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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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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经典与解释·古典学丛编”，德国古典学家莱因哈特遗作，细致解读史诗《伊利亚特》。
1.本书作者莱因哈特，是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的得意门生，但受尼采和格奥尔格诗人圈影响较大。莱茵哈特受同时代学者伽达默尔高度评价。
2.19世纪末历史-实证主义古典语文学研究逐渐走向狭隘的专业化，莱因哈特选择了另一条古典语文学研究之路，他强调“整体性研究”及“对人性和神性的了知”。
3.莱因哈特的这部《伊利亚特》研究，实现了尼采曾经的期待：让语文学成为一门“阅读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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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深受尼采影响的莱因哈特，力求让语文学摆脱19世纪末历史-实证主义的负累，回归诗意和人文主义的教养目标。在学术的成熟期，莱因哈特的研究重心从哲学转入肃剧和诗。他把生命的后几年贡献给了史诗《伊利亚特》，辞世时留下4000余页手稿。这份丰富的遗产经下一代学者的精心整理而成书出版，定名为《<伊利亚特>和她的诗人》。
本书顺沿史诗文本，展开了一卷卷细致的解读。莱因哈特的笔，在轰轰烈烈大怒大悲中复活了微妙无声的人心和优柔暧昧的神意。跟随他的目光，我们在古远的硝烟中领教着我们自己的轻狂、昏盲和矛盾。尼采曾期待语文学成为一门“阅读的艺术”，莱因哈特的这部《伊利亚特》研究大概就是这一理想并不算迟到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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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卡尔·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1886-1958），生于法兰克福，年轻时在歌德中学学习，1905年起，在波恩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学，受维拉莫维茨指导，于1910年取得古典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辗转任教于波恩大学、马尔堡大学和汉堡大学，1924年直到1951年，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其间于1942-1945年加入莱比锡大学）。
莱因哈特1951年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大学古典语言学名誉教授，1952年获得科学与艺术功勋勋章，1956年被授予法兰克福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莱因哈特虽是维拉莫维茨的学生，但受尼采和格奥尔格诗人圈影响较大，著有关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等的相关著作。
译者：陈早，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深圳大学。曾出版译著《希腊化史：亚历山大大帝》《布里格手记》《逝物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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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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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20
第1卷 /52
第2卷 /129
第5卷 /148
第8卷 /165
第9卷 /255
第10卷 /290
第11卷 /299
第12卷壁垒战 /316
第13至15卷 /329
第16、17卷 /365
第18卷 /457
第19卷 /478
第20及21卷 /490
第22卷 /527
第24卷 /534
《伊利亚特》与《阿佛罗狄忒颂》 /598
补遗:关于早期亚历山大里亚的荷马文本 /614
德文版编者后记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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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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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导言
（注释从略）
1871年，时任巴塞尔大学语文学教师的尼采出版了处女作《肃剧的诞生》。他声称，为寻求“一种解释希腊肃剧的全新方式”，他要在此书中“暂时避免任何语文学方法，只关注美学问题”。这部蔑视学术规范的著作甫一问世就掀起轩然大波，年仅22岁的年轻语文学家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迅速发起毫不留情的攻击，针锋相对地写下了他自己的处女作《未来语文学！回应尼采或巴塞尔古典语文学教授的〈肃剧的诞生〉》。此番交锋后，尼采不再以古典学者的身份发声，并于1879年称病辞职，离开巴塞尔；维拉莫维茨则很快获得柏林大学教席，此后30余年几乎稳坐德国古典语文学界的头把交椅。
由于维拉莫维茨的推波助澜，历史实证主义的古代文化研究在19世纪末的德国盛极一时。这条学术路线不再重视语文学传统的教育意义，而意欲使之体系化、科学化。它的方法信条是，只要广泛搜集原始资料，就能全面地认识历史事实，并将其客观、准确地再现出来。维拉莫维茨以匠人的现实、谨慎和勤奋创造出历史实证语文学的辉煌，却从未想到，恰恰是他的执着和努力，不久之后就将他毕生小心经营的“实业”推入举步维艰的死局。维拉莫维茨得意的高徒莱因哈特（Karl Reinhardt，1886-1958）曾回忆说：
19世纪末，古典语文学研究举步维艰，如同一机构臃肿、将自身掏空的企业，起初高涨的热情消失殆尽——不是因为麻木冷漠，而是因为清醒、禁欲、尽职和坚忍的英雄品质。［……］19至20世纪之交时，古典语文学陷入了双重窘境。古典理想的破灭，［……］不断增强的专业化。（莱因哈特：《我与古典学》。见《古典学与现代性》，刘小枫编，丰卫平译，崔嵬校，华夏出版社，2015年，以下简称《古典学》并随文注页码，页151-244。此处，页161。）
事实上，尼采对此结局早有预判。甚至在与维拉莫维茨分道扬镳前，他就已经“像一个医生坐在‘瘫痪时代’的病床前”做出过诊断（《古典学》，页164）。尼采对琐碎事实的堆垒嗤之以鼻，他蔑视地称之为“微粒学说”（Partikellehre）和“蚂蚁的工作”（Ameisenarbeit）。不仅如此，他更是从根本上否认认识“客观”的可能，终其一生，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抨击“历史学热病”，鞭挞体系化和所谓的“科学”理想。
在尼采看来，知识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以知识为终极目的，它就会有“报复我们的危险”（KSA 8，3［76］）。让语文学科学化无异于涸泽而渔，因为古代材料迟早会被挖空。语文学的真正任务在于：让人们“以希腊古代为古典榜样之集”，来“理解我们自己，评判并借此超越我们的时代”（KSA 8，6［2］）。“反对时代，并由此作用于时代，并但愿有益于一个未来时代”（《沉思》，页137）的语文学需要“不合时宜”地承担起教养的重任，因此“语文学家们也是教育者”（KSA 8，3［1］），应以“非历史的感受能力”站在“超历史的立场”上（《沉思》，页143，145）。回头看去，当同时代的维拉莫维茨还在一厢热情地执意于终结人文主义的主观之时，尼采已经为历史实证主义的僵化症开出《肃剧的诞生》这剂太过超前的猛药。不被学术界理解，甚至被彻底孤立的尼采，眼睁睁地看着古典语文学在繁荣表象下像他担心的那样一步步病入膏肓。70年后，重新发现尼采的莱因哈特评价说，是尼采“撕裂了他那个时代的表象”，他“宛如一只洁净的水禽，翱翔在时代浩瀚知识海洋的洪流中，却未被沾湿”（《古典学》，页164，165）。
值得庆幸的是，尼采虽在公开论战中偃旗息鼓，却从未停止过对古代世界和今人的比较、反思。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一文中，他专题阐述过自己对历史语文学的看法，还在1874/1875年间写下许多笔记补充此文，并曾计划将这些笔记作为第五篇《不合时宜的沉思》发表，题目就叫《我们语文学家》。除了这两篇主题明确、针对性极强的文章，几乎在尼采中后期的每一部著作中，都能看到他对当世语文学的批判或对“未来”语文学的召唤。可以说，这些以格言或短文形式呈现的反思，为半个世纪后意欲调和“古典理想”与“语文学工作历史现实”的莱因哈特提供了纲领和方向（《古典学》，页161）。当然，莱因哈特对尼采的推崇不止于原则上的重复，更落实在具体的文本解读实践之中。对此曾有学者评价，尼采念兹在兹的“新”语文学终于在莱因哈特那里迎来迟到的成功。
莱因哈特早年的学术工作主要针对哲学文本，后期则转入肃剧和诗。他把生命的后几年献给了史诗《伊利亚特》，此书虽未能终定稿，但留下4000余页荷马研究的手稿。恰恰因为未完成，这些手稿反倒更清晰地显现出莱因哈特的治学思路和方法。莱因哈特逝世三年后，手稿经古典语文学家乌沃?霍尔舍尔（Uvo H?lscher）校读、编辑并终出版，定名为《〈伊利亚特〉和她的诗人》。
本文随后将以这部著作为中心，试探讨莱因哈特重点关心的几个问题，借此领会尼采对古典语文学的诊断及预言对莱因哈特的影响。
反思语文学的“界限”
身为弟子，莱因哈特对维拉莫维茨始终怀有深厚的敬重，他盛赞后者是“古典语文学后一位大师”，并把从他那里学到的分析考据方法运用得炉火纯青。另一方面，莱因哈特也对恩师的缺点了如指掌：评断尼采公案时，莱因哈特直言，维拉莫维茨错在“缺乏浪漫、自省和某种未来注疏家应有的思考性预感”。回顾古典语文学的发展历程时，莱因哈特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维拉莫维茨已把学术改造成宗教，却“并非对古代，对柏拉图、索福克勒斯或荷马”虔诚（《古典学》，页166，195），而是迷信他自己的学术：
这种态度是人文主义的终结，研究对象并没有包含在语文学中，如同数字包含在数学中那样。（《古典学》，页168）
换言之，维拉莫维茨错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他满腔热情地搜集、证伪、删减、重构，却并不思考辛勤忙碌的意义何在，他野心勃勃地建起一座空前庞大的语文学博物馆，却为制作标本本末倒置地杀死活的对象。对于上一代考据学者的盲目，莱因哈特深以为戒，“界限”问题也因此成为他思考的重心之一。荷马研究之初，他就开门见山地表明态度，虽然他仍采用分析考据的方法解读《伊利亚特》，但“只以之为路，而并不追求惯常的目的”：
摸索此路，是为终到达研究本身的界限：此后nonplusultra［不能更远］；是走向语文学家的“禁忌”。
这种界限或禁忌主要有两个面向，一是针对考据家们“越过作品，追问作者”的“历史”目标，二是质疑对文本的证伪和重构到底能在何种程度上实现“客观”（《沉思》，页182）。
《伊利亚特》是一位诗人的杰作，还是若干诗人的拼凑？荷马是否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如果真的有过一位荷马，他是谁？考据可否还原他的生卒年代、活动地点、身世起源？如果多位诗人共同创作出荷马史诗，谁在先谁在后？如何区分真荷马和仿荷马？这一系列所谓的“荷马问题”（die homerische Frage）占据了19世纪古典语文学研究的大半壁江山。
整一派学者（der Unitarier）认定荷马是无可匹敌的天才，他们“引证诗意上的不可辩驳”（页13）极力捍卫史诗的统一和完整。与之针锋相对的分析派学者（der Analytiker）矫枉过正，他们以科学的名义把荷马降下圣坛、推入解剖室，他们认为《伊利亚特》多半都是荷马身后无名诗人们的画蛇添足，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确定出真正的、本源的荷马”（页57）。对于以上纷争，莱因哈特超然在外，他不屑于整一派的“天真”，更痛心疾首于分析派的粗暴。在莱因哈特看来，“是否有许多诗人，两个还是十个，或者终唯有一人胜出”（页15），既非古典研究的中心问题，也不可能得出定论。因为“不论如何，就连人们相信存在的那个荷马”（页11），也终究只是个假说。这些问题远超出语文学家的研究手段，仅靠搜集材料、考据和勘正流传下来的古代本文，根本无望得解，它们并不值得人们殚精竭虑。
实证的历史思维将不仅导致缘木求鱼的徒劳，对古典语文学的学科发展也百害而无一利。比显微研究的琐碎化、过分专业化更加可怕的是，分析派在历史“客观”的掩护下，滋生出目空一切的暴戾。为还原真荷马的“原本”（Urtext），他们对《伊利亚特》文本进行了大规模的洗劫和剪切；为标榜所谓的“科学”和“客观”，他们肆意践踏“诗意”，把所有带有“主观”色彩的审美判断都摒除在外，坚信“借助语文学的确据”（页13）就能分辨出具体章节的真伪：
［他们］死守文本，并且把文本看作是需要清理、需要从熔渣中解放出来的材料。他们的问题终简化为真实性问题。［……］不为任何文学经验所动，［……］人们自信可以计算出曾经必定存在过的内容。这些语文学家［……］毫不关心自己加入了怎样的竞争。（页57）
以“客观性”为武器的分析学者们自以为真理在握，他们孜孜不倦地拆解文本，却从未反思过自己是否具备裁断的能力。这让我们想起尼采在第二篇《不合时宜的沉思》（1873年）中对历史的客观信条发出的警告，尼采把这些“在希腊诗人的残骸里寻觅和挖掘”的学者称作“历史学的中性人”、“被排空的有教养人”，批判他们“沉没在对外不起作用的东西，亦即不成为生活之教诲的杂乱堆积的垃圾中”（《沉思》，页180，182，177）。他们的历史陈腐而危险，不但丝毫无益于现世生活，甚至是与生命力相敌对的破坏力量，它让现代人陷入智识上的自负，
幼稚地相信恰恰他们的时代在一切通俗简介上都是正确的，按照这个时代去写作就等于做事完全公正。［……］那些幼稚的历史学家把按照当前举世一致的意见来衡量过去的意见和行为称为“客观”：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一切真理的金科玉律；他们的工作就是使过去适应合乎时宜的平庸。
纯粹直观、不对主体造成任何影响、完全脱离个人利害的“客观”，无论如何都只能沦为“幻觉”（《沉思》，页188）。与尼采一样，莱因哈特也不相信关于客观的“坏神话”（《沉思》，页189），假想的“客观”恰恰是隐藏深的偏见，每代人自以为的理所应当反倒是需要超越的障碍。妄图通过删减和拼接重构出历史真容的尝试只能沦为自欺欺人的闹剧。
然而，对“客观”这把解剖刀的拒绝，并不意味着要转入“整一派”的另一个，莱因哈特同样不接受把《伊利亚特》神化成“雅典娜那般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一出现就不容改动的完美成品。莱因哈特明白，鼓吹客观的机械拆解和主观定义的僵硬统合实则一体两面，只有超越二元对立，才能跳出非此即彼的陷阱。他不再把目光胶着于静止体系的分或合，而是转入对过程的探索，他要追问的是现存如何生成、如何可能，他要“怀着对已成之物的敬畏”（Ehrfurcht vor dem Gewordenen）走近“正在形成的”（werdend）《伊利亚特》。为此莱因哈特开出了处方，“用自身变化着的荷马取代仿荷马”（页15），用“动态整体”打破偶然定格的魔咒：
统一难道不能是另一种我想叫作动态整体的整体？其中不同的圈子就像偏心圆，相继脱胎、彼此交叠、层层覆盖。就这样在基础构思或底层建筑之上不断扩展，这些或多或少遮蔽住主干的新事物部分从根基本身发展而出、部分依据情况从外界补充而入。应视其为补充和融合——我承认，就像色彩，［……］就像在一块反复修改的蚀刻铜板上（请原谅这与伦勃朗《百盾版画》的相似之处），创作者（如果有人不愿意听到“创作者们”）留下他的作品。（页210）
莱因哈特提出的动态整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语文学研究的格局，流变的时间维度突然在今版《伊利亚特》呈现的历史断面上打开。以这种流变性为前提，就彻底推翻了分析考据的任务。如同不断被流水冲刷的卵石，想象中的太古“原本”也渐渐在时间的长河里面目全非。“原本”并未消失，却也不可能被重新抽取，它“与《伊利亚特》的关系，就像初稿之于成熟的完美之作”（页57）。另一方面，流变性也破除了整一派对荷马的神化和迷信。即便执意把《伊利亚特》归功于一位天才，他的独一无二也并不与文本的多层次矛盾。换言之，不论诗人一或多，都可以从主题、风格、技巧等方面区分出早期和晚期的创作。当然，这种区分与真伪无关，而是“成熟度”和技巧的差别，尤其是，“英雄气质中彰显的人性”（页211）。
我们将会看到，莱因哈特的评判几乎不考虑语文学的证据，他不再像分析学派那样倾力关注某一特定时期的特殊词形或修饰语的常规搭配，这些琐碎细节不再是指标，而降级成他风格判断的辅助工具。相反，曾被分析学派暴力驱逐的“主观”因素回归视野，无法抽象或量化的经验、品味重新重要起来。极具颠覆性的是，莱因哈特的阐释纳入了一个全新的前提：对自我的理解，或者说，对人性的了知。这也正是尼采所谓的“语文学悖论”（die Antinomie der Philologie，KAS 8.3［62］）：人只能从自身经历出发理解古代，反之，这种对古代的理解才能让人评价自己。在此意义上，莱因哈特提出，古典语文学进入了“一个自我关涉的时代，［……］所述之言虽不言及自我，却首先坚定地关注自我”（《古典学》，页155）。
荷马之谜
［11］我只看到一潭黑水，
一定是你们看错。
本书不仅讲荷马本人，也要讲荷马的考据与流传（Homerkritik und überlieferung），亦即关于荷马的种种假说。一旦敞开意图，就会有人追问理由。原因是：我无法把自己从假说的重负中解放出来。人们可能会感到遗憾，但事实如此。道理则更为深刻。谈荷马时假说又与我们何干？天真者（［译注］指早期的整一派学者）这样问不无道理。不天真的人表示怀疑。也许有可能不掺杂任何假说而谈歌德、莎士比亚、但丁；可荷马？不论怎样，就连人们相信存在的那个荷马，不也是个假说？我不是在反对林林总总的其他假说？无论是否探讨学术文献，不是都理直气壮？
但我尚未固执到让二者对立：那边是假说，这里是“荷马”。反倒应该用关于荷马的种种假说——包括我的——检验荷马，也用荷马来检验种种假说，包括我的。虽非哲学目标，但也稍许用点柏拉图的方式。
一个“假说”可以用两种方式证实或推翻：或通过显而易见的结论，或通过后续展开的因果。本书更多用第二种，可以预料到，对于某些人这简直就是滥用，那么就要如此开脱：荷马考据中种方法太多，而第二种太少。整部《伊利亚特》如同被覆以一层假说之网，它使分析性思维方式的考据家（Kritiker der analytischen Denkart）恍然大悟，却把关注后果的人引入无解之境。
［12］朴素的解读独立于两种方法之外，它致力于探寻更深刻的洞见以表敬诗人，却不能让语文学家另眼相待。反之亦然。他们无法对话。后者视前者为外行，前者以后者为学究。虽然近来不乏彼此迁就，双方之间鸿沟依旧。就算他们喊：看哪，我们从这边和你们走得一样远！一者在分析的路上，另一者在直觉的路上。两条路并不会赫拉克利特式地交汇。
本研究试走分析之路！可它不正是与分析背道而驰？只以之为路，而并不追求惯常的目的：摸索此路，是为终到达研究本身的界限：此后nonplusultra［不能更远］；是走向语文学家的“禁忌”。这条路应该是：无聊或有趣的后续因果之路。一条间接的路。在这条路上，不论有无学识，一开始就不会成功。这条路却像我们暗自希望的那样，不会每每与诗意擦肩而过。毕竟，作诗不止是自由自在或多少受缚于传统的想象力的飞翔，只要它源于某种人为，就也是尝试、选择和成功。只有本真之物（das Eigentliche）可以括除在外不必考虑。但愿能从括号的数量和粗细猜出，我们在乎什么，每个人在乎什么。
学术状况
《伊利亚特》有一系列违背理性计划的东西。例如，有些较早的东西与后文并不一致。这些情况的原委似乎一望而知，那就是不同的诗人在创作。位把他的事情做得很好。第二位搞错了正确的东西，他添油加醋，或歪曲原意。正确的东西因之谬误，他或者沉醉其中而不自知，或者根本不在意。用中世纪的大教堂来打比方总能让这个过程一目了然。《伊利亚特》也区分出不同的建筑期。较简陋的方案为更宏大的计划让步。新的感受力超越［13］早期文风。因此，有些事端停滞下来，不再继续，新环节被插入，打断原有秩序。一种注解荷马的理想将会是一部建筑史。一如教堂，史诗中也显现出相续相隔的不同创作欲望所致的重大改动。此中亦不乏某种敬畏。甚或是有意拯救名誉。我们认为，源于历史的矛盾合理，同时出现的却要质疑，就算这有损诗人的伟大，就算这违背语文学的方法。把《伊利亚特》理解为正在形成的东西（ein Werdendes），同时怀着对已成之物的敬畏（Ehrfurcht vor dem Gewordenen）走近它。墙基和图纸的纵横架构很快推陈出新，可这也能在建筑史中经历到。“再别来什么建筑史了！”这只是考古半吊子的叹息。
敬畏和敬畏对峙。整一派信徒（der Unitarier）誓忠于一位诗人，分析派（der Analytiker）则敬颂许多。争论的只是，哪种敬畏更真。早期的整一论者更多引证诗意上的不可辩驳，分析学者更多借助语文学的确据。近来则俨然发生了角色交换，整一论者越来越多地论述起语文学依据，自维拉莫维茨之后的分析学者则更关注诗意。
近来，两派之间又参入了第三派：该派人士根据民俗学类推法（folkloristische Analogien）考虑到两部史诗或长或短的口头传统：在它们被文字记录下来之前，也许有50年、100年或者200年都在流动中。如果认为，这会证实有若干诗人参与，甚至诗人和吟诵歌手（der Rhapsode）、原创者（der Urheber）和改写者（der Umbildner）的差别都会消弭，因此定会受到分析学者的欢迎，那就错了：因为所有语文学分析都以写定的文本为前提。倘若一切都在流动，也就不再有稳定的杠杆，无法从建筑上拆下一块块砖，从诗里敲出一部部作品；断代也太含混，对此语文学的精准要求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整一论者也用不上。他们追求统一，可在文字固定下来的那一刻，这种统一并非雅典娜那般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而是偶然的定格。如果编辑的介入再动点手脚，《伊利亚特》的诗人就溶化了。也别再提什么审美精度的要求。［14］能确定的只是，相较于其他平行民歌，它的水平值得赞叹。
就这样，两个对手一会儿彼此对峙，一会儿又合起来反对第三方。二者彼此冲突的思考方式之间似乎并不存在压倒性的论点。或许某些形式上的东西能追溯到口头记诵的风格，但谁也没有否认过，史诗风格本来就源自口述传统。风格上的论据并不能证明保存下来的史诗与口述传统一脉相承。另一方面，我也想不出有谁论证过，只有以文字流传为前提，才能解释出或此或彼的中心意义，而口述传统都必将走向荒唐。
重 复
意料之中，本书给出的研究和观察也基于某些预设前提。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比较让读者烦心，就要相信这有其意义所在。像所有文学作品一样，荷马中的比较，是为表明文本自身的同一（die Identit?t），在整体关联中寻找那种单看细节不能顺理成章确证之事。或是为反证而比较：指出分歧、不连贯、艺术或逻辑上的不一致，指出和降低的水准，简言之，指出不同的作者。19世纪直至20世纪20年代的荷马语文学家们都在为此目的殚精竭虑。
本书并不沉溺于此或彼。要指明的无非是这样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不同于所有其他世界文学巨作，大半部荷马都是“仿荷马”（ein Paralel-Homer）。不止套话（die Formel），整段整段都在重复，而且，从纯套路性的泛泛之辞到明确无疑的植入文本之间过渡平滑。不仅仅是旁枝末节，伟大、核心的东西也会重现于别处，［15］且常常不止一次。首先是要照亮这种现象；而并非像惯常那样以对错、好坏的标准去衡量。屡见不鲜的反倒是，这样看对，那样看却错了。好与坏亦然。莫不如起初只做比较，然而这种比较要超越当下常规，从重复的诗行扩展到语境，再从语境推及动机（das Motiv）。此时就会呈现出脉络。若关注何去何从，就会发现一条这样，另一条那样。诗行和动机被抓取，重复之时也有变化。同质者在重复中转变，与这个浅白的想法相连的目标是：用自身变化着的荷马取代仿荷马。它如同一张清单，虽无法实现，但就在眼前。至于是否有许多诗人，两个还是十个，或者终唯有一人胜出，我们暂且还是不要费心思虑吧。
然而，本书借助的这种考察方式不可能理解重复的本质，因此我不得不简要说明。依此看法，对重复本质的提问根本就是做无用功。它认为重复来自一种“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的公共仓库，来自吟诵阶层为表演所掌握的辅助记忆的行业口诀大汇编，来自吟诵者的武器库，不论何时，每位从业者只要从中取出他所需之物，就能应对自如。
也许，对于语言和其中根深蒂固的套路这是成立的，但也并非百试百灵，颇多东西仅在它的位子上出现。可重复的诗组（die Versgruppe）呢？按照这种观点，重复没有诗的起源，也不追求诗的目的。重复源于表演的特定技术前提，目的是：用现成手段维系所需的英雄风格。这种观念中有某种理性：即便存在创造性的记忆，记忆在此也只是吟诵者即兴背诵陷入窘境时用来充数的救急品。［16］抑或这种观念中有某种神秘：打着史诗烙印的话语物资全都转移到形式或理念的天空上储备着，仿佛它们在吟诵者表演方式的感性世界中被映现出来。以上两种情况，对个别仿写段落进行语文学比较均毫无意义。
要开始本书，我得首先指出，书里不同意这种看法。倘若它对，那么，莫不如本书从未写过。
［本书］会从各章开始，或更好的说法是，按顺序一卷卷来，就像在已有的许多分析之外再分析一遍。也可以从重复的类型入手，那就会贯通整部《伊利亚特》，来来回回地比较。为方便读者，所以采纳原貌。如此也省去章节目录的麻烦。缺点是，无法避免有些章节会在两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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