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群星闪耀（一场现代主义的流动盛宴，咖啡馆、酒馆及其他灵感聚集地）》 - [美]玛丽·安·考斯著，连汀译 -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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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现代主义群星闪耀（一场现代主义的流动盛宴，咖啡馆、酒馆及其他灵感聚集地）

書城自編碼： 3793832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藝術→艺术理论
作者： [美]玛丽·安·考斯著，连汀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559663306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2-09-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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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寻访现代主义地标性艺术聚集地，重现孤独艺术家的创意集会：以地点为线索，寻访现代主义极具标志性的酒馆、咖啡馆、个人工作室及艺术聚集地，展现了聚会的创造力。
★跨越时空，再现半个世纪先锋盛况：巴比松画派、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形成，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印象派渐次出现，本书截取片段，将不同艺术团体的故事汇聚成一幅现代主义繁盛图景。
★私人化视角结合一手资料与丰富史实，描绘现代主义艺术的黄金时代：故事本身连同故事发生地，都成为后世读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抛弃艺术史的艰深，采用漫谈形式，收录200余幅珍贵老照片及艺术画作，全面展现时代风貌。
★全球重量级策展人、艺术馆及博物馆负责人推荐，《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称其“难以被超越”。

內容簡介：

毕加索×高更×马拉美×里尔克×马蒂斯×伍尔夫
花神咖啡馆 | 黑山学院 | 蓬塔旺 | 伏尔泰酒馆 | 威尼斯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期，现代主义热潮兴起。从城市街道、自然村落到海岸岛屿，从私人住宅到公共咖啡馆，知名艺术聚集地及聚会场所激发了无数艺术家的创造力。
在本书中，资深学者玛丽·安·考斯流连于现代主义诞生之地。卡夫卡与爱因斯坦常去的布拉格咖啡馆，高更及众多艺术家流连的法国阿旺桥，毕加索在巴塞罗那的聚会地……我们看到一场“流动的盛宴”，现代主义大师依次登场，极具先锋色彩的时代图景展现在我们眼前。

關於作者：

玛丽·安·考斯（Mary Ann Caws），美国作家、艺术史学家、英法文学领域资深学者，1933年出生，1956年获得耶鲁大学硕士学位，1962年获得堪萨斯大学博士学位。曾撰写普鲁斯特、伍尔夫、毕加索、达利等人的传记，也曾翻译马拉美、布勒东、勒内·夏尔等多位重量级法国作家的作品。2004年10月，玛丽·安·考斯出版自传《到船屋去》，2019年以86岁高龄出版《现代主义群星闪耀》。

內容試閱：

前言：一条聚集的线索
人们究竟是基于何种原则，选择把一些事物归聚到一起，尤其是事关聚集本身时？论及“聚集”时，我们应该如何称说如此多的艺术家和作家聚居地，还有遍地开花、逐年增长的画室、学校和书店？创意团体正是在这些地方聚集，围绕一张桌子或一个想法，相同或相异观点频频交会。我们又该如何绘制现代主义的地图？
至关重要的是，不同于那种艺术集群目录，比如经多人调研编纂而成的《艺术家及作家聚居地：创意工作者的隐居、静修与栖息之地》（Artists and Writers Colonies: Retreats， Residencies， and Respites for the Creative Mind ， 2000），本书对于聚集的群落采取的是私人化的视角。大体而言，极具创造性的群体可以用一条集中的线索串联起来：一群数量不定，大致有相同话题、生活方式、工作甚至思维习惯的人，他们的聚集可能会赋予所有参与者全新的、不同于他们各自生存方式的想象力与决心。我对这一话题的最初想法与集会有关。集会可大可小，通常都围绕一张圆桌展开，目的是维系某种身体或精神上的需求。集会也许是出于习惯，也许是临时起意，但它必将涉及一种转移，即激动人心的对话从象征物质需求的桌面转移到画布、纸张或乐谱之上：从桌子到画面、文本等。
关于这些聚居地的叙述大不相同，而差异本身就足够吸引人。冲突——比如相互矛盾的报告——值得玩味，而非懊恼。聚集在一起的创意工作者之间紧张的人际关系，有时候会因艺术家的性格冲突而变得格外激烈，但这种关系毫无疑问是极其重要的。鉴于这份清单记录了19 世纪至今的社交模式，就必定需要一条穿引的线索。因此，我会重点强调那些我有过私人接触、回忆和联系的聚会地点。这些接触有的是基于家庭联结，有的是出于职业需要，有的是多年以来萦绕在我脑际的研究议题，还有的是对这个议题的回归。请允许我引用马丁·杜伯曼的一句话，他对黑山学院历史的描述方式同样适用于我：“我认为，是时候让历史学家把他们的性格和名字都写入书中了。”我很感激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向这些聚会场景致敬。关于这些场景的回忆常常涌上我的心头，而它们留在文化地图和文化历史上的影响如此之大，远非个人和群体兴趣所能及。这些聚会的影响将持续存在。
圆桌谈话
当然了，一段谈话，无论其形式或氛围如何，都是活跃和鼓舞艺术生命的核心：与其他创意生灵交流共事，正是这本书的关键——可惜这些场景无法再现，只能大致还原。这一限制在我看来却有着积极意义，我是一个想象主体，而非誊写员。这已经为我们的讨论涉及的内容设定了界限。我面临的诱惑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基于一生的印象，去描述发生在画室、书店、会议厅、研讨室、图书馆大厅，或那些同样重要的定期或临时集会场所中的种种场景。
请允许我暂不铺陈，仅举几个例子。说到巴黎的书店，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书友之家”，这是阿德里安娜·莫尼耶于1915年在奥德翁路开设的图书馆兼书店。后来在1919 年，莫尼耶与她形影不离的伴侣西尔维娅·毕奇合并了生意，正是后者创办了大名鼎鼎的莎士比亚书店，并在1920 年将书店从迪皮特朗路8 号搬到了位于奥德翁路12 号的一块更大的地盘。好几代作家都受到了这二人的款待和滋养，包括米娜·罗伊、布莱尔（安妮·威妮弗雷德·埃勒曼）、希尔达·杜立特尔、珍妮特·弗兰纳、朱娜·巴恩斯，不用说，还有娜塔莉·巴尼。格特鲁德·斯坦因在这里待多久都不嫌够，她写信给弗朗西斯·斯泰洛夫——后者于1920 年创办了高谈书集书店，即纽约版的莎士比亚书店——信中说：“我们都在这儿，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至于我们想讨论的咖啡馆，恐怕要从格拉纳达彼时的阿拉梅达咖啡馆说起。从20 世纪20 年代开始的十五年间，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就是在这里聚集起了年轻的文学团体“小角落”。他会选择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大声朗读他的作品。或者我们可以从马德里的奇科特酒吧说起——路易斯·布努埃尔一生中曾多次回到这家酒吧拍摄电影。再或者，我们可以从庞波咖啡馆说起，早在学生时代，布努埃尔、达利和洛尔迦就常常在这里相聚。洛尔迦同样会在这里大声朗读他的戏剧，三个人不止一次地一致同意其中一幕“狗屁不通”。5 这些咖啡馆就是这样，而这也是我想赞美的精神。围绕圆桌展开的谈话活泼生动，丝毫没有学究气。
19 世纪60 年代的巴黎，克利希大街上的托尔托尼咖啡馆和盖尔波瓦咖啡馆十分红火。盖尔波瓦咖啡馆有两间长屋，刚好能容纳下巴迪侬团体的成员。这一团体的核心成员是爱德华·马奈，此外还包括亨利·方丹- 拉图尔画中的那些艺术家，他们常常选择周日和周四聚在咖啡馆。［我们还记得拉图尔画的那幅《致敬德拉克洛瓦》（Homage to Delacroix，1864），画中詹姆斯·惠斯勒正居中间，尽管这与画作标题并不相符。］这些聚会场地成了他们的大本营，至于聚会给他们带来的是恼怒还是自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估计两者都有）。若能知晓，想必很有趣。比如马奈为盖尔波瓦的主人画了一幅画，名叫《好酒》（Le Bon Bock，1873），但不知道这幅画获得了怎样的回应。这一团体中其他著名人物包括皮埃尔- 奥古斯特·雷诺阿、弗雷德里克·巴齐耶、惠斯勒本人、莫奈、塞尚、摄影师纳达尔（本名加斯帕德- 费利克斯·图尔纳雄），还有作家埃米尔·左拉和西奥多·庞维勒。
三十年后，莫奈仍念念不忘这群神采奕奕的伙伴，写下了这一聚集的魔力：没有什么能比这些谈话更加有趣的了，他们的观点永远在碰撞。你的头脑会保持机警，你会想诚心诚意、不偏不倚地做调研，你被源源不断的激情包围，可以连续工作好几周，直到脑海中的那个项目确定成形。你离开咖啡馆的时候，觉得自己变得硬实，已经准备好应战，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头脑清晰。
位于皮加勒广场的新雅典咖啡馆，则聚集了许多印象派画家，包括马蒂斯、梵高和德加。德加的《苦艾酒》（L’Absinthe，1875—1876）正是取景于此。
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原名“Eric”，他名字里的字母“k”正反映了这位天才的古怪，他会一次性购买七件灯芯绒套装——在这家咖啡馆里弹钢琴，也正是在这里遇见了年轻的莫里斯·拉威尔。超现实主义者相聚在白色广场上的西哈诺咖啡馆，关于这家咖啡馆，后文还会详谈，但它的精神应在这里得到欢颂。
正如塞巴斯蒂安·斯密在《竞争的艺术》（The Art of Rivalry）中所说，每一个团体都有自己的等级秩序。马奈是巴迪侬团体的非正式领导，而年纪较小的德加则很少坐下来，总是在后面的台球厅里来回踱步，并且“喜欢突然从外面冲过来，扔下几句辛辣尖刻的评论，令人拍案叫绝”。读者只要对德加反犹、反对德雷福斯的故事有所耳闻，知道他既不喜欢孩子也无法忍受鲜花，就会立刻认出1919 年保尔·瓦莱里的《与泰斯特先生夜叙》（La Soirée avec Monsieur Teste）文中的那位反英雄人物。德加拒绝承认该作是题献给他的，可他明显就是标题里的那位“头先生”（Mr. Head）。他激辩说：“愚蠢不是我的特长。”这的确不是他的特长，但他还有不少别的显眼之处。
若利斯- 卡尔·于斯曼在他最近再版的文章《咖啡馆常客》（Les Habitués de Café）中，精彩地描述了那些经常光顾咖啡馆的人，也提到了他们常去闲荡的原因以及咖啡馆的布置：有一些酒饮在咖啡馆之外的任何地方饮用，都会失去酒饮本身的独特之处，失去它的味道和香气，失去它存在的意义。这些酒在自己家或者朋友家里会变得虚伪，几乎粗俗得令人厌恶……所有被酒毁坏肠胃的人都会承认，这些开胃酒的最终结果其实是倒人胃口，然而即便如此，对于那些曾经站在肮脏的大理石桌台前心不在焉饮酒的人，开胃酒却是必须的。
这些人每天都定时回来，灌酒下肚。当然，他们完全可以在任意一个酒商那里买到这些腐蚀性的液体，甚至价格更便宜，质量也更好；他们也完全可以坐在家里，用更舒适的方式品酒。但公共空间的魅力令他们着迷，而咖啡馆的神秘之处也就此展开……
这些咖啡馆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即便是这个动荡的世纪也无法将它们撼动。它们坐落在巴黎，在塞纳河的左岸，这里的街区散发着神圣又亲昵、古老又温柔的气息。在第六行政区的边缘地带，聚集着牧师和图书装订工、书店和宗教画的商贩，而咖啡馆的常客聚集在这里，按自己的风格创造出了这些小餐馆，里面无人玩闹，几乎无人说话，在这里，人们的行为举止就像是身处一个老寡妇的陈旧客厅。
发展中的艺术聚集地
不同国籍的艺术家会涌向特定的艺术聚集地。我们知道在沃普斯韦德的艺术家大部分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当然也有德国人；圣艾夫斯和格雷有很多美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而聚集在蓬塔旺的是英国人、瑞典人和丹麦人，据称那里曾有四五十位不同国籍的画家。
当时，先锋派小众出版圈中的人士为了聚会或阅读，都会聚集在美术馆、沙龙和私人住所，例如阿尔弗雷德·克兰伯格在新泽西里奇菲尔德的住所，即著名的格兰特·伍德艺术聚集地，与杂志《里奇菲尔德一伙》（Ridgefield Gazook）有关的成员就在那里聚集；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的朋友喜欢聚在纽约的艺术画廊291；梅布尔·道奇的沙龙则聚集了《小评论》（Little Review）的妇女参政权论者、女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位于西67 街33 号的艺术家工作室是沃尔特·艾伦斯伯格和路易丝·艾伦斯伯格的家，也是《盲人》（The Blind Man）杂志的大本营，在那里你随时可以找到如星光般璀璨的艺术家和诗人：米娜·罗伊、阿瑟·克拉凡、杜尚、“男爵夫人”艾莎·冯·弗雷塔格- 洛林霍文、查尔斯·德穆斯、曼·雷、莫顿·尚伯格、查尔斯·德穆斯、约瑟夫·斯特拉、马里厄·德·扎亚斯、让·克罗蒂、华莱士·史蒂文斯、朱丽叶特·若什、阿尔伯特·格列兹、弗朗西斯·毕卡比亚、加布丽尔·布菲- 毕卡比亚。
艺术聚集地通常会有一个主导力量，例如欧洲和美国的许多艺术聚集地都有著名的个人或小团体：巴比松和米勒相关，蓬塔旺先是和罗伯特·怀利有关，后来自然是与高更相关，普罗温斯敦则是和查尔斯·韦伯斯特·霍桑有关；20 世纪40 年代，亚利桑那州的塞多纳总是与马克斯·恩斯特和多萝西娅·坦宁联系在一起，许多艺术家从欧洲远道而来，比如亨利·卡蒂埃- 布列松和伊夫·唐吉；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彼得伯勒，爱德华·麦克道威尔的妻子玛丽安·麦克道威尔受到了罗马美国学院的启发，创办了“麦克道威尔艺术村”；康涅狄格州弗罗伦斯·格里斯沃德别墅的关键人物是贝丝·波特·凡诺和罗伯特·凡诺；1907 年的莱姆艺术村与托马斯·科尔、弗兰克·杜蒙德密不可分；20 世纪早期的圣菲艺术村与杰拉德·卡西迪相关；黑山学院则和查尔斯·奥尔森相关。
远离尘嚣之地对人们有巨大的吸引力，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缅因州孟希根岛上的那个泥泞偏远的小渔村，那里是罗伯特·亨利、爱德华·霍普、乔治·贝洛斯和洛克威尔·肯特逗留的好去处。在美国和欧洲，沿海村庄艺术聚集地的数量迅速增加，人们热情追捧，不仅因为美景，也因为地处偏远。于是法国出现了翁弗勒尔、杜瓦讷内，还有牡蛎乱蹦的康卡勒；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傍水胜地则包括科斯科布和特鲁罗。
有桌之地
如我们所知，聚会之地多种多样，其间摆放的桌子也各不相同，有真实的也有假想的。一群人可能会定期或偶尔聚集在这些桌子周围，不管桌面上摆的是什么东西，是液体还是固体，艺术家都会从相聚中汲取能量，然后将其运用于其他水平或竖直的平面——不论是画架还是乐器、写字桌还是纸张，这种能量将成为创作的物质基础。
其他一些更具挑战性的聚会场所，虽然也保持着特定的仪式和等级秩序，参与者却是不断变动着的，比如纽约市那几个传说中的酒吧、餐厅和演出场所。过去有名的聚会场所包括马克斯的堪萨斯城俱乐部，安迪·沃霍尔曾在那里的里间举办过展览；聚集了抽象表现主义者和其他艺术家的雪松酒馆；还有最近的巴雷什尼科夫艺术中心和“红鱼”表演中心，那里有可以围坐的小桌子，还有各式表演者和节目。人们可以交流分享，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2017 年，在“红鱼”，一群颇具修养的奥利维埃·梅西安爱好者，将日本钢琴家木川贵幸的演出票抢购一空。木川贵幸演奏了《鸟志》（Catalogue d’Oiseaux ，1956—1958）这一杰出作品，该乐曲阐释了77 种鸟叫声，也糅合了他对能听到鸟鸣的这些法国地区的理解，包括埃克兰山、布列塔尼菲尼斯泰尔省的一个小岛、普罗旺斯的莱博和阿尔皮勒山。环顾四周这些先锋音乐信徒，对他们很多人来说，来“红鱼”已经成为一种仪式，就像爵士乐爱好者相聚在“蓝色音符”一样。我不由得想起库尔特·施维特斯那同样让人望而生畏的乐章《原始奏鸣曲》（Ursonate ，1922—1932），完全是由对鸟声和其他声音的模仿写就的。在参加这场纪念梅西安的音乐会时，我发现与其说聆听是为了辨识出高山红嘴山鸦、金色黄鹂、黄褐色猫头鹰和森林云雀的叫声，不如说是为了倾心感受作曲家的诗意文本。七本乐章被逐次介绍，鹬鸟悲伤的啼鸣声在重复中隐去；紧接着，雾气之下的水流退去，发出阵阵溅水声，夜晚徐徐展开。这样的音乐聚会通常都杂糅了声音、视觉与回忆。
我们一再到访的地方，常常会留在记忆中被反复讲述，尽管这些记忆并不会在纸上以文本的形式清晰地呈现。例如，枫丹白露森林附近的巴比松旅馆、玛丽·亨利在普度旅馆（原先是别墅）附近的餐馆或咖啡馆，以及弗罗伦斯·格里斯沃德在旧莱姆的住宅——一群人在那里会面、作画、聊天。大大小小的人群围绕在一张桌子、多张桌子或壁炉和画架周围。在沙龙和画室里，这些群体将滋养不竭的艺术创造力，而这些精神养分与身体摄入的物质养分同等重要。食物大小各异，形状和材料各异，能够满足各种各样的目的。本书的灵感之一源于电影和小说中圆桌聚会的场景，比如《极乐大餐》（La Grande Bouffe ，1973）、《美食总动员》（Ratatouille，2007）和《巴贝特之宴》（Babette’s Feast，1987）。
这本书并未收录音乐聚会场所，比如德国的达姆施塔特。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初期，达姆施塔特流派相聚在达姆施塔特国际新音乐夏季课程。这一课程由沃夫冈·斯坦纳克于1946年创办，滋养了许多音乐家，比如皮埃尔·布列兹、路易吉·诺诺、莫顿·费尔德曼、卡尔海因茨·斯托克豪森、大卫·图尔多、埃德加·瓦雷兹、捷尔吉·里盖蒂和伊阿尼斯·泽纳基斯的重要作品。时至今日，韦伯恩与梅赛因仍在此地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相聚“后工作室”
人们总是想象创造者在画室或书房独自工作。比如格伦·古尔德坐在他的矮椅上，弯着腰在键盘上弹奏；又如塞尚在普罗旺斯的房外独自摆弄着他的静物。这种浪漫的想法，有时候需要让位于那些自行组建或被邀成行的团体，比如罗马路上围绕着伟大诗人斯特芳·马拉美的聚会，又如在枫丹白露的美国音乐学院，年轻的钢琴家们围绕杰出的音乐教师娜迪亚·布朗热所形成的团体。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各种学院和机构都是极其重要的。比如朱利安学院设在巴黎的几个分支机构；辗转从德绍到柏林再到芝加哥，一路经历种种转变的包豪斯学院；又如19世纪70年代的格拉斯哥学院，学院培养了玛格丽特·麦克唐纳、弗朗西丝·麦克唐纳等格拉斯哥女孩，她们也是“四人组”的成员；再如1882 年成立的格拉斯哥女性艺术家协会，为女性艺术家聚会和展览提供了场地。格拉斯哥男孩则在威廉·约克·麦克格雷戈的工作室会面，他们受到日本版画、法国现实主义和詹姆斯·惠斯勒的影响。而惠斯勒在伦敦的家、切尔西工作室和巴黎巴克路10号的工作室，也成为艺术家、收藏家和他们的朋友们常常相聚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后工作室运动”蓬勃发展，它延展了“艺术家是孤独的”这一概念，而本书也是这一概念的延伸。“后工作室”的模式是现代的，天才不再隐居于与世隔绝的单间，工作和谈话地点往往相邻或在同一公共区域，这样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或在特定的时间见面，友好或敌对地相处，也会或多或少地进行交流。这种聚会的鼎盛时期无疑是在19 世纪末，以及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但这本书收录的聚会超越了这一时间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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