉书》有专深研讨，发表一系列成果。他在《代价与成本》一文中表示：“强化中国传统元素才显得更为迫切。一个国家的大学，特别是人文学科领域，自身元素不占上风，是让后辈人不幸的大事。”穆涛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态度诚恳坚定，充满强烈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耐心，他像一个痴迷的探险者和寻宝者乐此不疲。
首先，在他笔下，中国历史知识如花树一般枝繁叶茂，充满生机活力。在《算缗和告缗》一文中，穆涛讲到汉代的两个经济措施：“算缗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税之外的首项财产税，为开拓之属。功益处在于不加重农民负担……汉武帝是有作为的皇帝，有作为，就是多做大事情。”“为确保政令畅通，作为配套措施，公元前118年和公元前114年，两度发布‘告缗令’，鼓励百姓检举揭发。”“告缗使民风败恶，倡导诚信反而使诚信沦丧，百姓风行给政府打小报告，做政府的密探。”类似的知识点在穆涛散文中俯拾皆是，如春日之繁花似锦，令人目不暇接。
其次，穆涛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根本认识非常透辟，处处是真知灼见，有的还是意义重大的，这在《敬与耻》《正信》《什么样的朴素什么样的爱》《致中和》《敬礼》《清雅》等文中都有较好体现。他这样谈“敬”：“敬有两方面的指向，敬人与敬己。敬己是敬德，是自尊，自重，自爱，是克敬守敬。敬礼不是举举手，摆个姿势，装装样子，而是循规守矩的总称。敬人、敬业、敬天地万物。”“敬是一个人的态度，要有态有度，态是行为状态，度是分寸感。无论对人还是对己，不及和过分都是失败。”（《敬与耻》）他如此论“信”：“正信，是迷信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迷信是忘我地去相信。正信要清醒，要走出迷宫，要找到通往理的大方向。正信，也不是质疑那个层面，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一切，会出大问题的。迷信，再加上一份自信，离正信就不太远了。”“‘信得过’这个词指的是上一个台阶，仅仅觉悟了还不够，还要有超越，要跨过去。”“信见，是正信之后的所见。以信见指导所为，才会积好一点的功德。”“义的主航道不在生活的表层，有点类似隧道，也不是通途，需要勘探，需要拨开迷雾，有时也需要破冰或者凿岩。”（《正信》）他偏爱清正之气，认为“养正气或浩然正气，仅靠宽胃是不够的”“养出大气需要磨砺”“写文章写出正气是更难得的。一篇文章里，如果洋溢出了清正之气，就入了文学的境界”。（《气》）他还这样解“爱”：“爱的实质，是对自己的制约。”“博爱不是贪，是对自己多加约束，要更多地担当责任和义务。要特别留心爱自由这句话，自由不是放纵，自由的上限不是由自己，公众的利害要放在首位。”（《什么样的朴素什么样的爱》）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现代新文学和新文化的价值观无疑具有纠偏作用，因为它过于强调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在爱情与欲望方面泛滥成灾。
再次，用心感悟的智慧在穆涛散文中并不少见。这是一个理性和智力往往达不到的地方，是一种醍醐灌顶和豁然开朗的通透清明境界。在《黄帝的三十年之悟》一文中，穆涛说：“灰色是不动声色，包罗万象。黑和白掺和在一起是灰，红黄蓝掺和在一起还是灰。颜色越杂，灰得越沉。物质，当然还有思想，充分燃烧之后是灰的。天破晓，地之初是灰的。天苍苍，野茫茫，苍和茫都闪烁着灰的光质。在希望和失望的交叉地带上，是一览无余的灰色。一个人，灰什么都行，心万万不能灰的，心要透亮，不能杂芜。”他还说：“中国人真正相信的东西其实不多，但黄帝，是骨子里自发的迷信，着迷般的坚信。无论海内的，还是海外的，只要是华人都自傲为他的孙子，附庸其后。黄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不被争议的国家领导人，既领袖当年，也滋润着几千年的民心民意。”这样的表述充满“悟力”，是从数千年历史文化中感受到的心语。“灰什么都行，心万万不能灰的”这句话，像智慧的“心灯”一样将暗夜照亮。
旧制度下的公知者
在旧体制时代，皇帝听取不同的政见被誉为美德，颂辞是“广开言路，兼听之明”。
事实上，专制之下的“兼听”，基本上是皇帝个人的雅量，因为并没有与“兼听”相应的政治路径。另外，“兼听”也是帝王术的一种手腕。在中国古代，即使一手能遮住天的皇帝，也是需要平衡术制约局面的。中国的大历史里有两条政治线，主线是皇帝线，辅线是宰相线。皇帝线是抛物线，因为中国的皇帝是家庭承包制，皇帝的水平忽高忽低，起伏落差大。宰相线是平行线，中国的宰相整体上水平比较高，业务素质过硬。好皇帝与差皇帝的区别在能力上，好宰相与差宰相的分野在心地和心术上。宰相是皇帝的战友，是距离最近的手下，但也是潜在的对手。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皇帝受控于宰相，支流漫过主流的案例时有发生，一旦这样的情景出现，则兆示一轮激烈的政治漩涡，甚至惨痛的生灵涂炭。皇帝制约宰相的常规手段，就是“广开言路，兼听之明”。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皇帝中极特殊的个例，他的政治格局以及政治视野的基础，产生于“兼听”。或者换一种表述，刘彻是“兼听”的土壤中成长壮大的苍劲之树。刘彻的政治情操，是和民间的“知识领袖”共建的。他是一位罕见的倾听者，广泛倾听，择善落地，进而再使之制度化。刘彻是宫廷政治的改革者，在中国首次提出并确立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即“独尊儒术”。一位皇帝，不以自己的“圣言”为重，而以一种“系统学说”为大，是很了不起的，最起码是知道天高地厚。此外，他与知识领袖们探索并开创出一种中国古代国家公务员的选拔模式——“察举制”，隋唐之后逐步完善为“科举制”。这项制度一直适用至清朝末年，被多个朝代沿用，基本贯穿大一统状态下的中国古代史。给政府的权力中融入中国智慧，以智慧治国，是这一项制度的重要标识。
汉武帝的霹雳手段和低姿态
中国古代皇帝以年号纪元，由汉武帝刘彻开始，从公元前141年即位，到公元前87年山崩，用过十一个年号，分别是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前六个年号每六年一纪元，后四个年号每四年一纪元，最后的“后元”为两年，共计在位五十四年。
刘彻七岁被立为太子，十六岁承皇帝位，在位五十四年之中，任用过十三位丞相，但只有六位善终，另外七位或被处死，或自尽。仅即位后的前三年，就更换过两位，具体是田蚡、窦婴和许昌，均是树大根深的老臣。其中窦婴被斩首示众，“（元光）四年冬，魏其侯窦婴有罪，弃市。”（《汉书·武帝纪》）皇帝与丞相之间既密切又紧张的矛盾程度，在中国政治史中，汉武帝刘彻是拔了头筹的。
刘彻是西汉第六位实权领导人，之前分别是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公元前195），惠帝刘盈（公元前194—公元前188），高后吕稚（公元前187—公元前180），文帝刘恒（公元前179—公元前157），景帝刘启（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刘彻于公元前140年即位，此时建国已经六十余年，他对西汉前期政治生态中的痼疾深恶痛绝，甫一即位，则从意识形态领域下硬手段，进行治国理政的全方位创新与改革。
即位元年，面向全国征召选拔一百多位以儒学为主体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立为“博士官”。并在诏书中明确认定黄老之学，法家，纵横家为“乱国政”之学，不在征选之列。虽然认定为“乱国政”之学，但并不禁止民间的学用，只是申明不适用于国家治理。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二千石为省部级官员，“中”表示中央朝廷官员）、诸侯相（汉代下辖的诸侯国，由中央朝廷委派丞相，后称为相，以区别朝廷的丞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所举贤良，或治申（申不害，战国思想家，兼融黄老之学与法家）、商、韩非（商鞅、韩非为法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苏秦、张仪为纵横家代表人物）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这一道征召令是“建元元年冬十月”颁布的。西汉建国后，在历法上“承秦制”，沿袭秦朝的“颛顼历”，以农历十月为岁首正月。一直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改革历法、废《颛顼历》，行《太初历》，一年中的岁首正月与今天相一致，定为农历一月。也就是说，这道征召天下儒学贤良的皇令，是汉武帝即位元年的正月发出的，相当于“中央一号文件”，由此可见汉武帝变革朝政的锐意和急迫。
汉代的博士官，地位相当于今天的院士，是学术资质的国家级认定。比院士稍特殊的是，还兼任皇帝的文化政策顾问，参知政事。用汉武帝诏书中的话表述，“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这道征召令，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为治国指导思想的肇始。汉武帝首批遴选的一百多位“博士官”中，董仲舒和公孙弘这两位“知识领袖”在列。汉武帝刘彻心仪儒家学说在先，之后才有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宏大作为。今天的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董仲舒和公孙弘启发了汉武帝刘彻的向儒心，这是与史实不符的。
汉武帝改革朝政的决心已定，但改变什么？怎么样去改变？心中并不十分明晰，于是，他开始做功课。即位第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向全体博士官下达咨询政见谏言诏书：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眘，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汉书·武帝纪》
刘彻向博士官们请教“王天下”的策略，态度端正，谦虚诚恳。“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这一句话用现代汉语表述，“诸位先生众所周知，我天资迟滞，脑子笨，水平和能力有限”。唯我独尊的皇帝，能够自省，能够以低姿态示众，是难得的品德，也是襟怀坦荡的自信。
如何在宽松的社会生态下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是诏书中策问的核心问题。中国历史中得以大治的时代，社会生态都是宽松的，自然而然是“天治”，“天治”才能久安。紧张的社会生态，会导致人心局促，会不安。汉武帝提出的问题，是“天问”级的。他要的是“天治”，不是“人治”。
咨询政见诏书的大意是这样的：
朕知道在尧舜（唐虞）时代，以罪衣（囚服）替代刑罚，而百姓们奉公守法，日月烛照之地，莫不宾服。周朝的成康时代，刑罚完备，但置而不用，以宽德及物，教化四海。并礼仪海外，东北疆域的肃慎，北疆的渠搜，西疆的氐羌纷纷来归。天行守常，日月不蚀（古人认为日蚀月蚀为不祥），没有地震，没有洪灾，祥瑞现于郊野，八卦神图出于河洛，这是何等政德才能达到的境界！朕自继大位以来，夙兴以求，夜寐以思，如涉深渊，不知何以达到彼岸？既彰显先帝的鸿德伟业，又能够上参尧舜，下继三王（夏、商、周三代）。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向，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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