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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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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把椅子》是苏联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同时也是不朽的讽刺杰作，作者用嬉笑怒骂的语言和一种平视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复杂、混乱的世界，尽管故事里写得是形形色色的恶，但是幽默而有力的讽刺不同于空洞的说教，在书中展现了一种传承自契诃夫的笑的力量，这种笑使那些阴暗和邪恶似乎也不再可怖，因为在欢笑中，人们总会在绝境中生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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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十二把椅子》是苏联作家伊利亚·伊里夫和叶甫盖尼·彼得罗夫的代表作，在这本书问世之前，两人只是名不见经传的记者，但是《十二把椅子》从在杂志上连载开始，就迅速成为全苏联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两位作者不得不在群众的要求下创作续集，并将在本书中死去的主角复活。
故事围绕一笔被藏在椅子中的宝藏展开。革命来临之际，一位贵族夫人将一些价值不菲的珠宝藏进了十二把一套的椅子中的一把，这个秘密直到临终时她才透露给自己的女婿和为她做临终告解的神父。这两人各怀鬼胎，各自开始了遍布整个苏联的寻宝之旅，引发了一系列让人忍俊不禁的荒唐事件。故事讽刺了当时社会上各色匪夷所思的人和事，有旧时代的遗毒，也有新时代的蛀虫，甚至还能通过蛛丝马迹找到当时社会名流和重要事件的影子。然而让这本书成为不朽杰作的并不是这个幽默滑稽的故事本身，而是作者在描述这个故事时所使用的平视视角。作品中没有写作者居高临下的语气，更没有说教意味和指责，而是真实地反映着：无论个人也好、社会也好，总会有黑暗的角落，善与恶总是共生存在的。书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但是却没有让人对社会感到失望，反而让人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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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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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亚·伊里夫（1897—1937）和叶甫盖尼·彼得罗夫（1903—1942），两位均是来自敖德萨地区的苏联记者、作家，彼得罗夫还曾供职于敖德萨刑事侦查局。1926年两人因同时在《汽笛》报担任记者而结识，之后开启了十余年的共同创作生涯，其间他们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共同署名的。两位作家心意相通，作品非但没有显得割裂，反而因两位作家相互取长补短而更加精彩。遗憾的是，两位作家均英年早逝，留下的作品不多，但是凭借两人共同创作的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幽默讽刺作品，他们至今依然为人们津津乐道，可以说是俄罗斯文学史上一朵无法被忽视的“奇葩”。《十二把椅子》是两位作家的代表作，时至今日依然时常出现在俄罗斯的畅销书榜单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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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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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老城里的狮子001
章别津丘克与“仙女”003
第二章佩图霍娃太太辞世015
第三章罪人警鉴026
第四章远游的缪斯034
第五章了不起的幕僚039
第六章钻石迷雾050
第七章“泰坦尼克”后遗症058
第八章知耻无悔的小偷064
第九章您的卷发去哪儿啦？078
第十章钳工、鹦鹉和算命婆087
第十一章“人生镜像”检索100
第十二章热情似火的女人是诗人的梦想115
第十三章请深呼吸：您太激动啦！130
第十四章剑犁之盟148
第二部分莫斯科之行165
第十五章椅子的海洋167
第十六章贝尔托尔德·施瓦尔茨修道士公共宿舍170
第十七章先生们，请尊重床垫！180
第十八章家具博物馆189
第十九章欧式表决201
第二十章从塞维利亚到格林纳达214
第二十一章体罚228
第二十二章吃人的艾洛齐卡243
第二十三章押沙龙·弗拉基米罗维奇·伊兹努连科夫254
第二十四章汽车俱乐部267
第二十五章与裸体工程师的谈话278
第二十六章两次拜访287
第二十七章精巧的坐牢专用箱笼294
第二十八章小母鸡和太平洋小公鸡304
第二十九章《加百利颂》的作者316
第三十章哥伦布剧院内327
第三部分佩图霍娃太太的宝藏345
第三十一章伏尔加河迷幻之夜347
第三十二章不洁净的一对357
第三十三章逐出天堂366
第三十四章星际国际象棋代表大会374
第三十五章及其他394
第三十六章翠石洼风光401
第三十七章绿角414
第三十八章在云端426
第三十九章地震437
第四十章宝藏455
译后记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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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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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原著版本
1928年，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的《十二把椅子》正式完稿。但次出版前，书刊审查员就做了大幅度删减。以后每出版一次，就改动一次，整整改了十年。后，这部长篇小说缩减了几乎三分之一的篇幅。现在出版的这个版本，是个根据存档手稿修复的完整版本，同时收录了历史、文学等背景方面的注释。
并非两个人的传奇
根据传记文学家们的回忆和描述，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可谓不可复制的传奇。时至如今，几乎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史实，哪些只是传说而已。
不过至少两位作家的身世是可考的。1923年前，这两位年轻的敖德萨人就来到了莫斯科定居。早在敖德萨期间，身为记者与诗人的伊利亚·阿尔诺里多维奇·法因奇利贝尔格（1897—1937）就为自己取了伊里夫的笔名。叶甫盖尼·彼得罗维奇·卡塔耶夫（1903—1942）曾供职于敖德萨刑事侦查局，他的笔名彼得罗夫可能是改行当记者后才取的。1926年，彼得罗夫来到苏联铁路交通工人工会中央委员会所属《汽笛》报，与伊里夫成为同事。两位作家一起共事十年，是彼此知心的挚友。伊里夫经常开玩笑说：“我们两个要是同生共死该多好！”
1937年，伊里夫于死于急性肺结核发作，享年39岁。彼得罗夫在好友葬礼上伤心不已地说：“我出席的就是我自己的葬礼了……”在生活中两人的性格差异很大，彼得罗夫喜欢发脾气，时常挥舞着双手大喊大叫，伊里夫则比较内敛而又不乏幽默感。一起共事的十年里，两人彼此称呼对方只用敬语“您”，但两人间的友情远比常人眼中的亲密无间更加深厚。1942年，彼时身为战地记者的彼得罗夫乘坐飞机从新罗西斯克返回莫斯科途中，飞机被德国歼击机击中，彼得罗夫不幸身亡，年39岁。
1927年间，著名作家瓦连京·彼得罗维奇·卡塔耶夫也在《汽笛》报供职，而他就是彼得罗夫的亲哥哥，也是伊里夫的好朋友。瓦连京·卡塔耶夫来莫斯科相对较早，1927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文学家了。大型杂志不但经常发表他的散文，他的剧本也被莫斯科艺术剧院频频搬上舞台，大型出版社“土地与工厂”甚至打算出版他的作品全集。
长篇小说《十二把椅子》的创意发起人就是瓦连京·卡塔耶夫。他本打算与弟弟彼得罗夫、好朋友伊里夫共同创作这部作品。彼得罗夫和伊里夫作为文学“枪手”撰写主要章节，而瓦连京·卡塔耶夫本人则主导修改和编辑。三人商定，出版时将共同署名。这个计划看上去很完美，因为瓦连京·卡塔耶夫已经扬名立万，他的手稿出版社会争先恐后地录用，给出的酬金也会更加丰厚。可是，虽然他手头素材丰富，但是大忙人自有大忙人的难处，瓦连京·卡塔耶夫平时要应付的事情实在太多，导致他无法安心写作。所以，弟弟和好友的出手相助实在是一件雪中送炭的大好事。于是，伊里夫和彼得罗夫在1927年9月之前就开始动笔写作《十二把椅子》。仅仅三个月后，小说的部分《老城里的狮子》便已完稿。两位“枪手”兴冲冲地把手稿交给卡塔耶夫过目，卡塔耶夫阅读完后，竟出人意料地拒绝了当初商定的共同署名计划。他郑重其事地向两位“枪手”宣布，“主导”已经不再需要，两位年轻人大可自己完成小说。此后，两位作者便愈发夜以继日地激情创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1928年1月，长篇小说即告完成。《30日》周刊从当年一月份至七月份就以连载的形式出版了《十二把椅子》的插图版。
出版马拉松
上述故事是否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已然无从考证。但是从创作和出版的时间看，至少可以肯定，协调出版社的工作早在小说完成之前，甚或小说还没有开始写作时就已经开始了。事实上，《30日》杂志主编也应该是在小说出版之前就已经先读过了部分初稿，而且审查、校对和排版等一系列出版前的准备工作也早已安排就绪。鉴于当时的出版程序和技术，整个出版过程至少需要两到三个星期，再加上插图绘制也需要至少几个星期。更何况，审查直到批准出版也需要时间。所以小说的出版肯定不是从1928年1月才开始，而早在1927年的10月之前就已经启动了。如此推测，就《十二把椅子》出版问题的协商和协调工作则应该开始得更早。
如果上述推理逻辑没有问题，那么瓦连京·卡塔耶夫为《十二把椅子》做出的贡献就的确不可忽视了。作为当时的知名人士、两位作家的亲兄弟和好友，他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为小说的出版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很难想象，要是没有瓦连京·卡塔耶夫的长袖善舞，两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家会获得出版界如此慷慨的信任“透支”。且不说出版社编辑认真阅读了还未完稿的部分章节，《30日》杂志连续7个月以插图形式大篇幅连载，在当时就堪称奇迹。
当然，两位作者选择《30日》也并非无心之举。因为除了瓦连京·卡塔耶夫的知名度可以利用外，两位作者还有不少熟人在这家杂志社工作。这家杂志社的编辑主任和总编就是他们的老熟人和有力支持者，这无疑也是小说顺利出版的助力因素。《30日》月刊总编还特意在插图连载刚一结束，就安排正式出版了《十二把椅子》的纸质书籍，从广告宣传的角度看，这样的安排简直完美。
虽然小说出版过好几个版本，而且每次出版都会对内容做出修改，但每个版本的首页都保留了“献给瓦连京·卡塔耶夫”的字样。一开始在《30日》杂志上连载的插图版共有三十九章，而个由“土地与工厂”出版的书籍版本是四十一章，但是此后的所有版本都是四十章。
有版本专家认为，初的插图版文字部分被缩减到了仅够杂志排版，因此缺乏艺术性。而后1928年出版的个书籍版《十二把椅子》虽然恢复了大部分被删减内容，可是两位作者可能由于赶时间，所以文本质量也不是很高。但从第二个版本开始，作者对待小说的态度开始步入正轨，进行了严肃认真而又细致的修改。所以，这个四十章的版本此后就一直成为再版修改的依据。而在此后的十多个版本中，所有版本学家几乎一致认为，1938年被收入“苏联作家”出版社作品集的版本是出色的。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和历史大环境有点关系。因为当时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作家的思想应该不会被审查意见和编辑的意愿所左右，在有生之年，作者会不断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也不会停止对艺术价值的追求。而1938年，恰是《十二把椅子》在作者生前后一次出版（其时伊里夫已经去世，彼得罗夫独自完成了修改），按照这样的逻辑，这个版本理所当然代表了作者的艺术境界。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思想会逐渐发生变化，评判标准也自然变得不一样了。现在的研究者更倾向于认为，作者的原始手稿才有代表性。
现存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的早期手稿分为两类：一类是作者的初亲笔手稿，另一类是打字誊印后，由作者亲自修改过的手稿。初的手稿里，共划分了二十章，但是都没有标题。可能是因为期刊出版的专业要求，章节越短小，就更便于期刊的版面设计。所以后期的版本在章节篇幅不断缩小的同时也被划分为四十章节，而且每一章都有了自己的小标题。这项缩小章节篇幅的工作显然是作者和杂志编辑共同进行的，其结果便是小说出版周期显著拉长，广告收入也因此而大幅增加了。但是在后来的书籍版本中，被删节的内容被恢复了。此后，每一次出版都经历了幅度不小的改动。其中除了作者自己的修改外，自然也采纳了审查人员的意见。
椅子要为现实服务
《十二把椅子》的每一次修改和再版都留下了历史背景的烙印。虽然一部分政治隐喻在插图版问世前就被删除了，1928年的版本还是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轰动。当时普通读者都能轻易读懂的各种政治隐喻在书中处处可见，作者毫不客气地讥讽了苏联共产党内的派系之争，嘲笑了当时一些名声卓著的文学家，甚至还俏皮地引用了只有在文人、朋友及同事间才会小范围流传的笑话。也许正是因为有太多的政治隐喻，所以此后的修改工作基本都是围绕“去政治化”展开的。直到1938年，在审查员们锲而不舍地努力下，失势的政治领导人和高官们的名字终于从书中基本抹干净了。所以确切地说，1938年的版本其实并不完全符合两位作者的本意，倒是更能反映审查员们的意志。但是《十二把椅子》之所以能畅销多年，绝不是审查员的功劳，而是得益于几经修改的小说仍然得以限度地保留了原貌。
《十二把椅子》的出版成为当时全民瞩目的大事件，不少文字立刻以民谚和俗语的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这在苏维埃时期的作家当中是十分罕见的。《十二把椅子》受到读者如此广泛的追捧，这显然大大出乎作者的意料。比如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奥斯塔普·本德尔被杀，这样的结局安排引发了大多数读者的不满。在读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强烈要求下，两位作者只好再度联手写了续集——《金牛犊》。在续集中，深入人心的奥斯塔普·本德尔又“活”了过来，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十二把椅子》的影响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媒体舆论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却显得有些尴尬。小说尽情而又辛辣地讽刺了苏联媒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作为被讥讽的对象，想要站在客观的立场进行不偏不倚的评价，实在有些为难。小说出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大媒体都眼睁睁看着民众争相传阅而保持着难堪的沉默。直到1928年9月21日，《莫斯科晚报》才刊发了一篇“豆腐块”评论文章，文章不痛不痒地指出：虽然小说阅读起来令人愉快……但也算不上是“上乘”的讽刺佳作……而且有过于“冗长”的嫌疑。后，各大媒体似乎彼此统一了口径，认为这部小说描写的只是苏联社会的“某些缺点”，并不能代表整个苏联社会。这种类似于“套话”的评论既折中又安全，看上去似乎面面俱到，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说。
身经百战的书评家们长时间“集体失声”，不可能是因为不屑于评论“某些缺点”，他们也不可能没发现书中尖锐的讽刺，但他们不愿意操之过急地发表激烈批评，不愿意惹祸上身，这似乎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当时的确存在一股对政权不满的情绪。
其实在小说出版之初，不论是身为作者的两位籍籍无名的报社记者，还是格外照顾他们的杂志社领导，都不认为过于激进的语言和露骨的嘲弄是明智之举。所以，书中的讽刺内容在1927年能被审查通过，看来应该不算过分，至少是可以接受的。但仅仅几个月后，来自上级的“指示”渐渐让两位作者感受到了压力。
虽然文学作品本身只能代表作者的思想诉求，但是作品一旦出版面世，就似乎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淘气的孩子，他大摇大摆地闯进普通读者和评论家们的家里，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每个读者都变得有权利照顾这个孩子，给他买吃的喝的，对这个孩子品头论足，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打扮这个孩子，甚至要求这个孩子为自己的家庭代言。《十二把椅子》就是这样一个懵懂的小孩，在无意中走进了政治家们的视野。
《十二把椅子》的主要情节始发于1927年4月15日，正值“上海政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史称“四一二政变”。
爆发。各大主要报纸纷纷报道了此事，小说的主人公们当然也在议论这件大事，但只是把这件事当作稀松平常的谈资，没有骇人听闻的措辞，没有令人绝望的语气。在议论国家的“国际地位”时，小说人物的表现充满了幽默，似乎向读者展现了一个滑稽的反苏维埃的地下社会。作者似乎想告诉读者：苏联没有培养“间谍网”的土壤，也不可能有什么“国内反动势力”，即便有所谓的“间谍”能够渗透进苏联社会，他们也不可能找到赖以生存的基础，更别说什么“资本主义复辟”了。
后来，主流媒体的宣传导向转变了风向，伊里夫和彼得罗夫敏锐而又迅速地对舆论宣传导向做出了反应，对小说内容做了相应的修改。但小说的中心思想没有变，而且依然具有说服力：“布尔什维克很快就会陷落”的论调是没有市场的，不管国外或者国内的反动势力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不会影响苏联天长地久地存在下去。即便是当时已经被罢黜的布哈林，还在1928年12月2日的《真理报》上引用过《十二把椅子》的文字。
值得强调的是，小说的中心思想并没有屈从于“社会舆论的导向”。更多知识分子把小说中的辛辣讽刺看作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对布尔什维克党执政“更具人情味”的期盼和诉求。两位作者不遗余力地捍卫了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的稳定，不希望“战时共产主义”的动荡局面再现，可以说，两位作者的意愿不偏不倚地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对政府的希望和要求。
回忆总是有苦有甜
1927年4月15日，小说主人公首席贵族开始寻宝，这位旧时代的遗老试图回到十年以前纸醉金迷的日子。同年秋天，主人公寻宝彻底失败之时，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派势力被彻底粉碎，政府让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保证了大规模战争和无休止的革命不会发生。小说的结尾，沃罗比亚尼诺夫终意识到，回到过去只能是梦一场。而本来属于贵族家产的财宝，也终被用于铁路员工的福利。两位作者通过这个可笑而又可悲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回到过去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疯狂的，甚至是致命的。小说中被送进精神病院的费奥多尔神父、疯了的沃罗比亚尼诺夫和丢了性命的本德尔，还有其他出场人物的命运等，都无一例外佐证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和现实性。当时有一句广为人知的政治宣传口号：地主老财万贯钱，造福人民千百万。想必小说的主人公没能及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早已被广泛落到实处的施政举措。
2017年，是伟大的作家瓦连京·卡塔耶夫诞辰120周年。俄罗斯为其举办的纪念活动上，有人评论说：“他即便没有作品（更何况他本人著作等身），仅仅一部《十二把椅子》的创意，也足以令他名垂青史。”瓦连京·卡塔耶夫在敖德萨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敖德萨是他文学创作生涯的起点。也正是在这座风景优美的滨海城市，卡塔耶夫牵着年幼的弟弟叶甫盖尼（即本书的作者之一彼得罗夫）的手，走遍了城市里的各家出版社。对瓦连京·卡塔耶夫而言，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无数现实和幽默的素材。《十二把椅子》出版一年后，瓦连京·卡塔耶夫回忆道：
“不记得在哪里读到过一则野史，《三个火枪手》的作者大仲马并非独自写作，而是雇了几位才华横溢的文学‘枪手’。他的文学创意其实都由几位‘枪手’负责转化为脍炙人口的传世文字。于是我便产生了个想法，效仿大仲马组织成立一个小型写作团队。当时，我的写作创意多得数不过来，天天在我脑子里沸腾……”
就这样，瓦连京·卡塔耶夫决定求助于“枪手”，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伊利亚·伊里夫和弟弟叶甫盖尼·彼得罗夫。
“至于为什么会选择自己的好友和弟弟当我的‘枪手’？说老实话，我自己也解释不清。也许这就是我那出了名的直觉，我就像一条狗一样，他们两位的天赋还没有得到充分展现之前，就被我嗅到了……
“于是我告诉他们，我想写一部关于没落贵族在苏联国内寻宝的故事……两个年轻人饶有兴致地相互把对方从头到脚打量个遍。就像经典长篇小说里写的那样，他俩之间发生了电光石火般的反应。他们彼此友好地笑笑，同意了我的提议……”
小说的部分完稿时，瓦连京·卡塔耶夫的震惊是难以想象的。他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发现，自己的创意已经被彻底地改头换面，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篇全新的小说。
“才读了十分钟，我就明白了，这两个‘枪手’不但完成了我布置的任务，故事情节的设计完全符合要求，主人公沃罗比亚尼诺夫的形象也分外鲜明，而且，他们还另外塑造了一个绝妙的形象——奥斯塔普·本德尔。如今，这个名字已经如雷贯耳了。”
至此，瓦连京·卡塔耶夫确认，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的确是两位天才。所以他当天就撤回了早先共同署名的建议。但是两位作者并没有就此忘了他，所以尽管这本书被多次修改一版再版，扉页上始终保留着瓦连京·卡塔耶夫的名字。
不过瓦连京·卡塔耶夫本来就不是一个甘心寂寞的人，他没有就此“罢休”。他对两位年轻的作家提出了一个要求：拿到笔稿酬后，两人必须给他买一个纯金烟盒以示感谢。这个故事被瓦连京·卡塔耶夫详细记载在自传体小说《我的桂冠是镶钻的》中：
“他们中的一个，递给我一个沉甸甸的小礼品袋，扎着彩带的那种。我打开脆生生的包装纸，眼前顿时金光闪耀。里面是一个小巧的纯金烟盒，盒锁上是镶有绿松石的卡扣，但这个烟盒一看就不是男式的，而是女式的，也就是说，比正常的小了一倍。这两个小气鬼竟然舍不得给我买个男式的烟盒。
“‘我们事先可没有说好，烟盒应该是什么规格的——男式的还是女式的。’为了避免争辩，我的朋友率先堵住了我的嘴。而我的小弟竟然仗着有亲属关系庇护，不无幽默地引用契诃夫《意见书》里的话调侃我：‘给什么你就吃什么。’
“于是，我们的这宗交易就此画上了句号，接着我便拿着女式烟盒和他们一起去‘大都会’酒店痛饮庆祝。”
白桦熊
2019年12月，上海
才一宿的工夫，寒冷就散尽了。天气一下子变得相当暖和，以至于早起出行的人们个个腿脚发软。处处都能听到麻雀的啾啁。甚至连一只从厨房里蹿出来的母鸡都感觉自己气力倍增，跑到大院子里打算一飞冲天。天空中飘着几团小小的云彩，垃圾箱里飘出堇菜和田园汤的味道。屋檐下和风轻柔。几只猫懒散地躺在屋顶上，气定神闲地看着院子里，有个名叫亚历山大的楼层服务生正捧着一包脏衣服跑步穿过。
“索邦”酒店的走廊里一片嘈杂。代表们都来参加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仪式。挂着“索邦”牌子的酒店班车把他们大批大批地送到酒店门口。
热情洋溢的太阳挥洒着温暖。商店的卷帘铁门都被拉了上去。苏维埃工作人员穿着棉大衣，出门上班也感到了春意的压力，敞开了衣襟，大口喘着粗气。
合作社路上，面粉厂一辆超载的大货车断了板簧，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波列索夫已经赶到了事故现场，正在指手画脚。
在奢华度刚好符合办公设施条件的房间里（两张床和一个床头柜），响起了犹如一匹马在打鼾或者嘶吼的声音：那是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正在欢快地洗脸清理鼻孔。了不起的幕僚躺在床上，仔细端详着高筒皮鞋表面的破洞。
“忘了说了。”他说，“欠我的钱还我吧。”
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从毛巾里探出头来，没戴夹鼻镜的眼珠子瞪出来，看了看合伙人。
“您这么看着我干吗，就好像当兵的在头上找虱子一样？有什么好奇怪的？欠了钱吗？是啊！你是欠我钱呢。我昨天忘了告诉您，受您的委托，我自己垫付了清单的钱，七十卢布。这可是有收据的。您得转给我三十五卢布。合伙人嘛，我想，开支也应该平分吧？”
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戴上夹鼻镜，看了一遍收据，不甘心地掏了钱。不过，就连这事情也没能让他的喜悦心情蒙上阴影。财富眼看唾手可得。三十五卢布在成堆钻石的光芒照耀下，简直就像消失不见的尘粒。
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堆起满脸灿烂的笑容走出房间，在走廊里来回散起步来。新生活是用奇珍异宝堆积起来的，想起来就觉得舒坦。“至于那个神父嘛，”他幸灾乐祸地想，“傻瓜终究是傻瓜。椅子他是再也看不到的了，就像他再也看不到自己的络腮胡一样。”
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沃罗比亚尼诺夫转过身来。13号房间那扇满是裂纹的白漆房门被打开了，穿着蓝色偏领衬衫的费奥多尔神父竟然迎面向他走来，腰里还缠着一根挂着毛茸茸穗子的破旧黑腰带。幸福已经在他那张和善的脸上晕开。他也来到走廊里散步。竞争对手狭路相逢了好几次，彼此都用眼神把胜利的宣言甩到对方脸上，然后各自继续散步。两人在走廊尽头同时转过身来，又开始面对面接近……极度的兴奋在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心里喧腾。费奥多尔神父也被同样的心情支配着。两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对手下败将的怜悯之情。终于，两架航班第五次相遇时，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忍不住了。
“神父您好啊。”他一脸难以形容的惬意。
费奥多尔神父也极尽上帝允许之鄙夷，回应道：
“早上好，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敌对双方又各自散去。
两个人再次走到一起时，沃罗比亚尼诺夫不客气了：
“上次见面我没伤着您吧？”
“没有啊，怎么会呢，见面很愉快。”神父神采飞扬。
两人又一次分开。可是费奥多尔神父的嘴脸开始让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恼火了。
“您已经不做午祷了吧？”又一次遇到时，他开口问道。
“午祷有什么好做的！连教民们都跑光了，到各城各乡寻宝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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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想要骂几句难听的话，甚至已经张开了嘴巴打算付诸行动，却一个字都没想出来该骂什么，只好悻悻地走回房间。只过了一小会儿，土耳其臣民的儿子便从里面闪身而出——正是奥斯塔普·本德尔，他披着一件浅蓝色背心，踩着皮鞋上散落的鞋带，走到沃斯特利科夫跟前。费奥多尔神父脸上的酡红立刻消退了，瞬间变成烟灰色。
“您来淘旧货吗？”奥斯塔普严厉叱问，“买椅子？牲畜的下水？鞋油盒子？”
“您想干吗？”费奥多尔神父嗫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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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怎么哑了，一副高僧接见信众的傻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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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货我们买，新的我们偷！”奥斯塔普冲着他的背影叫道。
沃斯特利科夫把脖子缩了进去，在门边停下脚步。奥斯塔普继续冷嘲热讽：
“裤子到底要不要，尊敬的法僧？买不买啊？还有两只背心的袖子，圆面包的边角圈，还有一对死驴的耳朵。一整套购买是批发价，更便宜。而且这些都不在椅子里面，都不用去找了！啊？！”
法僧在背后关上了门。得意洋洋的奥斯塔普慢慢踱了回去，鞋带在地毯上打着节拍。就在他魁伟的身躯走到了足够远的位置，费奥多尔神父迅速从门里探出脑袋，尖声脆叫着宣泄了压抑已久的愤怒：
“你才是傻瓜！”
“你说什么？”奥斯塔普大叫一声，返身扑了过来，但是门已经被锁上了，只听到插销咔嗒一声。
奥斯塔普俯下身对准锁孔，手掌拢成喇叭状，字正腔圆地说：
“麻醉人民的鸦片（出自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卖多少钱？”
门后没有声音。
“神父，您是个下流坯！”奥斯塔普提高了嗓门。
就在这一刻，门锁里突然刺出一根铅笔，原来是神父想用铅笔的尖端刺伤敌人。合伙人及时闪身躲过，而且还一把抓住了铅笔。隔着一扇门的敌我双方二话不说，开始把铅笔拽向自己一方。年轻的一方取得了胜利，铅笔像一根插在肉里的刺一样，被慢慢地从锁眼里扯了出来。奥斯塔普带着战利品回到自己房间。两位合伙人更加欢欣鼓舞了。
“敌人逃啊，逃啊，逃啊！（出自普希金诗歌《英明的奥列格之歌》，后被改编为流行歌曲。）”奥斯塔普唱起歌来。他用折叠小刀在铅笔的侧面刻一个脏字，随即跑到走廊里，从锁眼里把铅笔扔了进去，便立刻跑了回来。
两个朋友在灯下掏出绿色的清单存根，开始详详细细地研究起来。
“这张是‘牧女’挂毯的清单。”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不无感慨地说，“这幅挂毯还是我从一个彼得堡古玩商手里买来的。”
“‘牧女’就见鬼去吧！”奥斯塔普嚷嚷着把清单撕成碎条。
“圆桌……看来，也是这一套家具里的……”
“把桌子拿来。桌子也去见鬼！就剩两张清单了：一张是十把椅子，给了莫斯科家具工艺博物馆，另一张是一把椅子的，给了老城的戈里匝祖耶夫同志，家住普列汉诺夫路15号。”
“准备好钱吧。”奥斯塔普说，“也许，还得去一趟莫斯科呢。”
“可是这里还有一把椅子呢？”
“一比十的机会。不过就是一个数字而已。说实在的，这位戈里匝祖耶夫先生别把椅子扔进火炉给烧了就好。”
“别这么开玩笑，不吉利。”
“没事的，没事的，自由之父康拉德·卡尔洛维奇·米赫尔松，我们会找到的！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我们要带上棉麻包脚布，还得有奶油吃。”
“我怎么总觉得，”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琢磨着说，“宝贝应该就在这把椅子里面。”
“哈！您觉得？您还觉得什么了？没了吗？那好吧。那我们还是照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干吧。天虽高，那是属于鸟儿的，我们只管去找椅子
改编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创建人之一和领导人倍倍尔（1840—1913）的名言。原文是：天虽高自有鸟去飞，我们只管人间是非……
。我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要见一见这位帝国主义战争残废军人戈里匝祖耶夫先生，普列汉诺夫路，15号。您别拖后腿，康拉德·卡尔洛维奇。我们一路边走边订个计划。”
两人走过费奥多尔神父的房门时，好记仇的土耳其臣民后代使劲用脚踹了一下。房间里的竞争对手遭到迫害，立刻发出有气无力的低吼。
“他可别跟着我们啊！”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有点担心。
“经历了今天的部长级游艇会晤，双方不会再有任何近距离接触的可能了。他怕我。”
两个朋友一直到傍晚才回来。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满脸心事的样子。奥斯塔普却兴高采烈。他脚踩一双新买的深红色皮鞋，鞋帮上还箍了一圈橡胶印花，穿着绿黑相间的棋格纹袜子，头戴奶油色鸭舌帽，还披着一条罗马尼亚色泽的半丝围巾（指1920年代在敖德萨非常流行的玫瑰色围巾）。
“椅子倒是在。”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回想着拜访戈里匝祖耶娃的经过，“但是怎么拿到手呢？买吗？”
“怎么能买呢。”奥斯塔普回答，“别说这样的消费不会有任何回报，这么做还会让别人说闲话。为什么要买一把椅子？而且偏偏还是这一把？……”
“那怎么办呢？”
奥斯塔普爱惜地欣赏着新鞋的后跟。
“太阔气了。”他说，“还能怎么办呢？您别担心，总裁，我来负责行动。有这样一双鞋子，没有什么椅子是征服不了的。”
“不是，您不知道。”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激动起来，“刚才您和戈里匝祖耶娃夫人聊水灾的时候，我坐到我们的椅子上，嗯，说老实话，我感觉到屁股底下有硬硬的东西。钻石一准在那儿，千真万确，就在那儿……没错，千真万确的，我能感觉到。”
“别激动，米赫尔松先生。”
“得趁着半夜把它偷出来！千真万确，一定要偷出来！”
“您还是首席贵族呢，这可太没有风度了。您了解干这一行需要什么技巧吗？也许，您箱子里藏着的旅行化妆盒里有一套钥匙？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这是典型的纨绔作风——打劫一个可怜的寡妇。”
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被骂醒了。
“我想快点了结啊。”他央求道。
“只有猫生崽子才会快。”奥斯塔普严厉训斥道，“我要娶她。”
“娶谁？”
“娶戈里匝祖耶娃女士。”
“有什么必要？”
“这样就能太太平平、不动声色地折腾那把椅子。”
“这么做您岂不是要捆住手脚一辈子？”
“为了合作利益，有什么事情不能做的！”
“一辈子啊！”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嘟囔着。
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在极度讶异中扬起了双手。牧师一样刮得溜滑的脸上嘴巴张得老大，尽显一口打从N县城离开那天就没有刷过的发蓝的牙齿。
“要生活一辈子啊！”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嗫嚅着，“这是多大的牺牲啊。”
“生活！”奥斯塔普说，“牺牲！您了解什么是生活和牺牲？您以为，把您赶出了别墅，您就体验了生活？充公了您那个仿制的中国花瓶，这就算牺牲了？生活，陪审员先生们，是很复杂的，不过，陪审员先生们，这个复杂的东西要打开也很容易，就像打开一个抽屉一样。只不过需要懂得怎么打开它。谁不会开，谁就倒霉。您听说过骠骑兵——苦行僧的故事吗？”
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没有听说过。
“布拉诺夫！没听说过吗？他是彼得堡贵族的英雄啊？我来告诉您……”
于是，奥斯塔普·本德尔就给伊波利特·马特维耶维奇讲述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震惊了整个彼得堡的上流社会，但更让人唏嘘不已的结局却莫名失传，近年来已经全然不为人提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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