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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中国乡土研究新锐杨华的新作
2 透过竞争，看农民个体，家庭，地区如何产生焦虑和希望。
3 性别、地域、家庭、婚姻、收入，竞争如何改变农民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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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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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争》一书聚焦的主题是当下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的社会竞争。竞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社会活力的重要源泉，没有竞争也就没有今天中国乡村社会的繁荣与富裕。21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面对的是怎样的竞争情势，竞争又会给农民个体、家庭、乡村、城市，甚至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什么影响？本书通过几年来与华中乡村研究团队的集体调研，按照“农村婚姻”“家庭关系”“南北社会”“村庄竞争”“收入结构”等五个维度，对这一主题进行全面研究，鲜活地呈现了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的机制与逻辑，为我国的三农问题的决策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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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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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社会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基层治理研究。在CSSCI发表论文80余篇。先后主持国家课题3项，多篇咨政报告获党和国家领导人肯定批示。已出版《绵延之维：宗族性村落的意义世界》、《隐藏的世界：农村妇女的人生归属与生命意义》、《农村阶层关系研究》、《陌生的熟人》、《大国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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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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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婚姻00
谁是婚姻挤压的对象00
“天价彩礼”的机制与逻辑0
市场机会、婚姻成本与代际支持0
东部何以产生“剩女”0
农村婚姻稳定的条件是什么0
农村婚姻稳定的三种类型0
何以姻亲偏重0
家庭关系0
成都平原农村家庭关系的性质及其影响0
抚养、教育与婚配：农村父代的责任0
目标、劳动力配置与财产制度0
家庭演进的三个阶段：政治、经济与情感0
老年劳动力的市场机会0
什么人才算是老人
老年人的精神负担
女儿养老的伦理构建
南北社会
政治、人情与强人
农村人情竞争的区域差异
南方村落中的懒汉
孝昌农村“分裂的宗族”
农村公事中家族代表的虚与实
“乡贤”归根的难处
基层找谁做工作
村庄竞争
新乡贤的资源由谁来承接
面向年轻人的村庄竞争
信仰的分化
农民打麻将的三重境界
修路改变观念
时空压缩的农民分化
村庄竞争、资源调动与压力的承受者
收入结构
地租经济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
求解餐桌上的大量浪费现象
经济作物与农村中等收入水平
代际分工与农民家庭收入
农村的“收入断裂带”
农村的“中等收入线”
农民收入的“天花板效应”
东中西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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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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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经验研究需要想象力
郭亮
一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杨华的又一新作。杨华一贯细腻的文笔、精彩的叙事和丰富的想象力，在这本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内容上，该书涉及农村婚姻、人情、养老、信仰、收入、区域差异等主题，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当下农村社会图景。然而，这本书的价值绝不止呈现经验，更在于展示一种对经验的娴熟处理方式。
对于书中的许多内容，关心农村的读者可能并不陌生，但相信大家在读完此书后仍会有恍然大悟之感——原来自己熟知的现象还具有深刻的学术意涵。正是得益于书中对经验的恰当处理，读者将获得一种远比经验现象更丰富的关于中国农村乃至社会的认识。
那么，这本书是如何处理农村经验的，这种处理又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思维能力呢？
二
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是近四十来年的事情，即便是一直生活在城里的人，往上数三代与农村也有干系。于是，很多人自信了解农村，然而仅仅有农村生活体验和感性经验，并不意味着真正懂得了中国农村。能否获得对农村社会的深刻认识，还取决于是否具备超越个体经验认知来把握社会结构的认知能力。如此，微观的经验才具有宏观的意义，才能真正搞清楚个体经验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书中谈及的婆媳矛盾，曾经是农村显著的家庭矛盾。从个体经验出发，无论婆婆还是媳妇，都会把她们的不和归结于对方性格、为人处世上的缺陷。而家庭的差异，又使这种矛盾被认定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在一个更高层面看待这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就会发现，曾经尖锐化普遍化的婆媳矛盾，正是农村家庭结构核心化的微观缩影。当前农村婆媳关系缓和、趋好，其实是打工背景下代际关系离散化的结果。由于不再“同居共财”，婆媳互动锐减，矛盾纠纷数量大幅下降。亲密关系孕育矛盾，婆媳矛盾减少透视着农村家庭形态的又一次重大变迁。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除了个体力量外，还有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宏观力量在支配着我们的喜怒哀乐。因此，对农村社会的认知不能囿于个体微观经验和直观感受，研究者还要具备一种见微知著的能力和一叶知秋的敏感，将个体经验上升到对社会结构的认识。这一认识的获得不只是依靠经验的量的累积，还必须依托社会学想象力进行的思维飞跃。
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能力和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增进理性，使他们能看清世事，厘清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全貌，发现更广阔的历史舞台。农村社会研究者应该充分发挥社会学想象力，在获取丰富农村经验的基础上，尝试找出支配不同地区人们行动的结构性力量。只有找到了个人背后的社会结构，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农村、理解本以为熟悉的农村经验。
三
那么，这种社会结构到底是什么？社会结构是一个在社会学中被广泛应用的术语，但却一直缺少明确定义。经验研究者必须对社会结构给予适当界定，才能为经验研究展开奠定基础、为想象力翱翔设定边界。一般而言，对社会结构的处理遵循两个原则：其一，社会结构是相对于个体并对个体有制约作用的外部力量；其二，社会结构不能过于抽象宏大、远离个体经验，否则对社会结构的提炼就会失去意义。能否把握火候，找到一个“中层”的结构，无疑体现了研究者的功底和水准。
Ⅲ
Ⅳ
为了找到中层的社会结构，本书使用了华中村治学派总结的区域比较法。这种研究方法根据不同区域村庄社会的经验提炼出不同区域人们的行为模式，再依据行为模式的差异将全国农村划分为若干区域。不同区域人们的行为模式有差异因而可以进行比较。
人总是习惯于由己推人，把自己以及自己所在地区人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等同于一般人的行为模式。同样，一个在某地区长期观察的研究者也常常把该地人们的行为模式当成普遍的行动模式。然而，一旦有了不同地区的农村经验，研究者就会对每个区域人的行为模式、行动逻辑、文化特征产生差异化的感受，这种差异会成为激发思索欲望、探究其中奥秘的推动力。正是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研究者才不会动辄将个体经验上升到宏观抽象的社会结构层面。
基于对区域社会结构差异的认识，华中村治学派将中国农村划分为若干社会文化区域。这种区域固然与地理空间的划分有一定关系，但并不完全重合。比如，东北农村、四川农村的划分就容易引发歧义和争论，因为这两地不在地理上的中部，但在社会形态上却与中部两湖地区类似，它们也就一并构成了社会文化区域上的“中部农村”。
在所有区域中，南方、中部、北方是农村社会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三处区域社会。本书多次比较了三个地区人们的行为模式差异，并从村庄社会结构中寻找差异的根源。这种比较无疑能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因为我们凭借个人的生活经验就可以感受到中国鲜明的地区差异，从而对书中的概括产生共鸣；而相比于个人零碎的经验，书中的概括又是结构性的，能让人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学术研究的魅力就是要寻找这种符合我们常识但又超越常识的概括。
除了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区域差异外，中国还存在经济意义上的东部、中部、西部农村的差异。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包含了资产性收入如地租收入和务工收入，而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则主要来自务工和务农。收入结构和经济类型的不同也会影响农民的行为方式，塑造不同类型的农民和农村。因此，在南、中、北的区域划分方式之外，还可依据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将农村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这种区域划分同样与地理空间的划分有关，但也不完全重合。本书亦不乏对不同区域经济社会状况的分析。
区域比较的视角既是研究的总结和提炼，又能为新的、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基于经验现象的比较，研究者可以赋予经验以意义，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个体经验背后社会结构的差异。与此同时，由于有区域比较的意识，经验的想象力就不会漫无边际，而始终服务于一种社会科学式的中观结构探寻。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层”社会结构的探寻使得一种真正的社会学想象力成为可能。
四
通过想象力的发挥找到了某一地区的中层社会结构，也不意味着研究的终结。因为，这一结构完全可能在人与人的互动中发生变化，或者，即使这一结构存在，其功能和意义也已发生变化。那么，对农村社会的研究就是一个无法终结的过程，一个好的农村研究必然要反映农村社会的这种变迁。
Ⅴ
Ⅵ
姑且不论晚清以来中国社会遭遇过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即使新世纪以来，农村社会的若干结构也在不断变化。比如，在2000年左右，伴随着外出务工潮的出现，农村家庭结构发生了调整，传统父慈子孝式的代际关系松动。最近十年来，农民收入有较大提升，但没有促进农村代际关系的改善，反而加剧了代际剥削。在北方农村，由于彩礼和县城房价攀升，在父母要为儿女成家的责任下，主要婚姻成本由父母承担。数十万的婚姻支出，对于半工半耕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一项巨大的经济负担。不少农民背负沉重债务、不惜在本应颐养天年之时外出打工。还如，随着微信等新媒介和支付手段的普及，不会使用这一新工具的中老年人与社会脱节的无力感进一步加强，部分地区还出现“老人摆摊卖菜，儿女在家收钱”的新现象。一种日常互动频次下降，但代际失衡程度加深的农村代际关系正在形成。
农村的变迁不限于农村的家庭领域，农村公共生活、农民意义世界中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几年不下乡调查，农村就“面目全非”的说法，一点都不为过。离开了对农村经验变化的持续关注，就无法把握农村新的社会结构。如果说区域的视角是一种横向比较的话，那么，变迁的视角则是一种纵向比较。在比较中才能感受到差异、感受到变化，研究者才能超越具体的经验，产生具有时空感的社会学想象力。
五
杨华的研究展示了一个很好的经验研究样本。读完此书，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经验研究不是搜集资料、整理资料的简单劳动，而是在大量调研基础上，依靠想象力实现对具体经验的超越。经验研究的想象力是主观与客观的时空开展对话的一种能力和品质，也就是所谓的经验质感。
作为扎根在中国大地上的学者，对当下农村资料的搜集已不再是一个问题。在科技手段、人工智能日益发达的时代，研究者甚至不需要进入现场就能获取所需资料。但是，堆积如山的资料除了展演，是不能自行产生学术意义的。对经验材料的处理离不开有经验质感的学者，学者的想象力永远是激活经验的不二法门。
可以期待，这本书不仅能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喜悦，也能带来思想上的启迪。
是为序！
2021年6月24日于武汉喻家山
东部何以产生“剩女”
一
江苏某镇企业联合会会长的女儿，从上海一所著名大学银行专业毕业后到某大型外资银行工作。会长介绍说，该银行有许多大龄剩女，这些女性并非一开始就追求独立不愿结婚。
为了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和经验，该银行经常将员工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国家调换至另一个国家。每个地方待的时间都不长，这造成年轻女职员很难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她们也就不会安心在一个地方谈恋爱。等到这些女职员拥有了多地、多岗位的工作经验之后，她们也就到了三四十岁，不仅习惯单身了，也很难再看得上一般的男性了，甚至整个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改变。
会长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变成该银行的大龄剩女，就强行将其拉回了苏州本地，让她先是在一所国有银行上班，一两年之后就把自己下属一家企业交给女儿打理，让女儿在本地找一位企业家的儿子结婚。
会长之所以将女儿拉回本地，经验不仅来自上述银行的故事，而且来自他们本地存在大量单身大龄女青年这样的事实。他称他们本地许多老板的女儿都还单着，有的到四十岁还没结婚。我们对当地其他人的访谈确证了存在不少未婚的大龄女性群体。另外，我们在浙江杭州、宁波和绍兴下面的县市调研，也曾发现这一现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这些地方未婚的大龄男青年则很少。因为，在全国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前提下，东部发达地区是女性净流入地，适龄男女在当地会相对平衡，在当地难以找到对象的年轻男子可以找外地流入的女性，使得当地不会有“剩下来”的年轻男性。同时，大量外地女性的涌入却挤压了本地女性的婚配市场，使她们无法找到适合的本地男性，而当地年轻女性一般很少“低就”于外地男性。这样本地女性就被“单”着了。
这是从男女性别比和东部地区婚姻市场优势的角度做的解释，但无法解释以下两个现象，一是东部地区大部分未婚大龄女青年来自当地条件较好家庭，出身于中等或条件较差家庭的女性较少。二是东部县乡大龄未婚女性与大城市大龄未婚女性有着较大差别，前者不是因为独立而不想结婚，而是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而难以结婚，后者要想结婚即便到了四十岁也很快可以结婚。这说明，对东部县乡大龄未婚女青年现象的解释还需要更细密的机制。
二
一般来说中国人的婚姻有两个共通的前提，一个是本地婚偏好。相对于外地婚来说，本地婚有这么几个好处，一是本地婚在熟知的范围内，男女双方对彼此及其家庭都较为了解或者可以很好地了解，相互之间的信息是对称的，能够较好地建立信任关系。二是本地婚能够相互提供帮助，婚姻乃结两姓之好，使男女双方家庭在本地有了新的较为稳固的社会关系，对于出嫁女来说在本地除了有丈夫和婆家之外，还有娘家的这一层关系结构。三是对于条件较好的家庭来说，他们讲究门当户对和强强联合，使得双方家庭得到更好的发展。在东部地区，由于农村社会普遍较为富裕，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当地年轻男女不外流，除条件较差的年轻男性会娶外地媳妇外，其他男性一般都在本地找对象，女性一般不外嫁。四是本地婚可以使年轻一代继承父代的物质资源和人脉资源，为后面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东部发达地区经济上的发展强化了本地婚偏好，使得该地区县乡年轻女性多数在本地寻找配偶。
另一个是在择偶上有男低女高的偏好。无论是从个体角度，还是从社会阶层的角度，对于男性来说，他们在择偶上会选择年龄比自己小、长相漂亮的女孩，而工作上可以不如自己。在社会地位上，男方也可以从比自己条件略逊的家庭中选择对象。这样富裕家庭的男孩可以娶普通家庭的女孩，普通家庭则可以在条件更差的或外地女孩中挑选。对于女孩来说，她们要找跟自己家庭条件相当的，或者比自己家庭条件好的男孩。这样，对于家庭条件较差的女孩来说有充分的选择空间，但是对于家庭和自身条件优越的女孩来说，她们不可能眼光向下，因此她们选择的空间较小。各方面条件优越的男子还可能选择其他的女孩，使得家境不错的女孩的可选择性就更弱。
这样，家庭和自身条件优越的女孩多数只能在本地找对象，她们在本地找对象的空间要较其他层级的女孩小，很容易被“剩下来”。
三
苏南农村家庭普遍中产化，这些家庭的子女一般不会到工资较高的纺织厂去务工，而是到比工厂工资低、环境好、作息规律的政府企事业单位做聘用人员。这些男子一般找条件相当或略逊一些的对象。年轻漂亮的女性则可能嫁给处于当地较高级别的政府公务员。在当地，有地位、有面子、有上升空间且被认为是优质的工作岗位，主要包括党政部门公务人员、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大型民营企业中高管理层、民企老板、银行工作人员、大型医院工作人员、高校工作人员等。中小学老师（重点中学除外）、普通医院的工作人员、中小企业普通工作人员、政府企事业单位非在编人员等都不在此列。
苏南家庭条件好的子女一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父辈既为他们积攒了较多的物质财富，也为他们积累了较广的人脉关系，通过他们自己和父辈的努力，他们一般都可以找到当地优质的工作岗位。当然普通家庭的子女也可以在大学毕业后考当地的公务员而实现条件的跃升。但总体来说，当地优质的岗位多为家境较好者获得。这些年轻男女之间相互通婚，如前文会长的女儿跟另一亿万富翁的儿子结婚，还有的是企业家的女儿跟政府公务员结婚，或银行职员跟政府公务员婚配，或是政府公务员之间联姻。他们的婚姻属于家境好的人之间的门当户对。
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开放较早，在市场经济中创业成功的农民较多，他们作为条件好的家庭，占了当地家庭的10%到15%。这也就使得当地条件优越家庭的子女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一部分人在家族企业里做高管，一部分人获得其他的优质岗位。条件好的年轻男子在择偶方面，既可以找同等条件的女子，也有足够的资本找更年轻、更漂亮的，较他们条件差的女子结婚。
但是对于条件好的家庭的年轻女子来说，她们只能在优质的岗位上找对象。她们为此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这些岗位上的年轻男子可能选择比她们岗位、地位要低的年轻女子结婚，后者“挤占”了她们的选择空间。二是在市县乡镇被认为是优质的岗位较为稀缺。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年轻女子如果在政府部门任副科级干部，那么她要找的对象如果也在政府部门，就必须也是副科级及更高或者所在部门更好，否则她们就可能看不上。而到了副科甚至更高级别的女性公务员，年龄必定不会太小。也就是说，家庭条件好的年轻女性，她们挑选对象的空间无非是政府、大型企事业单位、银行等单位在编人员，即便这些单位里年轻男性较多，但总体来说她们可选择的空间较小。
同时，在县乡层级，个人与乡土熟人社会的关系较为密切，受传统观念和规范的束缚较大，适龄男女都不会过于晚婚晚育，他们普遍会在当地认可的婚龄范围内结婚。因此，在这些地区，年轻男子和家庭条件一般的年轻女性选择空间相对较大，他们就会在当地认可的婚龄内结婚。这就使得优质大龄未婚男青年较少，即便有，他们选择的也多是比自己年轻、漂亮但条件稍逊的女性，而不是同样大龄的条件相当的女性。这些年轻女子，因为个体条件、工作岗位和家庭条件都较好，她们在较小的选择空间里有较高的要求，她们就可能在东挑西选中将自己“剩”下来。
四
相对于东部家境较好的年轻女子难以在稀缺的优质岗位中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中西部地区这样的家庭本来就少，家境好的年轻女性也就相对较少，优质的工作岗位少但能够消化这部分的年轻女性，使得她们“单”着的概率较小。而大中型城市又有不同：
一是被认定为优质的单位和岗位丰富。不仅政府、企事业单位、银行等较县市要多，大中型城市还有大量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著名中小学、大型医疗机构、新型社会机构等，这些单位拥有大量的优质岗位，充任这些岗位的年轻男子也多，这就使得同样处于优质岗位的年轻女子有较大的选择空间。
二是远离熟人社会，年轻人能够自我决定婚姻。大中型城市人口主要是由外地高素质移民组成。就大部分的移民来说，他们在空间上远离家乡，受到老家熟人社会的影响较小。在婚配问题上，老家熟人社会中早婚早育的观念影响不到他们，老家父母的压力传递不到他们身上，什么时候结婚、找什么样的对象结婚乃至结不结婚都由自己做主。于是他们就可以先奔事业、先立足，再考虑结婚的事情。这种远离熟人社会的状态就使得大中型城市存在大量大龄未婚男性青年。那么，同样是大龄的未婚女性，就可以选择这些大龄未婚男子结婚，从而使得她们不会真的被“剩”下来。
五
总结起来，在东部县乡，从男性角度来讲：（1） 他们处于熟人社会之中，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较大，在当地适当的年龄结婚，晚婚晚育的少，大龄未婚男性也就少；（2） 东部地区城乡一体化程度高，男性成家立业在本地，年轻男子有父母的帮衬，容易在当地找工作、买房子，成家与立业可以兼顾，不会为了立业而耽搁结婚，减少了当地男子成为大龄未婚男子的概率；（3） 从男女婚配的要求上来讲，那些高阶层的大龄未婚男青年，也会被低阶层、年龄小的女青年抢走，而那些低阶层大龄未婚男性则可以找外地的女孩结婚。因此，在东部农村就较少有大龄未婚男青年存在，压缩了条件较好大龄未婚女青年找对象的空间。
从女性角度来讲：（1） 女性大多要找比自己社会地位高、职位好、年龄大的男性结婚，而男性则相反，因此易导致高层次、好单位的年轻女性单下来。（2） 从职位上来说，东部地区虽然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但是企业还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具有公共性质的事业单位也较少，因此那些好单位、职务高的大龄女青年的选择空间就小。
(20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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