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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集合大西北文学研究的文集，立足于大西北广袤且丰富的土地，发掘西北人、西北事的文学现象、文化事件，对其深入评析，截取地域侧面深入挖掘以期对文学研究有所裨益。
本书力立足大西北，面向全国，参与当代文学与文化前沿建设，介入大西北文学与文化发展进程，注重理论创新和现实意义、历史感和当代感、学理性和前沿性相结合。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11月6日，是陕西师范大学以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为目标，以探索、创新体制机制为导向所开辟的“学科 学术”特区，是学校独立设置的学术机构，助力学校打造学科高峰，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争创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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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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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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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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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研究
现实主义、本土性与当下文学……………………………………………………孟繁华（1）
简论中国作家对于民族生存的人类学思考………………………………………钟海波（15）
抗战文艺研究
百年中共与现代文艺建设研究：蔚为大观的抗日救亡文艺运动
——以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中心……………………………………张志忠（26）
战时中国文学节庆纪念叙写的意象构设…………………………………………高?强（50）
大西北文学与文化研究
“《神笔》传友谊，金瓜香四溢”
——赵燕翼文学成就综述……………………………………………………刘玉忠（62）
回族诗人沙蕾“西北寻踪”（1939—1946）
——兼及抗战时期兰州地区的“西北文化运动”………………贾东方?吴双芹（73）
大西北学人·史念海研究
开风气之先?树研究之示范
——纪念史念海先生逝世20周年…………………………………………张伟然（84）
有用于世与整体观念：史念海先生对黄河流域的历史地理研究和
??当代价值……………………………………………………………………王社教（86）
史坛蜡炬相映红…………………………………………………………………王双怀（97）
史念海先生与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的成立………………………………胡耀飞（100）
路遥研究
作为“现象”的路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路遥现象”………………杜学敏（108）
是传承经典，还是解构经典
——航宇《路遥的时间》对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启示…………………王云杉（128）
陈彦评论小辑
陈彦长篇小说的辩证诗学
——以新作《喜剧》为中心………………………………………………关?峰（140）
陈彦小说的道德审美倾向
——以“秦腔”和“道德形而上”为参照………………………………史鸣威（153）
徐兆寿《鸠摩罗什》评论小辑
徐兆寿《鸠摩罗什》的“思想演义体”创作实践……………………………张文浩（162）
关西的新世界与新境界
——谈《鸠摩罗什》的知识分子写作……………………………………艾?翔（181）
佛理·儒学·生活世界
——略谈《鸠摩罗什》副文本对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处境的叩问………张慧强（190）
书?评
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新进路
——读濮文起先生《关羽——从人到神》………………………………耿静波（199）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评刘可风《柳青传》…………………………………………………雷?电（204）
会议综述
“创造社与现代中国文化——纪念创造社成立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
??综述…………………………………………………………………………李书安（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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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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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研究
现实主义、本土性与当下文学
孟繁华
内容提要：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大家都很清楚，耳熟能详，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实主义有不同内涵。中国在接受现实主义的过程当中非常曲折。有恩格斯的经典理论；有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理论；还有斯大林理论，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土性是和所谓的世界性，和全球化这样一个概念相对而言的。重提地方性知识，重提地方性经验，或者本土性，就是对普遍性的一种质疑。这个理论我觉得在今天的语境当中特别有它的道理。
关键词：现实主义；本土性；当下文学
一、关于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大家都很清楚，耳熟能详，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实主义有不同内涵。现实主义文学的原话语，或者原理论是恩格斯提出的。大家知道恩格斯有一封著名的信叫《致玛·哈克奈斯》，哈克奈斯当时创作了一部作品，这个作品叫《城市姑娘》，恩格斯在讨论《城市姑娘》这部作品时提出了现实主义的经典的概念。他怎么说呢？他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恩格斯的原话。这里面恩格斯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细节，细节的真实是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另外一个就是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
我们都知道，现实主义是文学专业必讲的一个理论。这些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文学理论也好，文学创作也好，沐浴了“欧风美雨”，很多作家、理论家、批评家都在追逐西方的理论和创作潮流。如果我们从文学史的意义上来说，大家放弃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去追逐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锋文学等等这样的创作，在特殊的历史环境里面，我觉得是合理的。大家知道很长一个历史阶段我们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是一体化的状态。在文学批评领域里面，我们知道一种庸俗社会学的批评长期地占领着文学批评领域，这对我们的文学批评构成了严重的伤害，也为我们文学创作带来了某些弊端。特别是“文革”前后，大家知道文学作品越来越模式化、同质化、雷同化，这和庸俗社会学对于文学创作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为了打破这种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一体化的状态，文学界接受了西方的观念，这叫二次西风东渐，“欧风美雨”二次东渐，接受了现代的西方文学、后现代文学，也包括先锋文学的理论和实践。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来说有道理，有价值，使我们文学创作能够更多样，更多元，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读者满足他们多样化的要求。这是有文学史价值，有文学史意义的。
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我相信每一个读者对80年代初期，或者是整个80年代我们所经历的这种现代派文学、先锋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够讲述出某个作品。这些文学潮流使我们眼界大开，看到了西方一二百年来整个文学发展状况。我们是跟着说，接着说，但是难以对着说。特别是70年代末期一直到现在，现实主义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作家。当年最激进的先锋文学的实验者，现在都后退50里下寨，都重新回到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上。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很熟悉的像余华，像格非，这两个作家是先锋五虎将的作家，也就是说在先锋文学潮流里，他们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比如像格非的《褐色鸟群》《迷舟》；比如余华的《鲜血梅花》《虚构》《现实一种》等作品。现在我们都记得这些小说，但是会记住这些小说的具体内容吗？我们能复述这些小说的内容吗？不能。先锋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是概念性的文学，是观念性的文学，他们强调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强调实验性。文学在一个时段里面离开了读者，离开了大众，和文学的这种实验性有极大的关系。当时很多作家强调我的作品不是给当下读者读，是给未来的读者读的。这个情况当然不是仅仅中国的文学史是这个样子。比如前一段我们接触过一个翻译作品，德国的作品，叫作《红桃J》，被称为德国最新小说选，序言是德国一个非常著名的评论家写的，他说当德国的作家们走进了实验之后，德国的作品远离了德国的当代，读者也远离了德国文学，因为德国的作家不热爱他们的当代。回过头来观照中国的先锋文学，我们可以这样评价吗？我想也可以。作家注意形式的意识形态，注意先锋，注意实验，他和读者关注的当下生活构成了距离。当作家不关心当下生活的时候，当下的读者就有资格，也有理由远离我们的文学。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看法。90年代以后，现实主义重新又在文学批评界和创作界被接受。当然，这个时候的现实主义已经不是我们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现实主义。
所以我说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它是一个不断吸纳的概念，不断被丰富的一个概念。我们还用余华、格非这样的作家来举例说明的话，比如格非获茅盾文学奖的江南三部曲，获得很好的评价，比如像《望春风》《隐身衣》，这个大家都读过，这些作品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但是这里面同时也容纳了、也包含了且融会了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等等的修辞和技巧。所以这些作品丰富了我们现实主义的内涵，丰富了现实主义的方法。余华也一样，从《在细雨中呼喊》以后，他写了《活着》，《活着》每年大概销售近百册，像《许三观卖血记》，以及后来的《兄弟》《第七天》等作品。如果余华和格非不回到现实主义这个道路上，他们是今天的余华和格非吗？当然不是。当然我们也记得一些先锋文学作家，当回过头来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面对当下生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书写，于是迅速被遗忘。
还有一点，前几年总书记召开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总书记也提到典型人物。这个理论当然就是恩格斯提出的理论，是原理论。我们有一段时间认为现实主义也好，典型理论也好，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我们可以不再去谈了的理论，这是错误的，理论没有新旧，就像真理没有新旧一样。这个时候我觉得，包括总书记能够重新讨论现实主义，重新提倡作家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多么的重要。我可以问我们的在座的读者，我们读了这么多年的作品，读了这么多年的文学，我们记住多少人物呢？记不住多少人物。但是我们读过去经典作品，我们与其说记住了这部作品，毋宁说记住了这部作品的人物。比如你读《三国演义》，关张赵马黄、孔明诸葛亮、曹操等等都能记住；读《水浒传》，一百零八将都能记住；读《红楼梦》，贾宝玉、林黛玉我们都能记住；读《西游记》，师徒四人我们都能记住，记住的都是人物。写人物是一个作品的基本要素，不仅是近代的或者明清以降的小说是这样，像《史记》《左传》这样的作品不都是写人物吗？《史记》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这些人物大家都能记住。但是最近几年我们人物的创造越来越贫乏，在人物创造方面我觉得还不如80年代，80年代我们记得很多文学人物，新世纪以来我们创作了多少人物？人物很重要。比如像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学在一个时段里面，或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是我们的榜样，无论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都是我们的榜样。这个榜样我觉得它不是没有道理，比如说在彼得堡时期，当时的伟大作家都在那里生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等，这些大作家都曾经在彼得堡生活过。这些伟大的作家在他们那个时代共同创造了一个人，这个人物叫“多余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多余的人”一直影响着整个文学100多年。英国的漂泊者，美国的遁世者，日本的厌世者，中国的零余者，这些人不都是多余的人吗？所以我曾经讲过俄罗斯文学如果只创造了一个人物，就是创造了这个“多余的人”，有了这个人物，俄罗斯就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强国，他们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这是了不起的，这就是人物形象的魅力。所以塑造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的核心要素。
但是中国在接受现实主义的过程当中非常曲折。开始当然我们也接受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但是中国在接受现实主义的过程当中我们曾经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恩格斯的理论，原理论；另外一个是列宁的理论。大家知道列宁有《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这样一篇文章，开始翻译的时候翻译成《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翻译错了，后来纠正了，是《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但是里面讲什么呢？就是讲文学是整个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就是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有特别功利要求，文学在那个时代应该成为革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就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这个理论没有问题。比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大家知道，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关于文学理论的经典文献。如果回到中国的语境，1942年大家知道是什么年代，是国家民族危亡的年代，整个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能够通过文学艺术实现民族的全员动员，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有错误吗？没有错误。在鸳鸯蝴蝶派面前，在张爱玲面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文艺面前，我们应该站在哪一方面，这不是很清楚嘛。这个时候毛泽东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能够走向民间，实现我们的情感方式和话语方式的“转译”。“转”是转折的转，“译”是翻译的译。所谓的“转译”就是我们不要再用“五四”那套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老百姓听不懂，要走向民间，向民众学习，用民众的语言，学习民众的思想和情感方式，后来我们创造了延安文艺。对延安文艺现在的看法不一样。但是在我看来，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我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没有问题的。要求我们的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要求我们要创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学艺术，这有什么错误呢？没有错误。但是可能有些问题在不同的历史语境里面，我们会提出一些不同的阐释，不同的看法。尤其进入共和国时期以后，我们把和战争时期的经验全面地推广到了和平时期，把延安局部地区的经验全面地推广到全国，这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列宁当时说“文学艺术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同时他还有后半句，“文学艺术应该是一个最自由广阔的天地”。我们有时候往往强调前半部分，不管后面。但是进入到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时候，延安地区的经验有没有它的合理性呢？当然也有合理性。战争时期我们要实行民族全员动员，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一穷二白这样的一个国家要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的全员动员仍然是必要的。
从1949年到1966年，我们当代文学把它称为“十七年”。这17年我们的文学创作大家知道有很重要的经典作品，当代文学史，包括批评界都叫“三红一创保山青林”，“三红”就是《红日》《红岩》《红旗谱》，“一创”就是《创业史》，“保山青林”就是《保卫延安》《山乡巨变》《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这八大名著为什么重要，是因为这17年是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我们的文学艺术为了构建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特别是像《创业史》这样的作品，梁生宝的道路，后来浩然的《艳阳天》的肖长春的道路，《金光大道》高大全的道路等，他们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与其说那个时候我们的作家在创作小说，毋宁说他们在构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然这些作品刚刚发表的时候也引起一些争议，现在学界普遍认为八大经典最著名的、最重要的、艺术成就最高的就是《创业史》，但恰恰是《创业史》刚刚发表的时候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北大的严先生，在当时连续写了几篇文章论《创业史》。他认为《创业史》写得最好的人物不是梁生宝，是梁三老汉。梁生宝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他代表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但是在进行互助组初级社进入高级社当中，梁三老汉表现的是犹豫不决符合他的身份，更符合一个人的真实心理。面对历史巨变，他充满犹豫不决，徘徊迷茫，是符合人性的。所以严先生认为《创业史》里面写得最好的是梁三老汉。当时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叫邵荃麟，他也支持严先生的看法。后来1962年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短篇小说座谈会上，邵荃麟先生提出来“中间人物论”，他说农村就像茅公所说，是两头小，中间大，就是先进的人物和特别落后的人物少，处于中间的人物多。这符不符合农村的现实呢？当然符合。我们不仅在《创业史》里面看到了梁三老汉，在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里面看到了亭面糊，在浩然的《艳阳天》里面看到了弯弯绕，特别是赵树理的小说里面的人物，大多是中间人物。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学界站在了梁三老汉一边；但是社会历史的发展站在了梁生宝那边，也就是说梁生宝代表了当时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代表了当时正在构建的社会主义文化空间。
是不是说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文学作品完全是个同步关系呢？不是这样的。不是说一段历史结束之后，这些文学作品就一点价值没有了。像梁生宝这样的青年，后来的文学创作追随者络绎不绝。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面的孙少平、孙少安他们不就是梁生宝的子孙吗？比如河北作家协会主席关仁山，他前两年写了一部作品，叫作《金谷银山》，《金谷银山》里面有一个重要人物范少山，范少山口袋里面揣着一本书，就是《创业史》，他本来是一个北京做小生意的人，后来自己的家乡白羊峪遇到了重大的困难，白羊峪是半山腰的一个贫困的山村，不适合人居，政府花了巨资找了一个适合人居的地方建了农舍，但是农民故土难离，他们就是不走，这个时候范少山揣着《创业史》回到村里，帮着村里创业致富，发现了500年前的金谷子，金种子，苹果的种子。当然这个小说的合理性是怎样，我们姑且不谈，但是范少山是梁生宝的追随者，孙少平、孙少安是梁生宝的追随者。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大家看扶贫的一些作品，虚构和非虚构的，那里面的很多人物都是梁生宝的传人。也就是说我们衡量或者评价一个作品的时候，络绎不绝是我们评价一部作品最重要的一个尺度。为什么这么多人追随梁生宝呢？这个不值得我们思考吗？我们能够说前期社会主义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就连像《创业史》的作品一起否定掉，这是不客观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的过程。我们的思想政策、思想路线等等，不断地发生调整，不断在发生变化，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试错过程当中的调整和变化。后来洪子诚老师讲不确定性也是一种力量。这个看法我是同意的。
在我们接受现实主义过程当中，刚才讲了恩格斯的经典理论，讲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理论。那么还有一种理论是什么？就是斯大林的理论。就是说在1930年前后，当时苏维埃政权有五大常委，其中一个常委叫格隆斯基，格隆斯基是管意识形态的，他有一天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他说斯大林同志，我们的文学创作应该有一个口号，斯大林同志说好，叫什么口号？说叫“共产主义现实主义”，斯大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后来说不行，太早。我们应该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于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就在斯大林的办公室诞生了。
斯大林是怎么具体阐释的呢？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告诫我们的作家，我们正在建构的是一座共产主义的高楼大厦，要告诫作家们，要看到共产主义未来的远景，不要让他们的脚手架底下东翻西倒。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歌颂光明，不能够暴露黑暗。这个理论在一段时期里面我们也接受，特别是苏联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现实主义作了定义之后，我们都重复了苏联关于现实主义的概念。它也非常深切地影响了我们当时的文学创作。
我们50年代有很多颂歌大家都知道，包括郭小川、贺敬之、闻捷等等，他们都写了很多歌颂现实主义的诗歌作品。比如像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闪耀吧青春的火光》，年龄大的读者都会知道，比如像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十月颂歌》等等，还有闻捷的《天山牧歌》《吐鲁番情歌》。《吐鲁番情歌》非常有代表性，闻捷一方面对新生活有一种拥抱歌颂的热情，另外一方面那个时代的痕迹特别地鲜明。
对50年代的文学评价，很多批评家和学者的看法很不一样，有的人把50年代的创作完全否定掉，这个是不公平、不客观的。我举两个例子，我们年龄大一点的同志可能知道。一个是王蒙，王蒙现在还是活跃的作家，他几乎是中国文学的一个象征性人物。他在50年代创作了一部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最初发表时题目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后又改回原名），还有一篇是宗璞的《红豆》，这两部作品在1957年反右斗争当中都被打成毒草。在1980年前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重放的鲜花》，把这两部作品都重新出版了，这两部作品大家都知道。一个是写反对官僚主义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青年人叫林震，他看到了组织部的整个生活状态，看到了组织部的这些工作人员是怎样工作的，有的非常油滑，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是用一种反对的情绪来讲述这个故事；《红豆》是一种倒叙手法，写一个年轻人当时追求革命，抛弃了爱情。后来姚文元写文章批判《红豆》，他说虽然写江玫参加革命抛弃了爱情，但是通篇是江玫对于爱情念念不忘的泪水。这两个作品为什么重要？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是那个时代有难度的写作。为什么有难度呢？一个方面作家真心地要拥抱我们这个时代，拥抱社会主义国家。另外一个方面，在文学创作上他们又不肯放弃文学创作的规律，他们尊重个人的体验，尊重个人的感受。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作家还没有学会说谎和油滑，所以那个时代的经验是重要的。
再回过头来重读一下这些作品，有些作品可能时间越久，我们越能够认识和领会这部作品的价值。所以我们阅读一定要选择文学经典，文学经典是经过历史的淘洗，留下来的真正的人类精神和情感的重要遗产。当然，文学经典有时代性，文学经典的确立是一个不断对话的过程，每一个时代由于时代性，由于时代的需要，对于经典的理解并不完全一样，所以经典作品一直处在一个不断构建和不断颠覆的过程当中。读经典作品就是能够去领略我们不同时代最优秀的文学头脑他对于人的思想、精神领域和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对世道人心他是怎样表达的。另外一种文学史经典——这是我提出的概念，也就是说很多作品未必是文学经典，但是这些作品文学史一定要去讲述它，如果不去讲述这些作品，我们某一个时期的文学就难以讲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时期初期发表的两部作品，一个是卢新华的《伤痕》，一个是刘心武的《班主任》，这两部作品我们在座的很多读者都知道。这两部作品如果我们现在阅读，可能会觉得写得过于简单，也有概念化的成分。但是作为新时期文学，或者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你不从它讲起是不能讲清楚的。所以文学史经典和文学经典是两个概念。
回过头来说，我们现在讲文学经典的话，大家知道基本是用现实主义手法创造的。美国的耶鲁“四人帮”有一个著名的批评家，叫哈罗德·布鲁姆，他编的一个选本特别流行，这个选本叫作《西方正典》。哈罗德·布鲁姆是对先锋文学、后现代文学非常热衷的一个批评家。80年代他有一部重要的作品，这部作品叫作《影响的焦虑》，影响了我们一代学者，是非常著名的一部学术著作。但是到了2000年前后，他突然峰回路转，他编了《西方正典》，这些作品几乎全是现实主义的作品。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一个伟大的批评家，从事了一生的文学研究，有全球影响的批评家，仍然选择了现实主义的文学方法创作作品，他没有他的道理吗？这本书是博士生、硕士研究生，包括大学生都必读的一个选本。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这个选本，大家可能会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经典作品。
二、关于本土性
本土性我刚才也说到，这和所谓的世界性，和全球化等概念是相对而言的。在一个时期里面我们不讲本土性，不讲地方性知识，只讲全球性，讲世界性。现在我们要质疑的是，有一个所谓的世界吗？确实是有，这个世界是物理世界，它是真实的存在。但是，另外一个世界，比如欧洲的学者在《世界通史》里建构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世界吗？我们看《世界通史》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殖民扩张史，帝国主义的运动史。欠发达国家、弱小的国家，特别是东方民族没有在这个世界史的构成当中。就是说《世界通史》构筑的这个世界是虚构的，或者这个《世界通史》在某些方面是不真实的。到了今天，我们当然看得更清楚，这个世界的利益能够被世界所有人共享吗？没有。这个世界，是一个霸权领导的世界，美元领导的世界，资本主宰的世界。在这个所谓的世界上，地方性知识、本土性经验完全被遮蔽了。美国有个非常重要的学者叫吉尔兹，吉尔兹有本书叫作《地方性知识》，这是一本论文集，只有7篇文章，他在这本书里指出，地方性知识或者本土性是向普遍性的一种质疑和挑战。他认为不存在普遍性，如果有这个普遍性，就是把地方性，把土著经验、原著民族的经验和情感完全遮蔽，或者删除了。重提地方性知识，重提地方性经验，或者本土性，就是对普遍性的一种质疑。这个理论我觉得在今天的语境里特别有它的道理。
我有一年到新疆去开会，新疆有一个诗人，有一个学者：这个学者韩子勇，当时是新疆文化局局长，现在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当院长去了。他当时讲了一个研究“木卡姆”的题目，这是在新疆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说唱形式。他讲这个说唱形式作为新疆少数民族的一个文化符号，有它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诗人沈苇讲“柔巴依”，“柔巴依”1924年郭沫若曾翻译为《鲁拜集》，大家都知道。它就是在波斯地区，几百年来流传的一种四行
诗。韩子勇和沈苇讲述的这些地方性经验，或者地方性知识，在主流的文学史叙事里没有被讲述。在普遍性的世界通史里面，像对弱小国家、弱小民族、原著居民的文化和历史不能得到讲述是一样。
当然，本土性有一个边界，这个边界指什么？比如说在我们中国的版图里，广东就是地方，在广东的版图里面，我们深圳就是地方，在世界的版图里面，中国就是地方。地方性不是说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也变成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它有自己的边界。
在地方性创作里面，比如我们讲广东，今年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者，这个作者很年轻，1982年出生的，叫陈再见，大家都知道，他有一本《出花园记》，长篇小说，大家可以看一看，写了三个少年。出花园是什么意思？成人礼。三个15岁的少年出走了，离家出走，有的到深圳来闯荡，有的考上大学，后来创立自己的公司，还有的在本地做了一个打工者。三个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后来在一次还乡的聚会上，三个人重新回到了广东，历经沧桑，归来依然少年。通过三个少年的成人礼，对我们广东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做了生动的表达和反映。这个作品很好。
深圳在广东我们说是具有地方性，有特点。我们深圳著名的作家，比如像邓一光、曹征路、南翔、蔡东、吴君等，这些作家没有一个是土著，都是外来者。外来者非常有意思，也就是说他们参与了深圳城市文化的构建过程。深圳只有40年的历史，建城40年，迅速发展成全国最大的明星城市，GDP已经超过广州了，发展实在是太快了。深圳在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经济奇迹之外，在文学创作上同样取得巨大成就。
比如邓一光曾经写过50多篇反映深圳的小说，他要写100篇。他是湖北人，湖北作协的副主席，是首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来到深圳以后，他有一本反映深圳生活的短篇小说集，都是写深圳生活的。今年他有一个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影响巨大，多次上了好书榜，在评论界有很好的反响。他写一个什么故事，写香港保卫战。大家知道1941年12月8日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就是偷袭珍珠港，偷袭珍珠港第二天日本偷袭了香港，香港的守军坚持了18天之后宣布投降。小说有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郁漱石，不幸被捕到了战俘营，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的屈辱的战俘生活。他写的是另外一种战争，就是我们过去的战争文学里没有的经验，没有体验过的那种生活，那种情感和那种遭遇。这是一个稀缺题材，香港保卫战没有作品反映，所以他是我们战争文学的一个边缘经验，但是边缘经验往往能够创造奇迹。我们过去的中国战争小说都是这样，请战书像雪片般地飞向连队，这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一个句式，对于反侵略战略，自卫战争充满了高昂的英雄主义，非常好。但是邓一光用他的方式表达了另外一种战争。这是非常有贡献的。
比如像南翔，南翔写过《绿皮车》等作品，今年发表了一个新作品《果蝠》，写疫情下人的生活，写世道人心的这种变化，写原生态的生活。
蔡东是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深圳研究中心的主任，是80后的作家，他去年的《星辰书》在十大好书评选当中被评为十大好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有好几个作家，包括黄灯，《我的二本学生》今年评上了十大好书。一个职业技术学院有几位有全国影响力的作家，这个很了不起。《星辰书》有8篇作品，主要是写青年男女情感问题。他的作品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爱。我在一段时间里面发现当下文学有问题，我每年编中篇年选和短篇年选，有一年编的年选里面单篇作品都很好，但是编到一个集子里面去看，完全是一个苦难的控诉书。我们的文学已经无情无义，我写了一个序言《当下中国文学的情感危
机》。大家都写苦难，都是泪水涟涟。我们需要这样的文学吗？生活已经充满了苦难，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我们的文学还要雪上加霜吗？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文学。蔡东反其道而行之，作品里面充满了爱，温暖。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
还比如像吴君，最近有一个长篇小说《万福》，写深港两地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关系，是一个大团圆的故事。这个故事很难写，大家知道正面的故事往往都难写，就像正面的人物不好塑造一样。在舞台上也一样，舞台上去演坏人，演一个成功一个，演好人大家总看着不像。故事也是一样，讲好正面的故事是很困难的事情。
这些故事和经验是不是地方性呢？是地方性。深圳的有些作家可能不是写深圳生活的，但是大家知道，是深圳的生活经验、深圳的城市之光照亮了他们过去的生活。就像沈从文一样，沈从文生活在湘西，在湘西的时候他没有写出《边城》《八骏图》这样的作品，但是他经历了上海、北京的生活之后，城市的受挫经历、城市的受挫经验照亮了过去的乡村生活，于是乡村变得田园牧歌、变成桃花源了。这些作家有的写的是深圳的生活，有的没写，但是都不能够否认的是，城市的生活经验照亮了他们过去的经验。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们深圳都市文学的一大特点。这和北京的作家，和上海的作家，和西安的作家都不太一样。
当然北京作家有传统，比如说老舍的传统。上海作家当然也有传统，比如像张爱玲，包括更早的新感学派等等。像西安原先有柳青、胡采、杜鹏程等。这些经验在不同城市作家那里都得到了传承。深圳不一样，深圳是白手起家，我们过去的原著居民成为作家的很少，或者几乎没有，更多的是外来作家。外来的作家带来他们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生活来到了深圳，在深圳这座多元文化杂糅的一个城市里面重新去回顾自己的文化记忆，重新回想自己的社会生活经验的时候，就会有新的想法。这是深圳文学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在全国的文学格局当中他们也独具一格。
本土性为什么重要？大家知道80年代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这个口号讲的是什么？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是一个祈使句。这个口号本身大家知道，我们自己把自己排除在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之外。我们面对世界文学，我们有一种自卑的心理，我们不能承认我们已经走入世界文学格局了，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个祈使句表达了一种愿望，用现在时髦的话叫愿景。怎么走进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获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莫言终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大家知道我们开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会议，这个会议不是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而是世界与中国——讲述中国的故事。我们终于可以和世界文学平等地对话了。我们获得了文学自信，我们自觉地加入了文学的联合国，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当然，莫言的创作大家各执一词，包括评论界，大家看法完全不一样，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有的一半肯定一半否定。但我觉得莫言还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家。特别是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讲演，做一个讲故事的人。这个讲故事的人，他讲了几个核心的观念。比如说他讲在1958年前后，或者6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还是人民公社，收麦子的时候，因为物质短缺生活困难，很多人吃不饱。母亲领着他去捡麦穗，但是这个麦穗是不许去捡的，因为那是公社的，是公家的，有人看地，不允许捡，有人捡就追。母亲是个小脚，她跑不快，然后被追赶来的人一拳打在嘴巴上，嘴就流血了。那个时候莫言很小，他没有反抗能力。10年过去之后，莫言在街上又遇到了这个人，他拎着拳头就过去了，母亲一把抓住他，知道他要干什么，说不许打，不是他，没有让年轻力壮的莫言去打那个人。这是宽容。还有一年过年了，来个乞丐要饭，莫言就拿两个馒头给要饭的人，要饭的人说你们家真不厚道，你们家都在吃饺子，就给我两个冷馍馍，然后莫言的母亲毫不犹豫把自己大半碗的饺子倒给了要饭的。这叫悲悯。
也就是说在莫言的文学观念里面，和世界文学的价值观是能够通约的。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莫言所有的文学作品讲述的都是高密东北乡的故事，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的本土经验，本土故事。今年十大好书评选，莫言的《晚熟的人》获得十大好书，同时获得最受欢迎的作品。我前几天在北师大开《晚熟的人》研讨会，我曾经有一个想法，我说2020年我们的小说创作是个小年，就是特别惊艳的作品不多，但是有了一部莫言《晚熟的人》，就是我们创作的丰年。当时出版社有人参加研讨会，他们讲《晚熟的人》在开研讨会的时候已经发行了60万册。有一个出版界的行家，现在叫大咖，他说图书发行过了50万不用宣传，直奔100万。现在已经超过80万，100万指日可待。就是在文学日渐边缘化，我们文化和文学的交流方式越来越丰富的情形下，《晚熟的人》为什么受到读者的青睐？大家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作品？那显然还是由于这个作品内在的魅力。我读完之后很快写了一篇评论，我评价莫言的变与不变，这个“不变”就是获了诺奖之后，他的写作仍然从容淡定，宠辱不惊；“变”指的是什么？他对社会现实身份的介入更为突出，也更加深入。莫言自己就是小说人物，他既是讲述者又是小说的人物。比如我看过他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叫作《地主的眼神》。村里有一个地主，这个地主叫孙敬贤，划成分的时候莫言他们家的地比孙敬贤家里的地要少，但是土地肥沃，孙敬贤家里的土地非常多，但是地薄。所以多的土地打的粮食不如莫言家少的土地打的粮食多，但是划成分是按土地划，不按收成划，于是孙敬贤就被划成地主。莫言读到小学的时候老师布置一个作业，要求写一个人。他跟老师说我写一个地主行吗？老师说可以啊。他就把这个地主写得非常坏，写完了老师非常夸奖这个作文，在广播站宣读了，读了之后村里人都知道这个人是谁，于是孙敬贤对莫言就怀恨在心。等到莫言长到少年的时候，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割麦子。孙敬贤就不远不近地跟着莫言，莫言快他也快，莫言慢他也慢。莫言一回头，一双凶狠的眼睛看着他，莫言不寒而栗。莫言说孙敬贤不是因为地主的坏，是人性的坏，非常坏。我们知道前面铺垫的是什么？他是因为地多才被划成地主，地主是一种命名，是一种身份。但是孙敬贤无论是个什么身份的人，他都是一个坏人。小说同时写了孙敬贤的孙子，叫孙来雨，是个非常阳光的小伙子，秋天的时候他开着收割机，莫言就坐在他的收割机上，孙来雨告诉他要是土地再多一点就好了，莫言说不愧是地主的孙子，对土地如此贪婪，他说不是，大型机械只有土地广阔它的效率才能更高，跑起来不用总转来转去，把土地也破坏了，对农具也是伤害。热爱土地、热爱农村、热爱多打粮食，为社会主义做贡献，他和出身有关系吗？他是地主的孙子，但是和他的出身没有关系。他应该是梁生宝的后代。孙敬贤和孙子孙来雨、莫言人性的血缘关系，我觉得这是莫言通过文学的一大发现，人的好坏最后还是人性决定的。
《晚熟的人》最后有部作品叫作《红唇绿嘴》，写一个叫覃桂英的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文革”期间是出风头的人，长得又高，少年时代发育得很好，就成为风云人物。后来因为什么“文革”结束之后这个人的命运就急转直下，跟一个农民结婚了。为了逃避超生的罚款跑到黑龙江，超生的风头过了之后她又回到了村里，回到村里没有土地了，她就去闹，到县政府去闹，大家没有办法，只好分给她一点土地，安顿下来了。进入到网络2G时代之后她有12部手机，还有自己各种各样的网站。她跟莫言讲，她这里有很重要的一个团队，我可以把你炒成网红。莫言说我不想当网红。她说你这样，我卖给你两个东西，不贵，我卖你两条谣言，两条谣言出去之后就是大红大紫。最后莫言也没给她回信，回信了之后就不好办了，他写了一封信刚要发出去就删除了。写这样的，和时代的生活非常地贴近。写世道人心的这样一种变化，消费主义，商品经济，物欲，欲望的一种无法满足对于人性的塑造。
《晚熟的人》，我当时读这部作品时特别想到鲁迅的《呐喊》和《彷徨》。鲁迅的《呐喊》和《彷徨》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样式，两部作品没有一个是重复的。莫言的《晚熟的人》12部短篇小说，没有任何一部是一样的，显示了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创造能力。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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