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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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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即“撄”，“精神”即“人心”。为了“撄人心”，所以“呐喊”，以唤醒在“铁屋子”中沉睡的人们。鲁迅是“撄人心者”，因此鲁迅的作品都是“撄心者说”。 这位“撄心者”，“说”出了《呐喊》《彷徨》《野草》，“说”出 了《坟》《热风》《华盖集》，“说”出了《朝花夕拾》《故事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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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鲁迅作为出生在绍兴的破落户子弟，少年时代饱尝了生活的艰辛。 祖父犯案入狱，父亲病故，家境败落，备受歧视，艰难的生活在他少年时代的心灵上留下了多重创伤。这样一位破落户子弟，能够成为文化巨人，关键在于他离开了绍兴，生活、成长在南京、东京、 仙台、北京、上海等城市之中。
对于鲁迅来说，“幼者本位”是根本性、原理性、结构性的观念， 与“立人”“中间物”“进化论”“革命”等重要命题直接相关，深刻地影响着其各类话语活动。 1918 年开始“呐喊”的鲁迅，经过 1922 年《端午节》的叹息、呻 吟，1926 年陷于“彷徨”。不过，这一过程并非悲剧性的。鲁迅在此过程中重建了价值观，重获了主体性。
当具有投枪、匕首功能的杂文被界定为“文学”的时候，文学干预社会的功能得到了限度的发挥，文学的功利性与艺术性达到了限度的统一。在此意义上，成为杂文作者，是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学家鲁迅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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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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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东京大学文学博士（1998 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邀研究员（2006 年度）。现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著有《“国民作家”的立场 ：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2006 年）、《茫然草 ：日本人文风景》 （2009 年）、《东张东望》（2011 年）、《“同文”的现代转换 ：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2012 年）、《寻访“日本老八路”》（2015 年）、《鲁迅形影》 （2015 年）等，译著有《鲁迅〈故乡〉阅读史》 （2002 年）、《“建国大学”的幻影》（2004 年）、 《国家与祭祀》（2007 年）、《蒙古新疆旅行日记》 （2013 年）、《何谓“现代的超克”》（2018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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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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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编
论鲁迅的“南京记忆”
——以其“自我”的形成与表现为中心............ 3
一 《呐喊·自序》中的“异地” .......................................4
二 《琐记》中前行者的心迹 .....................................................9
三 《恒训》中的医学问题 ......................................................15
四 南京作为鲁迅“原点”的多重意义...............................18
论鲁迅对《狂人日记》的阐释
——兼谈《呐喊》的互文性........................... 23
一 “吃人”的二重性与普遍性 ...........................................24
二 第五次觉醒于“吃人” .....................................................30
三 《狂人日记》的域外资源与尼采问题 ...............................35
四 “吃人/救人”话语的重组 ..............................................42
结语 “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 ...................................46
幼者本位：从伦理到美学
——鲁迅思想与文学再识.............................. 47
一 “幼者本位”的内涵与成因 .....................................................48
二 进化论与“幼者本位” ..............................................................55
三 “幼者”的叙事与美学 ..............................................................65
结语 “救救孩子……”的余音 .....................................................70
启蒙者的世俗化转向
——鲁迅《端午节》索隐............................. 73
一 引言：节日与鲁迅的时间感觉 ...............................................73
二 “讽刺小说”的文体 ..................................................................77
三 贫困与经济权思想 ....................................................................86
四 与胡适的对话 ............................................................................94
结语 “呐喊”之后，“彷徨”之前 .............................................102
1926年：鲁迅国民性话语的展开
——以“马上日记”为中心........................107
一 引言：“日记”的可能性 .......................................................107
二 “马上日记”中的国民性文本系列 .......................................109
三 对话结构的形成与对话 .......................................................... 118
四 鲁迅对《阿Q正传》的再阐释 .............................................133
余论 鲁迅对安冈秀夫的批评 .....................................................138
1933年：杂文的政治与修辞
——论《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周边.....................143
一 瞿秋白的“政治鲁迅”建构 .................................................144
二 “非个人作者”的诞生 ............................................................151
三 杂文文体之于鲁迅、瞿秋白 .................................................157
结语 “武器”与“艺术”的统一 ...............................................166
浮世绘之于鲁迅.....................................171
一 鲁迅的浮世绘收藏与相关言论 .............................................172
二 浮世绘非“木刻” ....................................................................175
三 鲁迅的浮世绘鉴赏 ..................................................................178
结语 鲁迅审美观的复杂性 ..........................................................186
鲁迅视野中的亚历克舍夫木刻插图
——从《母亲》 到 《城与年》...........................187
一 高尔基《母亲》的十四幅插图 .............................................188
二 《城与年》的插图与文本 .......................................................192
三 “连环图画”的观念 ................................................................205
结语 鲁迅的“文艺”回归与超越 .............................................209
鲁迅与崔万秋
——兼谈两种《鲁迅全集》的相关注释...................211
一 崔万秋的生卒年与政治身份 .................................................212
二 《伪自由书·后记》中的崔万秋 ...........................................216
三 崔万秋谈鲁迅与《大晚报》的笔战.....................................222
四 关于“指使张春桥围攻鲁迅” ...............................................224
五 未见于鲁迅日记记载的会面 .................................................229
副 编
鲁迅的朱安，朱安的鲁迅........................237
远远地拥抱故乡——鲁迅先生的怀乡病..............244
鲁迅的“反传统”与“传统”.........................249
孙犁的“鲁迅遗风”与《芸斋小说》.....................256
“殊途”八种，“同归”鲁迅
——评“鲁迅与 20世纪中国研究丛书”..................266
编后记 撄心者说，说撄心者................................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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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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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撄心者说，说撄心者
编定这本《撄心者说》，是在昨天上午。整理好目录，和各篇文档一起用电子邮件发出，如释重负。端起一杯茶，抬眼看窗外，蓝天白云也高远了许多。受惠于清晨的一场雷阵雨和雨后的大风，天空湛蓝。那种透明的蓝，本是秋季北方的天空常见的。置身初夏，遥望蓝天，恍若隔季。
相隔五年，完成又一本鲁迅论，有成就感。说“又一本鲁迅论”，是相对于2015年出版的那本《鲁迅形影》而言的。编《鲁迅形影》的时候，想书名费了许多心思。后确定的“鲁迅形影”，自己很满意。这次也一样。想书名，依然费了许多心思。对于“撄心者说”这个书名，自己依然满意——满意于其符号性与歧义性。
1906年3月，青年鲁迅弃医从文，立志用文艺改变国民精神，从仙台回到东京。此时至1909年8月回国，他在东京生活了三年半，写了几篇大文章，编译了两册《域外小说集》。其所作文章中，真正的文艺论文只有一篇《摩罗诗力说》。1926年10月， 鲁迅编杂文集《坟》，所选留日时期的文章共四篇，依次是《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四篇文章的排序，并非按照写作、发表的时间先后。否则，1908年2、3
月发表（两次连载）的《摩罗诗力说》应当排在当年8月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之前。鲁迅的排序显然是根据文章的内容。综合性的在前，专业性的在后。于是有了现在的这种人类史、科学史、文化、文艺的顺序。《摩罗诗力说》对文艺问题的论述，是围绕“摩罗诗力”展开的。所谓“诗力”，即文艺作品的“撄人心”之力。是否“撄人心”，也是鲁迅认识中西差异的重要视角。文章说：“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从帝到民，皆以“不撄”为理想，皆扼杀“性解”（天才），故中国只能长期处于“蜷伏堕落”的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鲁迅呼唤摩罗诗人出现，主张“撄”，声称“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鲁迅本人就是一位“撄人心者”，写《摩罗诗力说》就是在“撄人心”。
对于鲁迅来说，1907年在《摩罗诗力说》中倡导的“撄人心”，是个符号性、象征性的表述。“撄人心”上承仙台弃医从文时期的“改变精神”，下接五四时期的“呐喊”。“改变”即“撄”，“精神”即“人心”。为了“撄人心”，所以“呐喊”，以唤醒在“铁屋子” 中沉睡的人们。鲁迅是“撄人心者”，鲁迅是执着的“撄人心者”，鲁迅始终是执着的“撄人心者”。尽管他也要休息，也有失望甚至绝望的时候。因为是“撄人心者”，所以他反对瞒和骗、针砭麻木与遗忘，所以他主张“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所以他始终保持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在此意义上，文学不过是他“撄人心”的工具。“撄人心”的立场与态度，决定了鲁迅对小说、杂文、木刻等文艺形式的选择。这些文艺形式富于大众性、媒体性、实践性，易于发挥“撄人心”的功能。
鲁迅是“撄人心者”，因此鲁迅的作品都是“撄心者说”。这位“撄心者”，“说”出了《呐喊》《彷徨》《野草》，“说”出了《坟》《热风》《华盖集》，“说”出了《朝花夕拾》《故事新编》……
撄心者说，撄心者亦被说。“说撄心者”，即谈论鲁迅、研究鲁迅。此乃另一种“撄心者说”。近百年来，许许多多阅读鲁迅、谈论鲁迅、研究鲁迅的人，就是这种“撄心者说”的主体。己心为撄心者所撄，亦欲以撄心者之心撄人。伟大领袖，是这类主体中甚为突出的一个。他不仅是主体，而且催生了无数主体，促成了一个“撄心者说”的时代。鲁迅写《摩罗诗力说》的时候，作为“撄心者”，对于“诗心普遍性”是充满期待的。故文中有言：“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在众多阅读鲁迅、谈论鲁迅、 研究鲁迅的人这里，在新中国，鲁迅的期待没有落空。
近百年来，两种“撄心者说”互动，形成了一部思想史，一部心灵史，一部学术史。
与《鲁迅形影》相比，这本《撄心者说》的整体性强一些，更像一本鲁迅研究专著。这是因为，本书所收论文的写作时间相对集中，选择论述对象的时候，我已经考虑到一本书的框架。本书所收十四篇文章中，早的《浮世绘之于鲁迅》写于2016年6月，晚的《1926年：鲁迅国民性话语的展开》今年5月底完稿，十四篇文章是四年之内写成的。我从2016年12月开始主持中国鲁迅研究会秘书处的工作，年年参与组织各种类型的鲁学会议。鲁学界的同道们参会踊跃，撰文积极。年老的老当益壮，年青的青春焕发。那对我是莫大的鞭策。大家都在努力，自己身为组织者之一，不可偷懒，不可三心二意。于是缩小研究范围，暂时放下手里的西域学、日本文学题目，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研读鲁迅、撰写论文。论述的问题，有与南京求学生活相关的鲁迅的“自我”意识，有《狂人日记》的发表及鲁迅本人对《狂人日记》的持续阐释，有鲁迅二十年代前期的生活状态、中期的国民性思想、末期的美术活动，有鲁迅晚年的杂文写作与杂文观念，等等。这样，论文写完，编成一本书，就能够历时性地呈现不同时期鲁迅思想、文艺活动的不同侧面。几篇长论文的撰写，似乎是花了写几部专著的力气。书中讨论浮世绘与新兴版画的两篇文章，处于《鲁迅形影》中那篇《“文章为美术之一”——鲁迅早年的美术观与相关问题》的延长线上。研究鲁迅杂文的论文有两篇，都很长。这不仅与杂文在鲁迅创作中、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关，而且与我的阅读兴趣有关。大概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近年越来越喜爱鲁迅杂文。那种尖锐性、现实感与修辞智慧
的融合，魅力无穷。
鲁迅研究，难度很大。而且，难度越来越大。一方面，鲁迅博大、复杂，有独特的思维与修辞，本来就难以把握。百余年来，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学者投身鲁迅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留下的研究空间已经不大。另一方面，鲁迅研究也曾被工具化，鲁迅身上被附加了某些并不属于鲁迅的东西。诡异的是，即使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某些以“回到鲁迅”为旨归的鲁迅研究，现在看来，也有回到特定语境中的研究者自身之嫌。这种情况下，要想在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要想把握鲁迅的真实，方法论的自觉是必要的。我的基本方法，是以具体作品为对象，细读文本，索隐发微，以点带面，小题大做。这里所谓的“作品”，并不仅仅是指小说、诗歌、散文之类的文学创作，而是指一切出自作家之手、形诸文字的文本。这种方法的选择是基于我的一个基本观念：作品至高无上。作家因作品获得“作家”的身份，无数的作品构成了文艺思潮、文学运动与文学史。没有一部作品的诞生是偶然的，没有一部作品的存在是孤立的。作品是语言，是情感，是思想，是美的形式。只有把一个一个具体的作品读懂、说透，才能限度地贴近作家的真实，才能进入作家的心灵深处与思想深处，才能真正把握普遍性与整体性。
恰好是五年前的今天，写《鲁迅形影》后记的时候，五十五岁，感叹自己已经接近鲁迅先生享年的五十六岁。现在，五年居然已经过去，自己年届花甲，六十岁了！云谲波诡，世事无常，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花甲之年遭遇这样一场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疫情来袭，生活秩序被打乱，心境亦被改变。所幸，有鲁迅的著作在。春节过后至5月末，许多时间空耗于读闲书、看电视、听音乐，能够安下心来做的工作，就是写鲁迅研究论文，编这本《撄心者说》。这本书，是我花甲之年的好纪念，也是一个转折点。
生活会继续，学术研究会继续。但是，六十岁之后的生活与学术，应当是另一种状态。必须是。一定是。
2020年6月1日记于寒蝉书房
内文节选
论鲁迅对《狂人日记》的阐释
——兼谈《呐喊》的互文性
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屈指可数的杰作。这里要强调的是，鲁迅不仅是这篇小说的作者，而且是这篇小说的阐释者。罗兰·巴特所谓“作者已经死去”，是强调作品作为文本的独立性，将作者与其作品的关系相对化，为读者、批评家解释作品提供更大的空间与自由度。但是，鲁迅在《狂人日记》诞生之后却作为作者顽强地“活着”，多次行使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解释权，于是“作者”与“作品”纠缠在一起，继续保持并深化“共生”关系。1918年5月《狂人日记》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三个月之后的8月20日，鲁迅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就谈论《狂人日记》。而且，这次谈论仅仅是个起点。至1935年3月，十七年间鲁迅对《狂人日记》或相关问题的谈论主要有六次——1918年8月在给许寿裳的信中，1922年12月 在《呐喊·自序》中，1925年4月在杂文《灯下漫笔》中，1927年9月在通信《答有恒先生》中，1933年3月在自述《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1935年3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这些谈论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谈论的内容有主题层面的，也有创作过程、创作方法层面的，为了便于论述，本文通称为“阐 释”。不同时期的阐释形成了一个连续性的“《狂人日记》阐释”系列，呈现了鲁迅以“吃人/救人”为主干的思想史。鲁迅在撰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翌年即1936年去世，因此可以说，《狂人日记》诞生之后，成为鲁迅无法忘却的记忆，伴随了鲁迅近三分之一的人生，直到鲁迅离开人世。如果鲁迅的作家生涯从创作《狂人日记》算起，则可以说《狂人日记》伴随了鲁迅的整个创作生涯。在鲁迅的小说中，这样被鲁迅本人反复、持续阐释的作品并不多。多年之前，已经有鲁迅研究者论述过鲁迅对《狂人日记》的“自评”，可惜只是孤立地论述《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对于“自评”的历史性、整体性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因此与“自评”包含的多种复杂性擦肩而过。本文试图历史性、整体性地考察鲁迅的“《狂人日记》阐释”，以深入理解《狂人日记》这个文本，进而理解鲁迅的思想脉络。
一 “吃人”的二重性与普遍性
鲁迅在1918年8月20日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及《狂人日记》， 这样说：
《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鲁迅发此言是在创作《狂人日记》仅三个月之后，又是在写给挚友的私信中，因此对于《狂人日记》创作动因与主题的表述真实。这段话是理解《狂人日记》的基础，由此可知，《狂人日记》的首要问题是吃人，而不是后来研究者们纠缠不清的“狂人”——狂还是不狂？真狂还是假狂？几分清醒几分狂？等等。那么，何谓“吃人”？无论是从鲁迅的创作动因来看，还是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吃人”首先都是事实上的吃人。鲁迅是因为从《资治通鉴》中看到历史上的吃人记载而创作《狂人日记》，所以小说中有历史上的吃人——易牙蒸儿子献给桀纣（实为齐桓公）吃，有医书“本草什么”（实为李时珍《本草纲目》）上记载的吃人——煎食人肉，更有现实生活中的吃人——徐锡林（徐锡麟）被吃，城里杀犯人的时候痨病患者用馒头蘸人血舔。狂人（“我”）是因为恐惧于被吃而精神失常，成为迫害狂， 沉溺于恐惧性的幻想。在这个层面上，“狂人”确实是狂人。关于《狂人日记》的主题，汤晨光敏锐地指出：“原初的核心动机是表现人吃人，是揭露存在于中国的食人蛮性，它通过被吃的恐惧感传达出鲁迅对民族摆脱野蛮状态的热望以及对肌体和生命的强烈关注。”这种解释与人们习以为常的“礼教吃人”说形成了鲜明对比。只有这种解释，才符合鲁迅致许寿裳信中的那段话包含的逻辑。那段话谈到“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与“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两个问题，从上下文来看两个问题具有同一性，是因果关系（从“以此读史”到“偶阅《通鉴》”）。关于道教与中国的本质性关联，1927年9月鲁迅在杂文《小杂感》（收入《而已集》）中再次强调，说：“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彭定安指出：“作为‘中国根柢’和足以‘懂得中国大半’的道教文化的精髓是什么？用鲁迅的概括来表述，就是‘吃人’。道教作为宗教，它的理想不在天上而在人间。它的总目标和理想是‘长生久视’。它在现世希图长生不老，它讲求享受、纵欲、自利、夺取、占有、养生，连男女之事，也讲求‘采占之术’、‘采补’、‘夺舍’。”就《狂人日记》而言，道教与吃人行为的同一性，就是吃人者的吃人动机与道教养生思想、迷信思想的一致性。如果仅仅在比喻、象征的意义上理解“吃人”，小说中潜存的道教问题就被排除了。道教与“仁义道德”并无直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写《小杂感》两年前的1925年，鲁迅在杂文《灯下漫笔》中同样阐述了中国的“吃人”问题（下文会论及）。可见，在鲁迅这里，道教（道士）与“吃人”一直是认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两个具有共通性的关键问题。
《狂人日记》发表一年半之后，吴虞在评论文章《吃人与礼教》中谈吃人与礼教的关系，说：“我们中国人，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这是在比喻、象征的意义上理解“吃人”。不言而喻，这种理解能够在《狂人日记》中找到根据——易牙蒸子献齐桓公是“忠”，“割股疗亲”是孝，“吃人”二字是隐藏在“仁义道德”的字缝里。但是，这种“吃人”在《狂人日记》中是引申义，而且首先是作为事实上的吃人被叙述出来的。事实意义上的吃人可以转化为比喻意义（象征意义）上的“吃人”，但其自身并不会因为这种转化而消失。
综合起来看，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吃人”的叙述经过了一个从史实到历史再到文化的转换、升级过程。这个过程呈现为致许寿裳信中的那段话与《狂人日记》之间的距离。《狂人日记》的“吃人”主题因此具有二重性，这种二重性起源于“吃人”的写实意义与比喻意义并存。“仁义道德”与“吃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复杂。在《狂人日记》中，并非所有的吃人行为都是“仁义道德”导致的，“仁义道德”与“吃人”二者的关系首先是对比性的，其次才是因果性的。
鲁迅读《资治通鉴》，发现中国人是“食人民族”，小说中的狂人则是从历史书的字缝里看出满纸写着“吃人”二字。这种同构关系表明：《狂人日记》中的“我”一方面是医学意义上的迫害狂，另一方面在起源上就包含着鲁迅自况的意味，是先觉者。“吃人”这种前提性认识的存在，表明《狂人日记》是一篇“观念小说”。这里的“观念小说”是指为了表现既定的思想观念而创作的小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揭露“历史的吃人”、呈现“吃人的历史”是为了“救人”，所以在小说后追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并且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建立起一个“吃人/救人”的框架（也是主题）。在这个框架中，“吃人”是显性的、现实性的，“救人”则是隐性的、理想性的。狂人期待“真的人”出现，而所谓“真的人”，正是以是否吃过人为标准来界定的。在小说第十节，狂人对大哥说：“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在这个逻辑中，第十二节的那句话才能成立——“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同样是在这个逻辑中，“救救孩子”不仅意味着不要让孩子被吃掉，更主要的是意味着不要让孩子“吃人”。 从鲁迅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狂人日记》对“真的人”的追求是其留日时期形成的“立人”思想的延续。
1922年《狂人日记》被鲁迅编入小说集《呐喊》，成为《呐喊》中的篇小说。通读《呐喊》能够看到，《狂人日记》的“吃人/救人”这一主体结构（框架与主题），也是《呐喊》中多篇作品共有的模式。《呐喊》初版本收录作品十五篇，除去后一篇后来被鲁迅改题为“补天”并收入《故事新编》的《不周山》，十四篇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类是取材于故乡生活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头发的故事》《风波》
《故乡》《阿Q正传》《白光》《社戏》等十篇属于此类。第二类是写家庭生活的，有《兔和猫》《鸭的喜剧》两篇（前人已经指出这两篇实为散文而非小说）。第三类是写知识分子心理状态与生活状态的，《一件小事》与《端午节》属于此类（前者亦难称小说）。类数量多，除了充满乡愁与温情的《社戏》，大都包含着“吃人”的主题。其中有事实上的吃人，如《药》，但更多的是抽象的、比喻意义上的“吃人”，即文化、制度、统治者、 社会黑暗势力对人的压迫、戕害，如《孔乙己》《明天》《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白光》。由此可见，在《呐喊》中，《狂人日记》与其他多篇作品之间存在着互文性，互文关系的焦点就是“吃人”。这种互文关系的形成，取决于鲁迅“记忆的整体性”。鲁迅在《呐喊·自序》的开头对这种整体性进行了说明，曰：
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笔者所谓“记忆的整体性”即这里的“不能全忘的一部分”。《狂人日记》是展现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的篇作品。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讲述《新青年》编者“金心异”（钱玄同）登门约稿的经过，说：“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请注意这段话中的“一发而不可收”。“发”是自《狂人日记》而“发”，“发”的结果是“一发而不可收”——《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等十余篇作品被创作出来。换言之，这些作品是在《狂人日记》的延长线上被创作出来的，同样植根于鲁迅“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因此必然与《狂人日记》具有深刻的互文关系。《狂人日记》是鲁迅创作的篇白话小说，在小说集《呐喊》中也是占据篇的位置。这种序列关系并不仅是时间性的，也体现在作品的主题、内容方面。在小说第十节，狂人说：“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这里已经为鲁迅创作《药》（以及散文《范爱农》）埋下了伏笔。实际上，在《呐喊》中，《狂人日记》与其他多篇小说的互文关系并不限于“吃人”，而是多方面的。《狂人日记》中的月光、目光、“赵贵翁”等，在其他多篇小说中都能找到重现或变形。
对于鲁迅来说，“吃人/救人”具有历史观、世界观的意义，因此其普遍性并不限于《呐喊》，而是“普遍”到鲁迅的许多作品。限于小说而言，《彷徨》中的作品依然写到现实性的、比喻性的“吃人”。关于这个问题，研究者早已指出。即所谓“《狂人日记》是鲁迅小说创作的反封建主题的纲领性的艺术概括”，“《狂人日记》的封建社会关系的轮廓画，在《呐喊》《彷徨》的不少短篇里，丰富多彩地具现了现实生活的深刻的典型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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