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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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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也是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发达的玉器制作工艺、规模宏大的社会公共礼仪建筑等与礼仪活动相关领域的繁荣发展与日常生活领域相对规模较小的居住区、单一的以筒形罐为主的生活器具分别展现了社会发展的两个侧面，共同呈现了重礼仪、轻世俗，重精神、轻物质的红山社会。本书依据现有资料，从两类遗存所展现的差异入手，简要讨论红山文化兴起、繁盛至衰落的发展过程。分析显示，红山社会以玉器及社会公共礼仪设施所反映的礼制规范为构建社会等级秩序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神权”为中心的社会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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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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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历史学博士，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研究馆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东北地区史前考古，近年以红山文化特别是牛河梁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为工作重点，曾出版专著《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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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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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 王 巍 1
绪 论 …… 1
第一节 红山文化的特征 / 1
一、 器物群 / 2
二、 聚落特征 / 9
三、 分期与年代 / 13
第二节 考古发现与研究 / 15
一、 第一阶段：从发现到命名（1921 ～ 1954年） / 16
二、 第二阶段：文化内涵的进一步确认（1955 ～ 1980年） / 18
三、 第三阶段：文明起源的探索与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
（1981年至今） / 19
第三节 初步认识与存在的问题 / 27
第一章 红山文化的兴起 …… 30
第一节 本地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31
一、 筒形罐的继承与演变 / 31
二、 筒形器形制的回归 / 34
三、 玉器种类的丰富与功能扩展 / 38
四、 从积石墓到积石冢—埋葬方式的传承与发展 / 41
第二节 外来文化因素的融合发展 / 45
一、 彩陶的出现与发展 / 45
二、 从器座到筒形器 / 49
三、 其他新文化因素的出现 / 53
小结 / 55
第二章 红山社会的发展 …… 58
第一节 社会结构的复杂化 / 58
一、 社会分层的普遍出现 / 58
二、 多群体社会的发展 / 67
三、 聚落的功能分化与聚落群的形成 / 71
第二节 社会的组织和动员 / 73
一、 特殊产品的生产与分配 / 73
二、 礼仪建筑的修筑与维护 / 79
第三节 社会团结的维护与强化 / 84
一、 社会分工 / 84
二、 礼仪活动与社会认同 / 90
小结 / 92
第三章 礼—红山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 94
第一节 圣俗分野 / 94
一、 生死有别 / 94
二、 圣俗分野 / 99
第二节 区域社会中心的出现 / 112
一、 聚落规模的分化与聚落集群的出现 / 112
二、 聚落集群的关系：以牛河梁和胡头沟遗址为例 / 114
第三节 礼仪中心的形成 / 116
一、 礼制的完善 / 116
二、 礼仪活动的层级化及礼仪中心的形成 / 126
三、 圣地的构建 / 135
小结 / 140
第四章 红山文化的繁盛与衰落 …… 141
第一节 红山文化的传承与影响 / 141
一、 红山社会的遗产 / 142
二、 红山社会的发展动力 / 150
第二节 盛极而衰 / 152
一、 文化的变迁 / 152
二、 红山文化衰落原因初探 / 156
小结 / 160
第五章 北红山与南良渚 …… 161
第一节 地理环境与生业方式 / 162
一、 红山文化 / 162
二、 良渚文化 / 164
第二节 文化现象的比较分析 / 165
一、 建筑设计与规范 / 166
二、 玉礼器 / 169
三、 统一信仰的标志 / 170
四、 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发展 / 171
五、 “神权”与“王权”的关系 / 172
第三节 “神权社会”的繁荣与衰落 / 172
小结 / 175
结 语 …… 178
一、 研究与认识 / 179
二、 问题与探索 / 182
注 释 …… 185
后 记 ……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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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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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五千年中华文明”之说自被提出以来，始终面临着科学的审视。寻找切实可信的中华文明之源，成为数代学人的情结和使命。它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这一问题的解答，关系中华民族历史的展示与构建、文化自信的建立与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等一系列问题。
2001年，国家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集结了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各大学科在内的20多个学科、60多个单位的400多位专家学者的力量进行攻关。该项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距今5 500 ～ 3 500年间最能反映社会发展状况和权力强化程度的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4个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中心性遗址作为工作重点，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和周围地区聚落分布调查，获取方方面面的信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进行研究。
经过20年的不懈工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显著：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所言非虚：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源，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中原崛起，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多元融合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开放包容、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文化软实力是增强中华文明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保障。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与世界其他三大原生文明基本同步，辉煌的文明成就毫不逊色。它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绵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尤为可贵的是，该工程提出了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关于文明的定义及相关概念，国内外学术界存在诸多分歧。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提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了阶级、王权和国家。我们提出“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两个概念，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是文明社会孕育和产生的不同阶段，先有文明因素量的积累，后有社会质的变化。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标志。关于进入文明社会的认定标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冲破“文明三要素”（文字、冶金术和城市）的桎梏，提出了新的观点：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一新的标准不仅基于中国考古学的大量发现与丰富例证，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明仅有3 300年的认知局限扩展至5 000多年，而且也适用于国际上的其他原生文明。
这一工程出版成果丰硕，如《中华文明探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文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集萃》等让我们对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脉络和特点的认识逐渐清晰。在考古学家孜孜不倦地攻克史前难题时，有必要组织一套面向社会大众的，能够全面反映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关键时期的文明丛书，既是对考古资料的一种梳理，也是成果的及时公布和转化。故而，我们选取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八个考古学文化或典型遗址，即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凌家滩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陶寺遗址，以期生动、立体地展现各文化的特质，介绍考古工作的特殊性和趣味性。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我国入选世界遗产的第一处史前文化遗址。作为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良渚古城遗址以其时间早、成就高、内容丰富而展现出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特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 000年的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其向心式三重结构的空间形制与湿地营城技术展示了世所罕见的极高成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我们对五千年前后的文明进程关键时期的局面，更有必要在更大的时空维度中做一介绍，阐释“满天星斗”，表现中国文明形成的“多元一体”的历史趋势。良渚博物院站位高远，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跳出长江下游从整个中国的视角来看待早期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大问题，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卓有成效的工作成果，在2020年底提议组织一套早期文明比较丛书，次年春经多次讨论后正式启动。该丛书将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踏入初期文明阶段的几个主要考古学文化纳入主题，从整个中国的大视野来看待良渚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问题，这不仅是对良渚文化考古研究的再次深入，对于早期文明起源的探索也必然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本丛书一套8册，包括《良渚：中华文明之光》《红山：中国文化的直根系》《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陶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等，均由相应遗址的考古领队或研究学者执笔撰写，具有很好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不可回避的是，由于组稿和编撰的时间较短，各位作者白天奔波于田野一线，晚上整理资料后还要埋首各自图书的撰写，涉及大量资料的梳理和系统思考，难免不够全面和完备。尽管整体上看丛书体例统一，但也存在一些小问题，实属遗憾……然而，瑕不掩瑜，抛砖引玉亦可！
我们希冀这套丛书可以依托各地丰富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开展良渚文明与中国各地大体同时期的区域文明的比较研究，展现中国各地区文明起源、形成的路径和特点，以使读者更好地感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其中蕴含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认知和认同，为增强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中国考古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二〇二二年九月
后 记
笔者受良渚博物院夏勇先生之邀为中国早期文明丛书写一本关于红山文化的小书，深感荣幸的同时又倍感压力。总体而言，红山文化的资料较为零散、新材料也少，近些年发掘的魏家窝铺、田家沟、半拉山等遗址的完整资料尚未发表。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红山文化专门的研究论著问世，从多个角度对红山文化加以阐述。对于本书而言，在既无新材料发表，亦不希望只是对既往成果做简单汇总的情况下，想要用十数万字说清一个延续一千五百多年、分布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红山社会，就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彼时拙作《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构成》刚刚出版，一时未能形成新的思路，迟迟难以落笔。所幸近年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工作有了些新的突破，虽然尚未形成材料发表，但在发掘过程中所见的一些迹象及对其所呈现的规律的认识过程中，渐渐促成了新的想法的形成。相对贫乏的日常生活的居址与繁荣的大型祭祀礼仪活动场所是红山文化中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二者并非对立的存在，而是分别代表了红山社会的一体两面。因此选择以此为切入点呈现红山社会的一个侧面。
李济先生提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要关注长城以北，苏秉琦先生更是以一首诗将偏居北方的以“燕山龙”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放置在“夏商周及晋文公”等有历史记载的王朝序列之前，以此来说明红山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作用。因为相隔几千年，虽然物质遗存上的相似性并不明显，而在精神文明领域的实践则颇为相似。在红山文化中发现的与后世记载相近的祭祀礼仪活动和以（社会规范）“礼”来统领社会的模式与孔子所大力推崇的周相似，红山文化中的“礼”则可视为《周礼》的雏形，其社会实践亦可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因此笔者斗胆选用苏先生的“中国文化直根系”一语作为副标题。
谨以此文向从事和关注红山文化研究的前辈学者致敬，他们的一系列工作推进了对红山文化的认识。小书得以忝列丛书之中，特别感谢良渚博物院夏勇先生的邀约。感谢编辑贾利民先生对品质的严格把控，纠正了其中表述不准确之处。也感谢合作发掘牛河梁遗址的贾笑冰先生，为新认识的形成和本文的写作提供的指导和丰富的灵感。
由于资料和学识有限，难免错漏之处，敬请前辈、同仁不吝赐教。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学界同仁给予红山文化更多关注。
于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现场
二〇二二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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