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历史叙事都需要指认一个起点,起点本身即包含着叙述者的意图与方法。所谓“另起”,并非用一个起点去置换另一个起点,用新的历史叙事去推翻已有的历史叙事;恰是要并置不同的起点,对勘历史叙事的不同版本。
并置不同的起点,通过文本对勘重构历史(history though textual criticism),是为了对抗“起源”的神话。按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区分,“起源”(origin)掩盖差异,是的;“开端”(beginnings)凸显差异,是复数的。“起源”是神学的、神秘的、有特权的;而“开端”是卑微的、人造的、不断被检验的。从单一的起源中可以“离析”出多重的开端。在历史开端处发现的不是起源的同一性,而是种种人事的不一致、不协调。“开端”中隐伏着复数的起点、复数的历史时间、复数的个体经验,它有意挑战“起源”的权威,不断制造出另一个起点。
我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始于2008年。硕士论文《“新文化运动”发生考论》即处理新文化的“起点”及运动过程。现在回过头去看,有点佩服自己当初的勇气。事实上,自己并没有能力重构五四新文化的总体图景。当时的勇气,可能源于确信自己找到了一个特别的入口。从这个入口进去,仿佛能窥见一点微光,由此辟出新的论述空间。
这个选题有一定的偶然性。据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个中心”(五四运动),“两个基本点”(周氏兄弟)。选题时不知道去哪儿找题目,索性从《鲁迅全集》读起。没想到运气不错,《全集》卷还没有翻过半,就瞥见《热风·题记》中的一段话。鲁迅说“五四”以后,之前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叫“新文化运动”,后来又把这个名目“反套”到《新青年》身上。按鲁迅的说法,《新青年》与当时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回事。这有点违背文学史的常识,现代文学史一贯把《新青年》标记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新文化运动不就是《新青年》同人提倡的,以北大为策源地的文化运动?
由鲁迅《热风·题记》里的这段话,我生出几个疑问:
《新青年》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与当时所谓的“新文化运动”究竟是什么关系?鲁迅之外,其他《新青年》同人怎么看“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目?
“新文化运动”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到底是谁的“发明”?
“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目如何被“反套”在《新青年》头上?
硕士论文中隐含的方法论意识:一是对于语词的时态的敏感,用现在进行时的“新文化运动”取代过去完成时的新文化运动;二是浑朴的过程的观念,追问“五四”与“新文化”是如何“焊接”在一起的;三是倾听不合时宜者的声音,关注新文化的排斥机制及自我压抑的面向。以语词、过程、个体为支点,撬动固有的起点。
通过考察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表态,我发现,至少在1920年代前期,《新青年》同人普遍认为所谓“新文化运动”是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外“另起”的事业。“新文化运动”一词出现在“五四”以后,即1919年下半年。这个词的发明权,主要归功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
逐页翻检“五四”前后研究系掌控的北京《晨报》《国民公报》及上海《时事新报》,我得到的基本印象是,“新文化运动”表面上是作为政治运动的反题出现的,但骨子里是一种泛政治运动,承担着为政党政治造血、换血的功能。“五四”前后文化与政治的共生关系,构成一个莫比乌斯带(Mobius strip)。当把正反面扭转为一个单侧曲面,其间存在一个“拧劲”。“五四”释放出的社会能量及“新文化运动”的裂变,即隐藏在文化与政治这个“不二之面”构成的“莫比乌斯带拧劲”当中。
重新翻看2008年撰写的硕士论文,站得住脚的或许就是这篇论点的“起点”,即从鲁迅《热风·题记》里无意间发现的历史缝隙。但写论文光靠灵光一闪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服别人。我当时没有能力从这条缝隙深入进去,把从历史现场拾得的碎片,拼成一幅新的图景。
语文学家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特别强调“起点”(a point of departure/Ansatzpunkt)之于历史综合的重要性。他认为“起点”的发现多凭个人的直觉,因而基于内在视点的综合历史(a synthetic history from within)也只能寄希望于个人。“起点”好比是研究者掌控的“手柄”。一个别致的起点,足以撼动整个历史图景。光有总体史的抱负与轮廓是不够的,必须沿着起点指示的路径,寻求可以深描的现象。理想的起点应该既是具体而精准的,又具有向外辐射的潜力。对历史概念的词源学考辨,对经典文献的拆解与重构,对个人前史的打捞与修复,都可以成为通向自内而外的历史综合的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