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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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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从哪里来？如何生存？到哪里去？家庭、性别、流动、民族、全球化……人类学研究的问题，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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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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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在当下中国社会里依然具有启蒙的意义——帮助我们理解过去、现在、未来三者间的关系，帮助我们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帮助我们理解现实当中复杂的世界构成。在人类学的理解中，所有人类的本质都是相同的，哪怕外在差异再大，也无法同彼此间所共有的东西相提并论。这是一门真正强调“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学科，有助于推动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只有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我们社会才有一个可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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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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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和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特聘教授。研究兴趣涉及人类学理论、族群性与认同政治、政治人类学以及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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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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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章 什么是人类学
第二章 我们从哪里来？
第三章 文化与文明
第四章 我们如何生存？
第五章 人们为什么要交换和？
第六章 我们到哪里去？
第七章 我们的“家”
第八章 为什么“男女有别”？
第九章 流动、遭遇与认同
第十章 民族何来？
第十一章 全球化：失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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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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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的全球化维度
（摘自《什么是人类学》第十一章）
全球化也给一些传染性疾病的大流行提供了条件。2020年在世界范围内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解释了全球化何以能使传染病大流行。全球化本身当然不是病源，但对于那些需要大量宿主的传染病病毒而言，全球化时代发达的交通工具以及人与物、人与人不同以往的互联性关系，都是暴发大流行的条件。对此，美国慈善家、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早在前些年就已经对人类提出警告。他认为，现时代，传染病病毒是人类所面临的威胁。
病毒（virus）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比人类长得多。人类在成为食物生产者之前，一直都是仰仗自然的赐予；人类自身也构成自然的一个部分。但是，只有在狩猎变得习以为常的情况下，人类才更有可能成为病毒攻击的对象。动物行为学告诉我们，灵长类基本都是杂食的，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部分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发展出猎杀其他同类或者其他灵长类为食的技能。即便如此，在它们的食谱中，为主的依然是植物性的食材。一旦狩猎多了之后，其“肮脏”程度远非靠采集的植物性食物可比。狩猎自然增加了猎人们与病毒接触的机会。对于不少病毒而言，人与动物都是它们的宿主。这就是说，很多传染病可以是“人畜共患”（zoonosis）的。曾在人类社会部分流行或者被遏制住没能流行开来的传染病病毒已经被证明来自野生动物。
许多人或许会问，人类历史如此漫长，但所记载的瘟疫（plague）或者流行病都是发生在过去的2000年间，而我们作为现代智人至少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十多万年。那么，在此期间，瘟疫是否袭击过我们的祖先呢？美国演化人类学家利伯曼（Daniel Lieberman）认为，新石器时代之前流行病不可能存在，因为狩猎采集者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一人，低于强度性疾病所必需的阈值。天花就是一种古老的病毒性疾病。这种疾病的起因尚不明确，人类或许是从猴子或者啮齿类动物那里感染到的，但在人口密集的大型定居点出现之前，天花并未广泛传播。聚集在一起狩猎采集的游群人口往往不足百人，任何急性病毒无法在他们体内长期存活，除非是其他动物与人类共有的微生物。曾有黑猩猩感染脊髓灰质炎导致许多个体死亡的报道。由于黑猩猩状况如同远古人类，种群规模不可能维系这类病毒，因而令科学家一时百思不得其解。但终还是发现了原因： 这一染病的黑猩猩种群是被人类所感染的。当时，附近的人类社区发生疫情，病毒传到了黑猩猩的身上。
按照科学家估计，只有人口规模超过25万个个体的社群，才可能维系这样的病毒。因而对人口规模小的社群，急性病毒只能席卷而来，在自身消亡前伤害一些个体，而其余个体则产生免疫力。所以狩猎采集时代的人类几无遭遇急性病毒之可能。然而，驯化之后的农牧业成为人类基本生计模式之后，情况变得完全不同。农业的出现使人类定居成为可能，随着农业的发展，人类定居社区越来越大，终至连接成片。这么一来，人口的密度增加，为病毒创造了繁衍生息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定居之后的社区通常都有动物饲养，家畜就此成为传递微生物的桥梁——因为家畜依然可以从野生动物那里获得新的微生物——使新型的感染源从野生动物那里跳到人的身上。
2010年的好莱坞影片《传染病》告诉人们，病毒是如何从动物身上跳到人身上的。电影的结尾是已经因为传染病过世的女主角在香港的一家餐馆与她所欣赏的厨师见面。厨师得知要与女主角见面时正用手指清理乳猪的嘴准备做烤乳猪，他赶紧从猪崽子口中抽出手来在围裙上反复擦拭，然后，解下围裙，出来与女主角见面。会见过程中，两人免不了有握手之类的社交举动。而在此之前，则有厨师到养猪场取订购仔猪的桥段。在这过程中，有只蝙蝠飞进猪圈，从天花板上往下撒了泡尿。几个镜头连接起来，病毒的传播线路很清楚： 蝙蝠—猪—厨师—患者。这个线路图应该是受到发现尼帕病毒（Nipah virus）故事的启发。
尼帕病毒早在马来西亚某村庄被检测出来，故名之。尼帕病毒入侵是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养猪场里发生的。但是，该病毒的储主（reservoir）却是学名叫狐蝠（Pteropus）的大蝙蝠。而这一切又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呢？原来，养猪的农民多种经营，在养猪场周围种满芒果树，成熟的芒果引来蝙蝠。据科学家估计，大蝙蝠在享用芒果时撒了尿，然后又将咬过的芒果丢到猪圈里。杂食性的猪吃了芒果，接触了蝙蝠的唾液和尿液。猪患病之后，病毒迅速传播，而猪的买卖又把病毒传染到其他猪场，并偶尔感染了人类。人类进行驯化活动数千年之后出现的尼帕病毒，说明了驯化活动对人类与微生物关系所起的作用。驯化革命之后，人口规模越来越大，定居者也越来越多。人们对疫情的易感性是前农业时代所没有的。从初的几个、几十个到终的成千上万个城镇相互连接、彼此联系的人口规模，足以使病毒永久地寄生下去。急性病毒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寻找新的宿主是繁衍的需要，人口密集的社区，正是它们所期待的。
急性传染病病毒虽然是流动的，但其传播开来则有赖于其他生物体的存在与流动。流动甚至可以视为传染病病毒生存为重要的机制，一旦停止流动，病毒也就死亡消失。但这是不可能的。人类定居之后，社会分工获得发展，新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关系也建立起来。随着政治体制的国家化，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交往更为深远。原先可能仅仅见于不同部落或者酋邦之间的交换，发展成为国家实力支持下的远距离贸易交换，信息交流因此更为深广，而传染病病毒也因此扩张了它们的势力范围。
从全球史的视角来看，虽然10多万年前走出非洲开启了事实上（de facto）的全球化，但是推进的速度极其缓慢，只是到了晚近的历史时期，才加快了步伐。从16世纪末开始到19世纪下半叶，大西洋“三角贸易”将非洲、美洲和工业化进程中的欧洲连在一起。
在美洲殖民地，殖民主义者不仅传教、剥削、掠夺，而且带来欧亚大陆的许多病毒。由于美洲大陆与欧亚大陆已经上万年不通往来，这些病毒不可能漂洋过海，因而两个大陆人口拥有的微生物库（microbial repertoire）差别很大。欧洲人登陆美洲引起了微生物的交换，他们带来的病毒很容易在美洲找到易感人群。美洲原住民在西班牙殖民者登陆之后的数百年间，人口大量死亡。这并不是屠杀的结果。没错，西班牙人和其他殖民者都对美洲原住民进行过杀戮。但以殖民者人数计，根本不可能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更何况并非每个殖民者都是屠杀者。据估计，美洲原住民在欧洲人登陆之前，人口约达一亿。1507年前后，天花被一个患病的黑人奴隶带到美洲。已同旧大陆的人类隔绝了上万年的美洲原住民，对天花、麻疹、白喉、伤寒、腮腺炎、流行性感冒等疾病，缺乏免疫机能，更不可能有防疫知识，很快就成群地倒下。《天花的历史》一书认为，如果不是天花，再多的马匹和枪炮也不可能让只有区区900人的西班牙殖民军征服墨西哥。可以说，天花为西班牙人打了一场“生物战争”。
与此同时，美洲的梅毒也传播到了旧大陆，遍布五大洲。这些例子说明，病毒肆掠各方，关键在于其靠流动依附上新的宿主，并渐次扩散传播开来。而如果没有人类对交通工具的改善和贪婪的本性，病毒也难以全球性扩散。欧洲人登陆美洲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影响之大不言而喻。为重要的是，所开启的大航海时代，极大地推动了整个世界市场的扩张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些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性的贸易活动和物资交流、资本流动。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因为人与物的流动和彼此之间的接触而广泛传播，并会因为相遇可能重组而生成新的、可能更为致命的病毒。
全球化这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联结、大交流给人类带来了许多问题。谈及传染病及病毒引起的各种瘟疫，无法不提流动性。只要人在移动，病毒就可能随着人的移动而传播到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只要这些空间里的人口数量足够多，病毒就可能一直存在下去，直到人类有了对付它们的疫苗。交通工具的发明、创新、改良及发展，既为人的流动提供了方便，也为病毒的迅速传播建立起高速公路。
近数十年来，屡屡发生的起源于某些非洲动物病毒的流行病迅速传播到其他大洲的事，不可能发生在缺乏任何与全球化相关的技术维度的条件下。病毒能在极短的时间里“经天纬地”地扩散（如SARS病毒、禽流感病毒、新冠病毒等），完全拜全球化时代高度发达的交通工具所赐。源于非洲（黑猩猩）的艾滋病病毒虽然必须通过深度接触才会被感染，但也居然在数十年后的20世纪80年代出现于美国，并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因此，把流行病视为一种全球化的后果（a consequence of globalization），绝无夸张之嫌。如果我们综合各种因素思考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那么正如一位美国人类学家所指出的，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并没有使人类社会在总体上更为安全，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相反——增进人类社会的脆弱性累积。因而，如果把全球化视为现代性的后果，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性和全球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也影响了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健康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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