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严格意义上说，“翻译学”（Traductology）或者“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应该是一门有关翻译的学科体系。我们在本书第二章中对翻译学的历史发展作了简要回顾，指出同任何学科一样，翻译学的发展不是，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开始对翻译现象进行思考、探索和研究。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中文里的“翻译学”或者“翻译科学”一词，或英语学术界的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翻译科学）的提法，到了20世纪初才出现。在中国，蒋翼振于1927年编著了《翻译学通论》。到了30年代，也有林语堂等学者多次使用“翻译学”一词（林语堂，1933）。然而，尽管此时有不少东西方学者主张将他们的翻译研究冠以“科学”或“学”之名，但他们实际上并未有意识地把“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加以系统地研究并进行建设。在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翻译学”有名而无实。这一现象直至20世纪中叶开始才逐步得到改变。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学者在语言学的启发下，借助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从语言学的视角来探视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始赋予了翻译研究以一定的科学性与系统性，使得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出现了次真正“质”的飞跃，为之后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出现的第二次飞跃应该说是在1972年。这一年，美国荷兰裔翻译理论家霍姆斯（James S. Holmes）在一次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论文，提出要把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构想。同年，加拿大学者哈里斯（Brian Harris）次提出了Traductologie（翻译学）这一术语，并于次年发表了《翻译学、人工翻译、自动翻译和语义学》一文。也是在这一年，法国学者拉德米拉尔（JeanRené Ladmiral）也使用了“翻译学”（traductologie）一词，随后开始在巴黎第十大学教授这门课程。这几位学者的成果无疑标志着翻译研究或者说翻译学又开始有了更明确的学科建设目标。至“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Lefevere，2004），“翻译研究是独立学科”的理论意识已较为广泛地出现在理论家们的著述当中，因而也就使翻译研究，亦即我们所认识的“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在西方学术领域（包括大学教育领域）逐渐得到了确立和巩固。
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董秋斯先生首次提出了发展我国“翻译学”的主张。尽管这一主张未能在其后的20多年中产生重大影响或直接的学术成果，但它却为唤醒我们的翻译“科学”意识，特别是为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第二次“质”的飞跃奠定了基础，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与促进作用。这第二次飞跃，或者说我国新时期翻译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标志，是自80年代后期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界再次旗帜鲜明地呼吁建立翻译学以来出现的。经过一二十年持续不断的关于“翻译是科学还是技术、艺术”、“究竟有没有翻译学”或“究竟要不要建立翻译学”以及“翻译学”究竟应不应该成为一门独立（人文）科学学科的争论，争论的各方终就一个基本问题达成了（较多的）共识，那就是：翻译学的确应当享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并作为独立学科而得到发展。近30年来，在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之下，国外翻译研究的众多成果被介绍入中国，从各角度、各层次探讨翻译的理论著述不断涌现，学科专业性杂志《中国翻译》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以其开放的视野、开拓的精神和不断提高的学术质量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而“翻译学”作为二级学科博士点在一些高校已经得以建立并已培养出批翻译学博士，涵盖老、中、青三代的翻译学术研究梯队已初步形成，作为一门近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的学科，中国的翻译学已经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了编撰一部翻译学基础理论教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历史上，特别是过去 30 年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反思与总结，进一步明确“翻译学”的内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以便更好地规划翻译学的未来。另一方面，一门学科的建设必须以学科理论建设为依托，学科理论是将在特定学科内从事研究的学者联系起来的纽带，也为人们从事研究提供了可参照的依据。应该说迄今为止，国内外已陆续出版了一些翻译学导论性质的著作，例如中国学者黄龙早在1988年就出版了《翻译学》（江苏教育出版社），英国学者曼迪（Jeremy Mundy）于2001年出版了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一书（该书中译本为《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这些著作对我们了解翻译学的主要内容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这些著作或由于编著年代较早，无法全面、系统地反映翻译学学科发展现状，或由西方学者编撰，关注和反映的主要是西方进行翻译学研究的情况和取得的成果，对中国的翻译研究状况很少涉及或者根本没有涉及。鉴于此，我们觉得有必要以开阔的视野，在系统性与科学性上下一番功夫，尽可能集全国翻译学者之力，编撰一部能反映当今翻译学概貌、把握翻译学发展轨迹和为翻译学研究者提供方法论参照的《翻译学概论》。为此，我们与国内翻译学界的一些重要的学者进行了商讨，对编写这样一部《翻译学概论》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对如何安排全书的理论框架和主要内容逐渐达成了共识。在具体的编写工作中，谭载喜、廖七一、刘军平、林克难、郑海凌、王克非、穆雷等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担纲有关章节的写作，南京大学刘云虹副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蓝红军副教授、吕立松，香港浸会大学邵璐博士等也为本书的编写作出了努力，或参与部分章节初稿的撰写，或参与后期文稿整理和校订工作。具体分工如下：章和第四章谭载喜、邵璐，第二章和第九章穆雷，第三章廖七一，第五章刘军平，第六章林克难，第七章郑海凌，第八章刘云虹、许钧，第十章王克非、吕立松。许钧、穆雷负责全书理论框架的制定、文稿的修订和统一。南京大学哲学系张亮教授审读了第五章。需要说明的是，这部书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关的学者多年来从事有关研究工作结晶的集成，所以有的章节的部分内容已经在公开出版的专著或刊物上发表过，敬请读者理解。
在这部概论中，我们致力于展现中西方翻译学研究发展的轨迹，对近几十年来中西方学者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作出比较全面的梳理，概述了不同流派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尤其关注研究者们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影响。与其他同类型的著作相比，本书具有明显的特色。首先，它注重融合性，在把握翻译学现状和发展的基础上，融合中西视野，对翻译学的内涵和主要流派进行了较为全面与深刻的研究。我们深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学应该是全人类的事业，因此，我们并不主张将翻译学人为地划分为“西方翻译学”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而是在吸取中西翻译学研究特色的基础上，致力于建立并发展一门具备全球性视野的翻译学学科。其次，本书追求体系性，在编撰过程中，我们没有采取传统的按照时间或流派进行分类并加以点评的方法，而是重在比较、归纳，以基本理论问题为中心，采取中西比较的方法，在比较分析中凸显翻译学的内涵和学科特色，在严格把握翻译学理论脉络的基础上，清晰地归纳出中西翻译研究中的“哲学”“语言学”“文艺学”这几大重要导向，并以此为理论线索来安排全书的框架和主要内容。与此同时，我们将“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研究”“机器翻译”等领域也纳入了研究范围，因而具有了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再次，本书坚持发展性，采用一种历史的、发展的目光来审视与思考翻译研究。应该说，任何理论的发展都离不开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为后人的研究奠定基础，开拓方向，提供具有更多可能性的研究空间。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发展的目光，一方面注重凸显理论发展过程中和各种流派或理论之间内在的、历史的联系；另一方面，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每一章的内容，提出了10个与该章相关的开放式问题。全书共有思考题100个。这些问题涉及翻译学的基本问题，也涉及翻译学研究的新课题，旨在启迪读者对翻译活动、翻译研究作出自己的独立思考，并为有志从事翻译研究的读者提供新的思考空间和学术思考线索。后，本书也注重方法论层面的培养和指导。科学研究需要科学的方法，因此在讨论各流派及其理论的过程中，我们着重对其研究方法作出分析和点评，在向读者介绍和传授知识的同时，也为其从事翻译研究提供多重的探索途径和方法参照。
本书的编写目的是多重的，除上文中所阐述的理论追求之外，还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据有关调查显示，目前国内有约1 200所高校设置外语专业，其中大多开设翻译课程，约150所高校招收翻译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约30个博士点设有翻译学方向，另外还有40所高校开设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点，19所高校开设翻译本科专业。本书显然是针对这些学生的培养和教师的培训工作而编写的，我们希望能为开设有关翻译与翻译研究课程的教师和人数众多的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包括将会越来越多的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学生，提供一部既具有理论指导价值又具有翻译研究方法论参照意义的著作。同时，在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我们也希望通过编写一部能反映当今翻译学研究水平的《翻译学概论》，力图引起国内人文社会学科学者对翻译学研究的关注，在与其他学科学者的互动中，发掘新的研究课题，深化旧有的研究，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作出更为深刻的思考，为翻译学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作出贡献。
许 钧
2009年4月28日
于南京大学
章 概论
节 翻译的定义
我们学习翻译理论，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翻译的定义，即：翻译是什么？
自古至今，翻译定义层出不穷。限于篇幅，我们不拟罗列翻译史上出现过的所有翻译定义，而只从传统、现代和比喻三个不同层面来作一简单回顾与分析，以期对翻译是什么的问题有个提纲挈领的认识。
首先从传统定义入手。从辞书解释来看，所谓翻译，是指：（a）The action or process of turning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also， the product of this; a version in a different language （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行为或过程；亦指译作；用另一种语言表述出来的文本）或 to turn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to change into another language retaining the sense ...（把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保留原意……）（《牛津英语词典》）；（b）“【翻译】fānyì ① 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方言与民族共同语、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一种用另一种表达）；把代表语言文字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② 做翻译工作的人”（《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
在上述传统定义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在英语中，“翻译”这个概念须由两个单独条目即名词和动词来表示，而在汉语中，“翻译”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同时还可以表示“翻译者”的意思。同时，定义（a）被严格限制在语际翻译中，而定义（b）则包括雅各布森翻译三分法中的两项—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它们被作为次要信息置于括号里。翻译定义中这些明显的差异表明：各种语言之间，不同的事物在表述上可以有不同的对等物；这一点间接触及了本章第二节将着重讨论的关于翻译本质的两个基本点之一，即“翻译对等”概念的相对属性。
第二，就“翻译”的基本解释而言，（a）与（b）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提到了翻译中的两个重要内容：（1）“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2）“保留或表达意义”。无疑，这与传统上对翻译的理解是一致的。事实上，英汉语之间“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的核心都涉及“转换”和“意义保留”。然而，“转换”与“意义保留”的涵义如何，是指无条件的完全“转换”和“意义保留”，还是指非完全的、有条件的，对于这些问题，（a）和（b）所代表的传统定义均未言明。
现代翻译研究领域出现的定义，则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解释：翻译是（1）“用其他语言来解释语言符号，并将翻译过程理解为将一种语言中的信息替换为另一种语言中的完整信息，而非替换为孤立的语码单位”（Jakobson，1959/2000：233）；（2）“把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替换为另一种语言（译入语）中对等的文本材料”（Catford，1965：20）；（3）“从一套语言符号到另一套语言符号的‘意义’转移”（Lawendowski，1978：267）；（4）“从语义到文体，用贴近的自然对等语在接受语言中再现源语信息”（Nida and Taber，1969：12）；（5）“生成一种与特定源文本有关系的功能型目标文本，这个关系是根据目标文本应达到或需要达到的功能（翻译目的）来加以说明的”（Nord，1991：28）；等等。其中，重要的思想是定义（1）的“解释”和“信息”、定义（2）的“对等的文本材料”、定义（3）的“‘意义’转移”、定义（4）的“贴近的自然对等语”以及定义（5）的“根据目标文本应达到或需要达到的功能”或“翻译功能”。将这些概念作一互文参照，我们就或多或少能对翻译学现状有个大致了解，基本知晓翻译学家们对于翻译基本意义和功能的看法。对于多数翻译学家来说，翻译是“意义”的“转移”；是用“其他符号”或“其他语言”进行的“语言符号”的“解释”；是“源语信息”的“重现”；是源文本、目标文本与目标信息与原文信息之间的“对等”。然而，目标文本跟源语信息或功能的对等程度为多少，是完全对等还是部分对等，以及怎样从根本上来诠释所谓的“完全对等”和“部分对等”，对于这些问题，现有的当代翻译学定义也未能给予合理的阐释。
关于翻译的第三类定义来自一种完全不同的描述语言，即翻译比喻。严格说来，翻译比喻不是翻译定义，但使用翻译比喻的目的，是通过形象的语言来解释翻译及相关事物的特征和意义，因而具有与“翻译定义”相同的功用，我们或可把它视为对翻译的另类定义。
自古翻译比喻即已成为描述翻译语汇之组成部分。我们可根据各个翻译比喻的基本意义及其所用“喻体”的基本属性，将此类“翻译定义”粗略地归为如下几种：（1）把翻译比作绘画、音乐、演戏等；（2）比作桥梁、启明星、中介、媒人、媒婆等；（3）比作脚戴镣铐跳舞，把译者比作奴隶、仆人等；（4）比作叛逆、投胎转世、灵魂再造等；（5）比作竞赛、游戏等。当然，古今中外的翻译比喻形形色色，并非只有以上五类，但我们可以说至少有这五类比喻涉及了对翻译本质的解释。这些比喻使我们能以不同的视野去观察翻译的本来面貌、它的行为规律以及它的指导原则和操作方法等。尤其在文学翻译领域，在前翻译学时期，对于翻译的定义是什么、翻译是怎样进行的、翻译过程以及翻译和翻译批评中有什么样的原则和规则在发挥作用等问题，往往都通过使用各种形象的比喻而得到诠释。而且，翻译比喻不仅是探索翻译本质和面貌的窗口，更是翻译意义及其社会文化价值的载体。例如，17 世纪法国译评家梅纳日（Gilles Ménage）批评德·阿布朗古尔（d’Ablancourt）的“优美而不准确的”翻译作品时，所联想到的是一位他“爱恋过的女人，她很美，但不忠”。通过这个比喻，我们一方面了解到翻译的一个基本特性，即在保持译文优美和对原文忠实方面，很难做到两全其美，文学翻译尤其如此；另一方面，我们透过这个似乎反映法国人“浪漫情怀”的比喻，从更深的、关涉性别研究的政治层面上看到了并不“浪漫”的另一面，即它所折射出的某种“男子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 再如，17 世纪英国大文豪德莱顿（John Dryden）把译者比作“奴隶”，这个比喻既有“译者必须时刻听从原作者”即“忠于原作”的基本翻译学涵义，同时也表达了对“卑微”译者深切同情的文化内涵。至于我国佛经翻译时期出现的（关于直译的）翻译比喻，如鸠摩罗什的“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道安的“葡萄酒之被水者也”以及道朗的“如乳之投水”等，不仅道明了对“直译文”有失原文神韵的顾虑，同时也反映出所用比喻密切联系我们“民以食为天”文化的特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过，对任何事物进行意义界定，比喻语言毕竟不如非比喻语言那么严谨、科学。因此，我们并不提倡用比喻语言取代非比喻的、“科学”的语言来阐释翻译的本质和现象，而只是呼吁对它的翻译学解释功能予以足够的肯定和关怀。
毋庸置疑，上述各类定义和解释，无论是传统的、现代语言学和翻译学的，还是比喻的，都有助于我们认识翻译的本质是什么。然而，传统的、词典的释义也好，专家的言论或形象生动的比喻也罢，虽然林林总总，门类繁多，却都没能把翻译的真正属性诠释清楚，尤其是没能把翻译本质中跨语言文化“对等”这个基本概念诠释清楚。要真正认识和理解翻译的本质，根本问题就在于弄清楚这些概念，弄清楚这些概念的属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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