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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自由的时间之维: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导读 朱鹏飞著(西方生命美学经典名著导读丛书)

書城自編碼: 3819173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哲學
作者: 朱鹏飞
國際書號(ISBN): 9787559471932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3-02-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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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只有进入经典名著,才有机会真正生活在历史里,历史也才真正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未来也才向我们走来。这些生命美学经典名著是亘古以来的生命省察的继续。在它们问世和思想的年代,属于它们的时代可能还没有到来。它们杀死了上帝,但却并非恶魔;它们阻击了理性,但也并非另类。它们都是偶像破坏者,但是破坏的目的却并不是希图让自己成为新的偶像。它们无非当时的最最真实的思想,也无非新时代的早产儿。
內容簡介:
本书绪论部分介绍了柏格森的生平与思想体系,以及《时间与自由意志》跟柏格森其他五部主要著作之间的关系。接下来重点对《时间与自由意志》中涉及的三个问题进行了阐释:广度与强度之间的关系、空间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寄生自我与基本自我之间的关系。柏格森认为,广度适用于外物,强度适用于人的心理;空间在于广度,而时间在于强度;空间化的自我是社会化的寄生自我,时间化的自我则是个性化的基本自我,只有当寄生自我符合基本自我时,人才是自由的。但自由不可被定义,因为定义是空间化的,一旦用空间与广度来定义自由,自由就僵死了。《时间与自由意志》中的自由理论是柏格森伦理学思想的根基,后来在晚年著作《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柏格森将其发展为“开放道德”理论,思想出现了重大升华。
關於作者:
朱鹏飞,1969年生,浙江工商大学中文系教授。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专业方向文艺基础理论、美学。博士论文题为《柏格森生命哲学美学思想研究》,毕业后从事柏格森专门研究长达二十年。曾在《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杂志发表关于柏格森生命哲学美学思想研究论文十余篇。出版有《直觉生命的绵延——柏格森生命哲学美学思想研究》《梁启超与柏格森》。
目錄
绪论 柏格森的生平与思想体系
第一节 柏格森的生平
第二节 柏格森的思想体系
1.以“绵延”与“直觉”为核心的生命哲学美学思想体系
2.两大核心观念:生成与体验
3.生命哲学美学集大成者
第三节 《时间与自由意志》与柏格森其他著作的关系
1.柏格森的六本著作
2.作为柏格森思想体系枢纽的《时间与自由意志》
第一章 “心理状态的强度”详释
第一节 什么是广度与强度·直觉的引入
第二节 两种不同强度:根深的心理状态、使用肌肉的努力
第三节 心理强度的变化
第四节 思想延展一:“美在绵延说”
第五节 思想延展二:审美的最高境界是使人获得道德自由
第二章 “意识状态的众多性”详释
第一节 数目是空间并排置列且单一性的
第二节 区分两种众多性:空间与时间
第三节 纯一绵延与纯绵延的差别
第四节 基本自我与寄生自我
第五节 思想延展一:生命与绵延
第六节 思想延展二:本能与直觉
第三章 “意识状态的组织”详释
第一节 动力论与机械论的分野
第二节 联想派的错误与自由意志之源
第三节 自由意志不可被决定
第四节 自由不可被界说
第五节 思想延展一:柏格森的自由观
第六节 思想延展二:从“封闭道德”到“开放道德”
第七节 思想延展三:神秘主义与“博爱”…………………………… 118
第四章 “结论”详释…………………………………………………… 125
第一节 全书结论………………………………………………………… 125
第二节 《时间与自由意志》作为联结纽带…………………………… 126
第五章 结语………………………………………………………………… 130
第一节 “柏格森热”消失的原因……………………………………… 130
第二节 柏格森的历史贡献……………………………………………… 132
內容試閱
绪论 柏格森的生平与思想体系

第一节 柏格森的生平

1859年10月18日,一个犹太裔小生命在巴黎诞生。他就是日后在欧洲哲学界风靡一时的著名生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这一年是哲学史上不平常的一年,不仅仅因为柏格森来到人世,还因为另两位大哲学家也呱呱坠地,一个是先柏格森半年出生的胡塞尔,一个是两天后大西洋彼岸出生的杜威。
柏格森出生的时代与他日后的学术成长,显然有莫大的关联。当他年满周岁的时候,生命哲学美学的第一位先驱者叔本华刚刚去世,这时狄尔泰也已经在着手撰写那部标志着其体验观萌芽的《施莱尔马赫传》了。狄尔泰与柏格森同为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提倡的“体验说”,表明传统理性主义认识论已经在当时的欧洲哲学界受到质疑。柏格森出生两年之前,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出版,并招致了一场有碍风化的诉讼案。波德莱尔出版了著名的诗集《恶之花》,这本诗集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该书使波德莱尔提出的“以丑为美”“从恶中发掘美”的丑美说在艺术界轰动一时。在这样的时代哲学、文化背景下,我们很能理解,柏格森为什么那么偶然又是必然地走上了日后的彻底反绝对理性主义哲学的道路。
1859年还有一个很大的巧合,这一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书中公开宣扬进化论,而这一年出生的柏格森,成名以后的代表作正是《创造进化论》,这部名著被学术界普遍认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有莫大的关联。
这是一个非理性主义思潮与进化论思想开始风起云涌的时代,传统绝对理性主义哲学已经开始受到非理性主义哲学与尚“变”思潮的强力挑战。
童年的柏格森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父亲是一位富有的波兰犹太家族后代,弹得一手好钢琴,有极好的音乐素养;母亲也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祖籍英国,性情温和善良,最重要的是,她是一位虔诚的犹太教徒。父母亲对柏格森日后学术成长的影响是很大的,一直到柏格森生命的晚年,这种影响仍然不断显现。柏格森1932年发表的最后一本专著《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对道德与宗教问题做出了独到的解释,而对宗教问题的执迷,不能不说和柏格森的童年生活有很大的关联。那时候,母亲每天早上、下午和晚上都要祈祷,唱“巴比伦之囚”的哀歌和对耶和华的赞美诗,而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奥林匹斯山上众神的故事,更成了柏格森早期启蒙教育的一部分。几十年以后,当柏格森试图解决“封闭道德”与“开放道德”难题时,他想到了宗教,想到了宗教中极具献身精神的“神秘体验”,并将这种无法言说的“神秘体验”看成是解决道德问题的良药。此外,父亲的影响也能从柏格森的作品中找到痕迹,比如柏格森在探讨直觉问题时,常常喜欢以音乐作比,探讨“开放道德”时,也以音乐情感的影响力作例证,并试图证明,“开放道德”不像“封闭道德”那样通过义务、责任、理性来强制人,而是通过抱负与情感来影响人。抱负与义务是不同的,后者通过理智来强化人的道德行为,而前者则通过情感对人产生影响。情感之具有强制力,正如音乐不通过理性而同样对人具有某种影响力,从而对人形成强制一样。
柏格森四岁的时候,随着父母亲开始了一段时期的辗转迁徙生活。先是到了瑞士的日内瓦,住在一条叫作“哲学家大道”的街上。不知这条街和柏格森日后的成名道路是否有关联,但街道本身是和柏格森有一些关联的,很多年以后,当柏格森再次回到这条街道上,他已经是蜚声世界的大哲学家了。过了两年,也就是柏格森六岁的时候,全家又搬到了北欧的某个国家居住。直到七岁,全家才又迁回巴黎,两年后,柏格森开始了他的正式读书生涯。他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是在1868年到1877年间完成的。
读书期间,柏格森过人的天赋和思维的敏捷展露无遗,获奖成为轻而易举的事。九岁时,他就得到了波拿巴皇家中学的奖学金,1875年,获得法国全国中学生拉丁文演说第一名,英语第一名,地理和宇宙志的第二名。1876年,又在全国中学生分科竞赛中获得法语作文第一名,数学第一名。1877年,再次在全国竞赛中获得基础数学、宇宙志和力学考试第一名。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在柏格森18岁那年,中学生活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应征了一道数学题的解答,并因此获得一笔可观的奖金。不久,这篇应征的数学论文刊登在颇有学术权威的《数学年报》上。而《数学年报》发表一位中学生的论文,这是破天荒的事,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教育界甚至是政界的轰动。大家认为柏格森是一位数学天才,将来在这方面一定大有作为,但即将跨进大学之门的柏格森却出人意料地弃理从文,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
大学期间有两个人物对柏格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个是法国教育家和哲学家布特鲁,当时的布特鲁刚三十出头,风华正茂,对新事物有敏锐的视角。他不满意于正在法国兴盛一时的孔德实证主义,也对黑格尔主义和经验主义持反对态度,在他眼里,这些都是僵化的决定论,而某种学说是否可以很好地解释世界,不在于它能够从总的方面来考察事物,而在于它应该能够在细节中把握真实。所以,人类自由的现实性来自我们是否能清楚地看到无机物与有机物、动物生活与人类生活以及现在与未来之间的那种显而易见的连续性。布特鲁这种强调以内心的自由创造来冲破独断论的哲学观点,无疑对柏格森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另一个对柏格森产生影响的是英国实证主义者斯宾塞。斯宾塞虽然是一位机械主义者,信奉机械的“力”对于世界的推动作用,但他的机械进化论思想被柏格森有选择地吸收。在斯宾塞看来,万物的基础是“力”,一切运动变化皆由于“力”的作用而成,由于“力”恒久存在,所以进化也必然是恒久、普遍的。他还把人的心理变化归结为“神经推动力”和“暗中抵抗的感觉”,试图用“力”学模式来解释复杂的心理活动。斯宾塞的机械进化论对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学说有很大的影响,柏格森在谈到创立自己的学说时,就坦陈这是把早年受到的斯宾塞的机械论学说完全“翻转过来”的结果。因此,“打一个不妥切的比方,斯宾塞对柏格森的影响,犹如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柏格森在后来的《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中,就直接引用过斯宾塞的观点,斯宾塞认为美的动作只是因为“节省力气”而已,柏格森则把这种机械论解释推进了一步,认为美不只是源于轻快,还来自我们对它的同情。因此,绵延着的直觉而不是机械性质的力,给我们带来了美感。
大学毕业以后,柏格森来到法国北部城市昂热的一所公立中学任教。在这里,他的演讲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这个曾经拿过全国中学生竞赛拉丁文演讲与英语演讲双料第一名的天才演讲家,通过讲台这个特殊的地方,在向人们传授哲学知识的同时,大量表达自己的哲学见解。1882年8月3日,柏格森为全校的教师和学生们作了一场专题演讲,题目是“专门论”。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核心观点:如果只是对事物的某一个局部有精细的研究,而不能把握全体的话,那么,这不是真正的智慧。这个观点让我们想起了布特鲁,这位反独断论,因而提倡在细节中把握真实的学者,显然对柏格森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柏格森比他更进了一步,在柏格森眼里,生动鲜活的细节确实需要把握,不过一个建立在细节基础上的整体更加重要。他举例说,我们在解剖学中应用显微镜,确实能把细胞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辨认得丝毫无遗。但是,我们究竟观察的是什么东西呢?在显微镜下是看不出来的,我们必须丢下显微镜,用肉眼来看,才能发现,哦,原来这是一只丑恶的蜘蛛的脚。因此,他认为,“人如果只是掌握某一门的技艺,而其余的一切都没有发展,那么,他就不可能具有认识事物整体面貌的精神能力。这好比是一位精美的音乐家,虽然常常能在一般的乐队中显示出才华,但是,让他一个人独奏而没有陪衬的话,他恐怕未必能获得成功。”
这次演讲引起强烈反响,柏格森为此得到一笔不错的奖金。
在昂热的中学教授两年哲学之后,柏格森转往另一个城市克莱蒙菲朗,继续他的中学教员生涯。在克莱蒙菲朗生活的五年时间,柏格森开始着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同时一如既往地进行自己最擅长的演讲。这些演讲显示了柏格森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比如1886年他作了七场大的演讲,分别是“物——机械论定理批判”、“心——唯物论批判”、“康德上帝存在之证据的说明及批判”、“至善与时中”、“亚里士多德及其在科学上的影响”、“马勒伯朗士的哲学”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批判”。这些演讲表明,柏格森正试图通过广泛阅读古今哲学名著,从中批判地吸收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并构建一个有别于传统机械论、唯物论与理性主义的新的哲学系统。因此,这段时期是柏格森哲学思想的重要形成期。
1884年柏格森在当地作了一场生动有趣的演讲,演讲前报纸刊登的广告称,柏格森演讲的主题是:“论笑——我们所笑者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而笑?”这个题目实在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演讲之前观众都兴致勃勃,争相入座。许多得不到座位的人被迫回家,纷纷抱怨主办者选定的场地太小。这场演讲如很多其他演讲一样,获得巨大成功。“他似乎事先不加准备般地冲口而出,但却自成文章。他能将筹中线索潜藏于心,不为观众所觉,及其终场,欲观众如何便如何。”这场演讲的文本,报纸并没有刊载,但应该就是柏格森十多年后即1900年出版的《笑——论滑稽的意义》这本重要美学专著的最初雏形。
1888年,柏格森接到重返巴黎到中学任教的通知书。起初在罗林中学,后来转到巴黎的昂利第四中学执教。这时柏格森已经小有名气了,许多人慕名前来听他的哲学课,其中不少学生后来成为有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但授课之余,柏格森仍然集中精力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的最后部分。
1888年2月,博士论文《论意识的直接材料》终于完成,共十多万字。柏格森把这篇文章连同另一篇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论文,提交给巴黎大学,申请博士学位。他的主要观点是:我们生存的世界是时刻绵延的,在绵延中,没有绝对相同的因素,因此,绵延的未来是无法预知的。相比之下,空间则是数量的、同质的、静态的,各部分之间是同一的,因此,空间可以被预知。生活在绵延中的我们是自由的,但在空间中的行为则是机械的、被动的,因而,空间中的活动完全忽略了我们的自由。然而不幸的是,以往的科学思维模式却习惯于把动态的、内在的绵延静态化、空间化。这样,人就只是被看作一架复杂的机器,仅仅为思想和行动而活着。
1889年春天,柏格森成功地通过了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论文《论意识的直接材料》(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ediates de la Conscience)也于同年出版。二十一年后,该书在法国已经出到第7版,英译本也在英国问世了,书名改成《时间与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 Will)。由于英语在世界各地广泛的影响,因此今天我们在国内书店见到的中文版《时间与自由意志》,就是根据英译本翻译的。
博士论文的出版,标志着柏格森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1891年,32岁的柏格森与路易·纽伯惹小姐结婚。新娘纽伯惹是法国现代著名作家普鲁斯特的表妹。一年多后,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叫珍娜·柏格森。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很可惜天生失聪,但柏格森仍然深爱着她,他甚至给了女儿很多特权,比如小珍娜可以不必敲门就进入柏格森的书房。婚后生活的幸福让柏格森更加勤奋,五年之后,即1896年,他又出版了一本重要的著作《材料与记忆》(Matière et mémoire)。这本书十分晦涩难懂,当时的评论家称,这是柏格森著作中最难懂、最重要,也是最完善的一本。不过这本极难懂的书并不像同样难懂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运气。康德的书在出版三年之后,终于因一位略看懂了些的读者的小册子介绍,而引起世人关注,并成为经典之作;但柏格森的《材料与记忆》虽然同样难懂,却没有获得那样高的地位,至今我们大多数人都因为《创造进化论》或者《时间与自由意志》而知道柏格森,只有那些试图进行更深入研究的人,才会“硬起头皮”啃这本并不如前两本书那么著名的《材料与记忆》。
《材料与记忆》的主旨,是论证心灵和身体、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在柏格森看来,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不是把物质看作第一性就是把精神看作第一性,因而都是片面的,因为物质和精神作为两种实在,是互相统一的,而统一的交叉点,就是记忆。柏格森论证说,人的意识的核心部分是纯粹记忆,它与纯粹感觉不同,比如关于背诵诗歌的记忆,后者只是记住了诗歌的字词,而前者却包含以前读这首诗的情感和感想等。因此,纯粹感觉关涉到事物的实在物质属性,而纯粹记忆则是潜伏的,是与物质绝不相干的精神活动。纯粹记忆与纯粹感觉的对立,表现了精神和物质的对立,不过,在人的意识活动中,二者又是统一的,这是一个由纯粹记忆到记忆形象再到知觉的过程,而在知觉之中,既包含纯粹感觉,又包含纯粹记忆。于是,知觉将精神与物质统一在了一起。《材料与记忆》出版以后,柏格森的名声迅速上升。
1896年,柏格森接到法兰西公学的聘书,邀请他去那里讲学。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学校,建校已有366个年头,直属法国JYB。每星期五下午,柏格森都照例去法兰西公学演讲,而每每总会造成现场的拥堵,能容纳2000人的教室,也显得太小,许多不能提前进场的人因为无法挤进,只好扫兴而归。在法兰西公学授课的几年时间,为柏格森日后的成名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资本。虽然在这之前他曾遭受不小的挫折,因为从1894年开始,他两次申请去曾授予他博士学位的巴黎大学讲课,但都遭到了拒绝。最后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柏格森第二次遭到拒绝之后,当即给他下了聘书,才为柏格森挽回一点面子。
1900年,巴黎召开首届国际哲学大会。这时的柏格森在法国已经名声显赫,作为法国代表,他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我们的因果关系法则的信念的心理学来源”的报告。据说这是柏格森短篇文章中最有价值的,可惜由于日后未能出版,所以我们对它的内容不得而知。不过演讲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凭着柏格森卓越的演讲才能,加上那些新奇的思想,各国哲学家都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以后,柏格森的声誉越过国界,传遍欧洲、大洋彼岸,一直传到正渴求学习西方思想的中国。
历史在进入20世纪初的时候,为柏格森哲学的兴盛带来了机会。一方面反实证主义思潮渐渐兴起,孔德的实证主义试图通过科学的发展达到资本主义范围内的不断进步,因此对理性持信任态度,但是,这种对理性的盲目推崇,越来越受到思想界的质疑。法国哲学家富耶就认为,科学蚕食了太多的地盘,现在应该夺回这些地盘,给人的精神世界安家。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也指责孔德等人为了适应自然科学的观念和方法,而任意肢解、删改历史,这是错误的,应该深入到理性背后,去探索那些非理性的精神世界,才能对历史有正确、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当时的欧洲正兴起一股“世纪末”思潮,人们在“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的过程中,深感社会矛盾的加剧和形势的动荡不安,严酷的现实打破了依靠理性的力量确立起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信条。特别在法国青年中,对未来的幻灭感和对前途的迷惘感更加严重,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和到1882年为止的182次罢工,都让他们的思想中出现了传统理性主义无法填补的空白。这时候,柏格森的哲学正好满足了他们要求从占优势地位的实证主义中摆脱出来,跳出理性主义樊篱的愿望。“由于柏格森把法国青年们探索非理性世界的迷惘感转化为哲学观念,因而他在法兰西公学的演讲使得那么多的大学生为之倾倒,成了‘世纪末’思潮在法国的哲学代表。”
1904年,柏格森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哲学大会,会上宣读了题为“脑髓与思想:一个哲学的错觉”的论文。这次会议的地点选得实在是很巧妙,因为日内瓦是柏格森儿时曾居住过的城市,那时他作为一个天真儿童住在“哲学家大道”上,如今作为拥有世界声誉的哲学家,他又回到日内瓦,而且恰巧又被安排住在“哲学家大道”上。也许上帝都垂青柏格森吧。这次大会之后,1911年4月,柏格森又在意大利波伦亚参加了第四次国际哲学大会,会上作了题为“哲学的直觉”的演说。这篇演说辞被人称为柏格森1903年发表的《形而上学导言》的姊妹篇。《形而上学导言》被它的英译者称为:“凡想全面阐述柏格森先生的哲学的人,……这篇论文是不可不读的。”作为姊妹篇,《哲学的直觉》当然也同样引人注目,因为它是对柏格森最有名的哲学著作《创造进化论》的补充。《创造进化论》出版于1907年,随后开始出现“柏格森热”。为此,柏格森于1914年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年起成为终身院士。遗憾的是,1925年他突发瘫痪症,只好辞去国际联盟知识合作委员会主席等职务,此后也不再参加国际哲学论坛。
《创造进化论》出版以后,柏格森声誉日增,在国外的影响也日益扩大。其中,在英国这个“第二故乡”,柏格森更是声名鹊起。英国是柏格森母亲的祖籍所在国,在某种程度上,柏格森也可以算是英国的后裔。
1911年5月,柏格森前往英国历史最悠久的牛津大学演讲,题为“变化的知觉”,演讲之后,牛津大学授予他理学博士学位。5月29日,柏格森又前往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讲学,作了题为“生命和意识”的演讲。1911年10月,他再次应邀来到英国,在伦敦大学作了题为“灵魂的性质”的演讲,连续四天,听众数以千计,《泰晤士报》摘要发表了他的演讲,一时间,柏格森的名字迅速传遍英伦三岛。
在英国声望的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对柏格森学说的各种热议。1901年,《论意识的直接材料》已经被译成英文,而《材料与记忆》和《创造进化论》也于 1911年在英国翻译出版。支持柏格森学说的学者不少,比如20世纪初在英国小有名望的新实在论哲学家亚历山大,就自称他的学说受柏格森影响极大,他创立了“层创进化论”,层创的动力叫作“尼沙斯”(Nisus),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贺麟评价“尼沙斯”是“一种相当于柏格森‘生命冲动’的澎湃上腾的力量”。另一位英国哲学大师怀特海,提出用“有机体论”代替机械论,他自己认为,“有机体论”是对柏格森哲学的继承与发展,虽然他批评柏格森对机械论的妥协让人不满意,但怀特海对柏格森的钦佩之情并未因此减少。
然而柏格森在英国遭遇了一个最大的批判者,他就是怀特海的学生,曾与怀特海一起合著过《数学原理》的罗素。
罗素对柏格森所举的“理智就像电影摄影机一样对现实进行歪曲”的例子很不以为然,于是曾表示终身不看电影的罗素,破天荒地走进了电影院。看完电影,罗素得出结论说:“每一事物都不是一个单纯固定的实体,而其实是许多实体的系列。这许多实体互相在时间上连续后,每一实体都仅仅经历一极短时间。”即是说,电影胶片反映的是真实过程,理智能把握实在。罗素这种与柏格森大相径庭的观点,在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就已经表露出来。1911年,柏格森来到英国,参加英国哲学学会的一个讨论会,会上罗素宣读了《论普遍与特殊的关系》的论文,柏格森对此表示惊异,认为罗素应该证明的是特殊的存在,而不是普遍的存在。时年39岁的罗素并未被如日中天的柏格森说服,相反,他在自己著的《西方哲学史》中对柏格森大加鞭挞,认为柏格森“并不给自己的意见提出理由,而是依赖这些意见固有的魅力和一手极好的文笔的动人力量。他像做广告的人一样,依赖鲜明生动、变化多端的说法,依赖对许多隐晦事实的表面解释”。这样,“像柏格森的哲学这样一种反理智哲学的一个恶果是,……这种哲学便宁可喜欢坏思考而不喜欢好思考,断言一切暂时困难都是不可解决的,而把一切愚蠢的错误都看作显示理智的破产和直觉的胜利。”罗素到中国来讲学时,听说有人也想邀请柏格森,极力反对说,柏格森的声名是靠骗巴黎的时髦妇人得来的,在哲学上毫无建树,你们为什么要请他来?
虽然受到罗素的攻击,但柏格森在英国的声望并没有降低,一些团体也乐于请他去做代言人。当时,一个叫作“大不列颠心灵研究会”的团体邀请柏格森当会长,柏格森欣然接受,并于1913年5月28日作了任职演讲。虽然这个团体充满了反科学的宗教气息,而且其中不乏一批鄙视科学、醉心于神学的老顽固,但这并没有对柏格森造成多大负面影响。一年以后,苏格兰的许多大学邀请柏格森主持春秋两季的吉德福讲座,这年春天,柏格森在爱丁顿大学连续作了十一次演讲,总题目为“人格问题”。可惜秋季的演讲不得不取消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已经笼罩在欧洲上空。
除了在英国的影响,柏格森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学术知音,譬如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詹姆士对柏格森著作评价很高,他曾说自己生平有两大快事,一件是在晚年能看到日本打败俄国,另一件就是能读到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自从1908年初次见到柏格森开始,他就一直对柏格森的思想表示理解和叹服。在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学院讲课期间,詹姆士称,柏格森对理智主义的批判,是他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从此理智主义终结,再也没有恢复的希望。而作为友情回报,柏格森也于1911年为詹姆士的名著《实用主义》法文版写了长篇序言。
可惜当柏格森两年后来美国讲学时,詹姆士已经去世了。邀请柏格森前来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在这里,柏格森作了两场演讲,题目是“精神与自由”和“哲学的方法”。这两次演讲很合美国听众的胃口,因为柏格森的观点与正风靡美国的实用主义有诸多相通之处。会场听众踊跃,掌声四起。而当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长道森·约翰斯顿当面向他赠送一本题为“亨利·柏格森书目提要”的新书时,柏格森更是激动万分。这本由著名哲学家杜威教授撰写的书,表明柏格森的著作已经开始在美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其实,到1912年止,有关研究柏格森的论著,仅美国、德国和瑞典三国各地图书馆所藏的,就达417种。而柏格森的著作,此时也已被广泛地翻译成英文、德文、匈牙利文、丹麦文、瑞典文、俄文、波兰文等多种文字。尤其是英文和瑞典文,柏格森的重要著作都已有了译本。英文译本使柏格森具有了更广泛的国际影响,而瑞典文译本则为日后柏格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柏格森的推崇总是和对他的批判夹杂在一起。当柏格森热潮波及到俄国的时候,他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普列汉诺夫在读完布尔加柯夫翻译的俄文《创造进化论》之后,发表论文称,柏格森就像古希腊那些诡辩家一样,把自己错误的思想,运用惊人的技巧表现出来,但是,“他的非常精巧的逻辑操演的正面效果是很小的。甚至可以说:凡是柏格森企图用新的观点来观察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的根本问题的地方,这个效果就是一个负数。”因此,普列汉诺夫的结论是:“柏格森经过自己的唯物主义的远航回到唯心主义的港口。”除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对柏格森也有过研究,并在《哲学笔记》中摘录了一些评价柏格森的词句。比如他摘录了让·谢贡的一段话,谢贡指出,柏格森哲学是“现代化反动思潮”的一种,有着“神秘主义”倾向。此外,列宁还在阿·莱伊的《现代哲学》一书上作的批注中,关于柏格森的评价写了“注意”字样,指出莱伊的“整个这本书就是把唯物主义肆无忌惮地庸俗化的榜样”,因为这些批评柏格森的内容虽有追求唯物主义的意愿,但却对思想体系不作具体分析。这样看来,让·谢贡对柏格森的评价似乎要中肯一些,而且正如他所言,柏格森二十年后出版的《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一书,就力捧“神秘主义”。而这种倾向,让·谢贡早在1912年就指出来了。
1914年开始,柏格森不再担任法兰西公学的实际教学任务,1915年他又辞去了担任十四年之久的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主席职务。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柏格森毫不犹豫地放下书本和笔,为法国战争的胜利而担负起外交使命。
他先后出使西班牙和美国,争取到西班牙和美国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力促美国参战,最终使协约国取得战争的胜利。德军1918年11月11日的投降,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早在战前,柏格森在世界上的声望就持续上升。1912年,英国皇家文艺协会会员安德鲁·朗教授,联合其他一些英国文学家,向瑞典文学院推荐柏格森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瑞典文学院于是委托两位著名北欧哲学家哈林教授和诺尔斯特雷姆教授,撰写关于柏格森作品的评审意见。可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被迫停颁,关于柏格森获奖的资格审查也搁置下来。
战后关于柏格森获奖的事又提上日程。1921年,被自己的同胞、法国著名作家法朗士击败以后,柏格森六年内没有再获得提名。1927年,众多法国名流,包括前任总理以及诗人、小说家、历史学家等,再次推荐柏格森。当时竞争力最强的有三位候选人,除了柏格森,另两位分别是挪威女作家温塞特和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评审过程中,有人对柏格森的思想和作品提出了异议,比如认为柏格森对于道德学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个批评让柏格森一直耿耿于怀,所以,晚年他坚持写了《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来回敬对于他的批评。最终,经过激烈的角逐,柏格森终于成为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可惜时年68岁的他,三年前就得了瘫痪症,只能坐在椅子上,无法行走了。最后法国驻瑞典大使代替柏格森出席授奖仪式,并领取了奖金。当1928年岁末,法国政府的几辆小车来到柏格森门前,为他送上诺贝尔奖金时,柏格森已经连迈出门槛的能力也丧失了,夫人代替丈夫接受了奖金。
病魔折磨下的柏格森,此时并没有停止写作。他还有最后一本重要的著作没有完成。瘫痪的柏格森请家人用绳子牢牢地把自己系在椅子上,这样,他麻木的身躯就不会从椅子上跌倒下来。艰难的写作又持续了四年,终于在1932年,这本花费他十载心血的《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问世。这时柏格森僵硬的右手已经很不听使唤,一天写上的字十分有限,每写几个字就要停顿好一会,搓揉一阵麻木的手指,再继续写作。直到后来,几乎已经写不动字了。
《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是柏格森很重要的一本著作,其重要性不亚于《时间与自由意志》和《材料与记忆》,它们与《创造进化论》一起,成为柏格森最具分量的四本名著。这本书同时弥补了柏格森哲学体系的缺陷,最终使哲学、伦理学与美学思想构成一个整体。从这个角度来看,《笑与滑稽》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因为它是柏格森唯一一部专门的美学著作。
1937年,79岁的柏格森躺在病床上已经很多年了,自感来日无多的柏格森立下遗嘱,其中有一条明确的禁令:严禁后人出版未经他同意出版的著作。这条禁令显示了柏格森一贯严谨的学术风格,他是不愿意让后人读到他自己认为不成熟的著作的。所以,迄今为止,柏格森公开出版的书并不多,让我们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时,只能通过仔细推敲,来构造他的那些著作之间的内在联系。
1940年1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入侵者扶植起来的法国傀儡政府,通过一项反犹太人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每个犹太人必须进行登记。由于对柏格森的声望有所顾忌,傀儡政府为他提供了登记豁免权。但坚强的柏格森对法西斯的施舍并不领情,衰老不堪、奄奄一息的他从病床上挣扎起来,在家人的扶持下站进了犹太人登记行列。这一举动加剧了病情恶化,不多久,1941年1月4日,柏格森躺在病床上,与世长辞了。丧礼很简单,没有正式致悼词的人,也没有隆重庞大的送葬队伍。几天后,法国思想界、知识界的一些人士,陆续来到柏格森的墓地,默默地向他表达自己的敬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柏格森热”虽然开始渐渐消退,但柏格森的影响却是长期的。1961年法国大学的入学试卷中,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试卷引用了柏格森的论点,柏格森在法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除了在哲学领域的影响,柏格森的思想在文学艺术界的影响也很深远。西方现代派艺术家认为世界是丑恶的,已经失去理性,因此崇尚非理性的直觉,与柏格森学说的广泛流传有着莫大的关联。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巴雷特说:“柏格森这个人物是无法从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任何历史线索中抹掉的。没有柏格森,存在主义者搞出一套哲学来的那个境界就不会达到当时达到的那个样子。”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作为柏格森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任教时的学生,在高师写的第一篇论文就以“绵延”为题,并说读了柏格森的有关著作之后,感觉到哲学真了不起,发誓做一个真理追求者。此外,柏格森的直觉理论,无疑对西方许多文学流派,如意识流文学、荒诞派戏剧、超现实主义等,从近代向现代转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柏格森对现代科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科学哲学家波普致力于发现科学中的非理性因素,并称:“我的观点可以这样表达,一切科学发现都包含着非理性因素,或柏格森的创造的直觉。”耗散结构理论创立者普里高津也认为,柏格森的时间理论击中了经典物理学的局限性,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它有助于我们把科学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评判。
虽然柏格森也有一些坚定的批判者,比如法国学者犹连·本达,曾写过两本著作《柏格森主义或流动性的哲学》和《动人的哲学》批判他,罗素更是视柏格森哲学为欺骗巴黎上流社会那些贵妇人的美丽说辞,天主教徒马利坦也不遗余力地批判柏格森的哲学和上帝观,但是,这位曾影响世界哲学界长达几十年的哲人,正如他的生命哲学提出的最基本原则一样,仍然在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中绵延着自己的生命。他的思想并没有被某个学者完整继承,而是成为一些思想碎片,在存在主义以及现代派艺术等流派中得以保存下来,并在科学主义日益对人文主义形成挤压的今天,在人类逐渐被物化的当代背景下,更加显现出它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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