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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40个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点出现代生活无处不在的政治学底色
虽然生活并非政治，但生活离不开政治！本书从40个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入手，以精巧的问题设置、环环相扣的论证、富有见地的解决方案，阐明这些日常生活的问题是如何与自由、平等、权威、公正和权利这五大政治议题相关，帮助你确立思考问题的政治学坐标。
本书帮你脱离庸常思维，抓住问题实质，像政治学家一样思考
本书收录109位重要政治学者的理论和观点，帮助你摆脱庸俗、过时的政治观点，抓住当代政治议题的实质。从柏拉图到罗尔斯，从理想国到博弈论，本书所囊括的各种重要政治理论和思想，以及针对这些思想的简明而又生动的介绍，能让你学会像政治学家一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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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本人人能读的实用政治学手册。
40个直击生活痛点的问题，涵盖自由、平等、权威、公正和权利的方方面面。
109位政治学巨擘，犀利点出日常情景所隐含的政治学内涵。
本书能令你跳出庸常思维，像政治学家一样思考。
苏格拉底曾说过：“未经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
“日常人文课”系列共有五本，分别是《哲学有什么用？》《政治学有什么用？》《女性主义有什么用？》《经济学有什么用？》《心理分析有什么用？》。这套书想告诉你：人生无处不反思！哪怕是柴米油盐的日常疑惑，也能从古往今来的人文大师那里得到靠谱的解答和接地气的建议。哲学会帮助你升华灵魂。政治学会教你解读世界和社会格局。女性主义能让你看穿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经济学会赋予你理性经济人的思维模式。心理分析会使你更好地认识你自己。
翻开这套书，你将学会过一种经过反思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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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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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雷思·索思韦尔（Gareth Southwell），英国作家、哲学普及工作者，著有《政治学有什么用？》《人是一棵思考的苇草》《你不可不知的50条科学哲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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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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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拾即是的政治学（任剑涛推荐序）
前言
章：自由
做坏事的人，自己有几分责任？
朋友说我太胖了。虽然没错，但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应该在社交媒体上谨言慎行吗？
沉迷手机有问题吗？
骑电瓶车必须戴头盔吗？
如果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能强制别人不吃肉吗？
想要大房子有错吗？
我因为人工智能而失业！我该怎么办？
第二章：平等
我参加的社团有各种老规矩，这公平吗？
我应该抽时间去投票吗？
一家人看什么电视节目该谁说了算？
孩子该由谁来照顾？
公共设施不利于残障人士，我应该抱怨吗？
孩子们走上社会的时候，我应该帮他们一把吗？
我的收入与付出匹配吗？
国家应该补偿我的不幸吗？
第三章：权力与权威
我有义务帮朋友喂猫吗？
大人出门度假的时候，家里可以让孩子说了算吗？
我应该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生活吗？
现在的新闻还能信得过吗？
我十几岁的儿子说我是“法西斯”—我真的是吗？
我的新下属都怀念老领导，我该把他们全部开除吗？
我应当为了保护几棵树而发起抗议吗？
我应该结婚吗？
第四章：权利
飞机迫降荒岛，获救前，我和其他幸存者该如何共处？
政府为什么对我们说谎？
要是有机会的话，我能殖民火星吗？
我可以解雇机器人吗？
投票权该不该和智商挂钩？
恐怖分子的炸弹就要爆炸，为了解除它，我该做到什么程度？
我是一位老师，业余兼职做裸体模特—这有问题吗？
工作和信仰起了冲突，我该怎么办？
第五章：正义
我应该支持公平贸易吗？
我应该支持我的国家开战吗？
有传言说敌对邻国开发出核武器，我该不该支持我国政府先发制人？
如果我国决定干预他国内政，我该支持吗？
新政党承诺推行“进步改革”，它真的能带来新风气吗？
我应该要孩子吗？
我应该给慈善机构捐助吗？
好莱坞电影里的未来为什么总是很严酷？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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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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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整个世界都在走向政治化。也许主要是因为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我们现在更容易接触到政治问题。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24小时全天候地浏览这个星球上任何地方、任何话题的新闻。因此，无论是东南亚珊瑚礁面临的威胁日增，还是叙利亚难民令人心碎的困境；无论是华尔街交易员的豪奢生活，还是更切近本土的议题，人们现在都可以更加轻松地了解和参与、分享和评论、宣传或谴责。这也使得想逃离这一切变得更困难，因为——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如此——我们被迫要面对朋友、熟人、同事，甚至是完全陌生的人的政治见解。
当然，政治问题不仅仅出现在阅读和讨论中，流传于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中，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需要面对政治话题，它会以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困境形式出现。沉迷手机算不算一个问题？你有义务做慈善吗？是否有足够的理由让你选择结婚？生孩子是个好主意吗？想要收入更高的工作或更大的房子有错吗？甚至是骑电瓶车的时候该不该戴头盔？或者是不是应该帮朋友照顾宠物？这些疑惑乍看起来似乎不是政治问题，但是当你以恰当的方式深入研究时，你会发现政治哲学家对这类问题有很多话要说。因此，柏拉图可能没有明确解决手机成瘾的问题，但是对于政府如何帮助我们变得理性，并且避免被有害的热情燃尽等方面，他会有很多话要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一生中从未发过微博，但他会提出，应当尽量不去限制你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权利。因此，当我们询问“马克思遇到这些问题会怎么行事？”，并考虑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如何应对21世纪的日常处境时，这并非轻浮之举，而是一种认真的尝试，试图去理解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的见解如何能够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毕竟，这不就是政治的意义吗？
在我们面前，常见的困境源于各种未经置疑的假设：对于善良和义务的本质的各种道德态度，关于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力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各种信念，关于公正和公平的各种观点，贫富差异的问题，等等。因此，在分析日常问题时，我们可以深入发掘和探索这些议题，并找出各路政治哲学家对这些议题有何评论。你可能已经猜到了，他们并不总是意见一致，因此，在考虑他们的意见分歧时，你会发现你找不到一条可以简单遵循和应用的建议——而这样的捷径恰恰并非哲学的意义所在。相反，你会更加明白，我们讨论的问题为什么如此具有争议性，以及为什么其中许多问题直到现在仍然是人们激烈争论的话题。后，你会了解到马克思、柏拉图、密尔、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以及其他许多哲学家会如何行动。你会支持或反对他们的观点，并且可能会面临比以往更多的问题，但这正是哲学的本质。在你对政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后，你可以更好地做出自己的决定，并回答重要的问题：“我该怎么行事？”
现在的新闻还能信得过吗？
你刚在公众号里读到一篇让你愤怒的文章。你正要分享它，但这个时候你突然停下来：这条新闻是真的吗？似乎曾有一段时间，“新闻”只是对时事的转述，但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耸人听闻且来源可疑的故事扑面而来，其目的不是要向我们传输信息，而是操纵我们的情绪并利用我们的成见。在这个充满“后真相”、“替代性事实”、阴谋论和“假新闻”的新世界中，我们该怎么辨别新闻的真伪？然而，这些情况古已有之，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
当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导师苏格拉底（Socrate，公元前469—前399）接受审判的时候，他为自己没有准备精心打磨的辩词而向陪审团道歉，如果他在回答中时有磕绊或停顿，他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原谅。这样的道歉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似乎很奇怪——真相比风格更重要，不是吗？但是，尼尔·波兹曼告诉我们，对于苏格拉底的雅典听众来说，情况恰恰相反：重要的不仅仅是说了什么，怎样说也很重要。关于出色演讲的研究被称为修辞学。听到这个词，我们现在想到的是诗歌中出现的修辞手法，或者是政客和魔鬼传道者的惑众妖言，但是对古希腊人来说，修辞学的意味要广泛得多。对他们而言，善与美，真理与雄辩都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真理也应该看起来是美的。苏格拉底以丑陋和不循规蹈矩著称，对礼节也几乎不关心，因此他的同辈人认为他有罪（“败坏雅典的青年”和“拒绝承认神灵”）也许不足为奇。尽管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些指控都属于诬告，但是就苏格拉底试图摆脱传统的思考方式而言，当时的雅典人确实尚未做好放弃它们的准备。
柏拉图和位“后真相者”
在深爱的老师去世后，柏拉图感到极为悲痛，他开始捍卫老师的声誉，并继续老师的斗争。柏拉图的大部分作品都采用“对话体”形式（哲学小品剧，其中许多对话的主角都是苏格拉底），而且他攻击的对象常常就是致其导师身亡的罪魁祸首：腐化哲学的修辞术。柏拉图认为，错误是由诡辩派导致的，而所谓诡辩派是一类专门研究修辞术的自由职业导师。由此传统催生出一种犬儒的虚无主义哲学，而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公元前486—前411）则是杰出的早期诡辩派之一，他因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而闻名，意指世间没有独立于人类主观性的价值观或真理。
与普罗塔哥拉同时代的诡辩派高尔吉亚（Gorgias，公元前483—前375）也有类似言论，他宣称“无一物存在”，而且即使有物存在，我们也对其一无所知。此外，即使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某物可以为我们所知，我们也无法将它传达给别人（我想这可以被称为“双保险”）。所有这些难道不是某种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终结论？真理即使到你手中也转瞬即逝。所以我们可以说诡辩派是早的“后真相者”。柏拉图正是在这样的观念环境下，将他的大部分哲学生涯用来证明真理确实存在，它可以被认识、被传播和被理解。但是，由于真理难以获得，也难以理解，所以它也就给无耻之徒留出了空间，他们总会制造令人舒坦的谎言，并利用人们怠惰、不求甚解的思考方式。
从政治宣传到假新闻
在现代，政治宣传经常与极权主义政权联系在一起，例如，纳粹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1897—1945）控制下的国家媒体，其任务是传播纳粹的反犹主义并证明它的合理性；又或者是苏维埃官方报纸《真理报》。但是，政治宣传实际上可以指代任何推广政治或党派事业的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也大肆地使用了政治宣传。据估计，美国空军在德国和日本的城镇投下了约60亿份小册子，主要目的包括散布虚假信息，敦促敌方投降，以及破坏敌国士气，等等。英国人甚至策划了一套虚假的《诺查丹玛斯预言》，希望信奉这位法国占星师的德国高级司令部成员能够为其所动，推翻希特勒（参见埃里克·豪的《诺查丹玛斯和纳粹》，1965）。甚至，我们还有过宗教的“政治宣传”，实际上，“政治宣传”早起源于天主教，意指“传播信仰”（在拉丁语里写作“propaganda fide”）。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宗教上的政治宣传和真正的政治宣传的核心联系在于，它们都试图借助偏见、恐惧、信念或者情感，传递回避理性甚至超越理性的信息。
在2016年，“后真相”一词进入了牛津英文词典，其定义是“后真相意指一种情景，在这样的情景中，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比客观真相更能影响公众意见”——如果这都不叫政治宣传，我们又该叫它什么呢？传统的政治宣传与现代的“虚假新闻”的差异，可能源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及其强大的影响力。显然，互联网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让人们得以获取更为广泛的信息和事实核查的资源。但是，许多政治评论员认为，在近期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大选中，泛滥成灾的含有虚假和误导性“新闻”的文章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脸书、谷歌以及其他传播渠道都发誓要对抗这股潮流，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它们自己应该为此受到指责。有多少次，当你“百度了”某项内容，径直点开了条链接，或者只浏览了搜索结果的页内容？如果搜索结果的“排序”由百度负责，那么百度就对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做出了判断。同样，微博首页也不仅仅集合了你关注对象发布的内容，而是已经由微博算法根据“热门”或“你喜欢的内容”进行了“编辑”。此类网络服务具有强大的力量，能够过滤和管理我们看到的信息，这对政治进程的威胁无疑是令人担忧的，而这还不仅仅是因为它很可能会被或者反民主的人，甚至敌对国家所利用。
“制造同意”
但是，我还需再次强调，我们不应该被近年来的事件误导，进而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传统媒体或大众媒体就不会从事这种有意识的操纵。实际上，报纸和电视新闻通常都是带有偏见的——他们可能倾向左派或右派，带有民粹主义或精英主义的色彩。但是总体上来看，这种偏见是可以相互抵消的。尽管《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可能与《华尔街日报》的编辑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之间的差异是言论自由的不同表达形式，因此整个媒体圈就呈现出各式观点齐全的光谱，读者可以从中进行选择，决定同意哪一方的观点，又与谁保持不同意见。
然而，诺姆·乔姆斯基和爱德华·S. 赫尔曼（Edward S. Herman，1925—2017）提出了“政治宣传模型”，对这一传统领域发出了质疑。他们指出，主流媒体实际上并不是自由的，而是代表了现存机构（国家的执政阶层、军事组织、公共组织、核心企业和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观点。所有这些现存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五类过滤器来控制新闻：（1）所有权：大多数新闻机构都下属于拥有特定商业利益的大公司——真相只能排在第二位；（2）广告：广告主可以通过威胁终止合作来影响新闻；（3）控制信息源：政府和各类大型机构都整合了非常多的信息，它们可以限制“不友善”的媒体，阻止它们获得信息（重要的数据，关于政策和项目的信息）；（4）抨击：各类机构可以通过反例、政治演讲、投诉、起诉等方式攻击“负面”新闻；（5）恐惧：现存机构可以利用真实或想象出来的共同敌人，借助恐惧来统一大众舆论，并将批评者斥为境外势力，由此将他们边缘化。
因此，哪怕我们的社会不存在直接的胁迫或者明确的审查制度，但是只要触及了利润这条底线，各类新闻仍然能够被高效且间接地炮制出来。而报纸一旦失去广告商，获取信息资源受限，或者遭人起诉，很快就会面临营收和利润下降的风险。如果乔姆斯基和赫尔曼所言不虚，那么他们就对政治民主提出了毁灭性的批判：媒体和政治中所谓的分歧实际上只是粉饰表面的琐屑之事：一旦事关重要议题（商业、战争、税收），无论是什么政党或报纸，现存机构永远都站在同一阵线。
抉择时刻
新闻和政治宣传的区别并不如我们希望的那么泾渭分明。怀疑论者、诡辩派和后现代主义者都对真理的存在或价值提出了质疑，而我们即便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可以承认所有观点都多少带有一定程度的偏见。所以我们必须掌握分析新闻报道的技巧：新闻的来源，新闻是否登载在“线下”媒体上，新闻写作是否平衡，写得好不好，等等。但是，如果所有主流媒体在某种程度上都搞政治宣传，我们又如何能通过互相比对进行核查呢？好吧，正如乔姆斯基的回答，既然新闻都是人在写，那么即使主流媒体也广泛存在政治宣传的倾向，你仍然可以在其中找到真实和相对公正的报道——你只是得睁大眼睛仔细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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