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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企鹅兰登出品，英国《独立报》年度令人振奋之书。被译成20多种语言，并且正在被好莱坞一家大制片厂改编成故事片。BBC、《出版人周刊》《爱尔兰时报》等媒体力荐。
★17岁少女的百岁人生，五月病房的终点倒数与忘年倾诉。两位主人公，一老一少，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认识了彼此。借由17岁伦妮的视角，讲述83岁老人玛戈起伏动荡的一生。
★勇敢爱与平凡活，如何抉择才能无悔此生？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天起，也就开启了与世界告别的倒计时。所以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容虚度。
★文笔优美，洋溢着丰富的生命的色彩。文本没有强调主人公所得的疾病，也没有多写有关她们痛苦的不必要的细节。这部分被粗略地略过，以便为她们给彼此带来的勇气和快乐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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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本温情，设定别致的治愈系小说，讲述了一段相差66岁的友情。两人的相遇让沉寂如死水般的生活，重新找回了热情和疯狂。
伦妮，17岁，生命在尽头，不知在医院度过了几年；玛戈，83岁，生命在尽头，因为衰老，没有亲人照顾，她在医院里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月。两人在医院开设的绘画课上相识，此时她们的年龄之和正好是一百岁。一条“妙计”就此诞生：她们决定把这一百年的岁月画成画，每年一幅。
随之，玛戈坎坷动荡的一生逐渐展开，伦妮被亲人遗弃的真相水落石出。本来“等死”的两个人，因为彼此的出现，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思考死亡与活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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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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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莉安·克罗宁，英国作家，出生于1990年，于沃里克郡长大。她在兰卡斯特大学学习英语与创意写作，并在伯明翰大学攻读应用语言学专业，获得硕士与博士学位。《五月病房与玫瑰画室》是作者的处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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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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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迈开小碎步，走到她的课桌旁。
“我叫伦妮。”我伸出一只手。
她放下炭条，跟我握了握手。“很高兴见到你，伦妮。”她说，“我叫玛戈。”
她手上的炭渍在我的手背印下了她的指纹。
“谢谢你，”她说，“那天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不客气，”我说，“不值一提。”
“确实是大忙。”她说，“真希望能好好答谢你，可惜我名下也就只有几件睡衣和一块吃了一半的水果蛋糕。”
她做个手势，让我坐下。
“你到这儿来干吗？”她问。我明白，她指的是“玫瑰画室”，但还是说实话为好，所以，我告诉了她实情。
“据说，我活不了几天了。”我说。
玛戈端详着我的脸，我们沉默了片刻。看上去，她似乎不信我的话。
“是绝症。”我补上一句。
“可你还……”
“还年轻，我知道。”
“不，你还……”
“很倒霉？”
“不，”玛戈依然审视着我，仿佛依然不买账，“如此生气勃勃。”
皮帕走到课桌边，在我们面前摆上几支画笔。“两位在聊些什么？”她问。
“死亡。”我告诉皮帕。
皮帕皱起了眉头——皮帕恐怕该去上几节团建培训课，学学如何对待死者和濒死者。要是连“死亡”这个词都听不下去，她在医院的这份工作可撑不了多久。
皮帕在桌边蹲下，拿起一支画笔。
“这个话题很宏大啊。”她终于开了口。
“不要紧。”我说，“之前，我曾花了一整天经历悲伤的七个阶段，所
以已经一举搞定了。”
皮帕用画笔戳着课桌，笔头的刷毛形成了滴溜溜圆的一圈。
在瑞典厄勒布鲁念小学的时候，我不小心撕掉了一本教科书的一角。当时，我和一个现在已经记不起名字的男生在比赛，看谁翻书翻得更快。于是我拼了命，结果可好，其中一页干脆被撕掉了一个角。班主任吼了我，又罚我去校长办公室——依我猜，可能是因为我看上去不肯认错吧。被送去校长办公室的路上，我感觉活像是要被送去警察局，我认定爸爸妈妈会收到通知，恐怕我从此就没好日子过啦。我的手心直冒汗：全校都在上课，我却沿着过道走向校长办公室，这感觉十分诡异，活像踏进了某种禁区。
女校长有着虎背熊腰的身材、一头寒光闪闪的银发，紧抿的双唇总爱涂鲜艳欲滴的口红。我想象着她吼我的一幕，好不容易才忍住没哭出声。
我来到校长办公室，她正在开会，前台让我在校长办公室外的一张绿色椅子上坐下等待。谁知道，左侧椅子上已经坐了一个男生，比我大好几岁，名叫卢卡斯·尼伯格。
“你惹祸啦？”他问我（当然，他讲的是瑞典语，不是英语）。
“是啊。”我感觉下巴微微发颤。
“我也惹祸了。”他说着拍拍身边的椅子。看上去，被罚待在校长办公室外面，他似乎既不慌，也不怕，反而有点自豪的样子。我坐到他身旁，顿时松了口气。毕竟，有人跟你一样麻烦缠身，简直让人安心不少。卢卡斯和我成了一条船上的人，感觉比独自上路强得多。
而在医院里，当玛戈打破沉默，说出那句话时，这种感受再次涌上了我的心头——刚才，玛戈俯过身，对我低声道：“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有那么一会儿，我凝望玛戈蓝莹莹的双眸，只觉得分分钟会跟她变成同牢难友。
“其实，细想一下吧，你不能算是快死了。”皮帕终于搁下画笔，开口插嘴道。
“是吗？”我问。
“是啊。”她说。
“那我可以出院回家吗？”我问。
“我的意思是，这一刻，你并没有死。事实上，这一刻，你明明活着。”
玛戈和我双双向皮帕望去。“你的心在跳，你的眼睛在看，你的耳朵在听。你坐在这间教室里，活得好端端的。所以，你怎么能算快死了呢，你明明活着嘛。”
她又向玛戈望去：“你们两个都是。”
皮帕的话好有道理；可惜，又全无道理。
于是，玛戈和我两个人，双双“活得好端端的”，坐在静谧的玫瑰画室里画星星，都画在正方形画布上。我还忘了涂自己那幅画布的边缘，害得自己生了一肚子气，因为后来皮帕把大家的画作挂上了墙。玛戈的星星画在墨蓝色背景上，我的星星画在黑色背景上；玛戈的星星画得很对称，我的星星画得很不对称。而在静谧之中，当玛戈小心翼翼地用金色给她那颗黄色的星星勾边时，我的心中突然涌上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用不着急着告诉她任何事，不用急，不急。
小时候，我一度热爱画画。我有一个装满蜡笔的旧婴儿配方奶粉罐、一张我画画的塑料桌。不管画得有多烂，我都会在画作一角签上我的大名和年龄，因为学校曾经带我们去过一家画廊，老师曾一次次向我们展示画作底部角落的落款。当时，我一度认为：凭我的无双才华，有朝一日，我的画或许也会在画廊展出，因此，我的大名和日期万万不能少。才五岁零三个月，我就已经照着家用录像带封面画了一只歪瓜裂枣的斑点狗，难道不足以让艺术界拜倒在我的才华之下吗？圈内人会谈起某些熬到二三十岁才展露才华的著名画家，然后会说：“人家伦妮·佩特森画出这幅作品的时候，才五岁零三个月，居然已经如此才华横溢了吗？”拜虚荣心所赐，我用能找到的细的画笔，在我的星星画作的底部，写下了几个黄字：伦妮，作于十七岁。看见这一幕，玛戈也落了款：玛戈，作于八十三岁。我们把两幅画并排摆在一起——正是一片暗色中的两颗星。
我对数字不敏感。长除法也好，百分比也好，我反正都不太喜欢，我弄不清自己的身高体重，想不起爸爸的电话号码，虽然我知道我一度记得。
不过，此时此刻，我面前的两个数字却至关重要；在我所剩无几的日子里，它们也将始终重逾千斤。
“不要说出去哦，”我轻声告诉玛戈，“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刚好一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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