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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裸脊锁线装帧，翻开能摊平，阅读更流畅，比胶装更牢固，内文双色印刷。
狂儒和翰林，是否也面临彷徨和抉择？高管或高知，何曾能逃离人性诱惑？当皇帝，做帝师，是进是退？抛头颅，洒热血，是战是降？这是曾摆在众多历史人物面前的抉择，也是当下我们时常面临的选择，总有几次，我们会站在十字路口，面临抉择。我们读史，当感受其矛盾、纠结，去解读，去借鉴。
大众历史科普读物《历史的温度》系列第6本，喜闻乐见的故事写法，每一篇文章都是一个有意思的历史故事，落笔客观、有温度。
脱离常规历史的宏大叙事，走向细节，寻找时代的真实故事，讲述我们所不了解的人物和事件。饱含丰富的历史知识，读完可以多一些典故，长一些知识，变成有趣、有见识的人。
复旦大学博导严锋教授、社科院研究院马勇教授、六神磊磊、二混子、张伟、徐达内等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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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正在发生的事，很快会成为历史。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往往会出现在未来。
蔡元培，在中国近代风云际会的舞台上，为何能一直做到言行合一？辜鸿铭，一代“狂儒”，又有过怎样的挣扎和矛盾？……
总有几次，我们会站在十字路口，或面对未有之巨变，是向左还是向右，是向前还是向后？这是曾摆在辜鸿铭、蔡元培等人面前的抉择，也是当下我们时常面临的选择。
面对真实世界，你怎么选择你所能相信的？是否还有潜在水面之下没显露的事实？如果你透过一些表象触及内核，你会发现，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依然与个人的选择有关，与人性有关：贪婪、恐惧、孤独、虚荣、自私、迷茫……性格决定命运，人性决定选择。
历史没有如果，不能假设，当他们站在十字路口，做出抉择时，影响的可能就是他们之后的整个人生，甚至历史。而后人读史，当感受其矛盾、纠结，去解读，去借鉴。
张玮尽量用一种第三方、不带感情色彩的口吻还原当时的历史事件。在他的笔下，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生人勿近的。看似由时间、地点和一连串数字组成的历史事件，背后的主角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人性、有故事、有真性情。他让原本枯燥的历史，如在眼前生动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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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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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站在十字路口
辜鸿铭：“末代狂儒”的矛盾与孤独
蔡元培：一生请辞，一世楷模
“六君子”之死
曹锟这个人
中国动画功成日，勿忘万籁鸣
稻米飘香，勿忘袁隆平
真实的“一休哥”：癫狂一世，风流一生
他究竟做了什么，会被称为“危险的间谍”？
潜入水面之下
辛卯科场案：一桩让皇帝都头疼的“高考”舞弊案
权力的游戏：一次“性贿赂”引发的政坛大乱斗
斩杀安德海：晚清宫廷的一场暗斗
东芝事件：当年美国是如何强行“敲打”日本的
麦凯恩：幽灵的复仇
利库路特事件：日本战后大腐败案的台前幕后
流血的分割线：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怎么分家的？
面对真实世界
中国曾经有一种神奇的货币，叫“金圆券”
荒诞与真实：1938年，火星人“入侵”美国
“人民圣殿教”：从“世外桃源”到集体自杀
地铁里的杀人毒气：邪教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世纪审判：一桩“铁证如山”的凶杀案，为何能翻盘？
作为医生，他为何成了世界连环杀手……
罗斯威尔事件：人类到底有没有发现外星人？ 3
处在剧变前夜
庄士敦：紫禁城里的洋“帝师”
黑船事件：让日本人心情复杂的“蛮夷入侵”
曾经是“亚洲”的北洋水师，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那个不远万里去送死的倒霉皇帝
置身血肉战场
平型关伏击战的背后
宝山保卫战：另一个关于“六佰”的故事
1943，血战常德
1944，血战腾冲
红场1941：漫天飞雪中的悲壮阅兵
同在五环之下
萨马兰奇：挽救了奥运会的老人
柏林1936：一届“史无前例”的奥运会
1964，日本豪赌奥运
从射活鸽到霹雳舞：奥运会项目增减背后的博弈
附录 读者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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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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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嘿！第六本了。
每次开始写《历史的温度》下一本自序的时候，我就会意识到：又一年过去了。
而就像是养成了一个习惯一样，每年，借一本书的序言部分，我似乎就得到了一个和一群素未谋面的人聊天的机会——对，你们知道的，说的就是各位。
我特地翻了下《历史的温度5》的序言，开头就提到了一句：“过去这一年，感觉过得太快了。”
这句话，这次似乎可以直接照搬过来啊。
过去的这一年，很多发生的事情也像轮回的四季一样：有些事似乎有了冰雪消融的迹象，有些事焕发了生如夏花的活力，有些事让人目睹了高楼坍塌的萧瑟，而又有些事，依旧让人感觉到寒风凛冽的刺骨冰冷。
斗转星移，又是一年。面对扑面而来的时代，我们知道自己是避无可避的，但每每站在各自需要抉择的十字路口，又难免生出一些彷徨和无奈。
是的，这次和出版社的编辑商量下来，第六本的主题就是：“站在十字路口”。
当然，这是个很宽泛的主题，因为老读者都知道，《历史的温度》系列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大杂烩”，囊括古今中外，五花八门，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可以随时翻开书读一篇，也可以随时放下书去做你想做的事。
但如果认真梳理一下，还是可以梳理出一些相对清晰的脉络的，比如第四本是“信念”，第五本是“博弈”，而这一本，是“十字路口”。
在我的理解里，面临十字路口抉择的，不仅仅是个人，也包括团队、民族乃至国家，影响抉择的因素也不仅仅是人性，还有环境、对手乃至时代。
所以，这本书划分了六个部分，分别是“站在十字路口”“潜入水面之下”“面对真实世界”“处在剧变前夜”“置身血肉战场”“同在五环之下”。其中的一个个故事，有关于个人的，也关于有群体的，有关于民族的，也有关于国家的，有台面上的，也有台面下的，有文质彬彬的，也有血肉横飞的……
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馒头说”的后台，一直不断有读者留言提问，那些提问，其实不少都是关于站在“十字路口”如何抉择的：如何选择专业或职业，如何面对感情或婚姻，如何评价一个热点或观点，如何看待一个国家或未来……
我一般不会给出明确的回答。一是因为我能力不够，完全没资格回答很多问题。二是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真正能在十字路口做出抉择的还是你自己——其实很多人问我问题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心里是有答案的，只是他们没有发现，或者只是期望得到我的认同而已。
对了，其实初编辑和我商量的这一本书的主题，是“历史是个万花筒”。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和“站在十字路口”相比，还是有一些区别：
“万花筒”固然也强调了多样性和多姿多彩，但传递的信息是，你是一个“旁观者”，只是在观看而已。而“站在十字路口”，更强调一种感同身受的参与感。
没错，你从书里看到的确实是过去的人的选择、过去的人做出选择后发生的故事，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其实不是在告诉你过去，而是在向你展现未来——每个人的一生都无法避免地会站在十字路口。
到时候，你又会如何抉择呢？
我想，这一个个故事，会给你更多的感悟，乃至启发。
后，借这个一年一度的机会，再一次感谢你们，没有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理解和宽容，我绝不可能坚持到今天。
愿凛冬终将过去，愿我们在各自的十字路口都不会迷茫。
感恩！感谢！
还是希望能一起前行！
蔡元培：一生请辞，一世楷模（节选）
说起“蔡元培”这个名字，大家很容易联想起北京大学。确实，北大能有如今的辉煌，蔡元培功不可没。但他一生绝不只有“北大校长”这一个头衔。
只不过，那么多的头衔，基本都被他辞去了。
1
1868年1月11日，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的蔡光普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个孩子。
蔡光普是当地一家钱庄的经理，他的第四个孩子是个男孩，乳名阿培。阿培直到4岁被送入私塾念书后，才按照家中辈分，被定下正式的大名：蔡元培。
蔡元培兄弟姐妹一共七人，因为父亲是钱庄经理，家里还算宽裕。但在蔡元培11岁那年，父亲病逝，生活条件迅速变差。好在父亲在世时为人处世都算厚道，所以有不少亲友愿意接济蔡家，但蔡元培的母亲周氏是一个性格要强的人，她谢绝了大家的资助，硬是凭借存款和不断变卖首饰家当，撑起了这个家。
由于各种缘故，蔡家的七个孩子夭折了四个，只剩下了三个儿子。周氏一人含辛茹苦，坚持让三个儿子好好读书，期待他们能够凭借读书重振门庭。在三个儿子中，周氏管教严厉的，也看好的，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4岁开蒙，14岁时已熟读四书五经，在家乡颇有才名。母亲周氏经常陪坐在蔡元培身旁看他做功课，看到儿子困倦后，就会勒令他立刻睡觉，然后督促他第二天早起继续读书，这个习惯影响了蔡元培的一生——熬夜不如早起。
1884年，16岁的蔡元培开始参加科考，母亲总是半夜起身为他烧饭，帮他准备行囊。
蔡元培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17岁考中了秀才，但母亲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糟。蔡元培一直为母亲煎药喂饭，甚至仿效古制，割下左臂一块肉和药给母亲煎服，但一切都是徒劳：1886年的春天，蔡元培的母亲因病逝世。母亲的去世对蔡元培打击极大。他后来回忆：“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多。……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守丧之后，蔡元培再度踏入科举考场，在母亲去世一年后中举，次年进京通过会试成为贡士，1892年参加殿试，列二甲第34名，成为名副其实的“进士”，金榜题名。
在一路科考的过程中，蔡元培以他渊博的学识旁征博引，写得一手“怪八股”，远近闻名，乡试的考官评价他的文章“语无泛设，引证宏博，词意整饬”。殿试之后，蔡元培的才名更是传到了当时的帝师翁同龢耳中，翁同龢专门看了他的文章，大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1894年的春天，蔡元培被授为翰林院编修。那一年，他才26岁，已经站到了中国无数寒窗苦读的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科考之巅。
然而，没过多久，蔡元培就想辞去这份令旁人羡慕的工作。
2
让蔡元培萌发辞职之念的，是这一年爆发的一场战争。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几乎同时开始改革进程的中日两国在各自闷头发展20多年后，终于来了一场正面对决——中国被打得头破血流。
战败消息传来，朝野震动，也深深刺激了蔡元培。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蔡元培一直对前方战事抱乐观态度，但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他渐渐放弃了幻想，面对如此耻辱败局，这位年轻的翰林院编修无能为力，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痛哭流涕。
就在《马关条约》签订的这一年冬天，心灰意冷的蔡元培请假一年，回了绍兴老家——这倒还不算请辞，只能算请假。
回到老家，虽为赋闲，但蔡元培并没有闲着，作为一个“饱读圣贤书”的翰林院编修，他开始大量研读日本历史和介绍西方文明的书籍。此时，蔡元培已近而立之年，他下定决心要将自己之前所学先放到一边，潜心研究所谓“蛮夷”之学说。
一年之后，蔡元培返京。此时的朝廷上下已改革呼声高涨，自“公车上书”之后，“变法维新”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共识。
蔡元培是支持变法的，虽然他对康有为的治学以及一些作为不以为然，也没有像有些人一样以接触“维新派”为荣，但他始终认为只有改革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为此，蔡元培开始学习日语，因为他不满足于中文译本对西方著作的种种有意和无意的“曲解”，认为日本人已经翻译了大量西方著作，而日语相对入门简单。他甚至还“发明”了一种自己觉得很有效的学习语言的方法：直接尝试翻译日文著作，边译边学边融会贯通。
尽管蔡元培没有直接投身维新运动，而是自己在默默积攒底蕴，但他还是被这场运动的短暂和惨烈震惊了。
1898年9月，声势浩大的“戊戌变法”只经历103天就宣告彻底失败，康梁等人被朝廷通缉后出逃，谭嗣同等六人被斩首于菜市口。
蔡元培非常敬佩“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视他为“先驱”，但同时也冷静地反思了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
在蔡元培看来，中国那么大，大众的改革意识尚未被完全唤醒，改革的中坚力量还没有发展壮大，维新派只是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帝，就贸然以一小群人带动一个国家的改革，是注定会遇到强大阻力乃至失败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京城一片肃杀。这一年的10月，蔡元培又一次请假返乡。
这一次返乡，蔡元培带上了家眷和所有行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他是正式辞职，不打算再回来了。
那一年，蔡元培也就30岁。在别人眼中值得羡慕的“仕途”，在蔡元培心里已经一文不值。
他决定，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改变中国。
3
1898年，回到家乡的蔡元培受绍兴知府和乡绅邀请，做了一所学校的校长。
这所学校叫“绍兴中西学堂”，顾名思义，是一家新式学堂，中西学问皆授。蔡元培视此为他新事业的起点：以教育改变中国。
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蔡元培并没有放松自己的知识储备，他开始自修英文，并在这期间读了刚出版不久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等一系列经典书，并由衷感叹：“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
然而，绍兴中西学堂虽为新式学堂，却颇有一批旧派老师，提倡新学的蔡元培与他们格格不入，终得罪了出资办学的旧派乡绅，无法实现自己的办学理想。
怎么办？很简单，辞职。
邵力子。像邵力子、黄炎培这样的中国近代名人都曾在南洋公学的特班学习，在蔡元培的教导下受益匪浅
从事教育的步并不算顺利，但蔡元培根本就没有放弃的意思。在离开绍兴中西学堂之后，他又担任过几所学校的校长，终在1901年来到了上海，担任著名的南洋公学的特班总教习。
在南洋公学，蔡元培依旧一边教书，一边学习。这一次，他要学拉丁文。
蔡元培找的老师是马相伯。马相伯当时劝他说，拉丁文已经是一门“古董语言”了，西方都已经没多少人学了，中国人更没有什么学习的必要。
但蔡元培却坚持：拉丁文是欧洲各国语言的根本，要深入了解西洋的文化，就必须学拉丁文。为此，他每天早上5点步行到马相伯家中学习，害得没有早起习惯的马相伯大喊：“太早了！太早了！”
吴稚晖，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他对蔡元培的影响很大
1902年，南洋公学放暑假，蔡元培选择出国考察——这是他次走出国门。
他选择考察的国家，是日本。
在日本，蔡元培亲身感受到了留日中国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变革诉求，更是对当时留学生办的杂志《浙江潮》的主笔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个人叫蒋百里。
此外，他还和吴稚晖结下了友谊。
蔡元培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事件。这件事情的起因依旧是守旧派的老师小题大做惩罚新派学生，结果发展成全校145人集体退学抗议。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蔡元培一直站在学生这边，在斡旋无果后，他选择和学生同进退：再一次辞职。
但蔡元培这次辞职不是甩手不干了。为了避免退学的学生失学，蔡元培东奔西走筹款创办“爱国学社”。在筹款期间他的长子患重病，但他还是毅然决定去南京借钱办校，结果在码头准备出发时，得到了长子离世的消息。蔡元培含泪委托朋友办理儿子的后事，自己决然踏上了筹款之旅。
终，在短短几天之内，蔡元培成功筹得数万元资金，成立了“爱国学社”，后来吸引了150多名具有革命思想的学生。
但这段时间，对蔡元培影响的，不是办学，而依旧是“充电”。
1907年6月，蔡元培终于获得了他心心念念的留学德国的资格。在德国，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从头学习德语，并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在莱比锡大学的6个学期里，他一口气选修了40门课程，囊括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绘画艺术等等，只要时间不冲突，蔡元培什么课都听。他尤其对当时在莱比锡大学任教的“实验心理学之父”冯特非常崇拜，连续3个学期选修了冯特的课。
与此同时，蔡元培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根。
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期间，蔡元培同时也参加大学的中国文史研究所开设的练习班，还经常去市内的民族学博物馆讲解来自中国、日本等的东方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在学习期间，蔡元培不仅用自己那套独特的语言学习方法“直接翻译法”翻译了不少德文著作，还写成了一部《中国伦理学史》，这部著作成为中国近代伦理学的开山之作。
在蔡元培留德的那几年里，国内的局势可谓风起云涌。身为“同盟会”元老的蔡元培在国内就是革命派的中坚分子，不仅写下大量反清和倡导革命的文章，甚至还参与过数起暗杀和爆破行动（他赴德国留学也有躲避追捕的原因）。虽身在海外，蔡元培依旧与海内外的反清革命志士保持通畅联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在德国的蔡元培兴奋不已，随后就致信当时也在海外的孙中山赶紧筹款订购大炮，巩固革命成果。
但不久之后，局势突变，袁世凯和他的北洋军异军突起，蔡元培对此深感忧虑。在给吴稚晖的信中，蔡元培明确指出袁世凯出山的目的：“出山，意在破坏革命军，而借此以自帝。”
不久之后，蔡元培接到了陈其美的电报，催促他赶紧回国。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改朝换代的风云时刻，蔡元培自己也知道，到回国尽力的时候了。
蔡元培这一年43岁，年富力强。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当年那个年轻的翰林院编修只是初步了解了西方文化和知识，那么如今的他，通过多年的学习和浸染，已经真正做到了融会中西，眼界、素养、思想和知识储备，早已非当年可比。
他将以一个全新的形象，登上中国近代史的舞台。
4
1911年12月，蔡元培抵达上海。
很快，他就要接受一项他这一生行政级别的任命。
1912年中华民国届内阁合影，前排左一为蔡元培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即组阁。在考虑了章太炎、汪精卫、严修等多人后，孙中山终选定了蔡元培——任命他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
教育总长，乃堂堂一国教育界长官，不过，受命的蔡元培很快就感受到了“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
上任之后，蔡元培问孙中山：“教育部应该在哪里办公？”
孙中山回答：“办公室要你们自己去找。”
蔡元培只得自己走街串巷物色“中华民国教育部”的办公房间，终还是老朋友马相伯借给他一条巷子里的几间空屋子。
办公场所有限，预算经费有限，蔡元培定下了“为事择人，不设冗员”的规矩，整个教育部连勤务在内一共只有30人出头，不足其他行政部门人数的三分之一。
虽然人数不多，但蔡元培发挥了他善于识人和善于用人的特长，聘到教育部办公的，都是当时的一流人才：许寿裳、王云五（缔造商务印书馆辉煌的总经理）、钟观光（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等等。
其中也包括鲁迅。
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写道：“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在五四时期涌现出的文化新人中，蔡元培对鲁迅评价，他在《鲁迅全集》的序言中曾称鲁迅：“何等的天才，又是何等的学力！”
1912年1月19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学堂”一律改称“学校”，教科书须合于民国的共和宗旨，禁用清学部规定的教科书，废止旧时的奖励出身制度，学校注重兵式体操。
这些规定，在清朝的教育体系里闻所未闻，震撼极大。蔡元培趁热打铁，在2月通过报纸发布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改革了清朝学部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这五项宗旨，提出新的五大方针，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首次提出了“超出政治”的教育理念。
然而，作为同盟会元老和革命中坚力量，蔡元培在上任教育总长之位后才一个多月，就迎来了一项艰巨的任务：担任专使，率团北上迎袁世凯南下就任总统。
彼时，北方的袁世凯早已是当时中国有实力的人，谁都知道，他不可能离开自己的老巢北京，去人生地不熟的南京就任大总统。所以很多人都劝蔡元培不要接受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蔡元培并非不知道劝袁南下是天方夜谭，但他也知道，南京临时政府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动作，也总要有人来牵头做这个动作——大家都退，那么他就不退了。
不出所料，率团北上的蔡元培虽然竭尽全力，但手里没有筹码的他根本没法劝动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在几轮谈判之后，袁世凯用足手段，终让蔡元培无功而返。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南北开始出现明显裂痕。很快，同盟会成员集体辞出内阁，蔡元培虽然很想在教育上大展拳脚，但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毅然做出了自己之前有过的举动：辞职。
至于辞职的理由，其他同盟会成员请辞时都推脱“身体欠安”或“能力不济”，唯独蔡元培把话甩在台面上：我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牵制，与我想象的不一样。
袁世凯曾当面挽留蔡元培，两人留下过一段经典对话。
袁世凯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
蔡元培回答：“我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辞去教育总长之位后，蔡元培又一次去了欧洲，先往德国，后去了法国。在法国期间，蔡元培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成立了以他为中方组长的“华法教育会”。这个教育团体主要开展华工教育和组织、推动国内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在诸多受“华法教育会”资助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子中，有两个后来改变中国命运的人：一个叫周恩来，一个叫邓小平。
1916年6月6日，恐悔交集的袁世凯一命呜呼，整个中国的命运又将发生一次转变。
7月，继蔡元培之后出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公开表态，要“切实实行（民国）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
那个教育方针是谁发表的？是蔡元培发表的。
很快，范源濂又在各界的呼吁中给蔡元培发了一份电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学府，尤赖大师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
简而言之，就是诚挚邀请蔡元培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
从一国之教育部长，变为一所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是否愿意？
他的答案是肯定的。
相对于在利益盘根错节的政府，在一所相对简单的高等学府里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可能是蔡元培更想要的。
1916年10月，蔡元培启程回国。
同年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这一年，蔡元培48岁。他将迎来自己人生辉煌的时刻。
馒头说
《蔡元培传》的作者唐振常先生曾综合归纳蔡元培的自我评价和别人对他的评价，给了蔡元培先生十六个字的评语：律己不苟，责人以宽。无所不容，有所不为。
我个人以为，这是很贴切的。
这篇关于蔡元培的文章，一不留神，我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但还是觉得有很多内容没有写。在收集、阅读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我确实觉得蔡先生的一生极其不易，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但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四个字：
知行合一。
这一点，是我个人觉得蔡元培先生可贵的一点，也是难得的一点。
蔡元培在14岁前，是严格按照科举之路来读书的，老师甚至不允许他读《三国演义》和《战国策》，生怕他一不留神引用其中的句子，引起科考老师的反感。
可以说，蔡元培是完全按照“旧学”的路子被打造出来的，而且是这条“生产线”中的佼佼者——一路高中进士。像他这样的人，很多都在中国近代史风云际会的十字路口陷入迷茫、彷徨乃至终顽固守旧。
然而，在国家受辱、民族危亡之际，蔡元培这个“旧学”的楷模，却能够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安身立命所学，毅然决然地拥抱新事物，接受新思想，学习新知识，而且真的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认真学习，甚至不顾年龄的羁绊，学日语，学英语，学拉丁语，学德语，只求为了更好更透彻地了解掌握先进的知识和文化。这一点，并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
更重要的是，蔡元培先生不仅学，而且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如果说“民国教育部”这个舞台虽大但空的话，那么北京大学这一块校园沃土，让蔡元培真正有了施展自己平生所学的空间，而他也没有辜负这个历史机遇。蔡元培在北大的十年，堪称北大精彩辉煌的十年。一代学府，在他的手里浮出水面，打磨成形，影响至今。
诚然，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蔡先生在参与革命政治运动的过程中走过一些弯路，但他自己也不讳言这段历史，后来也并没有一路去撞南墙。即便从现在回望，他也一直遵从自己的内心，从来没有言行不一。
我曾想，在中国近代史上，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推动着像蔡元培这样的一批批先辈前仆后继，发奋图强？
想来还是“信念”二字——那种“中国一定会变强”以及“中国一定会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在我们的努力下慢慢变强”的信念。
所谓“信念”，是因为你相信，就会付诸实践，不断为之努力，哪怕当时看不到什么希望，但它会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终把当初的那份相信变为现实。
曾评价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先生担得起这样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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