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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史学名家冯天瑜新作。重新定义长江文明的历史角色，构建长江文明文化体系。
2. 唤醒文化记忆，寻访长江流域全境，探索中华文明之源。
3. 搜集长江流域100多张图片、图表，汇集大量史料、研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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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人类文明是江河的赠礼。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是史学界的共识，也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印证。自唐宋以来，中华文明的重心逐渐由北向南转移，长江孕育并见证了数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勃兴与流变。本书纵览古今，在全球视野之下，综合介绍了长江文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文化优势，及其发展历程、文化分区。长江全流域资源丰厚、人文兴盛、经济繁荣，是中国文化历史的重要符号，至今仍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维持着中华文明的持久生命力。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对长江流域的自然与人文进行了全方位介绍，并历数了世界其他大河文明的发展历程与特征，与长江文明进行对比辨析。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长江流域的认识和考察也是逐步形成的，作者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打破区域阻隔，从中华文明的高度重新建立对长江文明的整体性认知，详解长江、黄河并立的文明格局，定义长江文明的历史角色。本书提纲契领、面面俱到，从时间、空间、自然、文化多个维度讲述，同时又简明、易读、丰富，是史学名家面向大众推出的文化读本，一书通晓长江文明分支及内核。在长江文明的统一概念之下，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更成体系，因此本书也是剖析长江全流域自然条件与人文理路的指导性书籍，对长江地区未来的文化与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江水滔滔而逝，奔涌数千年，长江沿岸孕育了太多中华文化地标、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华英杰，形成了推动中华大地不断更新发展，塑造我们共同的民族品格与家国记忆的强大文化力量。在长江文明这一统一的概念之下，文化记忆与遗存将更成体系，唤起对长江流域历史与将来的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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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历史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著有《中华文化史》《“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张之洞评传》等。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研究员，著有《秦礼仪研究》《武昌老建筑》《样式雷》等。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总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共享遗产委员会秘书长，著有《文化线路》《堪舆》《一本书读懂中国建筑》《武汉历史建筑图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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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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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长江礼赞 III
导 言 V
章 自然长江
节 流域 002
第二节 干流 008
第三节 支流 021
第四节 湖泊 039
第二章 自然长江认知史
节 主干之辨 052
第二节 江源考察 060
第三章 大河文明纵览
节 诸大河文明 074
第二节 “人类文明发生线”横贯长江流域 104
第四章 文化分区
节 上游：羌藏文化、滇黔文化、巴蜀文化 125
第二节 中游：荆楚文化、湖湘文化 140
第三节 下游：赣皖文化、吴越文化 155
第五章 文明演进
节 中华文化的母亲河 170
第二节 经济文化重心南移 180
第三节 近代文化的推进线路 196
第六章 水运交通
节 早期运河工程 214
第二节 长江与黄河的纽带：汉江 228
第三节 近代航运 236
结 语 守护与瞻望 251
注 释 255
参考文献 275
图片来源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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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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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礼赞
长江，从雪山走来，自北而南，腾跃于羌藏滇群峰间，又东折入川，接纳巴蜀众水，汇巨流冲决川东绝壁，迎来荆楚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江汉朝宗东去也，阅尽吴越繁盛，倾注大海不复返，以180 万平方千米的丰美沃土，天赐中华。
长江，穿行于北纬30 度南北。这是人类古文明（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的发生线，而长江流域是其中自然条件为优胜的地段——其他诸域皆因副热带高压控制，成为干旱的沙漠带，文明凭大河灌溉，而长江流域西边有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崛起，阻断太平洋湿暖季风，形成地球上少有的亚热带降雨丰富的地段，水热资源俱富。长江流域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发展潜力的区域，天赐中华。
回望古史，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的早期发育居功至伟，而长江流域依凭巨大潜力，自晚周急起直追，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与北方之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羌文化并耀于秋。龙凤齐舞、国风—离骚对称、孔孟—老庄竞存，共同构建二元耦合的中华文化。中唐以降，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长江迎来领跑千年的辉煌。近代以来，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长江担当起中国工业文明的先导、改革开放的先锋。
长江流域人文兴盛，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当下正在创造更加壮阔的现代文明。试看今日之环球，长江正辉耀于东方。
冯天瑜
2021 年3 月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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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一
水是有机生命的源泉，而文化由人这一高级有机体创造，因此，水（尤其是人类饮用、农作物灌溉需要的淡水）是文化生成的条件。人类有了稳定的淡水供应，方可经营定居农业，进而跨入文明门槛（以城市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及金属工具的使用为标志）。而能够为人类生存及文明发展源源不绝地提供淡水的，主要是河流。
河流，是指陆地表面经常或间歇流动的天然水体。汉字的河流拟名甚多，大者如“江、河、川”，小者如“沟、涧、溪”，被统称为“水”（《水经注》称黄河为“河”或“河水”，称长江为“江”或“江水”）。江河纵横奔腾的流域，因有充沛的淡水供应和便利的水运条件，成为文明的发祥地。四
大文明古国，皆仰赖大河的恩惠，比如，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之于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之于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恒河之于古印度文明，黄河、长江之于中华文明。古希腊“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称：“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此语适用于诸大河文明，古巴比伦、古印度、中国等文明古国，也都是江河的赠礼。
二
但不无遗憾的是，上述诸大河文明多已消弭在历史长河之中，比如，尼罗河文明被希腊化、伊斯兰化，两河流域文明被波斯征服，印度河文明先后被雅利安化、伊斯兰化，唯有中华文明于起伏跌宕间传承不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领域广阔、地理形势错综，存在平行互补且有自然屏障相间的两个大河文化——雄浑的黄河文化和清奇的长江文化，所谓“北俊南孊。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僿南华。”1 当黄河流域因垦殖过度、气候转向干冷、胡马南征而文明渐趋衰落之际，长江流域后来居上，发挥其优越的自然禀赋，成为粮食、衣被、财赋的主要供应区和人文胜地。黄河流域邻近游牧区，一旦长城被突破，就可能被游牧人占据。而“长江天堑”成为一道防卫线，拥有巨大经济、文化潜力的长江流域为华夏文明提供退守、复兴的基地。经由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承接与创造性发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精义得以保持与光大。得两条大河的滋养与回护，是中华文明于数千年间延绵伸展、从未中绝的原因之一。正如近人梁启超（1873—1929）所说：“中国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则以黄河扬子江之二大川横于温带。灌于平原故也。”2
三
黄河纵横于北温带80 万平方千米的高原和平原，曾经是林茂草盛、自然生态良好的地域，先民在黄河诸支流（如洛水、渭水、汾水等）流经的台地采集、狩猎，进而发展农耕业，奠定文明根基。现代意义的考古学在20世纪初展开于中国，首批田野考古用力于黄河中下游。仰韶、龙山、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殷墟等商周故城的发掘，与《尚书》《左传》《史记》等传世史典对先夏及夏、商、周三代文化在黄河流域繁衍的记述相映照，学界据此确认“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
长江流域广及180 万平方千米，恰在北纬30 度线这一“人类文明发生线”两侧。20 世纪70 年代，浙江余姚发现河姆渡文化，其人工驯育稻谷推定距今7 000 ~8 000 年，随后又发现长江下游的良渚、马家浜，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上游的大溪等“稻作文化”，湖南道县更发现距今万余年的人工驯育稻谷。故长江流域“稻作文化”历史之久远，绝不让于黄河流域“粟作文化”。“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化的两大发祥地”成为学界新共识。
四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摇篮。
就古人类栖息和农业发明的时间而言，长江流域似早于黄河流域。然而，黄河流域的黄土层结构均匀、松散，具有良好的保水与供水性能，蕴含较高的自然肥力，便利于木石——铜石农具时期的垦殖。虽然年降水量较少，但雨水集中在夏季，有利于粟、稷、菽、麻等旱作物生长，黄河流
域率先成为定居农业文化发达地区。古史所载之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海岱地区的太昊、少昊所代表之族群，多活动于黄河上、中、下游，夏、商、周，秦、汉、唐的都城及经济、文化繁盛地带，皆在黄河流域。以《诗经》代表的商周文学，儒、墨、法等学术流派，主要展开于黄河流域，形成齐鲁、三晋、三秦等繁富的文化区。
古时长江流域瘴气弥漫，土壤黏结，以木石器及初级金属器开垦不易，故先夏及夏、商、周时期农耕经济落后于黄河流域。当金属器（尤其是铁器）普及为农具后，长江流域优越的水热条件渐次得以发挥。春秋战国时的巴蜀、荆楚、吴越等文化区在长江上、中、下游竞起，以屈骚代表的楚文学及道家等学术流派，主要在长江流域滋衍。
自东周以降，黄河—长江双峰并峙，“风—骚”竞辉，“儒—道”相济，构造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多元一体格局。
自汉武帝经营南方，尤其是东晋、中唐、两宋之际，中原士女南渡，铁制农具与牛耕普及。在黄河流域继续发展的同时，长江流域得以开辟和熟化，演进为物产丰富、人文兴盛的地区。从隋唐到宋元明清，长江下游及长江中游相继成为粮米、布帛的主要供应地。唐代有“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3 之说，南宋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谣，明清更流行“湖广熟，天下足”之谚。总之，自秦汉起，在黄河流域以政治经济重心雄踞中华之际，长江流域的开发也取得长足进展，后来居上。以户口论，在西汉，北方与南方之比为3 ∶ 1；到东汉则变为6 ∶ 5，已大体持平，至北宋则为4 ∶ 6，南方呈反超之势。4
明清之际学者王夫之《读通鉴论》议及文化南移：“三代以上，淑气聚于北，而南为蛮夷。汉高帝起于丰、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气移于南。”黄宗羲更具体地述评中古至近古文化的南北变迁：“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5 然而，经济重心南移并不意味着军政重心的随之南移，因为军政重心的确立除经济因素外还有别种缘故，比如，地理位置居中以驭四方、择都的习惯性标准、抗御北方胡人的战略考虑等，这使得经济重心已经南移的诸王朝大多仍将首都设在北方。不过，位于黄河流域的军政中心，须依凭东南财赋的支撑。为调适这种“政北—经南”的格局，隋唐至宋元南北运河的开掘被启动了，以繁庶的长江经济支撑地处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随着大运河的开通，由黄河、长江、汉水、大运河构成的中华文化内环线正式形成。“西北甲兵”与“东南财赋”共同构成唐、宋、元、明、清各朝赖以立国的两大支柱，而两大支柱所依托的正是黄河与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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