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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部基隆码头工人的“伤心民族志”
被甩出全球供应链后，底层劳动者的真实境遇
“像个男人”的期待背后，不堪重负的压力
2017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非小说类首奖
2017年金鼎奖非文学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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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昔日人声鼎沸的基隆码头陷入停滞，随着基隆港的衰落，码头工人一步步沦为全球化“弃民”。伴随生存困境而来的，还有“男子气概”的失落，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情感纽带的断裂。
被时代抛弃的码头装卸工人、入不敷出的大货车司机、饱经风霜的茶店仔阿姨、失语返家的父亲……人类学学者魏明毅走进基隆的日与夜，倾听他们的诉说，并不断叩问这静寂背后深层次、结构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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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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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毅，从事心理咨询十余年，曾参与台湾“9.21”地震灾后心理重建工作，后考入新竹清华大学人类研究所，硕士论文题目为《基隆码头工人：货船、情感及其社会生活》（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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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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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章 从会谈室掉进田野地 ………………… 1
成为人类学学徒之前 …………………………… 3
掉进陌生之所 …………………………………… 4
跑田野 …………………………………………… 7
永远的田野魂 ………………………………… 11
第一章 基隆港的码头边上 ………………… 13
清水嫂 ………………………………………… 15
李正德 ………………………………………… 29
第二章 彼时，那海洋边上的少年与壮丁 … 41
码头上的苦力 …………………………………… 44
岸上的日与夜：等船 …………………………… 53
桥式机底下的工人头家 ………………………… 57
第三章 茶店仔里的阿姨仔 ………………… 65
铁路街仔 ………………………………………… 68
无以言说的渴望 ………………………………… 76
作为一个男人：gau ……………………………… 83
第四章 失格 ………………………………… 95
安静的驱逐 ……………………………………… 98
挂断 …………………………………………… 102
孤身工人 ……………………………………… 114
失声父亲 ……………………………………… 123
第五章 他们是我们…………………………… 131
第一回合：与新自由主义的接连 …………… 135
“ 像个男人”与伴文化 ……………………… 138
下一回合：挂断，但新自由主义留了下来 … 141
无以为（ 男）人与苦难的形态 ……………… 146
他们与我们 …………………………………… 152
后 记 那城里城外的清水嫂与李正德 … ……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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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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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从会谈室掉进田野地
成为人类学学徒之前
每当人们称呼或介绍我为心理咨询师时，我总会出现几秒钟的停顿。对于这个十多年来一直联结到自己身份的字眼，我始终感到陌生。
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也许这样的心态称不上专业。在台湾心理咨询师的相关法律尚未通过，还没有所谓的执照之前，我这种老派的人进入这样一份工作的起心动念，很大一部分是想将长长的工作时间投注于某些个人。在一个特意建构的小房间里，专注于眼前的人，期盼通过这样的空间与关系，能牵起眼前那人的手，与他或她从受苦的某处，走到另一个地方。这样的工作情境想象，并非出于幻想自己有什么魔方异法，而是暗忖着如果自己早先的人生，也曾有人愿意如此诚挚且专注地对待，或许吃的苦就不至于太多。
随着时间的累积，加上某种类似“拒绝了就等于弃他人不顾”的固执想法，长年下来，我的工作量一直是负荷过重的，会谈时间几乎填满每个白昼的每个小时。尤其是这十年来，除了会谈，负责训练和讲课的时间也愈来愈多。我总是在下班后，清楚接收到身体因长期过度疲劳所发出的信号。
但那段时期，在所有的工作时间里，我总是一副精神饱满的模样。那股活力并非源于自我压抑或硬撑，也不是来自强力的自我激励或催眠，而是与前面提到的“ 老派”有关—我总是实心地认为，每当完成一场训练课程，或在会谈室里道别了一个人，世界上的苦难就应该能减少一点点。
掉进陌生之所
为了能挤出更多的工作时间，我精算每一天的行程，每年的日程表上满是自己亲手画下的日夜工时。以小时为单位，细细画出的每日上午、下午及夜间，注明不同的地点、议题与工作对象。伙伴帮我预备的便当，经常是在赶往下一个工作地点时，等红绿灯的空当中胡乱下肚。
然而，这样过了好几年，需要打开的会谈室之门，并未因我的极度勤奋工作而有所减少。世间的苦难看来丝毫没有退去，会谈室的门反倒更频繁地开开关关。更多的时候，我必须走出会谈室，跋涉到六七十公里外，甚至是更远山岭之外的学校、协会、基金会，非预期地看见与听见许多令我内心激动、最终只能静默凝视的事。遇见的人从老者到稚童，场景由都会城镇到山野乡林，接连遇见的都是苦痛，并且经常牵系着死亡的气息。
我在自己的故乡土地上，却像是进入了陌生之所。愈往外走愈是心急，同时愈加发觉自己渺小到几乎起不了作用。于是，我再拉长了工时，仿佛只要埋首眼前，便不用抬头望见满山野无止境的疮痍。以至于到后来的六七年间，我把自己嵌进了从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的每日工时中，每周工作六天半。
然而，不安与困惑之感愈加巨大，紧紧牵动着我的工作与日常生活。不论会谈还是训练讲座，我愈来愈无法专心于工作，难以安坐在温馨舒适的小房间和干净明亮的演讲厅里。我再也无法忍住不去穿过眼前的那个人，往她或他的后头去追问：这里和无数的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经年累月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城镇与组织机构，表面上接触了无数的社工伙伴与工作对象，但骨子里实则独来独往且异常孤僻，我不太有可往来讨论的友伴，无从得知其他人是否也经历了相似的不安与困惑。重返学校念书，便成了当时眼前最直接有效的求解途径。人类学，这门将自己丢进他人的日常、置身于无知、试图真实靠近与理解他者的学科，是我在心似落海时所看见的浮木。
之后，我便开始练习硬着心肠婉拒所有新工作的邀约。2008年，在所有能暂告段落的工作逐一结束后，我通过笔试与口试，一关叩一关地回到学校。在年近四十时，再次热切渴望攀得救赎。不同于以往探向内在，这回我需要离开自以为是的熟悉，让自己掉进眼前那人背后一大片的陌生时空。我盼想抓着人类学的田野，以踏实往外看见世界、回返日常生活去回答：是什么样的处境促成了生命决意朝向死亡—不论是肉体上或精神上？
因而在入学前，我的研究计划便热切地紧抓自杀议题，并在之后决定以基隆“自杀通报个案关怀访视计划”的受访对象与访视员作为田野地点和研究社群。 但热切终归只是热切，虽然重要，但无法保证结果唾手可得—2009年暑期的田野可行性调查并不顺利。
跑田野
原本想进入的田野，基于某些复杂的地方和场域特性，即使我已拿到所有需要的公文证件，仍迟迟过不了守门人那关。因为不甘心也不愿交白卷，在暑假过了将近两周后，我决定离开原本每天守着的公共部门与医疗院所，转身将自己丢进当时已在田野地里结识的朋友中—租屋处的房东、邻居、摊贩、小摊上同桌的客人，他们的朋友、家人，保险经纪人、初中与小学同学、以前和现在的同事……我发现自己碰到的这群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几乎都脱离不了基隆港。我跟着去他们工作的地方，跟着走他们会走的路，参加他们的工作与私人家庭聚会，听着或加入他们与朋友家人的谈话，以及回答他们对于我的研究、工作及家人的所有好奇疑问。我不去问意义，也不去分析，只是专注地跟随—试着尽可能听懂他们说出来的是什么；把他们去哪些地方、和什么人一起、说些什么话、谈着什么样的事，尽可能地记录下来。
2009年暑假结束，我回到学校，在整理零散的各式大小笔记、录音文件及相片后，惊讶地发现我所结识的这群绝大多数在35岁以上的码头男性朋友，似乎隐约牵连着我初始的提问。然而，这个发现的基础仍是个人直觉多于当时收集到的材料信息。我只摸到一个模糊的线头，而线的后面会是什么？会是更多的线头吗？这一切能否回答我进田野前的不安与困惑？
再次回到田野之前，我决定搁置先前一直紧抓的自杀课题，退回到码头工人的生活现场，拉住暑期田野时在混乱中所摸到的那个线头，盼望我这局外人能获得他们的允许，而得以尝试探见与理解其生命世界。于是，2010年我带着修改过的研究计划重返基隆，住进码头工人的家屋，跟随着二十多位受访者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与关系里跑进跑出—码头、候工室、茶店仔、海岸、小吃店或摊、船舱（包含货柜船与散装船）、住家、货柜车……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
除了接续前一年暑期田野时的提问，这趟我更加专注地去听、去问。当他（们）那样说时，真切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什么是没有说出来的？为什么不说？或者，他（们）对谁说，不对谁说？除了记录他（们）去了哪里、和谁一起，也想知道他（们）不去哪里。和不同的人去哪些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做什么相同或不同的事，说着什么样的话？还有，如果生活出现过变化，那是什么？变化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他（们）如何经验变化？另外，眼前这个男人，他只是他，或者他是他们？他（们）会对我说什么，不说什么？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他（们）说的话会不会有所不同？
现在，你所看到的这本民族志，即是那前后总计短短不到一年里，我在那个地方拉着几个线头所接连遭逢到的经验，以及记录下来的事。
研究结束、完成民族志的书写之后，我回头想，在追着他们跑的那八个月里，自己之所以能被给予某个位置、获得同意听见某些话、碰上所遇见的各样情景，部分原因可能是我长年从事咨询工作驯化出“听”的性格，但我私自以为，一个已届中年的女性“老”研究生的角色与气息，或许才是我被接纳进入他们生命世界的主要原因。关于这一点，等你读完这本民族
志，肯定能更理解为什么我会这样猜想。
永远的田野魂
在获得一个人类学的学位之后，表面上我和以前一样，仍奔波于各种训练讲座或咨询现场，看似没有任何的改变发生，但实际上改变已以另一种形态发生且延续了下来。那八个多月的基隆田野、那群码头上的工人，不只让我理清楚自己原本不安与困惑的来龙去脉，还让我另外长出了焦急和愤怒。这两种新的心境，是坏事也是好事。于我个人的心理状态而言，它们伤身也伤神；但就我个人的整体来看，它们生成了力量与实践的自动转轴。
在那之后，奔跑于或大或小的各种工作场合，我的咨询师身份和角色都包覆着2009年甫新生的田野魂。尽管我因心系社工伙伴还在前线奋战，不愿立刻离开现有的工作，但我已偷出部分时间去做咨询之外、能响应不安与困惑的其他事，像是这本民族志的出版，或是离开城市到乡里开了家书铺。这些“其他事”，全然是延续之前的田野，且试图为持续至今的不安与困惑、焦急与愤怒，所做的改变和行动。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但肯定还有更多的“其他事”会再延展出来。
最后，一定要说的是，虽然那群基隆码头上的工人朋友，大多很有义气地要我放手去写，但作为田野工作者有责任避开这本民族志可能为他们带来的困扰。因此，民族志中的所有人名都是我另取的，并在权衡不致让民族志失真与保护受访者的情况下，修改了足以辨识出他们身份的个人资料。此外，我所收集到的田野语料大部分都是闽南语，基于考虑不同语言群体的阅读需要，在尽可能保留原意的前提下，我改为普通话。
衷心期盼，这群不得不暂时被我遮盖姓名和面孔的码头工人，他们在这里所真实展露的生命世界，也能让你从中获致启发、汲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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