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热”的表现
一、兴起追求中国时髦的Chinoiserie
“中国热”最明显和充分地表现在人们普遍地爱好来自中国的物品，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以至形成一种时髦，即所谓Chinoiserie（汉风、中国风）。当时源源传入欧洲的除去早已闻名的丝绸和茶以外，还有瓷器、漆、漆器、糊壁纸、皮影戏乃至轿子，等等。人们不但从中国大量进口这些东西，还竭力自行仿制，例如1709年在德国迈森，伯特格尔（B.ttger）在国王施塔克（ August der Starke）支持甚至是逼迫下，经年累月地摸索、试烧，终于烧制成了第一窑中国式的瓷器；自那以后，迈森这个地方一直以出产精美瓷器闻名全欧。
人们不但引进中国器物本身，还引进使用它们的排场和方式，例如1727年，维也纳皇宫中就下了一道懿旨，规定只有皇上的御轿才允许是黄色的，其他官员、贵族的轿子一律为黑
色，等等，以通过颜色和造型来区分坐轿人的品级。在德国，也曾时兴过坐轿子，据记载，科伦大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Clemens August）就喜欢像个中国大老爷似的让人抬着去巡视自己的教区；而迟至1861年，纽伦堡的市政府还郑重其事地颁布了一套坐轿子的新规定。与此同时，中国园林建筑艺术也在 17世纪传入欧洲，先得到法王路易十四的赞赏，1870年在凡尔赛建起了中国情调的特里亚侬宫（ Trianon）；随后又传到英国，与重视自然天成、反对雕琢修饰的英式庭园艺术融为一体，形成了中英合璧的新风格。这种风格很快也在德国流行开来。于是，在波茨坦的无忧宫（Sanssouci），在慕尼黑的水仙宫（Nymphenburg）和英国公园，在卡尔斯鲁厄的雉园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皇家宫苑和庭园中，都出现了亭、榭、塔、桥等中国式的建筑以及曲径假山。
二、热衷于翻译出版关于中国的著述和中国经籍
然而，人们并不仅仅满足于这些物的方面，还渴望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以及文学等也有所了解。因此，“中国热”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大量出版关于中国的书籍，包括传教士的著述、商人的报告和旅行家的游记。除去1298年问世的马可·波罗的《东方旅行记》再次得到印行并引起极大重视以外，新出版的重要著述又有：1.奉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派遣于1580年来到中国的奥古斯丁派传教士门多萨（ F. L. G.de Mendoza），于1585年在罗马出版《支那王国述新》，这部书四年后就出版了德文版，其名为Neue Beschreibung des K.nigreichs China；2. 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 N. Trigault）于 1615年出版《耶稣会在华开教史》，此书两年后出版了德文版 Historia von Einfuehrung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 in dass gro.e K.nigreich China durch die So-cietet Jesu；3. 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 Martini）于1654年出版《鞑靼战争史》，次年又出版了《中国新地图》（ Novus Atlas Sinensis）； 4. 1665年，出版了荷兰人诺依霍夫（Neuhof）的《使华游记》，这部书附有许多他自己绘制的铜版画插图，使西方人对中国第一次有了直观的认识；5. 1677年，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A. Kircher）用拉丁文出版了《中国图志》（China Monumentis illustrata），此书内容更深刻，插图更丰富，被誉为“17世纪的中国百科全书”；6. 1696年，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 D. Le Comte）发表《关于中国目前状况的新观察报告》（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a），此书译成德文出版题名为《今日中国》（Das heutige sina）。
在大量印行这些西方人自己的著述的同时，人们也开始翻译介绍中国的经典。最先出版的是耶稣会士殷铎泽（P. Intorcetta）用拉丁文翻译的《大学》（1662）和《中庸》（1673）。接着，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 Couplet）又重译了这两部典籍和新译了《论语》，收在他著的《孔子哲学》一书中（此书出版于1680年后不久，所用语言也是拉丁文）。 1711年，在布拉格印行了拉丁语的《中国六经》（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除收柏应理上述三种译著外，还收了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F. Noel）新译《孟子》《孝经》和《三字经》。总的来看，17世纪和18世纪被介绍到西方的，还只限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的经籍。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耶稣会士杜哈德（J . B . Du Halde）的《中国详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 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这部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四卷对开本巨著，不仅如原文题名所标示的那样包含着有关中国地理、历史、政治、民俗、科技等方面的丰富内容，而且还收进了译成法文的元曲《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的四个短篇小说以及十几首《诗经》里的诗。也就是说在《中国详志》里，欧洲人第一次直接读到了中国的文学作品，虽然它们的翻译都不怎么好，特别是《诗经》里的那些诗，拿陈铨的话来说更叫“闹得一塌糊涂”。
继《中国详志》之后，1761年又出版了英国商人威尔金森（J. Wilkinson）翻译、珀西（ T. Percy）润色的《好逑传》；珀西是以在美国刊行英国的《古诗笺存》著名的杰出作家，经他润饰的译文相当不错。此后，到了19世纪初，还出版了英国人汤姆斯（P. P. Thoms）翻译的《花笺记》（1824）和法国人锐慕萨（A. Reémusat）翻译的《玉娇梨》（1826）。所有这些在中国文学中充其量只能算二流乃至三流的作品，在欧洲曾经十分流行，歌德也全都读过。
这些介绍中国的书籍以及中国经典与文学作品的大量翻译出版和流传，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只增进了人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还唤起了不满现状的学者文人对于远在东方的文明礼义之邦的无限钦敬和渴慕。由此便导致了“中国热”的第三个表现，那就是在启蒙运动和洛可可时期，出现了许多积极研究中国思想文化，主张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和虚心向中国学习的重要思想家和学者。
三、积极研究中国的思想精神、文化学术和社会现实
德国启蒙运动早期的代表人物托马修斯（ Ch. Thomasius， 1655-1728），他在1689年以前就读了柏应理出版的《孔子哲学》以及收在里边的《大学》《中庸》和《论语》，并且对儒家的哲学思想做过详细的评论。但他还说不上对中国哲学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对之评价也不很高。
真正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有深入研究、对中国称赞备至的是莱布尼茨（G. W. V. Leibniz，1646-1716）。早在1666-1667年在纽伦堡学习的时期，他已接触到了诸如基歇尔的《中国图志》之类的出版物。他还通过朋友，向一位叫缪勒（A. Müller）的也可能是欧洲最早的汉学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问题。1669年，莱布尼茨已发表第一篇谈论中国的文章。1687年，他读到了《孔子哲学》这部书，对孔子十分钦佩。但作为莱布尼茨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则是他1689年在罗马遇见从中国回来的耶稣会传教士闵明我（Ph. M. Grimaldi）。从闵明我的口中，莱布尼茨自称“得到了许多关于中国皇帝本人以及他那非常进步的人民的十分可贵的消息”。通过与闵明我的交往，莱布尼茨心中燃起了对于有关中国的新知识的越来越强烈的渴望。他阅读了一切能得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潜心钻研中国的经典。1692年，闵明我接受康熙的邀请，再次动身前往中国，以便接替已故南怀仁（F. Verbiest）原任的钦天监监正的职务。他刚离开罗马，莱布尼茨就已寄出一封长信，向他提出了三十个有关中国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可谓无所不包。从此，莱布尼茨与闵明我以及其他许多传教士书信往来不断，直至1705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才渐渐疏远。
1697年，莱布尼茨用拉丁文出版了著名的《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Novissima Sinica，亦译《中国近事》《中国新事》）。这部在当时极受欢迎、很快便获得再版的书，收集了关于中国的报道、通信和文献（如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 条约》），以及一些当时在欧洲难得一见的图片资料，如西安府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北京的观象台和穿着满清官服的汤若望的画像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序言中，莱布尼茨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分析，指出西方长于思辨哲学、理论科学以及军事技术，中国长于伦理哲学、政治哲学、礼义道德；认为中国（Tschina）和欧洲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高峰，只要两者结合起来，便可达到最完美的和谐，实现世界的大同；强调西方要向中国学习，在学习许多具体的东西之前，首先要学习中国的实践哲学和养身之道。他说：“鉴于欧洲的道德沦丧的情况日趋严重，简直没个尽头，我就觉得几乎有必要将中国人的传教士请到我们这儿来，向我们传授自然宗教的教义和实践，正如我们派人去向他们传播启示的教义一样。因此我想，设若选一位贤明的人来做裁判，要他判定的不是三位女神中哪位最美，而是判定哪一国的人民最优秀的话，那他一定会把金苹果扔给中国人的，因为我们仅仅只在一个非人力的方面，即在我们神赐的对于基督的信仰这一点上，才优越于他们。”
经过莱布尼茨这位大学者的积极宣传和推崇，中国成了人 们向往的理想乐土，康熙皇帝 ——《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第二版加进了白晋（J. Bouvet）绘的他四十一岁时的肖像 ——就成了人们景仰的贤明圣君，儒家哲学就得到进一步的介绍和传播。
作为莱布尼茨的后继者，克里斯蒂安 ·沃尔夫（ Ch. Wolff，1679-1754）这位德国启蒙运动的大思想家以创立理性主义的理论体系而著称于世。他在研读了儒家的经籍以后，对其重理性、重实践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极为赞赏，对其“以德化民”“爱民如子”的政治主张和国家哲学十分推崇。他相信，只要实践这些思想和主张，便可挽救颓败的世风，祛除时弊，而不是如当时流行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只有等待上帝的恩典和拯救。1721年，他在接受哈雷大学副校长职务的典礼上做题为“中国的实践哲学”（Oratio de 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的报告，大胆地阐明了自己的上述观点。为此，他被当局斥为“无神论者”，不但失去了大学副校长的职务，还被驱逐出哈雷市。但是沃尔夫的《中国的实践哲学》却流传开来，引起了极大的注意，1740年又由其他人从拉丁文译成德文出版，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在这篇报告中，古老的儒家哲学在西方第一次得到了系统、全面和详细、深入的阐述。
在全欧范围内，还有伏尔泰和狄德罗这样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中国文化思想的热情景仰者和传播者。伏尔泰视孔子为自己的思想的先驱，认为他是“自然的原始启示”的化身，说他认识了“最高的存 在”的意义，因而也完成了一个人在世上所能完成的最伟大的业绩，自称“我非常专心地读了他的书，在这些书中谈的都是最纯净的道德”。狄德罗称孔子为“中国的苏格拉底”，甚至将孔子置于这位古希腊哲学家和柏拉图之上。一次，他在海牙和人谈到中国的古代贤哲时说：“荷马是个糊涂蛋，普利琉斯（古罗马学者）是个大傻瓜，中国人才是最可敬的君子。”至于伏尔泰还将我国的元曲《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搬上欧洲舞台，则也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四、假中国人之名杜撰讽喻现实的“中国文学”
欧洲17世纪和18世纪出现了一大批以中国为题材或假托中国人之名写的各类文学作品。
远在17世纪的巴洛克时代，就有不少文学作品写到中国，例如被誉为“德语诗歌之父”的奥皮茨（M. Opitz）的长诗《歌颂上帝的战争》（1628），开德国流浪汉小说先河的格里美豪森（H. J. Ch. V. Grimmelshausen）的《痴儿西木传》（1669）， 以及葡萄牙人平托（F. M. Pinto）的《平托奇遇记》（1671）和英国人黑德（ Th. Head）的《扬·彼鲁斯流浪记》（ 1672）等模仿《痴儿西木传》的作品，都是其中较有名的。在这些作品中，对中国的描写大多出自作者的想象，目的仅是满足读者对中国的好奇而已。
真正以中国为题材并且有事实为基础的作品，是洛恩施泰因（ D. C. V. Lohenstein）的《阿尔米琉斯》（ 1689）和哈格多恩（W. Hagdorn）的《艾全》（1670）。这两部卷帙浩繁的小说，都主要取材于卫匡国的《鞑靼战争史》（1654），写的是明末清军入关前后的事。如在《艾全》中，就具体写到了李自成起义、吴三桂勾结清兵从北京赶走李自成以及崇祯皇帝之死，等等，只不过李自成被丑化为残暴的叛贼，吴三桂却变成一位英雄的“骑士”。这两本书写的尽管好像是中国，实际上仍充满了巴洛克时期的游侠骑士小说的思想和情调，作者追求的只是冒险、艳遇、异国风情等给人以消遣的因素。
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之交的启蒙运动时代，文学家的注意力随之转到了教化和讽喻时事方面。1721年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出版《波斯人信札》，在信中常常借中国旅行者之口对本国的弊政进行讽刺批评。由此引出了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讽喻性旅行书简。在德国第一个写这种书简的是法斯曼（D. F. Fassmam），此人系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身边讲笑话的弄臣式小官，他那长篇累牍的书简题名为《奉钦命周游世界的中国人》。
十分有趣的是在众多缺少真正文学价值的旅行书简中，还有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1712-1786）的大作。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德国的历史上可谓功业赫赫，俗称腓特烈大帝，因此他于1760年发表的《费费胡游欧书简》也格外受人青睐。这位大帝崇拜法国，所以书简系用法文写成。书简共计六封，都是主人公在旅途中向中国皇帝做的观感报告，内容涉及宗教、民俗、警务、政治诸方面，而重点在于批评讽刺罗马教廷和教会。如在第四封信中，费费胡写道：“您的帝国是多么幸运啊，陛下，它有一个宽容而务实的、没有统治别人的欲望的教会！”又如在第五封信中，费费胡和一个葡萄牙朋友一起参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看见教皇竟然为人们用于征战的头盔和宝剑祝福，大为惊诧和不满。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书简是匿名在科隆发表的，目的主要在于发泄对罗马教皇的不满，因为教皇在七年战争 （1756-1763）中支持了他的对手奥地利。
与讽喻性的旅行书简同时盛行的还有所谓道德小品和道德故事。这类作品跟我国旧时代街头艺人说唱的善书颇有些相似，都是用当时欧洲人想象中道德高尚的中国的故事或寓言，去劝喻世人提高自己的德行。以写道德故事出名的作家中有一位叫菲费尔（ G. K. Pfeffel），他的代表作《寓言与故事集》系一首首短诗，宣扬的多半是儒家的孝悌伦常观念。试译其中一首《母与女》，以见一斑：
在中国，人们敬重白发，同时也相信“黄荆棍下出好人”的道理。一次一位八十岁的老母亲责打女儿，一个六十岁的不成器的孩子。女儿大声恸哭，泪如雨下。母亲问她，为何这么痛哭流涕？
菲费尔在诗中极力夸大中国人的孝道，同时又相信某些从中国回去的旅行者的说法：这孝是靠棍子培养成的。
另一位写道德故事的作家叫泽肯多夫（ F. V. Seckendorf）。他的代表作《命运之轮》（1783）写到老子和庄子，并且讲述了庄周化蝶的故事，值得引起注意。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孔孟和他们的儒学，提到老庄或许以此篇为首。再者，整篇故事的说教气也不如同类作品明显，相反倒饶有诗意，这点似乎也像《庄子》。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命运之轮》如何会有这些特点，以及从什么渠道了解了庄周化蝶的故事。
如果说道德故事以教育老百姓为主的话，那么，同时出现的所谓“国事小说”（Staatsroman）就该是劝谏统治者了。最 有名的国事小说作者为哈勒尔（ A. V. Haller，1708-1777），他的第一部作品《乌松》（1771）写的是一个蒙古王子成长为既富有德行又勇武超群的贤明君主的过程。王子谨记中国古哲的教训，在执政后袭用了中国古代的许多好的典章制度，国力大增。晚年，乌松国王又以同样的办法培养孙子伊斯马尔，使他成为自己的继承人。在小说中，中国成了一个理想的国家。
但是，哈勒尔也知道《乌松》中的理想国不可能在欧洲出现，书中所包含的教诲和所推荐的典章制度难以为德国人所接受，于是又写了《阿尔弗雷德——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1773）。这部小说同样有很多关于中国的内容，主人公阿尔弗雷德被塑造成了德国的乌松。
在德国文学史上还有一位远比哈勒尔有名和重要的作家维兰德（Ch. M. Wieland，1733-1813），他也写过一部国事小说《金镜》（1772）。在序言中，维兰德假称小说出自一位不知名的中国作家“祥夫子”的笔下，他自己只是译者和出版者。小说采用《一千零一夜》的一个接一个讲故事的形式，充满了富于中国哲理的对话。小说着力宣传孔夫子的“礼”的巨大作用，宣传重实践、讲恕道的理性哲学和理性宗教。小说关于中国的内容多得自杜哈德的《中国详志》，有学者认为它也受了《赵氏孤儿》的影响。这部小说对德国四分五裂的可悲现状多所讽喻，在一部分统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因此，维兰德被魏玛公国请去当了年轻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老师，先歌德几年到了这个撒克逊小邦中。从风格看，维兰德的小说已经有了洛可可的特征， 其表现之一就是使用了一些中国的词语作为装点。
除去小说外，在诗歌、戏剧、歌剧乃至芭蕾和皮影戏等文艺形式中，也产生了许多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如德国著名的作曲家格卢克（Ch. W. Gluck ，1714-1787），就曾不止一次地为洛可可风的“中国”歌剧和芭蕾谱曲。
综上所述，17世纪和18世纪德国和欧洲掀起的“中国热”有三个主要表现：1. 在物的方面追求中国时髦，形成了模仿中国工艺风格的Chinoiserie；2. 精神方面追求有关中国的知识，大量出版传教士关于中国的著述和中国经典（主要是孔孟哲学）的译本；3. 中国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国，产生了许多研究和推崇中国的学者和著作，出现了许多写中国、美化中国、假中国人之名讽喻时政的各种样式的文艺作品。
那么，欧洲当时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规模的“中国热”呢？
第二章 歌德.——“魏玛的孔夫子”
第一节 “中国热”影响下的魏玛
在人类思想文化史的天幕上，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无疑是一颗灿烂明亮的巨星。歌德一生辛勤写作，为后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作品，搜集最全的魏玛版《歌德全集》多达143卷，西方的文学史家惯于把他和荷马、但丁、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但是，歌德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还是伟大的思想家和哲人；尽管他没有像同时代的德国杰出哲学家那样创建庞大而完整的体系，他高瞻远瞩的思想，却不只影响了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对人类思想文化史作一番客观的检视、分析，像歌德一样的大哲人和大思想家实在不多；他所倡导的“浮士德精神”，可谓浓缩了肇始于16世纪的欧美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影响不但至今犹在，并且遍及整个世界。在德国和德语国家，歌德更是像我们的孔夫子似的被看作民族精神的代表，被看作圣人。他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小小魏玛城，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享有德国民族文化圣地的光荣。
1749年8月28日，歌德出生在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市民家庭。作为诗人的父亲约翰·卡斯帕尔·歌德尽管家道殷实，学问也好，但由于出身微贱 ——诗人的祖父是一名裁缝，便受到贵族社会歧视，终生未获公职，仅仅花钱从帝国皇帝处买了个皇家顾问的空头衔，在不满和愤懑之余怀着“望子成龙”的强烈愿望，十分重视对儿子沃尔夫冈的教育和培养，不但让他在家庭教师带领下完成一般学业，掌握了法语、英语、意大利语以及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等多种外语，而且养成了阅读的爱好。诗人十岁时已开始读伊索、荷马、维吉尔和奥维德等的作品，还有《一千零一夜》《鲁滨孙漂流记》以及德国的民间故事书《浮士德博士》，等等。这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765年，十六岁的歌德离开家乡，遵从父亲的意愿去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学，然而他却对文学和造型艺术更感兴趣，并开始了写作尝试，完成了流传下来的第一个诗集《安内特之歌》，以及他的第一部完整的剧作——纯粹洛可可风的牧歌剧《恋人的乖僻》。
1770年春天，歌德转到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学习，与正在斯特拉斯堡治眼疾的赫尔德尔的邂逅和交往，成了诗人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在赫尔德尔影响下向古典杰作和民歌学习的结果，歌德写成了由《五月歌》《野玫瑰》等抒情诗组成的《塞森海姆之歌》。这部诗集不但是年轻诗人真情的流露、迸发，而且有了崭新而独特的风格，既带有民族和民间的特色，也响起了富于诗人个性的音调、韵律，可以称得上是他一生创作的真正起点和里程碑；加上他稍后创作的剧本《铁手骑士葛慈·封·伯利欣根》也取得成功，在 1773年正式出版后引起热烈反响，被誉为狂飙突进运动的第一个重要文学成果，歌德本人也成了人们心目中“真正的天才”。
1772年，歌德遵父命到威兹拉尔城的帝国最高法院实习，在那儿狂热地爱上了友人克斯特纳的未婚妻夏绿蒂·布甫，内心绝望而又痛苦。后来，又遇上一些其他刺激，特别是听到威兹拉尔一个公使馆的青年秘书为单恋朋友之妻而绝望自杀的消息，诗人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用仅仅四周的时间写成了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部小说在1774年的秋季书展上与读者见面，当即引起巨大的轰动，使年仅二十四岁的歌德成了当时德国乃至全欧最享盛誉的作家，成了狂飙突进运动的杰出代表和无可争议的“旗手”。
然而，这位“旗手”很快便扔下手中的大旗，离开狂飙突进运动中志同道合的朋友。1775年11月，他应对《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作者钦慕之极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乘上公爵派来迎接他的马车，动身去了公爵刚继位亲政不久的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国。
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国简称魏玛公国，约有十万居民，面积仅三十六平方英里，只是三百多分裂的德意志小邦中的一个。它的首府魏玛城居民不足六千，是一座非常宁静的小城。在卡尔·奥古斯特年满十八岁主持政事前，公国有十七年之久一直由他寡居的母亲安娜·阿玛莉亚治理。公国虽然小得可怜，但宫廷的设施、排场、礼仪一样也不缺少，一点都不马虎，而且长期主政的女公爵醉心文艺，在自己小小的宫廷里先后礼聘了为数不少的有影响的作家和艺术家，她儿子也继承了这个传统。歌德去魏玛的时候，著名作家维兰德、诗人兼作曲家封·艾因西德尔和封·泽肯多夫，以及以“童话之父”著称的穆佐伊斯和《堂·吉诃德》的德译者弗·伯尔图赫等已在那里。之后，经歌德举荐，又来了赫尔德尔等文艺界的名流。
歌德之应邀前往魏玛并且定居下来，在这个小城中生活、工作了半个多世纪（1775-1832），不论对歌德个人或是对魏玛甚至对整个德国文化的发展，都是一件意义巨大和影响深远的事情。宁静而古老的小城魏玛，决定了伟大诗人歌德二十六岁以后的整个人生旅程；大诗人、大文豪、大思想家歌德，则帮助小小的魏玛成了辉耀古今的德国文化圣地，成了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文化名城。
初到魏玛，歌德还仅仅是作客，除了陪年轻好动、任性贪玩的奥古斯特公爵骑马野游，参加组织宫中的娱乐活动，就没有什么正事。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比歌德年轻十岁的公爵和他越来越亲密，对他越来越言听计从。歌德本人呢，也为魏玛浓厚的文艺气氛所深深吸引，并且发现公爵年纪
虽小，却不无抱负，本质就像是“尚在发酵中的名贵的酒”，将来定会有所作为；而歌德留在魏玛的初衷，也是自己想“有所作为”。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歌德慢慢抑制住狂热的激情，增加了务实精神。“有所作为”在他意味着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抱负，而小小的魏玛公国，在当时可以讲比较开明，正好让命运安排给歌德做了实现理想、抱负的试验场。1776年6月，歌德正式就任魏玛宫廷的枢密顾问之职，从此便政务缠身，渐渐地把公国的大至外交、军事、财税、林务、矿业、水利、交通，小至防火条例的制定和宫中游乐活动的安排组织等事情，都通通管了起来。
在魏玛从政的一些年，歌德也确实努力做了些改革，但都只能是小修小补，既不能根除大的制度弊端，对他所同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爱莫能助。相反，他倒为无聊的琐事和应酬耗费了不少时间、精力，并且不得不违心地在许多事情上委屈求全，一改自己狂放不羁的本性而变得来谨小慎微。尽管如此，歌德仍不免遭到宫中善于搬弄是非和钩心斗角者的攻击、暗算。再说，魏玛实在太小了，他在这里的所作所为，也无补于改变德国鄙陋的现实。当然亲身参政也扩大了歌德的人生阅历，使他这个市民青年不但对宫廷和贵族社会有了深刻认识，对民间的疾苦也多了几分了解，为他日后的创作例如特别是写《浮士德》积累了重要素材。这些收获自然也反映在创作中，例如著名的诗歌《神性》《人的局限》《水上精灵歌》《对月》，等等，就少了狂飙突进的澎湃激情，多了成年人细致深入的人生思考。
在魏玛一住十年，整天忙于政务和宫廷酬酢的歌德终于感觉累了，烦了。1786年9月3日凌晨，他事先没有通知他称作“小巢”的魏玛的任何人，便改扮成一个画家（亦说商人），化名“缪勒”，离开他正在那儿疗养的卡尔斯巴德温泉，朝着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十分向往的南方古国意大利奔去。在《罗马哀歌》中诗人唱道：“在古国的土地上，我感到欢欣而又快乐”——“我青年时代的所有梦想眼下全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他感觉像“每天都在脱一层皮”似的经历着“脱胎换骨的变化”，整个人“从内心深处彻底改变了”，获得了“新生”。
1788年6月，歌德回到魏玛，坚决辞去大部分官职，只担任宫廷剧院总监，兼管矿业和耶纳大学的一些事务，以便专心从事写作和科学研究。他个人生活也出现了重大转折，即与二十三岁的制花女工克里斯蒂娜·乌尔庇乌斯的邂逅、相爱与结合。歌德在魏玛还经历了一件大事，就是和当时与他齐名的德国大诗人兼剧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结下了友谊。正如歌德所说，这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不只使他的创作生命开始了狂飙突进时期以来的第二个春天，也不只让席勒的创作和思想发展得到了同样的促进，还造就了整个德国文学长达十年之久的成果辉煌的古典时期。他们在歌德领导的魏玛宫廷剧院排演自己和莎士比亚等的剧作，以验证共同追求和发展的古典主义风格。他们一道提出以审美教育来完善人性和改造社会的理想，在德国的美学发展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通过这些努力，小小的魏玛进一步成为整个德国的文化中心，又吸引去了许多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如哲学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地理学家和语言学家洪堡兄弟，作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让·保罗、蒂克、诺瓦利斯和施莱格尔兄弟，等等；还有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和匈亚利杰出的钢琴家李斯特，也曾旅居魏玛，在这个小城中留下了影响和足迹。魏玛作为德国文化圣地的影响经久不衰，甚至远远地超越德国的国界，至今仍受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景仰。
受到全世界景仰、向往的文化名城魏玛，在曾经五次前往朝圣和做研究的笔者看来，在一个数十年潜心学习研究歌德，学习研究中德文学、文化的中国学者看来，迄今为止在人们的描述、定性中都被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在本书第一章所阐明的大背景下，魏玛堪称一个全面受到“中国热”熏染的典型。在这样的城市和氛围中生活、创作了五十七年，歌德与中国自然就会发生方方面面的接触和关系，值得我们做具体、详细的考察和阐述。
第二节 歌德与魏玛
德国人尊歌德为“魏玛的孔夫子”，意在说明这位大诗人和大文豪思想深刻、学识广博，以及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笔者袭用此代比喻性质的提法，并不意味着可以将两位先哲或者说伟大的思想家等量齐观，实则只是为了指出歌德与中国的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已。
1886年，也就是说在歌德逝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以后，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著名学者比德尔曼的《歌德研究》一书；在这本书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歌德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来进行研究。自此，这个问题便引起人们注意，相继又出现了奥里希（ U. Aurich）、常安尔（ E. H. v. Tscharner）、卫礼贤（R. Wilhelm）、施泰格尔（E. Steiger）、迪特马尔（Ch. W. Dittmar）等重要研究家。
我国于1932年纪念歌德逝世一百周年前后，也发表了不少谈歌德与中国关系的文章，而集大成者，则为商务印书馆1936年发行的《中德文学研究》一书。这本书是作者陈铨在德国撰写的博士论文的中译，书里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探讨歌德受中国纯文学的影响。此后，我国发表的有关文章，在材料方面都很少能超出陈铨这本专著。近年来，各国学者又有一些新的收获，其中旅居德国的中国学者杨恩霖（Yang En-lin）和钟英彦（Erich Yin-yen Chung）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
这里仅据掌握的资料，扼要地探讨和论述歌德与中国的关系的几个问题。
此书中译本在台湾出版时即叫《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
一、歌德对中国文化的接触和了解
在前一章谈17世纪和18世纪德国和欧洲的“中国热”的文章里，介绍了歌德与中国发生关系的历史前提和社会背景。在这个大的前提下和大的背景中，便衍生出了歌德接触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必然性和局限性。
歌德的父辈显然也受过“中国热”的影响。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诗人故居，二楼的主厅名字叫“北京厅”，厅中陈设着中国式的描金红漆家具，蓄着八字长须的彩色小瓷人，墙上挂的也是印有中国图案的蜡染壁帔。在同一层楼的音乐室里，摆着一架仿照中国家具风格制作的古老风琴，琴盖上绘有一幅典型的中国风景画：山水、杨柳、宝塔、垂钓，一派中国乡村的静谧气氛。这就是说，歌德还在孩提时代，已开始不自觉地受到中国文化的濡染。
歌德在莱比锡上大学的年代（1765-1770），严重地受过当时欧洲流行的洛可可风气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现在有学者认为，在建筑艺术、家具制造和园庭布置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奇巧轻灵、华丽雕琢的洛可可风，又受汉风特别是我国的明代生活方式和艺术格调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歌德在莱比锡时期同样不自觉地间接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17世纪后半期，由于莱布尼茨等大思想家的积极倡导，孔孟哲学开始在德国引起注意，到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更得到广泛传播，备受推崇。据歌德遗留下来的一则拉丁文日记推断，他1771年在斯特拉斯堡学习法律时，已通过卢梭接触到了中国的哲学，可能读过诸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等中国经典的拉丁文译本。
然而，年轻时的歌德并不喜欢他周围这些“中国式”的或洛可可式的东西，对他读过的中国经典除写了一则短短的日记外也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因为此时的德国正进入狂飙突进运动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已起了变化，而歌德深受启蒙思想家法国的卢梭和德国的莱辛等人著作的影响，以及他在莱比锡学习时过从甚密的该市艺术学院院长画家厄泽尔（A. F. Oeser）美学观点的影响，欣赏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单纯、素朴、宁静、伟大的风格，而“坚决反对涡卷形装饰和贝壳装饰以及离奇古怪的艺术趣味”。青年歌德曾对家中“一些有涡卷形花饰的镜框加以指摘，对某些中国制的壁衣加以讥评”，结果引起了父亲的不快。
1775年，因写了《少年维特的烦恼》而名声大噪的歌德应邀到魏玛，做了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朋友、导师和臣僚。这不仅对诗人歌德一生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他与中国的关系亦然。因为魏玛虽小，却有着浓厚的文艺气氛，而且和德国的所有小邦宫廷一样，也是亦步亦趋地学习法国，受以倾慕中国文化著称的法王路易十四影响很深，在赶中国时髦这点上同样不甘落后。例如，“富于中国智慧的”小说《金镜》的作者维兰德就被请去当了太傅，还有以写道德小品《中国的风化导师》闻名的泽肯多夫也是魏玛宫中的常客。在这样的环境中，歌德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增多了，看法也随之发生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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