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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心理学史上“第三思潮”的代表作！开创心理学的新时代！
从《动机与人格》开始，心理学终于成为“正常人的心理学”！
豆瓣8.8分，中学大学教材多次引用，影响力遍布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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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动机与人格》是马斯洛心理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动机与人格》不仅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需求理论”，还提出了动机理论、自我实现、高峰体验等理论，扭转了心理学研究的方向。
《动机与人格》开创了心理学研究的“第三思潮”，影响广泛渗透到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书中观点也被中学、大学教科书广泛引用。《动机与人格》是当代心理学史上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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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亚伯拉罕·马斯洛，美国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开创者。
他提出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和需求层次理论，主张通过不断满足人类天生的需求而达成自我实现。
他的理论标志着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之外的心理学第三思潮——人本主义的诞生。
著作有《动机与人格》《存在心理学》《人性能达到的境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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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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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科学
第二章 科学中的问题中心论和方法中心论
第三章 动机理论引言
第四章 人类动机理论
第五章 基本需要的满足在心理学理论中的作用
第六章 基本需要的类本能性质
第七章 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
第八章 精神病病因与威胁理论
第九章 破坏性是类本能的吗？
第十章 行为的表现部分
第十一章 自我实现的人——关于心理健康的研究
第十二章 自我实现者的爱情
第十三章 对于个体和类属的认识
第十四章 无动机和无目的反应
第十五章 心理疗法、健康与动机
第十六章 正常、健康与价值
附录一 积极心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附录二 整体动力学、有机结构理论、症候群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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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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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这一修订本中，我尽力尝试将过去16年间的主要课程融入进来。这些课程值得仔细考量，因为从许多重要的方面来讲，它们为整本书的主旨带来了改变。因此，尽管此次重写的部分不多，我仍认为这是一次实质而全面的修订。
本书首次问世于1954年，其本质是为了在原有经典心理学派的基础上有所延伸，而非对它们加以批判或建立一个与之抗衡的新学派。通过探究人性的“更高”境界，本书力求拓展我们对人类个性的概念（我初拟的书名为《人性的更高层次》）。假设要将本书的主旨浓缩成简单的一句话，那当为：除当代心理学派对人性的解读外，人类还有一种更高的本性，叫“类本能（instinctoid）”，它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如果可以再加一句，我还想重点指出：人性具有高度的整体性，这与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所推崇的“分析—解剖—原子论—牛顿式”的解读恰恰相反。
亦或这么说：我当然接受实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现有数据，并以它们为基础做出发展，我也认同前者的经验主义和实验主义精神，以及后者的去伪存真和深度求索。但我同时反对它们所描绘的人类形象。所以，本书代表了一种不同的人性观和全新的人类形象。
但现在看来，我当时以为的心理学家内部的争论，在那之后已经演变为全新时代思潮的局部表现，一种崭新的更全面而完整的人生观。这种新的“人本主义”世界观似乎以一种更加充满希望、鼓舞人心的新方式，帮助我们构想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例如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理解人类的各个职业（例如法律界、政治界、医学界），审视所有社会制度（例如家庭、教育、宗教）等等。在修订的过程中，我在书中所讨论的心理学理论中写下了这样的想法：本书体现了一套更为广泛的世界观和更为全面的人生观中的一个侧面，尽管才完成了一部分，但至少已具备合理性，因此必须予以严肃对待。
我必须指出一个恼人的事实：尽管这是一场关于人类、社会、自然、科学、终极价值观、哲学等等领域的名副其实的革命，但它几乎没有得到知识界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其中控制着与有文化的大众和年轻人的沟通渠道之士，几乎仍对此全然不知。（正因如此，我将这场革命称为“未被察觉的革命”。）
许多知识界人士提出了一种极度绝望且愤世嫉俗的观点，这种观点有时会堕落为极具腐蚀性的恶毒和残酷。实际上，他们既不承认人类和社会做出进步的可能性，也不认可人类能够发现自身的内在价值或者对生活产生普遍的热爱。
他们怀疑诚实、仁慈、慷慨、柔情的真实性。一旦他们眼中所谓的傻瓜、“童子军”、老古板、笨蛋、空想家、乐天派们开始质疑他们，这些人便无法保持理性的怀疑主义，也无法继续持保留态度。相反，他们会立刻充满强烈的敌意。这种攻讦、憎恨和割裂的情绪要比轻蔑强烈得多。有时更像是他们因自以为受到了羞辱或愚弄而发起的义愤填膺的反击。我想，这也许就是精神分析学家所认为的，因对过去的失望和幻灭而引起了愤怒与复仇情绪的强烈激荡。
这种绝望的亚文化，这种“比坏”的态度，和这种只相信弱肉强食和灰心失望、不相信善良的反道德，受到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强烈反对，也与本书呈现的原始数据和参考文献中所列书籍的内容完全相悖。尽管我们仍需对于坚信人性本善的观点保持谨慎（详见第七、九、十一、十六章），但是，对认为人性本质是堕落和邪恶的说法，我们已经可以予以坚定的反对。这种说法已不单是个人品味的问题。现在仍持这种观点的人必定是死抱着盲目和愚昧不放，而拒不考虑事实。因此，这种说法因被视作个人观点的投射，而非秉持理性、哲学和科学立场的做法。
本书的前两章及附录二中所阐述的人本主义和整体论的科学观，已在过去十年间得到该领域研究进展的有力确证，其中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重要著作《个人知识》就是一个例子。我的拙作《科学心理学》中也阐述了相似的论点。上述书籍的内容与现在仍占主流地位的古典、传统科学观相矛盾，但却可以为与人有关的科学研究提供更好的替代。
本书全盘采用整体论的方法，但附录二包含了一些更为深入、甚至有些深奥的论述。整体论显然是正确的，毕竟宇宙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任何社会、任何个人、任何事物也都是如此。但是，作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整体论的观点要在实施过程中得到正确的使用又是困难的。近，我愈加倾向于认为，原子论的思维方式是某种轻度的精神机能障碍，或者说它至少是认知不成熟症候群的一种症状。对于相对健康和自我实现的人来说，整体论的思维及看待事物的方式似乎是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反之，对于不那么开化、不那么成熟健康的人来说，要接受整体论的方式却又异常困难。当然，这只是我目前的一个印象，我并不想对其过度宣传。但我认为，如果在本书中将其作为有待证明的假设加以论证倒是无可非议，并且这样做更加容易一些。
本书的第三至第七章分析了动机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讲，该理论贯穿了全书的始终。而这一理论背后有一段有趣的历史。1942年，我向一个精神分析学会提出了动机理论。而我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将我在弗洛伊德（Freud）、阿德勒（Adler）、荣格（Jung）、D. M. 列维（D. M. Levy）、弗洛姆（Fromm）、霍妮（Horney）、戈德斯坦（Goldstein）的理论中看到的部分真理融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我从零零星星的治疗经验中发现，这些作者的理论都有可取之处，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病人身上得到印证。我的问题究其本质是临床方面的。哪些早期的剥夺造成了精神官能症？哪种心理疗法可以治疗精神官能症？哪种办法可以预防精神官能症？在治疗中，不同心理疗法的应用顺序是什么？哪种有效？哪种是基本的？
可以说，这一理论在临床方面、社会学方面和人格学方面都相当成功，但在实验室和实验的角度看却不尽然。它与大多数人的个人经验相吻合，并常常可以为他们提供程序化的理论，帮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理论在直接、个人和主观的层面貌似具有合理性，但却缺少实验层面的确证和支持。我还未能想到一个合适的方法使这一理论在实验室里得到检验。
曾将动机论应用在工业环境下的道斯·麦格里格（Douglas McGregor）部分解答了这一谜题。他不仅发现动机论对整理数据和观察结果方面十分有用，另一方面，这些数据还可以作为确证和核实该理论的佐证。现在，我们从这一领域——而不是实验室中——发现了实验性的支持。
从这里和生活其他领域的其他确证中发现，当我们讨论人类需求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人类生活的本质。既然如此，我又怎么能够想办法将生活的本质放到某种动物实验室的环境下，或者放到试管中加以检验呢？显然，该理论只有人类在他们所处社会环境下的现实场景中才能加以验证。只有在此场景下，我们才能证实或否定这一理论。
第四章没有从该理论本源的临床治疗角度出发，因为这一章没有讲述动机，而是强调精神官能症的产生原因，因而为心理治疗师省了不少麻烦。这些原因包括：惰性和懒惰，感官享受，对感官刺激和活动的需求，单纯的对生活的热情或对生活热情的缺乏，易于希望或失望，在恐惧、焦虑和匮乏的情况下更易于或不易于退化，等等。更不消说人类价值的追求，例如对美、真理、卓越、圆满、正义、秩序、一致性、和谐等等的追求。
作为对本书第三和第四章的补充，读者可见我的拙作《存在心理学探索》的第三、四、五章，《优化心理管理》中有关低级牢骚、高级牢骚和超级牢骚的章节，以及《超越动机理论——价值生活的生物学基础》。
如果不将人类的抱负考虑进来，我们就永远也无法理解人生。我们需要毫无疑问地承认：成长，自我实现，对健康的追求，对身份和意志自由的求索，以及对卓越的渴望（抑或说“追求向上”）是普遍、甚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倾向。
但是人类也有退步、恐惧、自我贬低的倾向。尤其是缺乏经验的年轻人，他们在醉心于追求“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很容易忘记这些倾向。我认为，针对这种错觉的必要的预防措施是要全面地了解精神病理学和深度心理学。我们必须承认，许多人选择坏的而不是好的；由于成长通常是个痛苦的过程，有些人会因此逃避成长；在热爱自己好的机会的同时，我们可能也会害怕它们；我们对真理、美、美德的态度极其矛盾，对它们又爱又怕。对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来说，弗洛伊德的作品仍是必读书目（仅限他的事实，而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我还乐于推荐霍加特的一本极为敏锐的著作，这本书必会帮助我们富有同情心地理解他所描述的文化水平较低的人，为什么他们会受低俗、琐碎、廉价和虚伪事物的吸引。
本书第四章和阐述“基本需求的类本能性质”的第六章，构成了人类内在价值和高尚性系统的基础。这些价值和高尚性可以自我验证，无需另外的证明，而且本质上是美好而理想的。这种价值层次理论可以在人性自身中完完全全地反映出来。这些价值不仅是全人类的渴望和需求，并且因其在防止疾病和精神疾病方面的作用而显得不可或缺。换言之，这些基本需求和超越性需求也是内在的强化因素和无条件的刺激因素，还可作为建立所有工具性学习和条件反射训练的基础。也就是说，想要获得这些内在价值，动物和人愿意学习可以帮助他们达到终极价值的任何事物。
尽管有限的篇幅不足以让我在此展开下述观点，但我仍想指出：要将类本能的需求和超越性需求既当权利看待，又当需求看待。这种做法既正当合理，又富有益处。人有权为人，就像猫有权为猫一样。要想成为完整的人，这些需求和超越性需求的满足就十分必要，且应被视作人的自然权利。
需求和超越性需求的层次理论也在另一方面对我有所帮助，因为我认为它犹如一张自助餐桌，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口味和需求做出选择。也就是说，在判断一个人行为背后的动机时，我们也需要考量判断者的性格。例如，他会根据被自身泛化的乐观或悲观主义来选择动机，并将行为归因于该动机。我发现，如今根据悲观主义选择动机的行为越来越普遍，以至于我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动机的降级”，即为了解释某种行为，人们宁愿选择低级需求而非中级需求，宁愿选择中级需求而非高级需求。人们宁愿选择纯物质主义动机，而不是社会性动机或超越需求性动机，甚至不愿选择三种动机的结合。这是一种近乎偏执的疑心和对人性的贬低。这种现象我屡见不鲜，但就我所知，它仍未得到较为充分的描述。我认为，任何完整的动机理论都必须加入这一额外变量。
当然，我相信研究思想史的历史学家可以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轻而易举地找到许多例子，来展示贬低或抬高人类动机的普遍趋势。在我提笔写下本书时，我们文化的广泛趋势显然是倾向于贬低人类的动机。为解释某种现象，低级需求遭到严重的滥用，而高级需求则鲜有问津。在我看来，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人们先入为主的成见，而非基于经验性的事实。我发现，高级需求和超越性需求的决定性作用高于我的研究对象所认为的程度，也远远高于当代知识界敢于承认的程度。显然，这是个经验性和科学性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极为重要，绝不能留给某些小团体或小圈子自行解决。
本书的第五章讨论了满足理论，我在其中加入了关于满足的病理学的内容。当人们达成了一直以来想要达成的目标后，这理应带来幸福感，可它实际带来的可能是病理性的后果——这是15或20年前的我们所始料未及的。我们从王尔德身上学到，要警惕自己的愿望，因为愿望达成以后，往往会发生悲剧。这可能会发生在任何的动机层次上，包括物质、人际或超验的层次。
我们可以从这个出人意料的发现中发现，基本需求的满足并不会自动催生出一套令人信服且让人愿意为之献身的价值系统。相反，我们发现，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可能带来的无聊、目标的丧失、失落感等诸如此类的后果。显然，只有在奋力追求尚未拥有之物的时候，只有在倾尽全力以满足某个愿望的时候，我们才能把各种能力发挥到水平。需求的满足并不能确保达到幸福快乐、心满意足的状态。它是一种未决的状态，既会提出问题，又可以解决问题。
这一发现说明，对于许多人来说，想要生活有意义，的办法是他们心中得认为自己“缺失某种重要的东西，并得为之努力奋斗”。但我们知道，对于自我实现的人来说，当他们所有的基本需求均已得到满足之时，他们会认为人生愈加丰富、愈加充满意义。因为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他们已经生活在存在的王国里。因此，关于富有意义的人生的普通而广为流传的说法其实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不成熟的。
我所称的牢骚理论现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识，这于我而言也同样重要。简言之，据我观察，需求的满足只会带来短暂的快乐。快乐过后，人们往往会有其他的（希望是）更高的需求。这么看来，人类对永久快乐的追求似乎是永无止境的。快乐当然是真实且可实现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接受它转瞬即逝的特性，当我们关注于更强烈的快乐时尤为如此。高峰体验不会持久，也不可能持久。极度的快乐稍纵即逝，无法绵延不断。
但这相当于对统治了我们三千年的幸福理论进行了修订，而传统的幸福理论决定了我们对天堂、伊甸园、美满生活、美好社会和好人的概念。我们的爱情故事往往以“从那以后，他们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为结局。这也对我们的社会改良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进行了修订。例如，确有其事但程度有限的社会改良往往遭到过度宣传，我们对此已不抱幻想。我们耳边持续不断地听到关于工会主义、妇女投票权、直选参议员、按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和其他已写入宪法修正案的社会改良措施。每项措施都理应带来永远的快乐，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但结果往往是现实让我们幻想破灭。但是，幻想破灭意味着曾经有过幻想。这里可以澄清的一点是，我们可以对改良报以合理的期望值，但我们不能再期盼十全十美或永久的快乐。
我还想唤起大家注意的一点是，对于已经得到的好处，我们往往觉得理所当然，并将其抛诸脑后，渐渐从意识中消除，甚至后不再加以珍惜——直到我们失去这些好处。尽管这个道理现在已经显而易见，但它却受到普遍的忽视。比如，正如我在1970年1月所写的前言中提到了美国文化的典型特征：在过去150年间，通过艰苦奋斗，我们毫无疑问取得了许多进步和改良，但很多头脑简单的浅薄之辈，仅因为社会还未达到尽善尽美，就选择对这些成绩全然不顾，并认为它们虚假，毫无价值，不值得为之而战，不值得捍卫，也不值得重视。
目前为妇女“解放”所进行的斗争（我也可以另举几十个同样的例子），就可以显示这既复杂又重要的一点。它同时还向我们证明，许多人倾向于采取一分为二的分割式的思考方式，而不是层层递进的整体式的思考方式。总的来说，我们的文化认为，一个年轻女孩的终极梦想通常是与一位男士坠入爱河，两人结成家庭，孕育孩子，然后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事实上，无论一个人如何渴望家庭、渴望孩子、渴望爱人，这些美好的事物一经获得，这个人迟早会对它们感到厌倦，并视它们为理所应当。然后，她会开始感到焦躁不安，不知餍足，怅然若失，仿佛还应该得到更多的东西。这时候，她往往会错误地将矛头对准家庭，对准孩子，对准丈夫，认为所得到的一切都是虚假的，是一个陷阱或一种奴役。随后，她开始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渴望更高级的需求和高级的满足，例如职业生涯、旅行的自由、个人的独立，等等。牢骚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的要点恰恰指出，认为这些事物是不可兼得的想法是既不成熟也不明智的。看待这个问题好的方法是，其实这位心怀不满的女人内心深处渴望牢牢地抓住她所拥有的一切，同时还想要更多！（正如工会主义人士一样）也就是说，她既想留住既得利益，又想得到额外的好处。但哪怕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似乎仍然没学到这个永恒的教训：无论她渴望的是事业，还是什么其他事物，一旦愿望达成，整个过程又会重来一遍。在快乐、激动和满足感的情绪消退以后，人们会无可避免地觉得一切理所当然，然后再次焦躁不安、不知餍足地想要
更多！
我想提出一种真实的可能性供大家思考：如果我们完全理解了人类的这些特性，如果我们可以放弃对永恒而不间断的快乐的幻想，如果我们能够接受狂喜不过是转瞬即逝的，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不满足和渴求更多事物的牢骚，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让普罗大众理解自我实现的人会怎么做。例如，细数自己生命中的幸运之事并心存感激，以及避免陷入“非此即彼”式选择题的陷阱。女性可以在拥有所有女性独有的成就（被爱、拥有家庭、抚育孩子）之后，在无需放弃所得的一切的前提下，和男性一样，勇往直前地追求全面的人性，例如，全面发展她的智力，她的才干，她自身独一无二的天才，以达到她个人的自我实现。
第六章的主旨内容“基本需求的类本能性”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基因科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因此，相比15年前，我们现在必须得更确切地承认基因的决定性力量。我认为，在这些发现中，对于心理学家来说重要的一点是X和Y染色体可能会发生的变化，如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或消失不见，等等。
第九章的宗旨“类本能是否具有破坏性？”，也因为这些新的科学发现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
也许在基因学方面的进展可以让我的立场变得比之前更明晰且更易于传达。目前，关于遗传和环境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几乎还和15年前一样简单化。要么是过度简单化的本能理论，即像动物一样的完全本能；要么是全盘否认本能的观点，完全偏向环境论。两种观点都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否定，而且在我看来都十分站不住脚，甚至称得上愚蠢。与以上两种两极分化的观点不同，本书从第六章开始到全书结束，给出了第三种立场，即人类仍保留着非常微弱的本能残迹，但完全不是动物意义上的纯粹本能。这些残存的本能和类本能倾向十分微弱，文化和教育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压制，所以文化和教育的力量可以说更为强大。实际上，精神分析法的治疗方法和其他未被揭露的方法，以及“对身份的寻求”，都可以被看作是穿透教育、习惯、文化和我们的本能残迹及类本能倾向的表皮，去探寻我们隐约可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一项极为困难而微妙的任务。简言之，人类拥有生物本质，但这种本质的表现是十分隐晦和微妙的，需要特殊的探寻技巧才能将其发现。因此，我们必须逐个而主观地发现我们的动物性和我们的物种特性。
这相当于得出了如下结论，虽然自然和环境无法创造或增加人类的基因潜能，但它们可以轻易地抹杀或削弱这种潜能，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性是极其可塑的。就社会而言，我认为这似乎是一个极为强有力的论点，它证明世上每个新生的婴儿都拥有平等的机会。这个论点还可以强有力地证明建设健全社会的必要性，因为人类的潜能很容易由于恶劣的环境而遭到丧失或毁灭。这与此前一直存在的一个论点具有巨大的差别：只要身为人类的一员，就自然而然地拥有成为“完整的人”的权力，即实现所有人类潜能的权力。作为一个人类（即出生为人类这一物种）的说法需要同时被定义为成为一个人类。从这种意义上讲，新生婴儿只是潜在的人类，他必须经历在家庭、文化和社会中的成长才能真正地成为人类。
这个观点终将敦促我们远比现在认真地对待个体差异以及作为人类的物种特性。我们需要学会用新的方式来看待个体差异和人类特性，认为它们：（1）富有可塑性、表面化、容易被改变、容易被消灭，但会因此产生各种不易察觉的病态。这就要求我们完成下列棘手的任务：（2）尽力发现每个个体的性情、素质和隐藏的天赋，以便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不受阻碍地成长起来。否定个体真正的天赋和性情会导致他产生微妙的心理和生理上的代价和痛苦，但这些苦楚并不一定为其本人所自知，他人也未必可以轻易地从外部观察得到。而上述新的态度要求心理学家对这些代价和痛苦给予更大的关注。这也反过来要求我们对各年龄层“健康成长”的实效意义给予更多且更细致的关注。
后我必须指出，摒弃社会不公的借口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后果，我们必须对这些后果做好准备。随着社会不公的不断减少，我们会愈加发现它逐渐被“生理不公”所取代，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出生在同一个世界的婴儿由于基因的影响有着不同的潜能。如果我们可以做到完全发挥每个婴儿优秀的潜能，那就意味着我们也接受了他们平庸的潜能。如果一个婴儿生来心脏有问题，或肾脏功能较弱，或神经缺损的话，我们要责怪谁呢？如果我们可以责怪自然的话，那对于遭到自然“不公对待”之人的自尊心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本章以及其他论文中，我提出了“主观生物学”的概念。我认为这对弥合主观和客观之间以及现象学和行为学之间的鸿沟大有帮助。我认为，“我们必须以自省和主观的方式审视自己的生物特征”的理论将会帮助其他人（尤其是生物学家）。第九章关于“毁灭性”的内容得到了全面的修订。我已经将其归入更广泛的邪恶心理学的范畴，并且希望通过详细地分析邪恶的一个方面，来证明整个问题在经验上和科学上是可以解决的。对我来说，将它纳入经验主义科学的范畴，意味着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期待我们对它的理解会稳步增长，也意味着我们将有能力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
我们已经了解，进攻性既是由基因决定的又是由文化决定的。同时，我认为区分健康和不健康的进攻性是极为重要的。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
W.P.拉夫林慈善基金会
第四章 人类动机理论
本章将尝试系统地阐述一套积极的动机理论，以便满足前面章节中所列的理论需求，且同时力图与已知临床、观察、及实验得出的事实相符合。但这套理论还是直接源于临床的经验。我认为，它符合詹姆士（James）和杜威（Dewey）的实用主义传统，并融合了韦特海默（Wertheimer）、戈德斯坦（Goldernstein）和格式塔心理学派的整体论，以及弗洛伊德（Freud）、弗洛姆（Fromm）、霍尔尼（Horney）、赖希（Reich）、荣格（Jung）以及阿德勒（Adler）的心理动力学理论。这种融合和综合可称其为整体动力理论。
基本需要
生理需要
通常被视作动机理论起始点的需要是所谓的生理需要。近的两项研究要求我们对这些需要的传统定义做出修正：一是体内平衡这一概念的发展，二是口味（即对食物的偏好性选择）可以有效地反映出身体实际需要或缺乏的物质。
体内平衡指的是身体为维持恒定且正常的血液流动状态作出的一种无意识的努力。坎农（Cannon）描述了这个过程，包括：（1）血液中的水含量，（2）盐含量，（3）糖含量，（4）蛋白质含量，（5）脂肪含量，（6）钙含量，（7）氧气含量，（8）恒定的氢离子水平（即酸碱平衡），和（9）恒定的血液温度。显然，这个清单还可以包括其他无机物、荷尔蒙、维生素等内容。
杨（Young）对有关口味与身体需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做出了总结。如果身体缺乏某种化学物质，人体就会趋向于（以一种不完善的方式）发展出对具体食物的口味偏好，以满足身体对所缺乏的食物元素的渴求。
因此，制作任何根本性生理需要的一览表都是无法实现且徒劳无用的，因为根据描述的具体程度的不同，这些需求的数目既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我们也不能将所有生理需要的存在视作是为了达到体内平衡的目的。性欲、睡意、纯粹的活动和运动、动物身上的母性行为都还未被证明是对达到体内平衡的需要。此外，这样的一览表也无法包含各式各样的感官愉悦（味觉、嗅觉、呵痒、抚摸）。这些愉悦感可能是生理性的，并可能成为动机行为的目标。再者，机体会同时拥有惰性、懒散和懈怠的趋势以及对活跃、刺激和激动的需要。关于这点我们也还不知道要如何解释。
在前一章我们指出，这些生理内驱力或需要应该被视作独特的而不是典型的，因为它们可以被孤立，且可以在身体上被部位化。也就说，它们彼此之间、与其他动机之间、与机体的整体之间都较为独立。其次，我们可以为这些内驱力找到局部的根本性的躯体基础。这不如我们以为的那样具有普遍准确性（疲劳、困倦、母性反应），但在诸如饥饿、性、和口渴的例子上仍然准确。
我们需要再次指出，任何生理需要和与之对应的完成性行为都可以作为满足各种其他需要的渠道。也就是说，一个认为自己饥饿的人不一定是在寻求维生素或蛋白质，他实际寻求的可能更多是舒适和依赖感。反过来，喝水、吸烟等其他活动或许也可以部分满足这种饥饿需要。换言之，这些生理需要是相对孤立的，而不是完全孤立的。
毫无疑问，这些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具有的优势地位。具体而言，如果一个人匮乏所有事物，那他的主要动机极可能是生理需要。如果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那对食物的渴望应该比对任何其他事物的渴望都更强烈。
如果所有需要都未得到满足，那么机体会受到生理需要的主导，所有其他需要要么相当于不存在，要么退居到次要的位置。因此，我们可以说整个机体的特点是由饥饿驱动的，因为意识几乎完全受饥饿控制。机体调动所有能力来满足饥饿，这些能力的组织几乎全然都是为了一个需要，即满足饥饿。感受器和效应器、智慧、记忆及习惯都可以被简单地定义为满足饥饿的工具。对于达到这一目的没有用处的的能力将处于休眠状态，或退居到不重要的位置。在情况下，创作诗歌的需求和购买新鞋子的愿望会被遗忘，或者它们的重要性会被降级。因为，人在面临或危及生命的饥饿时，他的注意力会全部集中在食物上。他会梦到食物，他的记忆里是食物，他的所思所想全是食物，只有食物会引起他情感的共鸣，他只能感知到食物，他想要的只有食物。哪怕是通常为进食、饮水或性行为等生理需要服务的、更为微妙的的决定性因素，也会受到压倒性的忽视，才得以使我们能够在此时（但也仅限此时）本着的解除痛苦的目标来讨论纯粹的饥饿驱力和行为。
当人类的整个机体受到某一需要的主导时，还会出现一个奇异的特点，即他的未来观也会趋于改变。对于长期处于饥荒的人来说，乌托邦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一个食物极度丰富的地方。他会倾向于认为，如果他的余生都能保证充足的食物来源，那么他会感到的幸福，且不会再有任何其他的愿望。对他来说，生活的定义可能只是为了吃饱而已，任何其他事物都变得无关紧要。自由、爱情、社群感、尊重及哲学都会因它们无法满足填饱肚子的需要，而被当做花哨无用的东西并遭到抛弃。可以说，这种状态的人只为一口面包而活。
无可否认，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并不普遍。在正常运行的和平社会里，紧急情况十分罕见。但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却常常遭人遗忘，主要有两点原因：，除了生理需求外，小白鼠很少有其他动机。但关于动机的实验主要在小白鼠身上进行，所以我们很容易将小白鼠的情况直接移植到人类身上。其次，我们常常忽视社会的适应性作用。社会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减少生理紧急情况的发生。在大多数已知的社会中，可称其为紧急情况的长期饥荒现象是罕见的，而不是普遍的。至少在美国的情况是如此。如果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表示“我饿了”，那么他经历的是口味的需要而不是饥饿的需要。在他的一生中，除偶然情况外，他几乎不会体验攸关生死的饥饿。
若想要遮盖人的高等动机，并取得对人类能力和本性的片面的观点，好的办法就是让人长期处于极度饥饿和干渴的状态。如果有人将紧急状况典型化，并通过研究处于极度的生理匮乏的情况下的人类行为来评估人的目标和欲望，那么他一定对许多事实视而不见。人们确实是为面包而活——但这只是在缺乏面包的情况下。然而，如果在食物非常丰富、且人们不需要再为填饱肚子而活的时候，他们的欲望又会变成什么呢？
其他（更高级的）需要会立刻出现，并且这些除了生理饥饿之外的需要会主导整个机体。当这些需要得到满足后，会有更新（和更高级）的需要出现，以此往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类的基本需要都是按照相对的优势层次而排列的。
这种说法的主要意义在于：在动机理论中，需要的满足和需要的匮乏成为了同样重要的两个概念。因为需要的满足可以将机体从以生理性需要为主导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进而促使更为社会性的目标出现。一旦生理性需要和与之相关的局部需要得到长期的满足，它们便不再作为行为的有效决定性因素和组织因素了。它们现在仅处于潜伏状态，一旦条件适宜，它们会再次活跃起来，成为主导机体的力量。需要一旦得到满足便不再称其为需要。能主导机体并组织其行为的只有未被满足的需要。一旦饥饿感得到满足，它就会在个人动态中变得无足轻重。
对安全的需要
如果生理需要处于相对满足的状态，则会出现一系列的新的需要，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划为为对安全的需要（寻求安全、寻求稳定、寻求依赖、寻求保护、免于恐惧、免于焦虑和混乱、对体制的需要、对秩序的需要、对法律需要、对界限的需要、寻求保护者的力量，等等）。对于生理需要的描述放在安全需要上同样准确，只不过程度较低。安全需要同样可以完全地支配机体，它们几乎可以成为机体行为的组织者，调动所有机体的能力任由其差遣。我们可以将这样的机体称为寻求安全的机制。像之前一样，我们可以说感受器、效应器、智力、及其他能力几乎都是寻求安全的工具。我们可以看到，就像饥饿之人一样，对于寻求安全的人来说，他的主要目标是一个强有力的决定性因素，不仅可以决定他现在的世界前景和世界观，还可以影响他的未来观和价值观。可以说，所有事物与获得安全和保护相比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甚至包括生理需要，因为生理需要一经满足，就会遭到忽视）。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对安全的极度渴望，那么我们可以说他完全是为了安全而活。
尽管本章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成年人的需要，但通过对婴儿和孩童的观察，我们也许可以更有效地理解成年人的安全需要，因为婴儿和孩童的需要更为简单和直观。婴儿对威胁或危险的反应之所以更加明显，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根本不会抑制自己的反应，但我们的社会要求成年人不计代价地抑制这种反应。因此，哪怕成年人确实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可能也无法从表面的观察中得知。在某些情况下，婴儿会全力以赴地作出反应，仿佛自己身处危险一样。这些情况包括：他们被打扰或被突然地放下，或者受到高音量噪音、闪烁的光源、或其他异常的感官刺激的惊吓，或者被人粗暴地对待，或者失去母亲怀抱的支撑，或者感到支撑不足，等等。
在婴儿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他们对各种身体病症的反应要明显得多。有时，这些病症似乎立刻具有本质的威胁，并且似乎会让婴儿感到不安全。例如，呕吐、腹部绞痛、或者其他急性的疼痛会立刻改变婴儿看待整个世界的方式。我们可以这么假设：在受疼痛困扰时，孩子的世界似乎突然从阳关明媚变得阴云密布。似乎在这个漆黑的世界中，任何坏事都可能会发生，之前稳定的事物突然间变得不稳定起来。所以，因为吃掉不好的食物而生病的孩子会在身体不适的一两天里感到恐惧，甚至做噩梦。他对保护和安慰的需要远高于生病之前的水平。近，关于外科手术对儿童造成的心理影响的各项研究也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儿童对安全的需要还有另一点体现，即他会倾向于某种不受干扰的例行程序和节奏。儿童似乎更喜欢一个可预见的、有规律的、有秩序的世界。例如，父母不公平的对待和反复无常的行为似乎会让孩子感到焦虑和不安全，而孩子之所以产生这种态度，并不是由于遭到不公本身、或由于不公的对待造成的痛苦，而是由于这种的对待威胁到世界的可靠性、安全性和可预见性。如果想要年幼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成长，他们的环境就需要一个拥有相对严格的框架。在这个环境中，孩子需要遵循某种时间表和某些例行程序，它们不仅约束孩子当下的行为，也可以对孩子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儿童心理学家、教师和心理治疗师发现，孩子更需要有限度的宽松教育，而不是无限度的纵容散养。或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孩子需要有有组织有条理的世界，而不是无序而松散的世界。
毋庸置疑，父母和正常的家庭环境具有中心地位。争吵、肢体伤害、离婚、家庭成员的死亡对孩子而言尤为可怕。父母对孩子大发脾气、威胁说要惩罚他、对他进行谩骂、对他粗声粗气地说话或实施体罚有时会在孩子心中激起极大的惊慌和恐惧，以至于我们必须认识到上述行为除了造成身体上的痛楚之外还会带来其他的影响。在一些孩子身上，这种恐惧可能是他们害怕失去父母之爱的表现。而在另一些完全遭到父母厌弃的孩子身上，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恐惧。这些孩子看似依附于憎恨他们的父母身边，但他们寻求的仅仅是父母提供的安全与保护，而不是希望得到父母的疼爱。
让普通孩子突然面对新鲜的、陌生的、奇异的、不可掌控的刺激物或环境常常会激发孩子的危险或恐惧反应，例如，短暂地走失或与父母分离，遇见陌生的面孔，陷入陌生的环境，被安排不熟悉的任务，看到奇异、陌生和不好对付的事物，面对疾病或死亡等。尤其在这种时候，孩子发狂般地黏在父母身边的行为再次证明父母是保护者的角色（不同与他们食物的提供者和疼爱的给予者的角色）。
通过这些类似的观察我们可以概括出，我们社会中的孩子和成年人（尽管后者表现得很不那么明显）更向往安全的、有序的、可预测的、有规律且有组织的世界。他可以对这种世界有所指望。在这种世界里，出乎意料、难以对付、混乱不堪、以及其他危险的事物不会出现；而且在这个世界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有强有力的父母或保护者可以保护他免受伤害。
在儿童身上很容易观察到这样的反应。这从某种方面证明，我们社会中的孩子过于缺乏感全感（或者说，他们未被抚养好）。在不具威胁性且有爱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通常不会做出我们所描述的反应。这些孩子大多只会在碰到大人也认为危险的事物和情况时，才会出现我们所描述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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