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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大唐崩溃，大宋未兴，百年乱世烽烟，各方枭雄粉墨登场！一书说尽五代十国历史，各方豪杰汇聚，到底花落谁家？
★ 五代十国处于唐、宋两大鼎盛王朝之间，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尔虞我诈、风云际会，纷乱如麻的同时也集中发生了很多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
★ 公元875—979年，5个中原王朝更迭，10个地方政权割据，55位帝王轮番登场，武夫窃国，养子成风，认贼作父，遍地藩王，天下纷乱，枭雄逐鹿。
★ 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
★ 本书中的精彩看点包括：
私盐贩子黄巢成功实现了“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夙愿，却为何难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魔咒？乡间无赖朱温、独眼飞虎李克用“既生瑜，何生亮”，谁能成为后的赢家？刘仁恭如何将横扫漠北的契丹人耍得团团转？身为没有实权的客省使，李严如何一计灭两朝？骁勇悍将石敬瑭何以认贼作父，留下千古骂名？哪位皇帝浩浩荡荡地南下中原，却被做成腌肉悲戚而归？“花和尚”鲁智深的原型郭威，如何成为血腥乱世里的一道曙光？一代英主柴荣威震四方却难敌天命，早逝留下多少遗憾？谁是历四朝十帝、令人望尘莫及的“神话级”政坛不倒翁？问题少年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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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盛世大唐分崩离析，至赵匡胤、赵光义收拾残破山河，五代十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混乱、残酷、惨烈的浓重一笔。群枭聚首，割据自雄，谋朝篡位，血溅宫廷；权臣跋扈，武将肆虐，内乱不息，外敌难御……这一时代难见些许曙光，古今史家不乏愤恨悲戚之语，欧阳修感慨“天地闭，贤人隐”，钱穆直言“民生其间，直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惨境”。
本书作者另辟蹊径，借鉴纪传体史书的叙事方式，浓墨重彩地描写了这百余年黑暗乱世中涌现出的各路豪杰，包括黄巢、朱温、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柴荣、李煜等南北方的著名人物，共计十七人。透过这些枭雄的人生际遇与争斗较量，厘清历史脉络，铺展开战火纷飞下的社会生活图景。
本书所叙史事，依据来自《资治通鉴》《唐书》《五代史》《宋史》《十国春秋》等二十余部古籍，考据详实，条理清晰，笔调生动，略带诙谐，在轻松趣味的行文中展现这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文末附表简洁明了地总结列出一些重要知识点，有助于读者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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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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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兵，贵州安顺人，现居重庆。毕业于上海交大，现任高级工程师。酷爱文史，笔耕不辍，文风幽默犀利，擅长以理工科的思维剖析历史。已出版《霸主：春秋贵族的游戏》《争雄：战国王者之较量》《战国杀》《南明那些事儿》《镇国之宝：狄仁杰》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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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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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李漼的现实之殇
Part1 残唐篇
黄巢：压倒大唐的重量级稻草
非法世家
两条路线的斗争
剿抚较量
闯五关，逛长安
当家方知柴米贵
来世再做枭雄
Part2 北方篇
朱温VS李克用：既生瑜，何生亮
结梁之日
讨公道之路
谁与争锋
当李罕之遇上张全义
重整河山
武装竞赛
挟天子以令藩镇
别了，大唐！
李存勖：生子当如李亚子
河东出奇儿
血溅洛阳
鏖战魏博
后院起火
中原，我来了！
灭蜀引发的血案
李嗣源：逼出来的一代贤君
新朝新气象
内忧外患
皇嗣之争
石敬瑭：功难抵过，终负骂名
成败系于外援
石破天惊
儿皇帝的治国良方
怒火遍地
石重贵：“愤青”当国
知耻近乎勇
攘外未必能安内
骄狂必生祸端
刘知远&刘承祐：准备好了吗？
幸福来得太突然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三藩之乱
朝政堪忧
郭威：雕青天子
几家欢乐几家愁
利在民，犹在国
柴荣：向天再借二十年
初露锋芒
磨刀不误砍柴工
三下淮南
计划不如变化快
Part3 南方篇
杨行密：十国人
乱世豪杰
地盘才是硬道理
内乱横生
杨渥的小时代
徐温&徐知诰：你的江山我做主
集权之路
江西大叛乱
花落谁家
遗产丰厚
谋朝篡位
秦淮风月
心存芥蒂
李璟&李煜：江山，还是情怀？
才子与五鬼
灭闽之战
重蹈覆辙
才子乱政
亡国之音哀以思
Part4 结局篇
赵匡胤：江山一统
从收地摊开始
孟昶的末路
瘴乡生厉鬼
不完美的收官
附一?五代十国政权列表
附二?五代十国世系表
附三?主要参考书目
附四?五代十国时期年表（公元902—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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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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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李漼的现实之殇
生活节奏如此之快，你是不是许久没有思考过人生？
宗教有很多种，其信奉的神灵、恪守的戒律大相径庭，但都想要解决一个终极命题：人为什么活着？在这个问题上，大部分宗教秉持一个理念：人生就是一场苦难之旅。
一个人要从苦难中得到解脱，就得有信仰，这是宗教的逻辑。可对于芸芸众生而言，这恍如虚幻的花朵永不可及，因为我们身上背负着无形的枷锁，内心充满着无尽的欲望。
大唐的第十八任统治者唐懿宗李漼号称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但他的虔诚，绝不是恪守清规戒律、苦修而得道。恰恰相反，他是一位沉湎于游乐的风流帝王，在宫中每日一小宴，三日一大宴，外出巡幸的排场更是惊人，扈从多达十余万人，可以说是穷奢极欲，醉生梦死，用晚唐诗人韦庄的诗句“咸通时代物情奢”“瑶池宴罢归来醉，笑说君王在月宫”形容他恰当不过了。
佛门清净，按理说是不会修出这类人的，但东晋高僧释道安一语道破天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教兴亡，不过是统治者李漼的一句话而已。正是在李漼的统治下，佛教继武则天时代之后又迎来一次发展高潮：佛像、佛寺、佛塔遍布天下，法会、道场、布施规模空前，各式各样的佛经典籍铺天盖地。
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李漼打算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迎佛骨活动。此议一出，群臣纷纷上疏劝阻，有人甚至把李漼祖父唐宪宗李纯当作反面教材，说他当年就是为了迎佛骨而把自己送上黄泉路的。
忠言逆耳，众怒难犯，李漼虽然没有把上疏的大臣怎么着，但依然一意孤行，甚至放出狠话：“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
从法门寺到京师长安，三百里路程，车马昼夜不绝，金玉、锦绣、珠翠耗费无数。是年四月初八，禁军护送佛骨抵达长安，城外搭的彩棚绵延数十里，李漼亲临安福门顶礼膜拜。佛骨在宫中供奉三天之后，安放于安国崇化寺，成千上万信众纷至沓来，欲一睹佛骨真容。更有甚者，不惜点燃自己的手臂，抑或头顶燃香奉礼，以表虔诚。
三个月后，李漼实现了自己生见佛骨、死而无恨的诺言，在病榻上彻底解脱。
距离唐懿宗李漼驾崩不足一年，一场声势浩大的风暴卷尘而起，史称黄巢起义。
大唐丧钟自此敲响，混乱时代拉开序幕。
Part 1?残唐篇
黄巢：压倒大唐的重量级稻草
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北宋）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二中》
懿、僖当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继；乾符之际，岁大旱蝗，民悉盗起，其乱遂不可复支，盖亦天人之会欤。
——（北宋）宋祁等《新唐书·卷九》
非法世家
黄巢（公元820—884年），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生于盐商之家，父亲叫周宗旦。
周宗旦本姓黄，早年过继给了舅舅，改为周姓，长大之后自己又改了回来。黄家在曹州算不上望族，倒也不缺钱，主要的家业是做非法生意——倒腾私盐（“世鬻盐，富于货”）。
卖盐犯法，源于盐铁官营制度。盐铁官营，顾名思义，盐和铁只能由官府经营，贾谊著名的《盐铁论》说的就是这事儿。这一制度始于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的改革，后来几经存废，其基本规律是：朝廷财政宽松时，官府放开市场，改为征税制；财政吃紧时，官府又收回来继续官营。唐朝初期，盐、铁实行征税制，经安史之乱，中央财政捉襟见肘，朝廷又捡回了盐业官营，炼铁业则继续实行征税制。既然盐是官营的，那么任何私人贩卖，当然都是犯法的勾当。
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从高到低基本顺序是士、农、工、商。有能耐的做官；有土地的务农；有手艺的做工；没人品、没出息的才做生意，也就比丐帮强点儿。商人钱再多，也是众人眼里的下三滥，连贫农都不如。商人作为底层，内部还有高低之分，根据交易的对象，大致分成四个等级：皇家供应商、官府供应商、民间合法商人、非法商人。私盐贩子就属于非法商人，底层中的底层。黄家竟然还是“世家”，周宗旦的压力可想而知。他企盼着儿子黄巢有朝一日求取功名，彻底改变黄家的命运。
据《贵耳集》记载，黄巢自幼还是挺好学的，十分聪慧。据说，周宗旦闲来无事，跟邻里老翁以菊花为题对诗，就是你说上一句、我接下一句的那种玩法。老翁或许是年纪不饶人，或许是水平实在不济，轮到的时候，突然就卡在那儿了（“思索未至”）。冷场可不行，老翁很尴尬。时年五岁的黄巢替他解了围，脱口便是两句：“堪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老翁十分惊骇，鼓励黄巢以菊花为题，赋诗一首。黄巢思忖片刻，娓娓道来：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这首诗字里行间透露出些许锋芒毕露的意味。随着年岁渐长，黄巢与当时众多年轻人一样，谨遵父命、寒窗苦读，参加了几次科举，却屡屡落第。大唐咸通年间，黄巢满怀壮志豪情，再一次前往京师长安，不幸再度名落孙山。屡试不第，黄巢彻底失去了信心，遂赋诗云：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与幼年的即兴之作相比，这首诗更加霸气十足，对科举几近绝望的黄巢似乎已下定决心，与大唐王朝势不两立。但此时的黄巢不过是过过嘴瘾、发发牢骚，其实际的行动是：卷起铺盖回老家，继续贩私盐。造反可不是说说而已！
谁也没想到，黄巢这首诗竟一语成谶，十多年光阴过去，他真的反了。
造反，作为一类历史事件，有其内在逻辑，无论是初的起事，还是后的成势，都是要讲条件的。就黄巢而言，起事的条件是成熟的，因为干私盐贩子这个行当，造反基因与生俱来。
私盐贩子要起事，一般而言分为三步。
步，私盐贩子羽翼渐丰。贩私盐风险大但收益高，市场稳定，旱涝保收，官府供应吃紧时，还能抬高物价牟取暴利，因此有能耐、没出路的人都趋之若鹜，从而发家致富。
第二步，官府定点清除。乐于看到私盐贩子发达的，不是贩子本人，而是官府。因为商人赚再多的钱，后都是为官府打工。对于合法商人，官府想敲竹杠，总要千方百计找点借口，毕竟奉旨明抢那是后来的事，朝廷目前还没有堕落到那个地步，搞得不好，容易激起民怨，破坏祥和安定的大好局面。非法商人就不一样了，抓的就是你！当然，这跟养猪膘是一个道理，杀猪得讲火候。私盐贩子刚出道时，涉案金额太小，官府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看都不看你一眼；等你家资殷实，又碰巧官府想弄点钱花的时候，定点清除就开始了。
第三步，私盐贩子揭竿而起。官府翻了脸，私盐贩子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既然是非法生意，贩子们通常都组建了民间武装，虽然制服不统一（有的也有统一的工作服）、兵器低劣（以菜刀、棍子、锄头为主），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战斗力相当惊人。
在这三步中，官府的逼压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乱自上作，官逼民反”，对于大多数百姓而言，但凡有一条苟活的路子，谁也不愿意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冒险。私盐贩子跳得再高，没有普通百姓的响应，始终是成不了气候的。因此，私盐贩子起事容易，想成势就比较难了，还需要官府在更大的面上有所作为。简而言之，不能只是私盐贩子受到了官府逼压，而是普天下的黎民都深受其害。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谁都明白，官府不会平白无故将自己置身于百姓的对立面。官之所以逼民，根本的原因就是缺钱。再穷不能穷朝廷，于是逐级摊派，各地官府还层层加码。百姓没法再往下摊，连口粮都留不住，只能跟官府杠上了。
泱泱大唐，曾经也是四方来朝的盛世景象，尽管从李漼开始，“以昏庸相继”已成历史定论，远远不及祖上李世民、李隆基的丰功伟业，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更何况李漼的父亲唐宣宗李忱算是一位有为之君，主政时期恭谨节俭、励精图治，使唐朝国力有所恢复，后世盛赞“大中之政有贞观之风”，“大中”是唐宣宗李忱的年号，怎么能说缺钱就缺钱呢？钱都到哪儿去了？
流向一：皇帝与各级官员。
正所谓“生儿不象贤”，与开创“大中之治”的唐宣宗李忱截然相反，李漼是一个特别能烧钱的败家子，宴饮、歌舞与游乐，堪称其骄奢人生的三大癖好，任何一项都是威力惊人的碎币机、吞金兽。他宫中宴饮无度，巡幸耗用无算，专为他提供歌舞服务的乐工竟多达五百人，赏赐动辄上千贯，加之“削军赋而饰伽蓝，困民财而修净业”，用天下财赋为自己的虔诚信仰埋单，如此“崽卖爷田心不疼”，国库岂能不空？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李漼治下的官员们自然也不是什么善茬。《唐语林》里收录了一首歌谣，是晚唐时期在坊间流传的：
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
商人都不管，货赂几时休？
在这首歌谣里，出现了唐懿宗李漼当政时期的四任宰相：曹确、杨收、徐商、路岩（“路”谐音“赂”）。字面上看当然没什么好话，无非讥讽这些脑满肠肥、冷面黑心的大佬们干啥啥不行，贪污腐败名。既然高居庙堂的宰相都贪得一塌糊涂，势必会形成示范效应和感染链条，在偌大的官场形成权钱交易的暗黑生态圈，天高皇帝远的各地官员又怎能独善其身？
流向二：与层出不穷的对手干仗。
李漼做皇帝的十四年，主要经历了三大战事：浙东起义、南诏犯边、桂林兵变。
浙东起义发生于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底。李漼是在几个月前继承大统的，可他还没等到新年伊始的改元，浙东的一群私盐贩子便被官府逼急了眼，送上了一份揭竿而起的“见面礼”。引领这场起义的人名叫裘甫，所以历史上又称这件事为“裘甫起义”，规模一度达到数万之众。不过，当时底层百姓还没有被官府逼到普遍活不下去的地步，响应程度并不高，特别是朝廷调来镇压的官军通过开仓放粮，进一步瓦解了起义军的群众基础，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仅仅持续了几个月，便遭到官军镇压。
至于南诏，是西南地区历强大的王朝，地盘包括今天的云南全境、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越南、缅甸的部分地区，与吐蕃、大唐相邻。受地缘政治影响，大唐、吐蕃、南诏的三角关系一直比较复杂。由于国力相对弱，南诏奉行的外交政策是谁的腿粗就抱谁，这倒也符合“比小事大，以和邦国”的儒家外交理念。过去大唐强盛的时候，南诏的策略是依附唐朝对抗吐蕃，但伴随大唐国运衰颓，南诏便反戈相向，频频犯边。地处西南一隅的西川（今四川中西部部分地区）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往往是来自西面的吐蕃人前脚刚走，来自南边的南诏人后脚就踏了进来。一直到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在“牛李党争”中暂时落败的李德裕被贬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到任之后“练士卒，葺堡鄣，积粮储以备边”，西川终于得到有效整饬。便宜占不了、亏却没少吃的南诏难以为继，便主动向唐朝请和，双方自此营造了持续三十年的和平局面。
等到李漼当政之始（公元860年），野心勃勃的南诏认为有机可乘，转而往东南方向滋扰，打起了安南（今越南北部地区，当时唐朝在此设有安南都护府）的主意。官军不堪一击，一年就报销了十几万，结果安南失守，岭南西道（今广西地区）告急。朝廷频繁调兵遣将，一打就是八年。
至咸通九年（公元868年）七月，南疆战事刚有起色，六年前从徐州、泗州调往岭南戍守的八百兵士又因为朝廷言而无信，一再拖延他们的归期，索性在桂林发动了兵变，踏上了武装返乡的征程，史称“桂林兵变”。这八百名士兵从桂林一路打到徐州，历时一年，各地百姓饱受战乱和盘剥之苦，踊跃加入这支反抗大军，竟把朝廷的财赋重地江南一带搅得天翻地覆。表面光鲜、内囊尽坏的大唐王朝哪里经得起这般折腾，所以《新唐书》评议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贪官多、战事频，这是朝廷考虑的事儿，对于底层百姓而言，切肤之痛便是税赋高、折价低。
唐朝初的税制是所谓的“租庸调制”。按唐高祖李渊定下的规矩，每丁每年缴纳二石粟、二丈绢、三两绵，并服一定时日的劳役（或以纳绢抵扣）。二石粟是租，劳役或代役是庸，二丈绢、三两绵是调。至唐德宗时期，由于人口增长、土地兼并，均田制名存实亡，很多农民连土地都没有，也要缴纳赋税，结果是大面积逃亡。朝廷长期收不到足够的赋税，感觉这种税制不行，得改，于是有了两税法。两税法相对于租庸调制，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改以财产（主要是土地）计税，二是改为缴纳货币，三是每年夏、秋各征收一次。
两税法实施初期，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可家业再大也经不住贪官和战火折腾。李漼执政初期，朝廷每年收入九百多万缗，支出则高达一千二百多万缗，赤字三百万缗。三大战事之后，赤字更是惊人，朝廷只有加重对百姓的剥削，税赋暴涨。提高了税赋，朝廷财政仍是捉襟见肘，官府便改成以货币形式确定征税额度（譬如两千文），但是要求百姓以等价实物缴税，再设置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实物折价，从中牟利。
这里面的奥妙，咱们通过大米来举例。假设大米的市场价格为每斤三文，官府将征税的折价设定为每斤两文。这样一来，两千文的赋税定额，百姓得缴纳一千斤大米，官府再将一千斤大米卖给百姓，到手三千文，从而白赚一千文。如果发生通货膨胀，钱不值钱，两千文的定额只值八百斤大米，百姓可以少交两百斤，虽然物价提高，但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益的；如果发生通货紧缩，则正好相反，对相同的赋税定额，农民需要缴纳更多粮食。
战事频繁，加上官员贪污、天灾助阵，货币需求量剧增。但李漼广兴佛教，大量消耗铜器，充当硬通货的铜供应严重不足，通货紧缩积重难返，百姓也就愈加活不下去了。
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七月十九日，刚届不惑之年的唐懿宗李漼驾崩。他没有带走一粒金银，没有带走遍地哀鸿，更带不走百姓的仇恨。
接替李漼的是唐僖宗李儇。他由手握实权的太监们扶上台，这也算是唐朝末年特色。据《新唐书》统计，“唐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李儇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换了主子，国运衰颓的状况并没有什么好转。至乾符元年（公元874年）十二月，河南私盐贩子王仙芝率三千人起事，半年时间便横扫曹州、濮州（今河南范县濮城）一带，发展至近万之众。
曹州？没错，就是黄巢所在的曹州。
王仙芝作为私盐贩子，竟然造反了，说明真被官府给逼急眼了。官府压迫，不是河南一方的问题，而是全国如此，黄巢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儿去。在这之前不久，黄巢因为贩卖私盐被官府查办，不仅货物被没收，自己也被押入大牢。多亏亲属百般打点，方才逃过一劫，却自此断了生路。见别的同行率先起事，没了养家糊口的生计、对官府已心灰意冷，当年还立志横扫长安城的黄巢不介意插上一脚，随即散尽家财，招募了数千人，响应王仙芝，拉开了起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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