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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BBC、书评一致推荐，打开书2019书籍。凯恩斯在一战之后对经济危机和二战爆发做了神预测，托比亚斯则对做了神总结；美英法等国联手“帮”希特勒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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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而德国还要向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1931年夏，德国的金融崩溃成为现代大的经济灾难之一。它引发了全球性恐慌，拖垮了国际货币体系，导致全球经济迅速衰退并陷入了长期的萧条。
虽然英法美等国试图通过“杨格计划”“胡佛计划”减轻德国的还债负担，但利益纠缠之下的各国心怀鬼胎，两个计划均以失败告终，德国以及世界经济进一步滑向深渊。
希特勒设法成功地从危机中获利，因为他一直是对赔偿制度直言不讳的批判者。随着金融体系的崩溃，他对外国债权人和德国政府的沆瀣一气进行无情地批判和攻击，这项举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引起选民的共鸣。希特勒就此通向权力之路。
作者托比亚斯·施特劳曼揭露了这场致命危机的根源，展示了一个债务陷阱是如何导致一个欧洲国家的金融和政治终迅速崩溃，以及纳粹党和希特勒如何崛起的故事。
1.承袭凯恩斯的预言，瑞士银行顾问托比亚斯完美总结希特勒上台的经济原因：
凯恩斯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中预言了赔款会导致德国经济崩溃并引发经济危机，终引发德国的复仇战争；托比亚斯是苏黎世大学经济史副教授、瑞士银行顾问，他在凯恩斯的基础上，援引更多史料，通过表格、照片、数据等佐证，彻底讲透希特勒上台背后的经济原因。
2.金融时报、BBC、书评等一致推荐，打开书2019年度好书，美亚五星好书：
《金融时报》称“欧洲的每一个决策者都应该读一读”；《BBC历史》认为“对于那些希望写纳粹主义崛起的人来说，现在有一本通俗易懂的非专业书籍来解释经济方面的内容”；《书评》将其与奥威尔的《1984》相提并论；《打开书》则将其评为2019年度好书；美亚的读者也是一致好评。
3.揭露美英法等国联手“帮”希特勒上台的幕后原因：
协约国等战胜国一方面用《凡尔赛和约》逼迫德国赔付大量战争赔款，一方面尽力摧毁德国的工业以防止它东山再起。然而，欧洲经济具有一体化的特点，英法等战胜国的经济也与德国息息相关。在矛盾中，美英法连续抛出“杨格计划”和“胡佛计划”等帮助德国渡过难关的延缓还债方案，但只是隔靴搔痒。魏玛政权的软弱让其失去民心，德国共产党则不受资本家欢迎，于是善于鼓动人心、手段狠辣且符合资本家需求的希特勒趁势攫取了权力，登上了德国权力之巅。
4.圆脊精装，双封设计，打造完美阅读体验：
圆脊精装，内封 外封双封面设计，还原原版书的设计理念，挖掘作者的真实意念，加上超顺滑胶版纸印刷，打造内外如一的完美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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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托比亚斯·斯特劳曼（Tobias Straumann）
苏黎世大学经济史副教授，瑞士银行特邀经济顾问。
他在二十世纪欧洲金融和货币历史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著有《货币的固定观念》和《风险的价值》。
代表作《1931：债务、危机与希特勒的崛起》被《金融时报》《BBC历史》《外交事务》《书评》《打开书》等媒体推荐，并被牛津大学图书馆、WEILY在线图书馆、IDEAS在线图书馆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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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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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绪论
部分：自信
1 嘲笑乌鸦
2 外交官的胜利
3 “一手好牌”
第二部分：犹豫
4 希特勒的胜利
5 勒马回头
6 “俾斯麦之后位真正的总理”
第三部分 ： 绝望
7 化圆为方
8 来自华盛顿的帮助
9 尾声
10 希特勒的崛起
结语
注释
参考文献
图片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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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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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书的主题是现代社会重要的事件之一--1931年德国金融危机。那一年夏天，德国银行系统部分发生了崩溃，德国政府停止偿还部分外债，同时暂停了德国货币的自由兑换。这些冲击引发了全球清偿危机，破坏了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并在美国引发了严重的银行业危机，终使得国际经济衰退演变成了一场经济大萧条。1931年德国金融危机导致了毁灭性的政治后果：它破坏了民主党派已经建立的政治基础，并促成了希特勒的崛起，让他能够通向权力之路。
初创作这本书的想法来自我的一个信念，即”公众并不了解1931年德国金融危机这一事件，以及它在希特勒迅速从选举中获得成功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但促使我立即动笔开始写作的原因是，我对自己观察到的人们围绕欧元危机展开的激烈辩论感到不安。这场危机于2010年在希腊爆发，并波及其他南欧国家和爱尔兰。就像1930年发生的那样，政府债务、私人债务、银行倒闭和有缺陷的货币体系连接起一个注定会出现问题的闭环，这个闭环导致了一场震惊西欧政界的金融危机--在我看来，它在持续地动摇西欧的政治基础。
无论如何，1931年德国金融危机与当下的辩论息息相关。德国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当事方受制于国内政治现实，无法满足国际协议的要求。次世界大战的战胜方希望能设计出一个赔偿计划，借此在不压垮德国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惩罚。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许多抱有善意的外交官和政治家多次尝试改造这一计划，使其对德国更加宽容，他们的成果便是1930年所谓的”杨格计划”。但是，杨格计划的谈判者未能充分考虑到德国迅速恶化的经济和政治局势。1929年开始的经济衰退迫使当时海因里希·布吕宁总理领导的政府屡次降低工资、削减支出、提高税收，并通过这些办法偿还德国的战争赔偿和其他外债，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并直接促成希特勒的上台。
希特勒热衷于将德国的经济困难归咎于外部力量的影响。而由于几乎所有的魏玛政客都对赔偿制度不满意，所以他们并没有将精力花费在反驳希特勒的论点上。当然，希特勒的这些批判对他上台所起的帮助作用被夸大了。不言而喻，还有其他因素促使希特勒取得成功，比如他的个人魅力和政治才能；欧洲当时反犹太主义的大气候；希特勒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立场、对民族主义的强调和如救世主般许下的团结德国人民的承诺。然而，分析他的演讲和竞选活动的影响，我们会发现：他对赔偿制度的无情谴责成功地给其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债、紧缩政策和希特勒的崛起息息相关。
为了展开叙述，我从和朋友、同事的多次交谈中汲取灵感。其中重要的当数马库斯·迪姆·迈尔、马库斯·索姆和奥利弗·齐默。他们促使我明确论点--解释一场已经过去的金融危机与当今社会存在的关联。此外，奥利弗是我所知道的在社会变迁及其政治含义方面敏锐的观察者，也是个鼓励我从经济以外的层面对1931年的德国金融危机进行反思的人。他不间断的支持是我完成这个项目的关键。以下的经济史学家同样对1931年的那场危机有强烈兴趣，我在和他们的交流中获益良多：奥利维尔·阿科米诺蒂、亚历山大·阿波斯托利季斯、约翰内斯·贝尔、西蒙·班霍尔策、文森特·比尼翁、厄于温·艾特尔海姆、马克·弗朗德罗、胡安·弗洛里斯、卢卡·弗勒利歇尔、佩尔·汉森、克莱门斯·约布斯特、拉尔斯·乔农、德鲁·基林、扬·托雷·克洛夫兰兹、彼得·库格勒、马蒂亚斯·莫里斯、拉尔斯·厄格伦、拉尔斯·弗雷德里克·奥克森达尔、玛丽·奥沙利文、詹卢卡·帕尔迪尼、亚历山大·拉特克、阿尔弗雷德·雷肯德里斯、萨马德·萨费拉兹、马克·施珀雷尔、斯特凡诺·乌戈利尼、斯科特·厄本、汉斯-约阿希姆·福特、弗洛里安·韦伯、乌尔里希·沃伊特克和尼古劳斯·沃尔夫。后，我要感谢伊恩·罗杰，他帮助我阐明自己的想法，使这本书具有可读
性；感谢卢恰娜·奥弗莱厄蒂和她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的出色管理与支持。
绪论
1931年7月14日，纳粹党柏林分支的领导人兼纳粹党的宣传主任约瑟夫·戈培尔感到欢欣鼓舞。“政治中疯狂的事情发生了，”他在日记中写道，“信誉已经丧失殆尽。布吕宁总理遇到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破产边缘。属于我们的时刻正伴随着可怕的确定性临近，而我们将会抓住这一时刻。布吕宁之后，该轮到我们了。”（注1）
很遗憾，戈培尔做的估计只有一部分是对的。德国的金融危机以惊人的速度促成了魏玛共和国的瓦解。短短18个月之后，在1933年1月，希特勒就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戈培尔也做出了错误的估计--他认为纳粹党会在布吕宁之后立刻接管政府。而实际上，还有另外两人曾在希特勒掌权前短暂地坐过总理的位置：弗朗茨·冯·帕彭和库尔特·冯·施莱歇尔。但戈培尔基本的直觉是正确的。一个关闭银行、引入资本控制并且在经济深度衰退时声明部分违约的政府几乎没有机会生存下来。布吕宁尝试掌权至1932年5月，但在1931年7月身受重创。
德国在1931年的金融危机不仅为纳粹分子提供了所需的开放机会，而且引发了国际清偿危机，使全球的银行和金融市场陷入混乱。惊慌失措的投资者迫使英镑脱离了金本位制，从而在诸如印度和日本这样遥远的地方掀起了一波货币贬值的浪潮。此外，它还引发了美元贬值以及美国的银行业危机。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球经济的支柱接连倒下。使世界陷入经济萧条的不是1929年的股市崩盘，而是1931年德国的经济危机，而这次危机又进一步削弱了德国经济和柏林政府。
这之后，历代学者都在研究这个特殊的年代与这场政治和经济上的浩劫。（注2）现在我们正处在摆脱另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生活在政治两极化的世界，因此，现在是时候来回顾1931年的这起事件了。从它发生以来，我们需要解答的中心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政策的制定者没能够避免这样的灾难？
一个普遍的假设是他们并没有看到危机来临，也有一些事实能够证明这一观点：早期来自独立经济学家的预警被忽视了，很多政治家沉迷于缺乏基本经济素养的道德宣讲。直到纳粹党在1930年9月的德国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德国引发了一场货币危机之后，许多政客才意识到德国正处于金融崩溃的边缘。从那时起，他们原本有足够的时间来防止灾难的发生。因此，认知惯性仅能解释这场悲剧发生原因的一部分。
但是，政策的制定者如果意识到了他们已危在旦夕，那么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后才采取行动？他们是否缺乏做出艰难决定的勇气？有一些证据能够支持这一观点，比如，毫无疑问，当时在任的政治家并不是非凡的政界元老。但是，当我们研究那个时代的西方政治领导人的传记时，这些政治家看起来又显得不那么胆怯无能。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是一位睿智且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对欧洲的问题有着出色的见解。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对国际合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渴望建立缓解紧张关系的桥梁。法国的外交政策掌握在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手中，他是曾为法国服务过的、有能力的外交官之一。德国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也被认为是一位头脑精明的政治家，并且是那个时代制定财政政策的权威专家之一。当然，这些人都犯了错误，尤其是布吕宁，但很难说如果换成另一批政客上任，他们就能轻易地将这枚嘀嗒作响的炸弹拆除。
另一个假设则强调了限制政客进行操作的制度框架。这似乎是合理的解释。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沉重的外债负担，德国政府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德国政府不仅必须支付次世界大战赔偿，而且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繁荣时期大举向外国银行举债，德国还背负着沉重的外债。当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德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推行紧缩政策，这进一步加深了衰退程度，德国政府也被迫数次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此外，金本位制很难为银行体系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按照规定，德国央行需要为所有流通中的纸币至少持有40%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在这种险恶的背景下，激进党派赢得选举、金融和货币体系崩溃只是时间问题。（注3）
很明显，债权人（无论是私人还是具备公营背景的人）都能够且应该免除德国的债务，有很多重要人士只提出了这么简单的要求。但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政客都因为可以被理解的原因犹豫了，选择了更渐进的外交办法。因为对于大战的记忆仍然清晰，政府之间都不信任彼此，战争的主要参与国的国内舆论对重大让步和免除债务持怀疑态度。不仅如此，危机以极快的速度加深，政治和外交的例行安排都无法承受如此压力。终，在危机发生后的第11个小时，美国总统胡佛提出了一项旨在制止德国货币挤兑的倡议，但是为时已晚，这场金融危机已不可避免。
因此，德国的危机具有启发性，并不是因为它表明政客有时没有勇敢地采取行动--这是可以预料的，而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安全。相反，它为我们上了永恒的一课，说明正确地达成国际协议有多么重要。在20世纪20年代，协约国未能提出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现实相匹配的赔偿制度。没错，外交官和政客们努力调整赔偿制度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他们举行了近三十次特别会议，并商定了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和1930年的杨格计划。但是，对一份20世纪20年代会议纪要的研究表明，鲜有证据证明当时有人意识到他们迫切需要一份更现实的新方案。“在政治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选项就是战争，”一位当代观察家恰当地总结了1919-1931年发生的悲剧，“这就像一场发生在山坡上的拉锯战，政治力量在不停地努力，希望能够向山上更进一步。有时他们的确能取得一些胜利，而更占优势的经济因素却将他们稳稳地送上了下山的路。”（注4）
后面的部分将重点介绍戏剧性的时期，即从1930年1月杨格计划被通过到1931年7月金融危机爆发这一段时间。在部分中，我们将看到大多数银行家、外交官和政治家在解读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时反应迟钝。第二部分描述了他们了解到所面临风险的转折点，以及他们如何在条件约束下尝试改变。第三部分描述了避免灾难的努力终失败和金融危机的迅速恶化。这是一个堪比《圣经》的故事，说明了开始看似可控的局势很快就会失控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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