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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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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只在芝加哥大学开设过一次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的研讨课（1964年秋季学期），目前只留存下一份该课堂的打字记录稿，并没有相关的音频资料。鉴于施特劳斯本人从未发表过任何关于格劳秀斯的论文和专著，也从未留下关于格劳秀斯其他作品的讲授记录，因此这份记录稿显得弥足珍贵，而福德的编辑则使它更具准确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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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讲稿为施特劳斯1964年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关于格劳秀斯名著《战争与和平法》研讨课的授课记录，共计14讲，内容包含了施特劳斯对于《战争与和平法》逐章逐句地细致讲疏，以及每一讲结束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是其作品中唯一一份对格劳秀斯的深度探究。
格劳秀斯学识极其渊博，写作中又践行了隐微手法，且偶有卖弄才情的无害癖好，由此造成了《战争与和平法》令人窒息的厚度和学究气息。在课堂上，施特劳斯将格劳秀斯置于政治哲学整体脉络之中加以梳理，与学生逐字逐句阅读分析格劳秀斯的文本。经由其非凡的解经能力，格劳秀斯冗长的晦涩文本变得清晰可解，格劳秀斯本身的重要性得以完整呈现。
因此，可以说，本书讲稿是一项如何走进经典文本的重要例解，也是大学中通识教育如何操作的光辉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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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原芝加哥大学政治哲学教授。他通过细致的文本研读重新发现了古典哲人作品中的隐微手法，并借此回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关注的政治哲学中的永恒问题。施特劳斯一生致力于重启古今之争、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诗与哲学之争，在现代语境下回护哲学生活方式，而他的“行动”体现为发表论述和在课堂上讲疏经典作品。他具代表性的论述包括：《柏拉图〈法义〉的论辩与情节》《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城邦与人》《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等。
译者简介：
张云雷，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专业方向为政治哲学、国际政治思想史。曾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政治思想史》等期刊发表相关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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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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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讲学录整理规划
中译本说明
英文编者导言
文本及术语的说明
英文编者说明
第一讲
第二讲
第三讲
第四讲
第五讲
第六讲
第七讲
第八讲
第九讲
第十讲
第十一讲
第十二讲
第十三讲
第十四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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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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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课程导论 文本的导言（Prolegomena）部分
（1964年10月6日）
施特劳斯：［进行中］这种区分并不明确，因为它不全面。人们理解的［理论］，必须更精确地描述成为了假设形成所作的假设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被仅仅理解成一个真实理论，而是作为一个某种程度上有用处的假设。其他类似的理论都可以这么理解。所有的非假设命题都是经验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理论的结果。以上是一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存在［绝对的］和实质性的政治理论，这种理论作非假设性的断言。他们并不必然是规范性理论，但这一点，我认为是更为根本的区别。事实上，假如多多思考，比如这样，很难真的只到非规范性的政治理论就行了。
进行更宽泛的政治分析时，我们不得不同时考虑制度和意识形态。如果从某种意义上更深入地思考这种区分，你就会发现一种更古老的、非常有用的东西，即我们需要思考政制（regime）——也就是，自由民主制、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无论到底是什么——政制最终依赖于它自己所献身的目的（end）。目的是一个社会之为社会所尊重的东西，它赋予这个社会以特质。如今，所有这些政制都有自己的宣称：自由民主制认为自己比共产主义强，反过来也是如此。必需满足这种宣称，否则就不会有人为这个目的而竭尽全力，这意味着需要考虑不同的政制之间的等级排序。哪个更好？
现在，我们在内容上做一个很大的跳跃。在早期的人类思想中，下面这种观点很流行：如果我们不知道，依据自然（by nature）什么是正义的，就无法确定这种等级排序。我们可以将或多或少有缺陷的政制理解为或多或少很大偏离“依据自然是正义的”东西。“依据自然是正义的”（by nature just）这一说法，是从相应的希腊文词汇直译而来的。自然正义/法（natural right）和自然法（natural law）这样的传统说法，表达的也是同样的意思，但更为人熟知。我在这里刻意不再去分析这两个说法的区别。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很显然，是否存在独立于人类意志（human will）之外的标准——这就是“依据自然”（by nature）这一说法的含义；这些标准并非人类制定——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让我们读一下柏拉图《法义》（Laws）第一卷中的一个段落。
朗读者：
不是瞎说，克里特人的法律在所有希腊人中尤为有名，因为它们是正确的法律，这些法律提供了好（good）的东西，使用这些法律的人都生活得很好。这些好有两种——人类的（human）好和神圣的（divine）好。人类的好依赖于神圣的好，同时，在得到神圣的好时，也会得到人类的好；否则就两者都得不到。在人类的好中，健康排名第一，美貌排名第二，（在跑步和其他身体运动中的）强壮排名第三，财富排名第四——不是盲目的财富，而是眼光锐利的那种，因为这种财富以智慧为伴，而智慧则在神圣的好中排第一位。灵魂的理智排在神圣的好的第二位。来源于前两者，同时再加上勇气，就形成了正义。而正义则排在第三位。第四位是勇气。所有这些都依据自然地高于人类的好，立法者必须忠实地来给他们这样排序。
施特劳斯：这可能是这一说法的最清晰、最古老的表述：所有的立法（如果不是盲目的和独断的）都必须［立基于］事物的某些固有秩序。这种固有秩序——他们是立法的真正原则。
如今这一观点被普遍拒斥，但是很明显，无论这个说法是否完美，它对于政治学或者法学而言，是最重要的问题——即是否存在这样一个依据自然的（即独立于人类仲裁的）好的秩序。为了能有益地探讨这个问题，而不是仅仅重复双方的口号，我们一定要有更深的知识。我的意思是，柏拉图这一段和其他的段落都不是“更深的知识”，也即，现实地说，我们必须考虑历史知识。
我来提醒大家一些比较可信的历史知识：《独立宣言》在立法的最高层面上呼吁自然权利（right）；法国革命中也有类似的文件，例如《人权宣言》，也有相同的广泛影响力。现在，如果我们将这两个著名文献与下面的文献进行比较——1689年的《权利宣言》或者1629年的《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或者类似的东西，为反抗西班牙王权提供合法性的《荷兰独立宣言》——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对于自然权利的呼吁，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是如此明确，但并没有在更早的这些革命中出现。
相比之前，自然权利于十八世纪在政治上有大得多的重要性。我想，这也是广为人知的常识。不过，许多历史学家并没有继续思考更深的问题：在十八世纪变得如此有力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是否与之前世纪中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是同一个东西？或者，它难道不是一种新的自然权利，而这种新的自然权利给了自然法在十八世纪以及直到今天（以或多或少伪装了的方式）的政治效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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