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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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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擅长讲故事，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寥寥数笔就从平面变成了立体，思想性格从单一变成了丰富完整。他对人物的品评也是极有个性的，在作者行云流水的文字中读者能够发现他作为严肃学者的冷峻。作者的视野极为开阔，被他罗致笔下的有将军，有诗僧，有名宦，有皇帝，有文士，有才子，有画家，他想要展示的是一幅社会历史的全景图。因为是随笔，所以他的文字可以任情所之，可以汪洋恣肆，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品格，即史笔的严谨和学术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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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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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平，北京市政协十二届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特邀委员，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历史文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北京作协会员。出版有散文随笔集《燕京感旧录》《京城百艺》《无双毕竟是家山》《多少楼台烟雨中》《燕台旧墨》《听雨楼随笔》《文化名人大写意》，长篇纪实《谁该向中国忏悔——抗战胜利反思录》《军统内幕》《从军统到保密局》；人物传记《张大千》、《蒋氏家族全传》、《鬼才范曾》、《我所知道的顾城》；文史随笔集《历史脸谱一一晚清民国风云人物》、《清朝，被遗忘的那些事》；及《朱小平诗词集》等近30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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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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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热血春秋笔，铿锵长短歌 毛佩琦／1
辑·
啊，“致远”
——邓世昌其人及沉舰之因／3
永不消逝的军魂／15
“像蜀锦一样绚烂”
——北洋海军陆战队殉国记／26
甲午海战中的留美幼童／35
煤，煤，煤！／51
致命实心弹／60
风骨峻嶒张佩纶／66
披发长歌揽大荒／72
李秉衡其人／79
钟鼓楼遐思
——明代的军户／98
漕运总督及其管理机构／105
明武宗之死／112
第二辑·
“君子意如何”
——望城三贤／119
苏东坡与屈原／128
“忠筹屡画平戎策”
——读《宋史·张孝祥传》／135
叹息张瑞图／141
逝去的诗声／153
不熄的窑火／171
“其人与笔两风流”
——袁枚与《随园食单》／180
清代书家说四人／187
赵翼其人其诗／191
诗与名将出夔州／195
话说四公子／199
第三辑·
严子陵与钓台／207
苏东坡祠／210
“是何意态雄且杰”
——杨椒山与谏草堂／213
六必居·鹤年堂与严嵩题匾／219
柳敬亭北京轶闻及其他／224
乾隆题匾之谜／228
秦良玉·四川营·棉花胡同／233
军机处官员的衣食住行／237
魂兮归来／243
顺承郡王府的沧桑／247
海军衙门与醇亲王／251
清末少壮派毓朗／257
三湘名士王闿运／262
“凭栏一片风云气”
——陈三立与范伯子／267
铸钟厂和“钟杨家”／272
蔡锷、小凤仙与棉花胡同／275
第四辑·
鲁迅与苏曼殊的交往／283
由朱雀花想起鲁迅兄弟／286
溪前垂纶忆将军／290
马叙伦与三白汤／294
陈寅恪与胡芝风／299
张恨水与潜山／301
也说程长庚／305
从马连良说到清真菜／310
觯斋主人与“洪宪瓷”／316
指画名家曾恕一二题／319
说虎将／327
京城侠隐金警钟／334
关公战秦琼小考及其他／338
后记／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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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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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热血春秋笔，铿锵长短歌
毛佩琦
史学是中华文化传统宝贵的财富之一。历史是写人的，不论采用什么体例，或编年，或纪传，或纪事本末，其核心都是人，都是各色人物扮演的故事。孔夫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他老人家的史笔褒贬，令违礼悖德的人胆寒。司马迁作史记，春温秋肃，以“太史公曰”评骘人物，臧否故事，让国人对历史充满了敬畏。除了史家以书写历史表达他们的历史观和对历史人物的臧否外，历代又有读史评史的传统，许多学者、政治家通过传注、点评直接表达对历史的意见，这方面也留下了不少名著，如明清时期李贽《史纲评要》、王夫之《读通鉴论》，都是大家习知习闻的。古人称作史要有两大功夫，曰考据，曰义理。精考据，才可以得到严谨正确的史实，明义理才能通晓历史的因果流变。知道史实，仅仅是一种认知，以史实为基础，通过思考明辨其义理，才能使知识上升到智慧层面。所谓以史为鉴云云，实际是以对历史的思考去指导现实。所以，不论写史，还是评史，义理都是其灵魂。章学诚又有史才说，姚鼐又有辞章说，那么，著史又需要讲究文字表达的功夫。孔夫子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好的史著，文章都是精彩的。《史记》被盛赞为“无韵之离骚”，《汉书》至于可用来下酒，亦足以见前人对史著文章的推崇了。
历史写什么人，记什么事，是由执笔者选定的，后世所读之史，即使所谓实录，所谓全史，也都是由作者筛选出来的。史家之学养，史家之识见，决定了他对人与事的取舍和判断。司马迁究天人之际，作陈涉世家、孔子世家，为游侠立传，为刺客立传，都反映出他的历史观。历来有经世之志、有担当之心的读书人，也往往以治史表达他们的理念，在不同时代产生了许许多多的历史作品。然则，选择借助什么人物和事件去表达作者的理念，通过这些人物和事件又要传达出什么样的理念，不同时代、不同史家又是大不相同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著名出版家张菊生元济先生①曾选取八位古代人物编写了一部书，题目是《中华民族的人格》，他认为这八个人是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格，而此时中华民族正需要张扬这种人格。他把书稿寄给了胡适先生，请为之序。张先生称自己编写此书的宗旨是：“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张先生的宗旨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当时正值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抗战时期，拿枪的将士上战场了，拿笔的菊生先生挺身担当起振奋民气、团结意志的责任。张、胡交谊素笃，序很快就写成了。适之先生说“这些人‘有的是为尽职，有的是为知耻，有的是为报恩，归根结果，都做到杀身成仁’”。但适之先生对菊生先生所选人物却不尽同意，甚至为张先生另外开了一个名单。为什么？适之先生说，“很赞成张菊生先生用‘先民的榜样’做我们的‘人格教育’的材料”，但材料“不应限于杀身报仇，要注重一些有风骨，有肩膀，挑得起天下国家重担子的人物”。无疑，对于如何解读中华民族的性格，需要培育中华民族什么样的性格，当今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人格，胡适先生看得更长远，更切实。那么，历史读物的作者要向读者展示哪些人物，借这些人物又要去提倡什么、鞭笞什么，其责任、其影响不亦大乎！
现在，我们面前就摆着一部有关历史人物的大作。作者自称其为随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记，显然，作者为之倾注了更多的感情和思考。
翻开书，篇就是《啊，“致远”——邓世昌其人及沉舰之因》。它带我们再次回到了那个令人耻辱、令人纠结、令人沉思不止的年代。“致远”舰，北洋海军的骄傲，邓世昌是以身殉国的英雄。本来他们应该叱咤风云、扬威海上，然而他们沉没了，沉没了，沉没了！痛惜之余，令多少人至今在思考其所以成、所以败的原因。作者以独特的角度，带领我们对“致远”舰对邓世昌做了近距离的观察。这是一个在宏大历史背景下的细节解读。清政府为了跻身世界一流军事强国，下决心要打造一支现代化的海军。“致远”舰为英国设计建造，各种数据都说明它在当时已经非常先进，北洋水师“并非仅仅海战训练和作战条令全部使用英文”，甚至“高级军官洋化到吃西餐”。“致远”舰多次宣威异域，威慑沙俄、日本。多么有画面感的描述！
邓世昌在腐败的清朝官僚队伍中，是一个另类。“邓世昌入北洋水师（含入船政学堂）服役二十七年，一贯处事严谨勤勉，治军严格有方，爱护士弁，而且严格遵守北洋水师管带不得离舰到岸上居住的军纪，不带眷属，也不在刘公岛基地购买宅寓。”“不饮博，不观剧，非时未尝登岸。众以其立异，益嫉视之”，甚至不顾传统礼制，“其父逝世时恰逢中法开战，邓世昌顾及海防吃紧，决然不去奔丧。这种有违世俗之举，愈发引起众议”。作者说，这正应了“人高于众，众必非之”的古语。
然而，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就是他，在北洋水师与日本海军的激烈战斗中，在主舰遭到重创时指挥“致远”舰冲击日军“吉野”舰。在撞击途中，“致远”舰中弹沉没，邓世昌以下全舰官兵245人以身殉国。邓世昌落水后，本有希望生还，但他拒绝了水兵们的救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日本欲亡我中华灭我种族的狼子野心才不能得逞”！作者从海战近景，一下把镜头拉远，勾勒出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历史走向。行笔至此，作者的热血情怀喷发而出：为被日本掠去的“致远”舰上的十管格林炮不能回归而耿耿于怀；为邓世昌的生日竟是殉日而隐隐作痛；为至今也没有竖立甲午烈士纪念碑和姓名碑而念兹在兹；同时作者也深感到了欣慰：邓世昌的后代没有辜负先世的英名，他们中有六人参加了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读书至此，我们与作者一起唏嘘，与作者一起感奋，与作者一起扬眉。
在本书辑中，还有多篇文字都是关于中国海军的：《永不消逝的军魂》《“像蜀锦一样绚烂”》《甲午海战中的留美幼童》《煤，煤，煤！》《致命实心弹》等。小平先生，一介书生，为什么用大量的篇幅书写海军的历史，描写海军人物？因为在他的心胸里深深地隐忍着民族的伤痛，饱含着民族振兴的热血。他要通过对海军中各色人物的具体刻画，回顾中国海军成长的艰难惨痛的道路，讴歌中国海军将士们爱国的英雄主义气概。作者凭借一颗炽热凌厉的剑胆侠心，凭借一支传神绘色之笔，织就了一幅幅七色彩锦，让读者享受了历史的丰厚和作者的激情。
文章贵在出新，不仅是故事新、文字新，重要的在于视角新，思考新。作者著文绝不人云亦云。他笔下的一些人物，对读者来说并不都是陌生的，也因此，读者早已对他们有了先入的印象。作者却能在这些习见的人物身上揭示出新的东西。比如人皆云苏曼殊是诗僧、才子，而作者偏偏更看重他还是一个反清的革命志士，看重他“睥睨四顾，豪气干云”的气概；人们都在楼宇中、在书房里寻觅苏曼殊的踪迹，而作者偏偏挂记着那黑暗的柴房。关心“那幼小的精灵，该是如何在柴草上蜷曲待毙”。又如，对于苏东坡，人们往往只欣赏传唱他的那些名篇，而作者则注意到他的有关屈原的诗文。在苏东坡之前和同时代，诗人们，班固、白居易、孟郊、贯休、司马光等，对屈原的评价大都突出一个“忠”字，而作者则拈出苏东坡虽然肯定屈原的“忠”，但更强调屈原的节操。苏东坡认为屈原的沉江并非自绝，是以悲壮之死警谏君王。苏东坡认定屈原才是真正的“君子”“贤者”，又从而反衬出自己就是“忠直”的表率。还比如，人们读《宋史》张孝祥传，从不怀疑其“张浚主复仇，汤思退祖秦桧之说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门而两持其说”的评论，作者竟然在《宣城张氏信谱传》找到了《宋史》本传所没有收录的材料，并证以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说明“张孝祥不仅反对秦桧等人的投降政策，而且对南宋执政赵构因循苟且的姑息政策亦极为不满和愤慨”。如此这般，在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就从平面变成了立体，思想性格从单一变成了丰富完整。
作者对人物的品评也是极有个性的，在作者行云流水的文字中我们会发现他作为严肃学者的冷峻。比如，在论到清朝李秉衡这位“名臣”“廉吏”时，作者说：“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李秉衡应负有一定责任。说他是日寇的帮凶，也许言重，但他客观上确起到了瓦解溃散北洋水师军心的作用，应是无疑义的。”进而论道：“假设李秉衡能够抛弃党派利益、私人恩怨与偏见，在威海保卫战中全力与丁汝昌通力合作，战局或许不致以悲剧收场。当然，他也许会在光绪帝和清流派眼中变成异类，但他会成为真正的‘名臣’而青史流芳！”“李秉衡一生清廉，追求读书明理，鄙夷李鸿章而‘不屑与之为伍’，痛恨李鸿章‘唯利是图’，他宁死也要追求忠义名节”。然而，在大敌当前，需要同仇敌忾的时候，个人“名节”又在哪里呢？又如，在论到清代学者赵翼时，作者说他“对清朝君王极尽奴颜卑躬之能事，俯首帖耳，阿谀奉承以取其欢心”，尤其厌恶其诗文“每每对宋代大奸贼秦桧褒赞有加，对岳飞则加以贬斥”。作者说：“须知乾隆不仅对岳飞，就连抗清义士也是大加褒彰的，他所看不起的正是一些软骨头‘贰臣’。”作者提出“在中国的历史上，类似赵翼这样的人物屡屡出现，值得悉心研究”，特别是作者在这里顺便点出了“周作人也写过两篇为秦桧鸣不平的文章”。其笔锋之犀利，于焉可见。
作者的视野极为开阔，被他罗至笔下的有将军，有诗僧，有名宦，有皇帝，有文士，有才子，有画家，他想要展示的是一幅社会历史的全景图。因为是随笔，所以他的文字可以任情所至，可以汪洋恣肆，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品格，即史笔的严谨和学术的严肃性。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他知道史笔的分量，一笔下去，裁量人物，针砭史事，要有不可动摇的把握。在对人物或历史的叙述上，他常常会遇到一些学术问题，比如明代的军户问题，比如明清的漕运问题，他都做了仔细的研究和考证。要保证在制度上、史实上不出错误，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也足以看出作者用功之勤。同时作者又有很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他的文字质朴无华，直抒胸臆，澄澈如水，清丽如风，笔之所到，写心写景，形神俱备。所以，我要说小平先生的文章是考据义理兼善，辞章文采并荟。
中国文人有做笔记的悠久传统。如前辈学者谢国桢先生所言，这种文体肇始于秦汉，盛于唐代，到了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像欧阳修、苏轼等几乎都写笔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时，曾取材于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刘崇远《金华子》。元修《金史》，则以金刘祁为蓝本。明清两代的笔记种类尤为繁多数量尤为庞大。明清有许多著名的笔记，《陶庵忆梦》《西湖梦寻》《板桥杂记》《阅微草堂笔记》，等等。它们不仅文笔优美，而且留下了大量为正史所忽略或不能容纳的材料。它们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可以供研究历史之用的材料。关注掌故，穷究故实，也是中国读书人读书写作的习惯。近现代也有不少以掌故名家的，郑逸梅、张友鸾、金受申、邓云乡等，都留下了不少佳作。小平先生是继承了这个中国文人书写笔记关注掌故的传统。本书的一些篇章也可以视做笔记掌故类的文献，特别是第四、第五辑中的一些篇目。笔记之难，在于巨细不遗、庞杂而不乱；掌故之难，在于知之详尽，具体入微，在于别人不知而我独知。好的笔记掌故作品更在于它的以小见大，看似细碎，却成体系且有宏大的关照。比如本书的《秦良玉·四川营·棉花胡同》《铸钟厂和“钟杨家”》《不熄的窑火》《“其人与笔两风流”》《从马连良说到清真菜》《觯斋主人与“洪宪瓷”》各篇，寻微阐幽，解疑发覆，或令人豁然开朗，或令人解颐一笑， 都有很高的阅读价值。在轻松流畅的文字中，作者与你娓娓而谈，给人以知识，给人以思考，给人以愉悦。或丽日闲庭，或檐下久雨，或南窗秋高，或精舍围炉，手边是需要有这样一部书的。
读这些随笔，我感到小平先生真个很像读书人的读书人，我是要说他读的书真多！这不仅从本书的内容广泛可以看出，而且从每篇的写作也可以看出。他写每篇作品都力图穷尽有关材料，一定做到每事都有出处，每句话都有来历，绝不做无根之谈。小平的读书绝不是为了什么功利，不是为了什么目的的。他把读书当做一种享受，读书是他生活不可分离的部分，他把读到的东西写出来，是对读者的分享。小平为什么能读这么多书？在于他不竭的求知欲，在于他把什么知识都当做零起点的精神。他有一颗童心，对什么都好奇；有一双无邪的眼睛，看什么都新鲜，对什么都想去探索。因为一切没有城府，一切没有成见，才可以发现一般人看不见的东西。这是读书人的生命力所在，是进取的活力所在，也就是所谓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愿好读书的朋友们，随着小平先生的观察去领略那些未知的角落；随着小平先生的认知和思考，去思考那些不曾想到的东西。这也就是我愿意在小平的大作出版之际写下这些话的原因。
是为序。
2020年4月4日
举国哀悼瘟疫死难者之际
于北京昌平之垄上
5月21日改订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历史文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明朝十七帝、郑和下西洋、大明谋臣刘伯温等。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论》《永乐皇帝大传》《郑成功评传》《平民皇帝朱元璋二十讲》及散文集《无心剩稿》《读史杂说》等。）
永不消逝的军魂
在黄海大东沟海战和威海保卫战中，北洋水师司令官丁汝昌，两位副手林泰曾、刘步蟾（各兼主力舰舰长）及超过5名舰长、2名大副，包括海军基地卫戍陆军2名长官戴宗骞、张文宣，均自杀殉国，这在中外海战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举一战、二战中著名的两次大海战为例：一战英、德展开日德兰战列舰编队大海战，双方参战官兵达10万人，共损沉舰船25艘，德方阵亡2545人，英方阵亡6097人。二战中美、日展开中途岛大海战，双方损沉航母5艘、战舰3艘、战机330余架，日方伤亡3500余人，美方伤亡307人。再如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军港受日本攻击，损沉舰艇40余艘、战机328架，主力舰“亚利桑那”号上1177名官兵全部牺牲，总计死亡2300余人，与北洋水师阵亡官兵人数相差参半，但这三个海战战例，都未曾出现像北洋舰队如此众多主官，以自杀的惨烈方式殉国之现象。
二战中著名的美军悍将巴顿将军曾有一句名言：“将军好的归宿是在后一场战役中，被后一颗子弹打死”，在中国，马革裹尸、战死疆场同样是军人的终归宿。当然，横扫半个欧洲所向披靡的巴顿将军，终也未被“后一颗子弹打死”，因为屡出狂言，被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地解职，终抑郁还乡而死于车祸。但欧美军人并不认为投降是耻辱。二战中投降的美国中将温莱特、英国中将帕西瓦尔，分别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投降日军。1945年9月2日，麦克阿瑟在“密苏里”战舰上举行受降仪式时，特意让两位投降将军站在身边受降，这在中国军人的概念中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也许是宿命，北洋水师的名将们，战死者少，其结局多以自杀而令人扼腕。举凡丁汝昌、黄建勋、林泰曾、刘步蟾、邓世昌、林履中、杨用霖、林永升、戴宗骞、张文宣等，或沉海，或服毒，或饮弹，演出了一幕幕悲壮的挽歌。真正的军人何尝不想战死沙场？但愿望与归宿往往并不相符。
如北洋水师长官丁汝昌，一生身经百战，在与太平天国、捻军作战的枪林弹雨、刀光剑影中，未曾殒命。他的顶戴花翎是从死人堆里捡来的。在大东沟海战中，“定远”发炮震塌了飞桥，他跌落受伤，但他坚决不下火线，坐在甲板上鼓励水兵们奋勇作战。如蝗虫般的日舰炮弹没有击中他。在威海保卫战中，他决心战死，登上“靖远”舰督战，拒绝部下劝阻，矗立在舰首210毫米主炮炮位旁指挥。“靖远”舰甲板无任何遮护，舰首的位置又是危险的区域。舰上的水兵原有些慌张，因为“靖远”为配合刘公岛炮台反击日舰围攻，驶到日岛附近海面与日舰进行炮战。对面的日本联合舰队第三游击队“天龙”等5艘战舰，包括外海的日本、二游击队战舰都向“靖远”等疯狂炮击，炮弹如骤雨一般倾泻。在丁汝昌的鼓励下，水兵们顽强还击，炮战持续了一小时余。日军占领的南帮炮台两颗240毫米炮弹击穿“靖远”甲板，在舰首附近撕开了两个裂口。舰体渐渐下沉，丁汝昌悲痛不已，决心与舰同沉，管带叶祖珪也愿与舰同殉，但都被部下持拥上蚊子船（小艇）。从舰首上方落下的两发240毫米炮弹，是穿入舰首下的甲板进入舰体，又在下舷撕开口子，丁汝昌幸免于阵亡。但他却悲痛流涕，长叹道：“天使我不获阵殁也！”他太渴望阵亡以挽名誉，但老天不给他这个机会，在投降派们的围攻下，1895年2月12日服毒自杀，年五十九岁。守岛护军统领张文宣（总兵衔级）与丁汝昌同日服毒自杀。
林泰曾在“镇远”结束大东沟海战后，入军港时被礁石划破舰体入水受损失去战斗力，于1894年11月15日极度内疚后也服毒自杀，时年四十四岁。
“定远”被日舰击中搁浅后，为避免资敌，刘步蟾与丁汝昌下令用炸药炸沉“定远”。目睹“定远”沉入海中，刘步蟾即于1895年2月9日（舰沉当日）服毒自杀。永远告别了从德国伏尔铿造船厂铺设龙骨时，就与其开始相伴15年的“定远”……他在战前即立誓：“苟丧舰，必自裁”，2月5日，“定远”被日军鱼雷艇偷袭，搁浅坐滩，刘步蟾不甘心，一度指挥用舰炮反击，“定远”主炮下转动设施、弹药库等均没于海水中，终失去作战能力，被迫弃舰撤至刘公岛，刘步蟾一见丁汝昌便伏地大哭：“身为管带，而如此失着，实有渎职之罪，今死谢之！”刘步蟾心中必然会想起他的战前誓言。此年他仅四十三岁！与其他将领自戕或悲愤，或内疚，或激昂相比，性格刚强不驯的他，死得反而是从容不迫的。“定远”被水雷炸毁后，刘步蟾来到“定远”军官卢毓英住处，见到“定远”枪炮大副沈寿堃正书写清人邓汉仪诗句：“千古艰难惟一死”，刘遂朗声接诵：“伤心岂独息夫人？”吟毕坦然出屋而去。“息夫人”是春秋战国时典故：楚文王灭息国，俘国君夫人，与其生二子，但夫人从此不同楚王置一言，以气节寓志。刘步蟾诵此诗句，当借此抒发己之志节。也可窥见他是爱读诗文的，有儒将气度。当晚他即服鸦片自杀，大概是吞服鸦片量不足，辗转反复，极其痛苦。令人哀痛而惋惜！
负责保卫海军威海基地的绥军将领戴宗骞（道员衔级）亦于1895年2月10日晚，在北帮炮台失守后服毒自杀。他曾与丁汝昌激烈争论决不能弃守北帮炮台：“守台地，吾职也。兵败地失，走将焉往？吾唯有一死以报朝廷耳！他何言哉！”
2月13日，继任的护理左翼总兵兼“镇远”舰署理管带杨用霖拒绝向日军投降，以手枪自杀殉国。
在大东沟海战中位自杀殉国的舰长是“超勇”管带黄建勋。“超勇”是清朝向西方购买的艘大型巡洋舰，任管带是林泰曾。大东沟海战约半小时后，“超勇”起火渐沉，黄建勋落水，他拒绝前来救援的“左一”号鱼雷艇抛出的救生绳，沉海自尽，时年43岁。大副翁守瑜在指挥官兵扑火无效后，将欲投海，“左右援之，参戎（指翁守瑜，这是对大副的尊称——笔者注）曰：全舰既没，吾何生为？一跃而逝”！时年三十一岁。
在海战中重伤的“扬威”舰被逃跑的“济远”撞至搁浅，因无法再与日舰作战，悲愤不已的管带林履中跳海自尽。
“经远”管带林永升在海战中头部中弹牺牲后，大副陈荣驾驶重伤失火的军舰驶往浅水区自救，在军舰沉没前蹈海自尽。全舰官兵大部殉国，仅16人被救。
海战中北洋水师牺牲官兵总计714人，其中沉海的“超勇”“扬威”“致远”“经远”官兵达660人。受伤官兵108人。牺牲职衔者为提督衔记名总兵邓世昌。
在大东沟海战和威海保卫战中自杀成仁的高级将领丁汝昌、林泰曾、刘步蟾、张文宣、戴宗骞、林永升、黄建勋等人，其过程都无疑义，正史、野史的记载基本吻合。唯独邓世昌之自沉殉国，或与正史记载略有出入。
野史和正史记载的邓世昌拒救自沉，基本一致，只不过繁简而已。但“致远”幸存水兵们的说法，却与史载略有出入。
“致远”去撞沉“吉野”，若干研究者都认为在技术上不可能存在。当然，无论去撞击日军哪艘军舰，其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英雄气概都毫无疑义。“致远”幸存者水兵共有7人，对当时状况，各叙不一。以至于姚锡光所著《东方兵事纪略》中记“遂鼓快车向吉野冲突”几成为孤证。姚著此书是甲午海战的第三年。不知所叙是否采纳了幸存水兵的叙述。因为姚锡光在甲午开战时，正在山东巡抚李秉衡衙署任职，他并非亲历者，应是参阅中外各种史料。但是，他的记载却成为从《清史稿》到《辞海》几乎众口一词的标准案本，以至于从教科书到《甲午风云》等影视文学作品，无不采用“撞沉吉野”之说。不妨引《东方兵事纪略》中所言：“致远弹药尽，适与倭舰吉野值。管带邓世昌……遂鼓快车向吉野冲突。……而致远中其鱼雷……”《清史稿·邓世昌传》《辞海》几乎照抄。其他如《清稗类钞·邓壮节阵亡黄海》云：“致远中鱼雷而炸沉”，成书更晚，恐怕也是人云亦云。这里也不再赘述。
除“撞沉吉野”说外，姚锡光这段不长的文字中，“中其鱼雷”说也广为后世所采用，这也是谬传，与事实不符。由此引发邓世昌在“致远”沉没后坠海的一些出入不同的记载，当年海战后出版的《点石斋画报》图文报道《仆犬同殉》称：“有义仆刘相忠随之赴水”“所养义犬尾随水内，旋亦沉毙。”清人池仲祐《邓壮节公事略》中记邓世昌所豢养爱犬“衔其臂不令溺，公斥之去，复衔其发，邓按爱犬入水，同沉于海”。
但池仲祐是私史，仅是一家之言。正史《清史稿》则记为：“世昌身環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当时在“镇远”服役的洋员马吉芬后来也写了回忆录，他则根据幸存水兵的叙述。水兵们对当时战况说法各异，也许是因为在舰上岗位不同、视角所限，导致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但马吉芬发现唯有对邓世昌沉海的细节述说一致。邓世昌所养烈犬，性格凶猛，每不听邓世昌管束。邓沉海后，先抓住一条船桨（有说为木板），但猛犬游过来冲撞邓世昌，致使其与桨（板）脱手才与犬共溺亡。水兵们还一致述说邓大人不会游泳，才无法逃生。这与《清中稿》的记述又有不同，目击水兵说邓抓住的是桨（或木板），《清史稿》言之凿凿是“汽圈（救生圈）”。当然这都是细枝末节，至于水兵们说邓不会游泳，在今天看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须知他是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又多年领舰，是标准的海军军官。我注意到：大东沟海战中自沉的将领包括邓世昌在内，皆是投海自溺。按常理，一个会游泳的人，是没有办法投海自沉的。
北洋水师招募的水兵，大多为山东半岛的渔户，会游泳自不成问题。将领多为船政学堂毕业。本来招收学生时，设想是福建省本地生源。但当时科举考试仍是读书人和贫家子弟的晋身之阶，船政学堂这种新式军校闻所未闻，一般读书人报名稀稀。福建报名者多为贫寒出身的少年，但名额差之甚远，不得已学堂扩大招生地域，转向广东、香港招生，因粤港之地多商人子弟和洋学堂学生，受西洋风气影响，易接受新鲜事物。
邓世昌隶粤籍，时在香港，学过英文，遂报名成为首届学生。我查若干史料，船政学堂分前学堂（学法语）与后学堂（学英语），前者以制械造船为主科，后者以驾驶管轮为主科。课程约为三类，类为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代微积、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热学、化学、地质学、航海学等，属基本自然学科。第二类是文科、外语、音乐等项。第三类是船政大臣沈葆桢特别下令增加的传统义理类，如圣谕、孝经、策论等。学期三年。之后再二年实习训练，学生出海登船，学习有关天文、测量、风浪、沙线及驾驶、管轮、海上作战等科目。包括操作重炮、小型武器、水兵匕首、划船训练，都在演练之内。但却未查到是否有游泳训练之科目，也许虽是西式海军官校，但学生恪守传统，不便赤身露体？封建时代武官讲威仪，船政学堂学的是先进科学，但学生着装还是传统袍褂，也许实习科目包括船政学堂中并无游泳训练项目？否则不能解释邓世昌不会游泳，另外两位船政学堂毕业的海军军官黄建勋（“超勇”管带）、林永升（“经远”管带）及“经远”大副陈荣、“超勇”大副翁守瑜也是投海自沉，看来也是不谙水性。当然，清朝对守城有责的武官若失地，是以流放直至死罪惩罚。舰即如城地，邓、黄、林等皆为血性之人，舰沉则自裁。若会游泳，也必会选择其他方式殉国。
至于邓世昌受伤沉海，抱不抱住木板（或木桨），大约都是人的本能。他抱必死之志，在下令开足马力撞向敌舰前，曾大呼“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清稗类钞·邓壮节阵亡之黄海》赞叹：“观此则知邓早以必死期矣！”这符合邓的性格，“邓在军中激扬风义，甄拔士卒，有古烈士风。遇忠孝烈事，极口表扬，凄怆激楚，使人雪涕”。邓世昌在平时训练中行事就坚毅果敢。他在率“致远”从西班牙归国时，遇巨浪狂风，戎衣尽湿。尽管他不会游泳，但坚不避退，亲操舵轮，转危为安。驶入地中海，因水兵添煤过多，致烟筒起火，邓世昌沉稳“令开火门、塞灰洞，火立止”①。邓世昌毫无疑问堪称殉国之烈士。
与他相仿的还有黄建勋，池仲祐《海军实纪·黄镇军菊人事略》（“镇军”是对一定品级武官的尊称，“菊人”是黄建勋的表字或别号——作者注）说他为人慷慨侠义，性格沉默，但却出言耿直，“不喜作世俗周旋之态”，这些与邓世昌性格相似。黄建勋是福建永福人，十五岁入船政学堂期学驾驶，后留学英国。先任“镇西”管带，他与邓世昌同有古烈士之遗风，殉国时比邓小三岁。黄建勋、林履中在海战中皆临危不惧，从容赴义，可歌可泣。只不过邓世昌壮烈之死，受到皇帝的直接褒彰，谥号“壮节”，举国痛悼，名声遐迩。黄、林二人，其实也无愧于北洋海军的军魂，也值得后人铭心敬仰！
其实，像邓世昌、刘步蟾、黄建勋、林永升、杨用霖等成仁取义、有“古烈士之遗风”的北洋海军将领甚多，只不过正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如《清史稿》，对北洋水师将领，只入传丁汝昌、刘步蟾二人（林泰曾的小传还附在刘步蟾之后），很多牺牲的将领都逐渐被遗忘了，连其事略都湮没无闻、无从查考。如在大东沟海战中壮烈牺牲的北洋海军将领徐景颜，由于清末古文家林琴南曾作《徐景颜传》，才使我们有所了解。
据林琴南所述，知徐景颜为苏州人氏，进修于天津水师学堂，才华超群，二十五岁擢参将（正三品衔级），成为丁汝昌副手。徐景颜是一位精英儒将，在水师学堂“习欧西文字”，“每曹试，必第上上”。博通史学，“治《汉书》绝熟，论汉事，虽纯史之史家无能折者”，由此看，徐景颜无疑是治史专家。更儒雅聪颖，“筝琶箫笛之属，一闻辄会其节奏，且能以意为新声”，是一个极有音乐天赋的雅士。徐景颜爱国爱家，感情丰富细腻，非一般武夫可比。大东沟海战前夕，徐景颜曾回家告别妻子，“辄对妻涕泣”，而“意不忍其母”，“母知书明义，方以景颜为怯弱，趣（催促）之行。景颜晨起，就母寝拜别，持箫入卧内，据枕吹之，初为徵声，若泣若诉，越炊许，乃陡变为惨厉悲健之音，哀动四邻。掷箫索剑，上马出城。是岁遂死于大东沟之难”。林琴南以凄怆之笔，为后人记录下了大义凛然、又情感丰挚、终成仁殉国的海军将领徐景颜的画像，包括他大义明理的慈母。林琴南的文笔脱胎于先秦两汉唐宋古文，深得古史传精髓，优点是感人至深，缺点是仅突出细节，对人的介绍过于简略。“以参将副水师提督丁公为兵官”，参将只是衔级，不是实职，徐景颜究竟任何职务？是舰上军官，还是提督衔衙门职官？是否随丁汝昌上舰督战阵亡？均不得而知。“来远”舰大副有名徐希颜者，也在大东沟海战中阵亡，是守备衔级，应与徐景颜不是一个人。但若无林琴南之记录，后人则不可能知北洋水师有如此精英之士。
北洋水师将领生前死后，尤其威海之战后，多受时人诟病甚至污蔑，故林琴南于传后愤慨疾呼：“恒人论说，以威海之役，诋全军无完人，至三公之死节（林文在《徐景颜传》后还简介了林永升、杨用霖），亦不之数矣。呜呼！忠义之士又胡以自奋也耶？”
不胜战，毋宁死！以邓世昌为代表的北洋海军军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赴死精神，使对手永远为之敬畏。邓世昌的家族宗祠在广州，今已辟为邓世昌纪念馆。抗战时，日寇侵占广州，其烧杀掠淫，气焰甚炽。唯不敢冒犯邓氏宗祠，凡日寇官佐路经宗祠时，皆止步敬礼，有的日寇军官还偷偷溜进宗祠顶礼祭拜（徐锦庚《从头再来》，2016年11月18日《文艺报》第7版）。《史记》上说“人固有一死”，《史记》上还说“贪夫殉财，烈士殉名”，除方伯谦、吴敬荣、牛昶昞等一小撮贪生怕死、投降外寇的败类外，以邓世昌为代表的1405名（含威海保卫战牺牲者）殉国北洋水师官兵，青史“殉名”，永垂不朽！
“镇远”署理管带杨用霖在大东沟海战中任“镇远”大副，协助林泰曾指挥作战，“积尸交前，而神色不动，攻战愈猛”①。他亲自转舵，横向出击卫护“定远”，在林泰曾自杀后接替他的职务。拒不向日寇投降，在自杀殉国前曾慷慨长啸“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华民族有了这种精神，足以万古而不磨！足以不败于世界民族之林！
1919年，北洋政府海军部调查统计北洋水师牺牲官兵共1405人，大部分姓名已不可查考。仅知除管带外，在大东沟海战中阵亡的舰上军官（武官六品千总衔以上）计有：
“定远”舰载鱼雷艇管带陈如昇，“镇远”三副（千总）池兆瑸，“致远”帮带大副（都司）陈金揆、鱼雷大副（守备）薛振声、驾驶二副（守备）周震阶、枪炮二副（守备）黄乃谟、总管轮（都司）刘应霖、大管轮（守备）郑文恒、曾洪基、二管轮（千总）黄永猷、孙文晃，“经远”鱼雷大副（守备）李联芬、枪炮二副（守备）韩锦、驾驶二副（守备）陈京莹、船械三副（千总）李在灿、船板三副（千总）张步瀛、总管轮（都司）孙姜、大管轮（守备）卢文金、陈申炽、二管轮（千总）刘昭亮、陈金镛，“来远”大副（守备）徐希颜、三副（千总）蔡馨书、邱勋、大管轮（守备）梅萼、陈景祺，二管轮（千总）陶国珍、陈天福、陈嘉寿，“济远”帮带大副（都司）沈寿昌、二副（守备）柯建章、杨建洛，“超勇”驾驶二副（千总）周阿琳、总管轮（都司）黎星桥、大管轮（守备）邱庆鸿、二管轮（千总）李天福，“扬威”管带（参将）林履中，“广丙”帮带大副（守备）黄祖莲，“威远”大管轮（守备）陈国昌、二管轮（千总）黎晋洛，以及“左一”鱼雷艇大副吴怀仁，“左二”鱼雷艇大副倪居卿等。
清代武官分九品，上述阵亡的军官皆为中级将校，是北洋水师军官的精英，虽殉之于国，英雄无悔，但仍令人无限惋惜！
海战中牺牲的把总、头目、实习生、水兵、工匠（包括两名洋员）有姓名者还有约300人，这些阵亡殉国的官兵不该被遗忘！
其他把总以下武官、士官及水兵阵亡约1000余人，大部分姓名无可稽考，已湮没无闻！
以邓世昌为楷模的北洋水师殉国官兵，其反击外敌的英雄之气概和殉国之壮烈，无疑成为中国海军军魂的象征。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各种不同种类军舰，均以省、自治区、直辖市、大中城市、州、县、湖泊等分别命名。训练舰则以人名命名，艘入现役的是“郑和”号，第二艘即被命名为“世昌”号。①
以邓世昌为代表的北洋水师青年将校们，曾憧憬着中国海军捍卫海疆、崛起于世界，愿吾国人勿忘已逝英雄的梦想！
万里海疆，沧溟永镌：永不消逝的军魂！
① 余思贻，《航海琐记》，《清史镜鉴》第八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P243。
① 池仲祐，《杨镇军雨臣事略》，“镇军”是尊称，“雨臣”是表字。同前，P245。
① 中国海军还有两艘以人名命名的舰艇：“辽宁”号航母辅助保障舰“徐霞客”号、医疗保障舰“竺可桢”号，皆为非作战舰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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