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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2019年美国考古学会图书奖获奖作品
①作者林恩·梅斯克尔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策展人，康奈尔大学A.D.怀特特聘教授，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作为一名资深考古学家，她曾在世界各地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政府及非政府机构合作，收集到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接触到许多其他学者接触不到的档案与信息，并基于此，展开围绕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深度研究。
②本书是一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机构历史，追溯了从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时期，直至194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又至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1976年《世界遗产名录》设立、1992年世界遗产中心成立的一系列理念与实践上的变化演进。本书详细考察了世界遗产项目的运作模式及其得失，论及许多著名案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的旗舰项目埃及—苏丹努比亚、意大利威尼斯、柬埔寨吴哥窟的保护工作，又如较晚近的围绕马里廷巴克图、叙利亚帕尔米拉的争议。
③本书以世界遗产项目为切入点，呈现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国际主义理念与和平梦想在人们头脑中的起起伏伏，引读者重新审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重新理解世界遗产对于人类历史与未来的意义，并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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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促进和平、人道主义及跨文化理解的政府间机构；其备受瞩目的世界遗产项目则致力于保护对人类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然而，在该机构的实践中，这一使命时常遭遇困难与挑战。
本书回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试图拯救世界遗产的历史，综合考古学、政治学视角，通过翔实的史料分析及长期人类学探索，考察了该机构世界遗产项目的运作模式及其得失，尤其聚焦于文化遗产。书中论及许多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如埃及阿布辛拜勒神庙、意大利威尼斯、柬埔寨吴哥窟、叙利亚帕尔米拉等，这些案例充分展示了该机构全球遗产保护使命的成就与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本书呼吁我们重新审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重新理解世界遗产保护事业，以及遗产保护对于人类历史与未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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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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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梅斯克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人类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中东和亚洲部策展人，康奈尔大学特聘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利物浦大学，印度希夫·纳达尔大学，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名誉教授；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理论、人种志、世界遗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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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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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乌托邦
第二章 国际主义
第三章 技术统治
第四章 遗迹保护
第五章 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第六章 冲 突
第七章 危 险
第八章 反乌托邦
注 释
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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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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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过去的一切对我们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这些梦想——
——H.G. 威尔斯，1905年
1945年11月16日，四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在伦敦聚集，他们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成立国际团体，进行教育和文化合作。这项努力不亚于在废墟上进行知识和道德的重建。在筹备成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上，哈里·S. 杜鲁门总统强调了国际团体对文化和教育合作做出新贡献的重要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受到了前任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的启发，罗斯福总统坚信：“文明不是一个国家的事，而是国家间的事情。”1
英国首相克莱蒙特·艾德礼的著名言论“战争源于人们的头脑”说出了20世纪30年代许多人的心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立大会上，他指出：“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就像一座座孤岛，隔着误解的海洋向彼此喊话。”艾德礼首相意识到，未来“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的世界中，所有人的思想都非常重要”。2 然而，把和平、民主和教育联系到一起的是一位来自新西兰的代表，他叫阿诺德·坎贝尔。3 这个新组织从此有了一个首要的目标，那就是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具体来说，就是“促进不同国家之间教育、科学、文化及交流的合作，推动人们对《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正义、法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4 大会主席埃伦·威尔金森认为：“我们需要一个积极的组织—积极地创造和平以及不同的和平方式。”5 但是要实现和平梦想有很多具体的困难，其中包括：什么样的哲学思想能够有助于激发人们的行动，如何才能让全世界的人们团结起来，等等。6
如果用当下的语言来表述，当时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初衷便是进步、发展和提高，然而，在许多评论家看来，这正是这个组织致命的缺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立者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者和殖民大国的引领下，于帝国的暮色中艰难前行，意欲在促进文明建设的努力中扩大自身影响。当初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为了重建被战争毁掉的欧洲，但是很快他们就把目光转向了发展中国家，想制定和推广教育、科学和文化活动的国际标准。7 然而这只是西方对其他国家的一厢情愿，后来被证明很成问题。该组织原本的哲学诉求是文化理解与提升，当然还有和平文化，但是数年之内，这一诉求很快被短期的技术支持这样一个功能主义的目标所取代。8 不过，如果我们忽略该组织在国际上所取得的成就，那是粗暴无礼的。这些成就包括保护难民、维护言论自由、反抗压迫、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以及对教育、权利和基本自由的坚决支持。9 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组织可以有效地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那也是一个误解。备受尊敬的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从1953年上任开始到1961年他过早地离世这段时间里，对这个问题做了好的阐述。他说，成立这样的组织并不是为了带我们去天堂，而是为了使我们免于下地狱。
要想深入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些项目的诞生，就必须了解该组织自身的历史，它的反乌托邦的开始以及对乌托邦的承诺。1942年秋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同盟国在伦敦举办了相关教育部长会议，会议聚集了来自当时八个流亡政府的教育官员们。10 他们此番聚集是为了在解放了的欧洲重建教育体系。他们需要图书馆和书籍，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计划，以此来对抗法西斯所宣扬的理念，而这一理念毒害了整个欧洲大陆。11 纳粹组织大量掠夺和毁坏欧洲的艺术珍品和遗产，引起国际震怒，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重建也被列入计划当中。12 到1943年，为教育和文化重建而设立永久性组织的想法开始形成。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愿景和任务，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好：“20世纪发生了这么多的灾难，我们有必要在科学的框架内进行人类的重建，重要的是做好人类的教育。拥有不同交流途径的人们是平等的，但同时也是相异的。我们只有做好重建和教育的工作才能够保护和保卫和平以及文化的多样性，直至终护卫生命本身。”13 这个观点，即便是在今天，依然很是贴切。
废墟也被列为重建内容之一，但这不仅仅是说，那些伟大的建筑、博物馆和艺术品受到了战争的影响，需要复原；它还指对过去本身的管理，以及如何才能够恢复过去，而这是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对古迹进行发掘，并且对相应的发现进行宣传，也需要重构。终，西方国家对考古的战利品进行分配，这也呼应了早先国际联盟以及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对过去的管理正是为了将来。针对人类遗产的世界课题早已经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此进行了充分利用。于是，我们无可避免地需要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后的大量保护和恢复工作，转向更持久的善后和复原工作。
早就有许多人写过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论性文字和分析文字，同时也有一些有身份地位的内部人员写过官方记录以及陈述。14 这些文字记录了一个不完美的组织的发展过程。该组织建立之初，充满了世纪中期的乐观主义，但是很快，它就不再是政治家的团体，而变成一个由几个国家主宰的团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本着眼于全球， 是为了世界和平和各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而设立的，可是现在它成了政府之间的代理机构，该组织的初衷徒留幻影。那些强权政府的过度作为已经渗透到该组织的方方面面，这一点表现在其工作和计划当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许多备受瞩目的工作计划，包括世界遗产这个项目。这一项目是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鉴定、保护和保存那些杰出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正如本书所表明的，这里有很大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应该掩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得的成就，它营造出了在全球范围内对遗产保护的关注，而且尽管困难重重，它仍能够给成员国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履行已签署的协议。
在工业化和相关破坏逐步升级的今天，请求全世界保护其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当然是，也只能是该组织采取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个步骤。然而各国如何响应这个号召并且由谁来买单，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进退两难的问题。例如，保护柬埔寨的吴哥遗址就被认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伟大的成就之一。然而，在保护这些庙宇的过程中，该组织使野蛮的红色高棉合法化，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该国政府对当地社区采取了严苛的限制措施。这些都是遗产保护当中的复杂情况，这些背后的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能做官方的打算，因为各个民族国家才是世界遗产的命运决策者。国际社会的需求与各个国家的意愿之间的拉锯战，形成了本书的主线。这样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私利的算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之初就已经存在，而这种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互相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考虑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设立初衷以及目标，人们对它的期待是成功地保护世界遗产，而不是对历史做凌乱的记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要成就，也许是它在制定国际法律条例方面的前瞻性，比如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说得再具体一些，该组织取得的成就就是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对国际法的普遍原则和常规标准做了进一步阐发。15 各成员国出于对彼此或者各自公民的善意和谦恭，共同成立立法机构，于是该组织形成了自己的架构，只是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当今世界，非政府行为者是该组织破坏性的对手，而联合国代理机构也已经尽力对此做好足够的准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调停方面的不得力，依然是一个难题。如果要举两个例子，那便是对马里的宗教遗址的毁坏以及对叙利亚持续的袭击。指责一个个体对文化财产犯下战争罪行，这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够看到这些袭击背后的更大的推动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没有能够谴责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占领和对也门的轰炸，这显示了其更加致命的缺陷。而在这两件事中，其成员国都违反了各种国际条例。
自从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诞生以来，很多有价值的研究就已经出现，其范围涵盖不同的学科和视角。16 然而，学术圈、活动家、当地团体和本国人也已经表达了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念、程序、规约、影响和排他关系的不满意。他们并不仅仅是对民族主义和主权问题难以释怀，而且是对今天的世界遗产管理体制的无能为力感到愤怒。这个体制不能实现遗产诸多方面的融合，而这些遗产的内容、途径、用处和利益等权利都需要得到实现。这个说法更好地论证了下面这个观点：该组织不能一味地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它应该回头看看当初要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承诺。有时，这个承诺并不是指把古迹遗址列入遗产名单，而是指允许不同的人自己决定如何管理遗产。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试图强制人们迁移、拒绝与他们合作，或者是把他们排除在世界遗产管理程序之外，又或者是没能考虑到他们对遗址的使用与管理的需求，那么该组织也许就是太过强行干涉了。要保护遗产并实现世纪中期的承诺，就必须努力团结那些重要的人，因为遗产是他们的，同时考虑那些因为世界遗产的命运而可能得到多或者失去多的人。后，我们必须以更好的态度对待历史，对待帝国行为，以及那些依然掌握着遗迹和所属地区的未来的国家，尤其应该以更好的态度对待那些持续发生和出现的冲突。若我们遗忘了那些遗产，则后果堪忧。
《废墟上的未来》这本书是在牛津大学新学院构思和完成的。2010年，我休假时，跟我的工作伙伴、考古学家克里斯·戈斯登坦陈了想法。我觉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会是一个令人着迷的研究课题，尤其是它的世界遗产项目。他回应了我，阐述了一种极具吸引力的矛盾。的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古迹方面享有国际声誉，但与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的考古学相比，该组织几乎是乏善可陈。世界遗产项目也许是一个真正能够向全球公众展示世界上著名的考古遗址的国际平台，但是戈斯登认为这对考古学的历史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是对的。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他说服我做这个项目。我很快就发现，像其他的学者一样，考古学家们也并不倾慕该组织。总体上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忽略、曲解或者是批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世界遗产名录》，而不是承认该组织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在我看来，步便是让我们自己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项计划初就是这样一种实践，其目的是理解世界遗产这个项目的工作情况，结果确实有所发现。考古学这门学问原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知识体系建设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追溯到该组织的前身—国际联盟。阿斯旺大坝建成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著名的努比亚文物保护运动，其目的就是保护和研究埃及和苏丹的遗址和庙宇，防止它们被水淹没。这部分是出于考古学的考虑，但这个时间并不长。1970年，当泰巴盖坝威胁到位于叙利亚境内的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考古遗迹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没有号召全世界行动起来，而是发出国际呼吁，建议那些对考古发掘有兴趣的国家与叙利亚建立属于它们自己的双边关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将来的世界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全球一体的世界，这其中也包括其关于考古学的计划，而这一计划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差一点就停滞不前了。几年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邀请我去给一处考古遗迹做官方的鉴定，因为该组织从未对其做过足够清晰的描述。但是偏离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的考古学，这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后来的遗产项目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损失。那个项目被认为仅仅是保护静态的遗址和遗迹，缺少积极的研究计划，并且经常性地忽略活着的人们和他们的做法。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考古学的历史性发展越来越融入和依赖当地住户的看法与参与，包括当地社区、本土居民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是他们让过去活在现在。
考古学作为一门现代学问，很好地把人类学和科学融合到了一起，它也因此彰显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部门结构中的管理困境。然而，正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很快意识到的那样，考古学能够连接起不同的学科，并且有助于积极、长久地建立起国家间的合作与伙伴关系。这些关系是横向的，而不是纵向的，也不仅仅是在一瞬间获得的，比如，它不是因为遗址被收入《世界遗产名录》才建立的关系，也不是与单一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与很多的机构和团体之间建立的长久关系。来自非洲、亚洲和中东的国家都有着长久的殖民历史，因此，在建立新的关系和面对具有负面意义的遗产时，考古遗产研究计划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天，考古学不仅仅是一项不寻常的实践，同时它也帮助我们从不同的遗产视角去看问题。换句话说，考古学不仅仅盯着遗址本身，它还包括周边社区、培训计划、学术和机构连接、学者交流等。在我看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研究计划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关注到这些方面。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这样？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面对其核心问题时所承受的压力：究竟应该推动世界和平，还是提供技术支持？
本书主要关注考古学和文化遗产问题，从早期的救助运动开始，一直到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一般称作《世界遗产公约》或者是《1972年公约》。17 其他与本书主题相关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不在本书写作范围之内，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权和文化多样性等方面的公约。这些公约有其自己的内容结构、工作人员、法定会议、签约国和法律规划，而这一切并不一定能映射到世界遗产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们通常认为所有条约都关乎完全不一样的领域和理念：有一名高级官员在描述不同公约的发展变化时说，这就像是从固体到液体到气体的变化。人类学家、立法学者和遗产专家们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多样性项目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对于什么是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还因为它们与原住民、权利以及法律属性具有相关性。另一方面，只是近一段时间，我们才刚刚开始分析世界遗产这个项目的全球战略问题，尤其是关系到管理、外交、官僚体制以及文化与权利的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问题。18
鉴于我自己的考古学背景知识和所受到的训练，书中呈现的案例研究主要是关于文化遗产方面的，一般都是考古遗址和发掘问题，而不是自然遗产的问题。后者在《世界遗产名录》中较少受到关注，而且人们普遍认为自然遗产收入名录没有那么多的争议—其保护问题就不同了。19 文化遗址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总是占据重要地位，这些遗址与主权、民族主义、领土权以及特定身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人们的默认，并且都有着很好的记录。然而，我想说，世界遗产的审核过程、政治、逻辑和后果等方面对于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是同样适用的。在这里，我关心的是关于过去的种种可能性，以及人们是否有可能将关注的重点做一个转移。人们早期关注的焦点是野外考古，现在是否能更加关注在全球范围内对文化遗产有更好的理解？这就需要我们注意从考古学到历史遗迹现象和管理主义的转变，我们需要弄清楚，当历史遗迹取代了文化堆积层而成为重点的时候，将会有什么重要的影响产生。考古学家们也需要在更加宽泛的、历史和社会政治的语境下来看待他们的那些对象。
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档案分析和长期的人类学探索。在过去的七年时间里，我有幸成为官方观察员，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会议及活动。同时，我对无数的人进行了采访。他们包括：国家代表团的大使和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顾问团，以及从巴西到曼谷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地办公人员等。20 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背景的成百上千的人和我详细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和经历。同时，我也从与大家的讨论中获益匪浅，他们是与世界遗产各个方面相关的考古学家、管理人员、遗址评估员、顾问以及学者。多年的实地考古工作让我的足迹遍布很多国家，包括埃及、土耳其和南非。在研究世界遗产的过程中，为了完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任务，我到过印度、泰国、法国、意大利、中国、缅甸、秘鲁和巴西，想弄清楚各个国家如何试图使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来又为什么要对其加以利用。许多人都在为保护世界遗产而行动着，这个人数一直在增加。他们都拥有各自的专门知识、细腻的感知、政治理念以及具体的事务安排。
除了深入的采访和长久的参与，我还研究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存在巴黎的档案和该组织丰富的网上资料。其中也包括一些个人档案，比如英国考古学家莫蒂默·惠勒爵士的资料（现在收藏于伦敦的国家档案馆）。在与其他来自文化经济领域的工作伙伴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数据分析和网络分析来观察今天世界遗产的相关工作情况，比如国际政治契约、经济利益以及选举集团等。21 考古学是我的专业，我会通过校正那些文献资料、历史叙述、数据记录，对许多人进行采访，以及观察和参与，来识别那些变化的持续性模式和迹象。不管是档案，还是我的采访，又或是国际会议，一切的指向都是政治，尤其是《1972年公约》成员国的参与动机。
2011年，我在巴黎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会议。我记得，贫穷的国家和小国家的代表们举起名牌，针对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起立发言，我深受感动。我天真地以为，在遗产问题上，要达到一种平等是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乐观一扫而空，因为我清楚地感觉到强国的干涉、其施加的压力以及猛烈的游说。要想理解世界遗产，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些来自机构和国际社会的人似乎是在“制造”遗产。22 要研究那些来自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机构的外交官和精英官员，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关于这一点，人类学家们已经做了广泛的论述。如果有人要接触他们，必须出具官方证明，而且此人的所有行动将受制于复杂的安全措施。23 如果想获得大使、国家代表团的成员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的官员们的约见，那么需要事先写信、发邮件以及电话联络。许多人从来不回复，而有些人很高兴与你讨论一些问题，甚至是本书中提到的一些敏感问题，但是他们并不想透露自己的身份。从伦理道德上说，我尊重他们的意愿。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持信息透明，而且很多的文件使得大多数人的身份越来越清晰。这些文件包括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网络视频以及相关文字记录。
作为研究世界遗产政治学的考古学家，我能理解某个古迹的意义及其相关话题，同时我也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整个体制。但我也对与制度相关的政治保持距离，人们可能时常与之打交道，并且觉得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不管是从他们政府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身的角度来看。作为研究人员，对这些问题我既熟悉又有距离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怀着既虔诚又谨慎的态度在做这项工作。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的一些成员希望我对他们忠贞不贰。表达各种不同的观点将很难做到，有时还会导致反感，甚至是威胁。研究遗产所要付出的代价真的很大。从头到尾，我就想弄明白：过去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样子，并且为什么会这样；谁该对那些政治议程负责，终又是谁赢谁输。在进行像世界遗产研究这样与文化生产相关联的工作时，我们应该了解一些政治学；我们还要明白，我们永远都不可能逃离过去—事实上，人们太过经常地重复过去。弄懂这些道理很重要。正像那位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H.G. 威尔斯所写的那样，过去“对我们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章
乌托邦
我祈愿，而不是希望，我们的政府部门能够效仿乌托邦共和国的很多东西。
——托马斯·莫尔，1516年
1948年11月，英国生物学家、哲学家朱利安·赫胥黎抵达贝鲁特，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政府间组织，其目标是帮助世界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之后促进和平建设、实施人性关怀以及进行文化交流。赫胥黎被委任为该组织的任总干事。当时的人们，尤其是整个欧洲的人们，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暴行中醒来。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肩负着这样一个使命：推进世界和平、改变“人们的想法”。其途径主要是实施基础教育、弘扬文化多样性，并且让全世界不同的人进行对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建者们看来，他们的使命如此重要，以至于他们其实掌控着文明自身的命运和方向。赫胥黎无疑是领导该组织的一个合格的人选，他终其一生都是国际主义者、乌托邦思想家。他的心中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着独特的愿景，也正因此，他才会以很多种方式坚持下来。
贝鲁特会议之前以及之后，赫胥黎穿越中东，进行了广泛的游历，堪称经历了一次考古的艰难历程，这一段经历后来收入他的畅销书《来自一片古老的土地》之中。在这本书中，他把自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所参与的国家间合作称作“高速的生意”，其中包括“无数的会议、工作委员会和背后游说”。而在巴黎，总是有充满着官僚主义作风的工作在不断累积。1 在他关于中东的记事本上，满是古代大事年表、参观遗址的记录、史前陶器的素描、关于神话英雄吉尔伽美什的注释，以及他极具个性的鸟类学符号。2 他认为“有时大量的新发现使人眼花缭乱”。3 他游历了九个国家，参观了中东的一些不寻常的考古遗迹，其中包括比布鲁斯古城、佩特拉古城、杰拉什古城、帕尔米拉古城、孟斐斯古城以及吉萨金字塔群。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他的专业背景是动物学，但是他对有关铭文和遗址发掘的报告以及关于这些古代遗址的公开发表的文字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读了很多考古学家颇受欢迎的书，比如弗林德斯·皮特里、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玛格丽特·默里、格特鲁德·贝尔、奥斯丁·亨利·莱亚德、亨利·罗林森、亨利·富兰克弗特、C.W. 塞拉姆、V. 戈登·蔡尔德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才写成了那本《来自一片古老的土地》。在书中，他倾尽心力，解读古代手迹、黏土碑牌的新发现和一些地方不间断的遗址发掘，比如耶利哥、乌尔、塔尔·哈拉以及拉斯·沙姆拉等地。
赫胥黎是一个博学的人，从他的家传来看，这一点并不奇怪。他的祖父是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人们称他为“达尔文的斗牛犬”；他的父亲伦纳德和他有名的哥哥—小说家奥尔德斯·赫胥黎一样，也是一个作家；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安德鲁是一位生物学家，并且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本人也认识很多20世纪英国伟大的考古学家，他将他们列入计划，请他们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未来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们是：伦纳德·伍莱、塞顿·劳埃德、莫蒂默·惠勒、珈克达·霍克斯、凯瑟琳·凯尼恩、约翰·加斯唐、V. 戈登·蔡尔德。尤其在失去考古学家亚瑟·埃文斯和社会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哈登以及查尔斯·塞利格曼之后，赫胥黎亲自给英国著名的遗传学家J.B.S. 霍尔丹写信，称蔡尔德是个“不错的人”，并推荐他成为皇家学会会员。4 这一点并不很令人惊讶，因为赫胥黎、霍尔丹和蔡尔德都属于理性主义者协会。该协会的成员们认为，对社会来说，宗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另外，H.G. 威尔斯、奥尔德斯·赫胥黎以及伯特兰·罗素都是这个协会的成员。
1948年，当赫胥黎到达中东的时候，他的管理生涯接近尾声。他的任期从六年缩短为两年，其中部分原因很可能是他激进的哲学思想。然而，终取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代表团的安排。简单地说，美国人没有能够把他们的弗朗西斯·比德尔推到职位。作为一名高级观察员，英国外交家格拉德温·杰布这样说道：他们“想过把美国人放到所有重要的位置上”。而由于赫胥黎的任命，美国唐突地把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减少了一百万美元。5 美国代表詹姆斯·马歇尔认为，艺术和文化对和平与安全毫无益处。6 这对赫胥黎本人来说是痛苦的，但是美国的这个决定并没有能够阻碍赫胥黎对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贡献自己的智慧，亦未能阻碍他执行自己详尽的旅行计划，他也依然在文学方面实现了巨大的产出。在他的书中，从头至尾，赫胥黎都强调“科学发掘”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对地层进行仔细的发掘和保护、记录每一件文物、进行专门的重建，还要对结果做相关分析，从而确定具体的年份跨度”。7 他还强烈建议保护遗址、建设遗址博物馆、发展文化旅游，这些都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关于文化遗产研究全球计划的标志性成就。
赫胥黎说：“写中东就是写历史。”8 赫胥黎认为考古学具有物质性，他称之为“固体历史”。像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赫胥黎也认为中东是文明的发源地，但他是从进化人类学的角度下此结论的。对赫胥黎来说，历史不仅不可逆，而且是有方向性的。他断言，“人类必将获得更多的知识”，我们应该对此种走势加以利用。9 赫胥黎认为，考古学是一门科学，与其相关的知识形成了他对全球未来的全部知识愿景。这一点就当时来说非常重要。有人认为，中东的考古遗址和人工制品“全部属于该地区”，可是赫胥黎在1948年的报告中写道：中东巨大的考古财富不仅可以让个别国家获益，也可以让全世界获益。10 他身边有很多伟大的同时代的英国考古学家，他也能够接触到世界上一些令人激动的考古遗址和发掘现场，因此毫无疑问他了解这个新的国际组织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这句话是他的座右铭：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
赫胥黎一直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人物，他通过很多种方式向人们展示了逝去的时代是什么模样。那时的人们信仰建设空想社会主义，信仰发展与进步，信仰文化国际主义以及充满了求知欲的知性主义，而这些信仰都随着帝国的结束而结束。他的设想经常被称为“全球乌托邦”，那是一个理想的政治组织的全球愿景，它需要人们通过建设一个世界文化的联合体来实现。11 赫胥黎认为，过去的一切对人类物种来说就是“传统的集合”。12 如果我们能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待《来自一片古老的土地》这本书的贡献，以及赫胥黎对英国考古学的贡献，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之初，就已经有考古学这门学科的位置。要想对将来的世界文化做出规划，就有必要从今天以及将来的角度看一看过去的考古学是什么情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赫胥黎总结了帝国的知识体系，并且为受过教育的公众制作出版物以及广播节目。然而，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他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做的这一切努力已经在走下坡路，取而代之的是来自美国的、服务于文化与发展的专家驱动模式、技术模式以及管理模式。对于考古学这门科学及其在社会进步的新路径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说，赫胥黎那明显的英式知识构想，除却其殖民以及教化的特点，乃是无法长久的。
考古学作为一门野外科学和离散学科，其在国际规划以及世界制造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回溯到国际联盟和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时期。在国际管理和合作的背景下，考古学如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成为遗产研究的辅助手段？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在早期历史中做一个探究，那将是非常有趣的。为了理解人类过去的所有一切，考古学借用各种学科的研究手段，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分裂出来。考古学的学术研究人员主要来自大学，他们都从事于长期的野外计划以及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从物质意义的角度来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遗产的理解来自古文物研究、艺术史研究以及建筑研究，其目的是保护历史遗迹、建筑群和遗址的构造。1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古研究，既是一种学科门类，也是一项野外实践，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这种研究就基本上被人们对古迹以及古迹文化的关注所取代。14 考古学家们也参与到发现和发掘古代遗迹的工作中，但管理人员、建筑师和工程师们更关注现存的遗迹结构和建筑物，关注这些结构和建筑物的恢复和保护情况。庞贝古城和帕尔米拉古城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方面发展和促进古迹保护比较容易做到，考古研究就不一样了。古迹是已存在的标志物，更易被主权国家的人们接受和利用，但是古迹发掘和调查研究工作是一片未知的领域。考古学关注的焦点原先是古迹挖掘和环境研究，而现在是古迹文化，这是因为人们更关注技术支持，而不是野外研究。这一切加深了技术统治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设定的关于和平建设的努力目标之间的矛盾。
在很大程度上，考古学和考古学家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初期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为人所知。在努比亚大规模的国际救助行动中，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他们又是如何失去了对他们有利的工作环境？他们去摩亨佐达罗和婆罗浮屠这两处古迹，主要是为了保护历史遗迹，而不是进行发掘和研究工作。这偏离了考古学的研究方向，产生了重要的后果，这个后果不仅仅是针对全球遗产的研究发展工作而言的。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在整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里面，尤其是在后来成为世界遗产研究项目的体系中，从考古学的偏离导致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逐渐疏远，而这些利益相关者与古代遗址、现存的古迹和地形地貌有着深厚的联系。关于国际主义、交流和知识的共同产出，研究和合作原本可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然而掌管该组织的官员和专家按照自己的想法一意孤行。因此，有必要更全面地考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古学的早期形态，包括各种国际救助和咨询任务，以及一流的世界遗产项目，这个项目在《1972年公约》中达到了高潮。通过考察该机构从初创时期到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知识政治学和废墟上的未来所面临的危险。这与考古学自身所揭示的道理非常相似。要想弄懂考古学更长久的历史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切，我们需要进一步往回追溯，看看历史上关于和平、冲突、人类共同遗产以及对专门知识的宣传的问题给一个需要战后重建的国际社会带来了什么。
世界共享的考古学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考察考古学和国际主义在下列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联合国的形成、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政治动荡，以及人们对一个更好世界的急切盼望—这种急切盼望深深吸引住了“人们的头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之前，已经有一个政府间合作机构存在了，那就是成立于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联盟（1920—1946），其目的是促进和平。该联盟在考古学和世界文化遗址研究，尤其是扶植古代文明的研究、保护目标遗址，以及建立博物馆常设展方面有着很大的抱负。在1919 年的《塞夫勒条约》中，特别是第421 条及其附件中，该联盟做出如下保证：对于所有成员国的国民来说，考古研究工作以及发掘工作将获得同等对待。但此条款并未签署通过。15 在考古学方面，该联盟虽然经常展示的是世界各地学者的形象，但事实上，更多的还是来自欧洲或者是北美的学者。如果说对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学者和他们的过去也有所提及的话，那也是相当不足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间漫长的岁月里，许多国家间的倡议都得到了国际联盟的支持。包括来自牛津的古典学学者吉尔伯特·莫里和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欧洲和北美的研究人员在许多委员会和组织机构的成立当中起到了作用，而这些委员会和组织机构见证了文化和遗产成为国家间合作的媒介。其中的个委员会就是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1922—1939）。该委员会于1931年举办了届国际古迹建筑师和工程师大会。随后产生了《雅典古迹保护宣言》。这份宣言尤其关注古迹的保护问题，并且关注文化遗产的同一个世界的理念，它恳求所有的国家在保护人类的艺术财产和考古财产的事业中能够尽到更大的责任。16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们感受到一种新的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全球理念。这不仅仅表现在国际机构的设立，还表现在非政府组织的增多上，这种非政府组织使得国际组织、理事会、委员会和国家间的联络越来越多。17 在保护古迹的历史和开创考古发掘的未来方面，西方知识分子确实发挥了作用，他们或者是出于本国的目的，或者是出于自身的抱负，但其实这些原本就是获得国际关注的大事。
关于国际学者合作的另一个更好的例子来自罗马考古及艺术史学院的国际研究室，只是现在它已经被许多人遗忘。该研究室由国际知识合作学院（1926—1946）于1933年设立，所有的考古和艺术史学院及系部在这里集会并交换信息，同时也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地的考古发掘与展览情况，以及所有相关的活动和出版物。在今天看来，要完成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使命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但在那个时候，它的可操作范围是很小的。大部分的著名学者和研究项目都来自欧洲和美国，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英属印度和日本。来自雅典英国学院的汉弗莱·佩恩对此付出了极大的热情，为该组织开设了一份发表信息的学报。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知识合作学院的国际研究室在目标和抱负上与更早之前成立的罗马考古通讯研究所是一致的。该研究所也位于罗马，成立于1828年，是一个考古合作的中心，它依托的是古典世界的广泛交流：关于新遗址发掘和古迹图案的信息将被整理、存档，并且发表在其内部期刊上。这也是一个聚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和外交官的国际组织，成员包括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和亚历山大·冯·洪堡。其人员来自四个欧洲国家：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18
1937年8月国际联盟和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会议，一是讨论其他的问题，二是讨论建立一个所有国家普遍认可的关于古代遗物以及发掘研究的新体系。同年3月，主要由欧洲和美国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在开罗召开了国际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考古发掘工作。本次会议由国际博物馆研究所组织召开，并获得埃及政府的大力支持。与过去的《塞夫勒条约》相似，这一次的开罗会议的目的也是建立“一个国际合作的体制，在该体制内，世界各国将在对古代遗物及古迹发掘的研究工作中进行合作，旨在发展考古研究，并且致力于让人们对古代文明有更多了解”。19 他们希望在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的艺术与考古部里设立一个机构，以便对与考古研究相关联的古迹发掘和各种国际合作给出建议。这包括对国际范围内的考古探险人员和其他专家进行登记，并且按照他们的专长、资格和先前的活动对这些人员进行分类。
一些杰出的专家学者也出席了1937年的开罗会议，他们是：保护学家哈罗德·普伦德莱斯，古典考古学家让·夏博内和艾伦·韦斯，以及埃及学家让·卡帕特、埃蒂安·德里奥东和乔治·赖斯纳。英国许多著名考古学家没有出席，这颇为引人关注。这一部分是因为英埃两国在1936年签订了条约之后关系十分紧张，当时的英国承诺过要从埃及撤军。然而，英国的意见仍通过大量的通信传达了过来。比如，亚瑟·伊万斯先生受邀对考古遗址的恢复和保护提出建议，当我们事后再看这要求，恐怕有些令人担心，考虑到他在克里特的克诺索斯宫的工作成果—在一封潦草的手写信中，伊万斯说道：在克诺索斯进行重建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这和重建庞贝古城是一个道理，否则那些古迹将是“一堆莫名其妙的废墟”。20 另一方面，弗林德斯·皮特里先生却认为，重新填埋古迹遗址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他坚持认为“对遗址的保护比让它们暴露在当下人们的目光中更加重要”。21 在这里，考古和保护被认为是背道而驰的。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并不满足于仅仅成为一个国际范围内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信息集中地，它还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创造标准的语言表达方式，出版相关手册，并且协调所有的研究工作。其雄心壮志绝不亚于创建一种“世界共享的”考古学。
要实现这个伟大的计划，首先要对与考古学相关的专门问题做一个说明，比如法律问题—尤其是牵涉到国际事务时—以及更好地厘清国际文件的表述标准。这些说明性文章先是于1939年用法文发表，然后于1940年用英文发表。《考古发掘专门手册》很快出版，并备受瞩目。这一方面是因为该手册牵涉到某些具体人员，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在记录、保护、出版、培训、基金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22 该手册具有全球视野和远大目标，与以前的都不一样。当然它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关于如何分配文物的条款：是分给所在国家、国际考古发掘队，还是博物馆？这也被说成是“一项大规模交流与合作的计划”。23 《考古发掘专门手册》还专门对赢得“本土居民的信任”做了说明，这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成见和偏见，同时也体现出当时的国际主义显然是有局限性的。24 从考古学历史来说，《考古发掘专门手册》已经有些被人遗忘了，虽然法律研究人员还会不时地援引其中的一些内容，比如关于违法交易问题、主权问题以及古代遗物归属问题的部分。25 但其中提到的考古学是一门科学这一理念以及许多其他的建议，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该手册的作者们非常清楚，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国际考古发掘委员会”，虽然国际联盟于1946年被联合国取代，但是考古发掘的国际意义仍然需要人们持续关注。
1943年，世界处于动荡之中，一篇名为《战后考古学》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26 文章认为，国际联盟不仅应该拓展考古研究计划，而且应该让它成为国际行动。三位撰稿人均来自耶路撒冷：纳尔逊·格卢克、罗兰·德·沃克斯、埃利埃泽·苏克尼克。他们设想， 如果中东考古研究由英国和美国的研究机构联合进行，那么世界将出现和平局面。这篇文章还认为，不论在现代哪个国家境内发现了古代遗物，都将同时引起本国人的关注以及国际关注，因此这些古代遗物必须要受制于一些国际规约。考古发掘的成果将分别属于所在国和发掘方，以此增进国际合作，当然同时也为国际考古增添新的内容。二十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努比亚进行的次救助行动践行了以上所有理念。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围绕中东的考古工作进行阐述的，因此它没有表明这些国际认同的理念是否会在其他国家的发掘工作中同样运用，比如说欧洲国家。《战后考古学》这篇文章原本是想通过提升国际化来保护“西方文明的起源”，但因为其拥有极高的水准，因此同样适用于世界其他的地方。虽然这篇文章的写作是基于宣传国际合作以及一些技术支持手段的理念，但是读者依然可以从中感受到作者那单向的、具有殖民倾向的意图，毕竟那是一个殖民和统治的时代。英国政治家大卫·劳埃德·乔治在解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时，热情地宣称：“我支持国际联盟……大英帝国就是一个国际联盟。”27
1943年6月，大约四十位来自美国东方研究所的专家们在耶路撒冷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以上这些观点，并且确定工作日程。在耶路撒冷会议上，来自耶鲁大学的弗兰克·布朗表明了他的观点：“总体来说，国际社会有权要求各个国家”维护和保存其古代遗物，鼓励国家间合作，并且防止肆意破坏和开发。但是在那样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中，人们对战后民族主义的实质并不知晓，因此，弗兰克·布朗并不能说清楚如何才能有效地实施来自国际社会的约束。一边在进行着对保护遗产的讨论，另一边欧洲却发生着暴行，并且正进行着对文化和遗产有计划的毁坏。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苏克尼克对此做出回应，他认为将来国际社会也许真的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但是目前，要让各个国家接受其本国的古代遗物属于全人类的理念，是完全做不到的。现在回头看，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议来决定国际考古学的命运，这本身就非常令人震惊。
鉴于当时国际社会的殖民环境，尤其是中东被瓜分的状态，外国学者们主张进行国际立法和监管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他们本国的古代遗物和遗产并不在讨论之列。然而，来自黎巴嫩的埃米尔·莫里斯·切巴布持反对意见，他认为黎巴嫩对自己的古代遗物拥有所有权，不管是从金融、科学，还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理查德·巴奈职于英国皇家空军，同时也是大英博物馆的助理管理员，他回忆道，在当时的一些殖民地，并没有博物馆，因此考古发现必须被重新安 置，以便使这些考古成果能够走向“世界”。他这里所说的世界，是指 西方世界。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努比亚救助行动中，来自埃及的工程师扎基·哈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指出上面提到的所有观点和理念没有一个是真正具有约束力的，他所言非虚。因此，召开这样一个讨论会议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英国外交官A.S. 柯克布赖德这样说道：“有一些是必须进行的会谈”，但是“当这些会谈内容与各国政府相关的时候，就并不具有实效性，除非走向战争”。其他人认为，如果他们的建议能够写进国际考古条约，那么这些建议很可能 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同时，如果他们不能迫使各个国家保存和维护文化遗产，那么他们将致力于从事更多的管理工作。希尔达·皮特里女士建议他们成立规模不同的工作委员会，以便把他们的建议形成文字。
如前所述，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曾在开罗举行会议，商讨建立标准的考古学语汇。于是在1943年，一群人走到一起，要求确定考古学专门术语的表达方式，确保所有的发掘成果能够被知晓，成立近东考古理事会，并且制定五到十年的考古总规划。虽然身处战争期间，但是他们依然对未来世界秩序寄予希望，不过他们的希望被一些与会者所忽略， 被认为只是“空想”而已，其中就有塞浦路斯杰出的考古学家波菲里奥司·迪开奥斯。28 现在来看，他们当初的那些建议，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承袭的使命之前身。但是从该委员会的组成情况来看，他们无可避免地受到了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即要在帝国的晚期保持控制地位—考古学和全球遗产问题正是这其中引人注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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