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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新时代、新理念、新格局,呼唤新策略、新举措、新方法。
“十四五”开局,世界经济大转舵,中国经济大变革,首都经济大协作。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那么后疫情时代,抢占“大循环中心节点,双循环战略枢纽”制高点,全面引领国内产业协作和区域协调发展,便成为角逐全球第六大城市群的入场券。
大协作时代,全面助推城市与产业的大联合、大协作、大循环,恰逢其时,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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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世界城市的北京样本昭示,现在我们亟须对城市的本质——集聚和规模进行重新审视。面对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与世界城市更新浪潮,缺乏连接能力和共享特性的集聚将无法真正推动并提升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的地位,从而表明城市规模已不再是决定性因素。城市作为躯体,产业作为血脉,彼此之间的大联合、大协作、大循环至关重要。推动非首都功能疏解、促进跨区域产业协作,助力高精尖企业发展,支持双循环体系建设。这是北京引领中国开创大协作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强劲序曲。
一个成功的实践,胜过一千打纲领。这部《大协作时代》就是我们对长达7年的跨区域产业协作实践经验的一次全面总结与系统梳理。靠鲜活的案例说话而不是坐而论道,靠深刻的市场体悟而不是泛泛而谈,成为该书的特色。这也是我们始终以引领历史潮流为己任,致力于回答好时代课题,推动大协作与大循环体系建设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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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房晓
产业经济学者,区域战略专家。现任职于北京跨区域产业协作平台。长期从事产业投资、园区运营和区域协作的平台建设与政策设计工作,先后参与北京三十多个园区的规划、投资、招商和运营工程,已出版著作《北京新机场:大航空时代的战略抉择》《大北京: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战略》《京津冀一体化的“三线”建设》《发现内蒙古:全域到全球的新丝路》等。
韩菲子
高级经济研究员,毕业于中国科学院。长期致力于产业经济、区域经济、政策研究等方面的工作。曾参与二十多项北京市、区级重大课题。出版著作《发现内蒙古:全域到全球的新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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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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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序 言1
引 言6
上卷/北京“市变”
第一章 “大疏非”风云003
第—节 病来如山倒004
第二节沉疴用猛药011
第三节瘦身要健体015
第二章 “减量发展”第一城019
第一节 世界城市“减量”史020
第二节 剥掉“白菜帮”,做好“白菜心”024
第三节 北京三次产业大挪移032
第四节 战略“留白”,“增绿”重生O36
第三章 突破小循环,引领大协作046
第一节 “吸星大法”变“疏散神功”046
第二节 “一城独大”变“三地协同”063
第三节 “独善其身”变“协作共赢”061
中卷/北京产业魔方
第四章 产业结构变奏曲073
第一节 “消费型”向“工业型”蜕变073
第二节 “二三一”向“三二一”跃进079
第三节 “大而全”向“高精尖”冲刺087
第五章 产业疏解咏叹调095
第一节 “不宜发展的产业要明晰化”095
第二节 一般制造业的“外科手术”101
第三节 批发市场与物流中心的转移、协作130
第四节 教育医疗资源的跨区域协作137
第五节 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转移146
第六节 “高消耗”产业的转移、协作147
第六章 产业创新凯旋歌161
第—节 科技创新引领中国162
第二节 文化创新铸造未来168
第三节 十大“高精尖”汇聚发展新动能194
第四节 现代服务业当好压舱石212
第五节 金融协作服务实体经济218
第六节 市场协作,连接两头221
下卷/北京产业协作
引子 外溢企业青睐哪里229
第七章 京津冀产业协同240
第一节 京·雄产业协同创新241
第二节 京·沧产业梯度转移244
第三节 京·承产业帮扶协作249
第八章 跨区域产业协作255
第一节 京粤协作:南北互动,强强联合257
第二节 京鲁协作:科技赋能,新旧转换275
第三节 京湘协作:“湘”聚京企,开放崛起288
第四节 京晋协作:东进序曲,转型“晋”行时293
第五节 京黔协作:市场发力,继往向新302
第六节 京蒙协作:“帮扶输血”变“产业造血”309
第七节 京渝协作:重庆领衔,西部雄起316
第八节 北京产业外溢助力东北振兴322
第九章 全球化产业合作342
第一节 中国服贸会的雄心343
第二节 中瑞合作,国际典范347
第三节 全球协作,产业先行350
专题篇
专题一:国际盛会助力京城蝶变357
专题二:北京产业变迁史:从高接远迎到礼送出境
——以顺义区为案例研究363
专题三:“工业大院”时代的落幕368
专题四:中国城市化2.0时代的产业角逐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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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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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产业引领未来 协作改变世界
21世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最为深远的三件大事分别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化,中国的高速城市化,欧洲的一体化。
当今世界,国际角逐的重点在于科技与产业,国内竞争的主体是城市和区域,而区域经济与全球经济—体化进程依靠的则是彼此之间的开放与协作。
欧美300年,中国30年。纵使有天才的头脑,也难以想象,当中国城市化的天幕轰然开启,在这数千年一遇的历史大变局中,神州大地将上演多少沧海桑田、风云际会的翻腾与震荡?有谁又能想象,当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数百年的城市化进程之时,将会有多少风险与挑战,多少世纪之谜等待着世人去破解?
中国城市化1.0时代,世界走进中国,借助全球产业转移而带来的高速工业化,改革开放40年,中国城市化率从20%跃升至60%,堪称“世界奇迹”。
中国城市化2.0时代,中国走向世界,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的严峻挑战,建设世界级的城市群、都市圈和经济区,便成为中国城市化亟须补上的“第二课”。
7年来,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破解“大城市病”,引领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成功实践,已经成为“北京样本”。
北京,作为14亿人口大国的首都,面对有史以来最为迅猛的城市化浪潮,坚持“四个中心”的战略定位,践行五大新发展理念,大智大勇,大开大合,大舍大得,克难攻坚,励精图治,奋勇前行。世人欣喜地看到,都与城,舍与得,疏解与提升,一核与两翼,一系列辩证关系得以厘清,一系列行动计划强力实施,一系列疏解整治卓有成效。尤其是在产业协作、经济协调、区域协同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实现了产业的转型蝶变、城市的华丽转身、区域的协同发展。
7年间,北京成为首座成功实现由减量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城市;首座成功实现用产业疏解倒逼产业升级的城市;首座成功实现变虹吸效应为辐射效应的城市;未来还将成为通过跨区域产业协作引领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的全球战略柜纽城市。
北京,北方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作为“城”的功能,她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怪圈,跳出自我小循环,通过交通、产业、服务配套一体化,解决“大树底下不长草”的问题,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从而带动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两翼”齐飞,打造中国经济第三极。
北京,全中国的“首善之区”,作为“都”的功能,她还要践行“四个中心”的职责,把中国送出去,将世界请进来,凭借资金、技术、人才和产业的雄厚基础,依打文化与科技的绝对优势。吸引并播撒全球最先进的创新成果,通过推动首都经济与全国各地的跨区域协作,实现“一花引来万花开”的效应,引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城市化的发展经验已经表明,产业转移协作才是全国跨区域合作的最现实之选,最关键之处,最明智之举,如果不能实现产业链、经济链、生态链的互动、互联、互利,那么无论城市群与都市圈的构建,还是城市
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现,统统都是纸上谈兵。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产业转移协作的最大承接地和受益者。如今,伴随中国沿海三大世界级城市群的强势崛起,新一轮的国内产业转移协作正方兴未艾。目前,北京正在积极推进的园区开放与产业开放,正在大力实施的产业转移协作便是建立全国区域间产业合作共赢的绝佳契机。这场纵横数千里,遍布各领域的大转移、大协作、大循环,正在成为考验各地产业转型与城市更新的必答题,谁将先知先觉赚得盆满钵溢?谁将后知后觉捡些残羹冷炙?谁又将不知不觉最终颗粒无收?这将迫使每个城市必须迅速作出回应,而要求各位决策者们则必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多。
新时代、新理念、新格局,呼唤新策略、新举措、新方法。
“十四五”开局,世界经济大转舵,中国经济大变革,首都经济大协作。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既是排战,也是机遇。
那么后疫情时代,抢占“大循环中心节点,双循环战略板纽”制高点,全面引领国内产业协作和区域协调发展,便成为角逐全球第六代世界级城市群的入场券。
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疏解与跨区域产业协作不仅为全球超大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而且为中国构建双循环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世界城市的北京样本昭示,现在我们亟须对城市的本质——集聚和规模进行重新审视。面对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与世界城市更新浪潮,缺乏连接能力和共享特性的集聚将无法真正推动并提升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的地位,从而表明城市规模已不再是决定性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泰勒(Taylor)认为:“没有连接,世界城市的概念就没有意义。”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则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流转和产业关联畅通。
无疑,这种“连接、循环、关联”的实现,要靠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完美配合,要靠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灵活平衡,要靠产业互联与区域协作的合力推进。
此时,城市需要的正是在更大范围内基于产业合理布局的有效连接和共享发展,我们称之为“大协作”。
因此,城市作为躯体,产业作为血脉,彼此之间的大联合、大协作、大循环至关重要。
推动非首都功能疏解、促进跨区域产业协作,助力高精尖企业发展,支持双循环体系建设。这是北京引领中国开创大协作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强劲序曲。
中国的“双循环”体系构建之路,一定会是以点带面。首先是京沪的“双城记”,然后才是京沪深的“三国志”,最后可能是各地城市的“战国策”。这其中,北京最有可能凭借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优势,率先将全国的城市连接起来,畅通国内大循环,然后再代表中国去连接全球的城市,打通国际大循环。北京引领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实施园区开发与产业开放,全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正在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新路。这将是一次史无前例而且影响深远的伟大实践。
躬逢其盛,何其幸也。7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以透视历史、洞悉未来的战略眼光,提出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的重大时代课题。7年来,宏图渐次展开,变革静水流深,成就举世瞩目。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构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一个个宏伟目标激动人心,催人奋进。率先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开展新一轮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计划,全力打造十大高精尖产业体系,构建更加紧密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一项项重点任务迎难而上、扎实进取。
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有幸参与其间,成为亲历者与见证者,让我们在这个重大时代课题面前,有幸一次次扮演了拓荒牛与破冰船的角色,让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充分燃烧了自己,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大协作时代,全面助推城市与产业的大联合、大协作、大循环,恰逢其时,时不我待。
京地协作,共赢发展。北京的跨区域产业协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仅需要理论,更需要实践;不仅需要战略,更需要策略;不仅需要理念,更需要手段。
一个成功的实践,胜过一千打纲领。这部《大协作时代》就是我们对长达7年的跨区域产业协作实践经验的一次全面总结与系统梳理。靠鲜活的案例说话而不是坐而论道,靠深刻的市场体悟而不是泛泛而谈,成为该书的最大特色。这也是我们始终以引领历史潮流为己任,致力于回答好时代课题,推动大协作与大循环体系建设的不懈追求。
最后,这是几个人的探险,却借助了无数人的智慧。衷心感谢为本书提供素材、图片、数据的诸位师友们。诚垫欢迎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并不吝惠赐宝贵意见。
房晓
2021年2月26日
上卷/北京“市变”
第一章 “大疏非”风云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北京,中华文明的不朽之城,3000多年的建城史,近1000年的建都史,在日月星辰的守护下,在风雨沧桑的洗礼中,在中国崛起的雄风里,不断谱写着恢宏的时代篇章。
曾几何时,北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城市飞奔。没有哪座城市,像北京一样,被赋予如此多重的功能,承载如此多元的期望,汇聚如此多彩的梦想。这座千年古都、不朽之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都,70多年来日新月异,一枝独秀,因为承载了新中国对现代化的无数梦想更是高歌猛进,一往无前。
北京,东方大国的首善之区。当历史车轮驶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当全国的优质资源都在向这座城市聚集,当各种时代的重任都压在这座城市的肩上,当高速城市化的野蛮生长开始在这座城市显现……
此时,北京开始沉重喘息,步履蹒跚。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公共安全事件频发,这一切预示着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正在使这座城市不堪重负,难以为继,由于过度集聚而导致的“大城市病”仿佛一夜之间,猝不及防,突然爆发。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表面看,北京的问题是人口过多带来的,其实深层次上是功能太多带来的。北京不宜发展的产业要明晰化,不要再继续发展了,在这方面要痛下决心。壮士断腕。采用疏的办法,做些外科手术,适度疏解北京的功能。把握好‘舍’和‘得’的辩证关系,紧紧抓住疏解北京定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进一步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布局。”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7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重要讲话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以透视历史、洞悉未来的战略眼光,提出了重大时代课题。7年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首都北京励精求变,京畿大地协力向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是首都转型蝶变的基本方针、基本经验,也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循、重要动力。7年间,宏图渐次铺开、变革静水流深,成就举世瞩目。
迄今为止,人类城市发展史上最为艰苦卓绝、恢宏壮阔、激动人心的时代篇章轰然开启。
第一节病来如山倒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北京的雾霾天里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
“早晨,你在法国,坐一小时车,到德国了,再坐一小时车,就到波兰了。同一个时间点,你在北京朝阳区,坐一小时车,你在朝阳区,再坐一小时车,你还在朝阳区。”
曾经,网上流行过不少这样的段子。生活在北京的人看后也会跟着笑,刻意掩饰扎心的感觉。
北京的“大城市病”,仿佛一夜之间,突然降临。京城居,大不易。大国首都,突飞猛进,光鲜亮丽的背后,人满为患、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高企、能源告急等问题在积聚多年后,终干集中进发了。打得人们措手不及。
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北京的“大城市病”,可谓沉疴痼疾。
北京3000多年的建城史,近千年的建都史,就是“招”和“聚”的历史——战国时期燕昭王修黄金台,招的是人才;元世祖忽必烈修积水潭,聚的是物资;明成祖朱棣从全国招来20万工匠、上白万民工修建北京城,奠定的是城市格局。
1950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手指着广场以南一带兴奋地对站在身边的北京市市长彭真说:“将来从天安门上望过去,应该处处都有烟囱。”当年,林立的烟囱曾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标志。自此,北京也长期被作为新中国的经济中心和工业基地来全力打造。
新中国成立前,北京是一座消费型城市。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既是国家首都,又被定义为工业城市。70年间,北京在制造业方面形成了“大而全”的产业体系。2014年,制造业39个大类中,北京市有35个,其中13个工业行业还存在比较突出的聚人多、占地多、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北京城区就有大大小小1.4万多根工业烟囱,空气污染十分严重。
当年,一批批制造业企业、服务业企业和高等院校纷纷落户北京,人才、技术、工业等优质资源的高度集中,在助力北京发展日新月异的同时,也对周边地区的资源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
进入21世纪后,伴随北京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规模也越来越大。人口拥挤。交通堵塞、房价高企、缺水严重、环境污染等问题接连出现。雾霾频现、河水断流、地面下沉等生态问题也开始爆发。
北京的“大城市病”来势汹汹,势不可挡,触目惊心。
首先,北京人口控制目标一再被突破,城市陷入人口爆炸危机。194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420万人。北京人口总量由500万增长到1000万,历时33年;从1000万增长到1500万,历经19年;从1500万增长到2000万,仅仅用了6年。尤其是2000—2010年,平均每年全市净增70万人口,人口膨胀速度史无前例。城市历次总体规划中,1000万、125万、1800万的人口红线一再失守……
对于生活在北京的人,最为直观的感受就是,当早晚高峰挤地铁、当去医院排队挂号、当打车遇到拥堵时,这些冷冰冰的数字立刻就会鲜活起来,并促使人们不住感慨“人怎么都来北京了”?
人口过快增长与淡水和土地等资源紧缺的矛盾,成为制约北京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人口膨胀也加剧了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压力,有效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成为北京面临的重大考验。
其次,交通压力空前增大,北京成为全国“首堵”。交通是城市发展的命脉,对北京这座拥有2000多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来说,“车多路堵、地铁拥挤”仍然是人们的普遍感受,“海量人口”出行是一道亟待破解的世界性难题。
北京的汽车保有量,1950年,只有1757辆;1997年,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突破100万辆的城市;而仅用了6年半时间,便从100万辆发展到2003年的200万辆,增长之快超乎想象。2007年,超越300万辆;2012年,增至500万辆。2019年,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为636.5万辆。北京机动车增长率、保有量水平明显高于东京、首尔。
1992 年,二环路建成;1994年,三环路完工;2001年四环路贯通;2003年五环路通车;2009年六环路全线贯通;2018 年8月,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七环线)实现全线通车。“摊大饼式”的发展,使城市如同一个体形越来越庞大的巨人,步履沉重,举步维艰。
目前,北京轨道交通线网已成为客运量世界第一、总里程世界第二的超大城市轨道交通线网。2017年,北京地铁日均客运量千万人次、公共电汽车日均客运量1045万人次、机动车保有量574万辆、小汽车每车年行驶里程15000公里。在地上地下、行车停车各个环节,交通压力都与日俱增。
2019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1亿人次,是中国最大、最繁忙的民用机场,客流量居世界第二,全球第二座旅客吞吐量过亿的机场,仅次于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航站楼面积141万平方米,机位数量314个,共有三条跑道。2019年,起降架次 59.4万架次;货邮吞吐量195.53万吨。
一连串“百万级”“千万级”数据背后,映射出“海量人口”为北京这座超大型城市发展带来的交通负担。
第三,北京淡水资源短缺、土地资源紧张等问题十分严重,淡水资源成为城市承载力的最大短板。
水资源是保障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性资源,然而水资源是北京发展最大的刚性约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对北京提出了“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量水发展要求。北京市在新版总规中反复提出“要坚持以水定人,将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 2020年控制在2300 万人以内”。目前,“以水定人”已成为北京市发展天花板,这也成为中央到地方普遍的共识。
北京属于资源性缺水地区,按照联合国标准,属于世界极度缺水型地区。据北京市水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南水北调进京前,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不足100立方米左右,相当于全国人均年拥有水量的二十分之一,国际人均拥有水量的八十分之一,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成为中国最为缺水的大城市之一。更为可怕的是,彼时的北京地下水位正在以每年1米的速度下降。由于多年的地下水超采,华北平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区”。
从历史上来看,北京曾是一座依水而建、因水而兴的文明古都,现在水却成了第一制约要素。多年来,为了解决用水危机,北京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北京多次向与河北、山西借水,据河北省统计,从2008—2014年,北京每年需要从河北借水3亿方。2014年12月,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全线建成通水,来自丹江口水库的清澈江水,一路向北奔涌,全长1276公里,进入北京城的千家万户,保障了北京普通老百姓的饮水需求。南水北调工程线也被戏称为北京的“解渴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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