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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深入学习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群书治要》，古镜今鉴，古为今用，有助于人们读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牢记使命。
《群书治要》概括了晋代以前经、史、子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这部书被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卷）中的用典来自《群书治要》的就有82条。不仅如此，十八大之后，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提法、新命题也都可以从《群书治要》中找到其思想渊源。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2.抽丝剥茧，深度解读《群书治要》，引导领导干部从中汲取修身为政的智慧、经验和方法。
本书从《群书治要》中精选了三百多句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言要论，作者结合多年的党政教育经验积累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深入讲解古圣先贤治国的教训和经验，揭示了《群书治要》的核心理念、基本精神和当代价值，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和概括，有助于领导干部轻松学习传统文化，提升政治辨别力、领导能力、执政能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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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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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刘余莉教授在电视台、学习强国和人民网等权威媒体关于《群书治要》的讲座精选整理而成，一共八十余讲。全书分为君道、修身、为政三卷，从《群书治要》中精选了三百多句精言要论，深入讲解了《群书治要》中关于修身治国的智慧精华，引导领导干部了解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基本理论、方法，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提高领导干部自身的素养和能力，掌握领导艺术和方法，学会管人、选人、用人。本书案例丰富，语言通俗，与当下现实结合紧密，非常有助于领导干部通过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提升为政能力，对于领导干部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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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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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余莉，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伦理学会理事、人民网理论频道文化教育专家，主要从事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特别是《群书治要》的研究与弘扬。曾应邀到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西门大学、昆士兰大学、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以及意大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等地进行演讲与研讨。2015年、2016年、2017年连续三年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就从《群书治要》看圣贤教育的重要性、如何进行道德教育、孝亲尊师：中华文化的根本等题目进行主题演讲。代表著作有英文专著《规则与美德的统一》，英文编著《东西方的美德概念》；中文著作《政德》《半部论语治天下》《中华文化五讲》《群书治要十讲》《心态即命运》《儒家伦理学》，中文编著《群书治要译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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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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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一部鉴往知来的治世宝典 / 001
学习《群书治要》的意义 / 002
《群书治要》的编纂起因 / 003
《群书治要》的内容 / 010
《群书治要》的历史贡献 / 010
《群书治要》的流通过程 / 012
如何学习《群书治要》 / 014
第二讲 修身是成为卓越领导者的基本功 / 020
修身从戒贪做起 / 021
“五伦”大道 / 023
“五常八德” / 029
奢靡之害 / 030
第三讲 在德行和学问上扎根 / 033
孝敬仁义是立身的根本 / 034
发展经济、科技的中庸之道 / 040
企业如何长久发展 / 040
第四讲 利令智昏 / 042
厉公止谤 / 044
修身为治国之本 / 046
修身始于戒贪 / 046
防民之口，甚于防水 / 052
教学为先乃盛世之因 / 053
第五讲 养心莫善于寡欲 / 054
戒慎视听，提升心性 / 055
戒色戒淫，修身养性 / 057
德音雅乐，调养生息 / 058
涵养口德，净守本心 / 059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 060
拒贪财宝，克己守正 / 061
第六讲 远离酒色声乐 / 064
五子之歌 / 065
英雄一定能过美人关 / 067
饮酒的过患 / 069
靡靡之音的危害 / 072
第七讲 治理国家要以道德为上 / 078
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 / 079
唐太宗崇尚俭朴 / 082
居高位而务于道德 / 084
第八讲 好名之患 / 088
领导者爱好虚名的祸患 / 089
学习传统文化要身体力行 / 090
好名的表现 / 094
第九讲 节欲者安 / 098
欲是深渊 / 099
弃农从商令人忧 / 100
节欲而富民 / 105
俭者节欲 / 106
第十讲 官者要有仁爱之心 / 110
禁令不明的原因 / 112
好的制度需要好人推行 / 114
道德教育治理人心 / 116
法治德治相结合 / 117
道德教育是首要 / 119
恩及刑人，仁恕树德 / 120
第十一讲 仁义道德好于功利强权 / 123
刑罚积则民怨背 / 124
西方民主选举的弊端 / 128
王道文化与霸道文化 / 134
第十二讲 不因私怒而损害国家公义 / 137
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 / 138
三人行，必得我师 / 143
有过不改是真正的过错 / 148
能改过者为真英雄 / 148
第十三讲 知过改过 / 150
圣王知过的机制 / 151
有过不改的四个原因 / 155
第十四讲 改恶迁善 / 160
乐知其恶者难，以恶告人者难 / 161
恩义源于孝亲 / 165
第十五讲 敬身为大 / 171
敬妻有道 / 173
教子有方 / 175
爱护身体 / 178
提升德行 / 179
成就自身 / 179
第十六讲 正心为立德之本 / 181
君主用法度制约亲属 / 182
对亲属不能搞特殊化 / 185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 187
心正则身修，国治天下平 / 188
第十七讲 自我反省 / 191
曾参受教传孝道 / 192
三省吾身 / 194
第十八讲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 201
君子不重则不威 / 202
如何避开他人的怨恨 / 207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 209
君子从政先端正自身 / 210
第十九讲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 214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 215
明君治理好国家的原因 / 222
第二十讲 行德爱人，厉行节俭 / 225
长民治国之本在身 / 226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 / 228
节欲中听则民富国安 / 2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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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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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群书治要》与百年大党
进入21 世纪以来，世界的格局出现了微妙变动。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将要走向何方，以及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走下去，表达了较之以往更为浓厚的兴趣。尽管这种兴趣里面仍然裹挟着大量批判和质疑，但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西方社会也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中国成功背后的答案。
与西方社会表现出的困惑不同，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根本制度，是能够确保我们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保障。读懂中国，首先应该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蕴藏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之中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气质。这不仅要立足当下的伟大实践，也要深入孕育中国共产党成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略其生生不息且日新又新的古老智慧。
“始终代表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既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好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中所蕴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气质的体现。深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民本思想，可以更好理解百年大党初心使命的历史文化渊源，也可以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牢记使命提供历史借鉴。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经史子集浩如烟海，百家理论众说纷纭，要从诸多经典中迅速领略其思想精华，实属不易。幸有《群书治要》重现于世，可使读者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群书治要》的成书、内容及历史影响
《群书治要》由唐太宗于贞观之初下令编辑。鉴于前隋灭亡之失，唐太宗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千方百计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于是令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繁择精，从唐朝之前的典籍中撷取了六经、四史和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编纂了约五十万字的《群书治要》。魏徵在序文中称之“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
唐太宗读《群书治要》后，在《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他认为此书广博而切要，特令缮写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
由于唐朝雕版印刷尚未发达，《群书治要》又主要存于宫中，流传不广，加之战乱，传至南宋只剩十卷残帙。《宋史·艺文志》尚有著录，《元史》已不见记载，至此，《群书治要》在中国亡佚。所幸《群书治要》被“遣唐使”带到日本，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更成为日本人学习中华文化的重要典籍。日本人林信敬在《群书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中指出：日本承和、贞观年间( 约834—876 年)，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应该就是讲学研读这部书所成就的。
《群书治要》摘录的原著有些在五代之后便已失传，唯有在《群书治要》中保留了其精华内容，如《尸子》《申子》《桓子新论》《崔寔政论》《昌言》《典论》《刘廙政论》《蒋子万机论》《政要论》《体论》《时务论》《典语》《傅子》《袁子正书》等，这更使得《群书治要》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
岛田翰在《汉籍善本考》中称叹金泽本《群书治要》时说：“笔精墨妙，光耀日月，数百岁下，俾人凛然生敬也。顾亦继今而后之君子，苟有拜秘府之藏也读斯书也，则必有思所以斯书之存于今者，感极而泣若予者矣！而唐士之人读斯书，则其尊崇威敬之心，其有不油然而生者耶？”
诚如其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 年发表新年贺词时，在办公室书架的显著位置摆放的正是大部头的《群书治要》。据统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卷）中的用典来自《群书治要》的就有82 条。不仅如此，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提法、新命题也都可以从《群书治要》中找到其思想渊源。
例如：《群书治要》中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贾子》）、“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六韬》），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更好地承担起对人民的责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群书治要》中的“政者，正也。子帅而正，孰敢不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礼记》）、“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政要论》）、“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傅子》），证明了“打铁必须自身硬”是来自历史经验的重要论断。
《群书治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傅子》）、“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周书》），对于落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号召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群书治要》中的“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管子》）、“古之所与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汉书五》）、“负且乘，致寇至”（《周易》），有助于领导干部深刻地理解“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的道理。
《群书治要》中的“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获弗亡”（《尚书》）、“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政要论》）、“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汉书》）、“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晋书上》），有助于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重要性。
《群书治要》中的“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 贤者亡”（《孙卿子》）、“制爵必俟有德，班禄必施有功”（《典语》）、“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赐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昌言》）、“有大善者，必问孰进之；有大过者，必云孰任之。而行赏罚焉，且以观贤不肖也”（《尸子》），对于理解“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群书治要》中的“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典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傅子》）、“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 （《盐铁论》），有助于坚定我们党反对腐败、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坚持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由此可见，《群书治要》不仅是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理论基础，也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源泉。这是因为《群书治要》所记载的是古人关于“道”的整全认识。孔子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国古人无论是在处理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抑或是处理人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关系时，都效法于“道”，按照“道”的要求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人形成了关于“治国之道”的庞大而又严谨的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与此一脉相承，全面体现了古人治国之道的精髓。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群书治要·尚书》记载，禹王的孙子、启的儿子太康，身居帝位，却不务朝政，放纵情欲而没有节制，百姓对他非常怨恨，但他还不知反省。有一次，他到洛水之南打猎，打了百余天都不回京都，国民怨声载道，有穷国的国王（即后羿）把太康拦在了黄河岸边，不让他回国。太康的五个弟弟埋怨太康不理朝政而使国家陷入困境，分别作了一首诗来劝诫太康。其中，个弟弟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廪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弗敬？”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都能够战胜我。对于民怨，岂能只在乎已经显露的？应该在尚未显露时就有所谋划。我面临亿万民众，危惧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驶六匹马拉的马车。作为民众的君主，怎么能够不谨慎恭敬呢？
孟子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关于人民是社稷之本，《群书治要·孙卿子》中也有论述：身为执政者，拥有国家而不能爱民、利民，却期求人民亲附自己、爱戴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人民不亲附、不爱戴，而期求人民为己所用、为己效死，这也是不可能的；人民不能为己所用、为己效死，而期求兵力强劲、城池坚固，也是不可能的；兵力不强劲，城池不坚固，而期求敌人不来侵犯，也是不可能的；敌兵来了而期求没有危险，不被削弱、不被灭亡，同样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君要想国家富强、稳固、安乐，不如首先反省一下自己对于人民的态度。如果想使下属亲附、人民团结，就不如反省一下自己政事办得如何。由此，荀子强调了一国之君“爱民而安”的道理。这也正如《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中所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群书治要·魏志下》记载：夏商周历经数十世才衰败，而秦朝两世就衰亡了，原因在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够和天下的人民同甘共苦。而秦始皇独裁专制，压迫百姓，所以一旦倾覆、遇到危难，也没有人去拯救他。由此可见：“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可见，在位者、执政者对待人民、百姓的态度与其基业的兴衰成败具有密切关系。《六韬》中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疼爱自己的儿女、兄长友爱自己的弟弟一样，“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
在位者对人民的态度与人民对在位者的态度如响之应声、影之随行一样自然而然。《群书治要·管子》中讲道：“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反之，“人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因此，如果国君不能使人民安乐，则人民就不会为其分忧。如果国君不让人民安居乐业，则人民也不会为他效死。这说明，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深得百姓的拥护，在位者必须能安其民、爱其民。
“劝之使谏，宣之使言”与中国特色民主政治
中国古圣先王很早就认识到，要实现社会大治、国泰民安，在位者就必须保证听到人民的呼声，使下情上达。《群书治要·潜夫论》中讲：“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为此，古圣先王设立了各种制度，以便听取人民的谏言，了解自己的施政得失。《群书治要·汉书五》记载：“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古圣先王采取的制度，是史官在前记载君主的过失，乐工诵读规劝的谏言，平民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评时事，商旅之人在市场上可以随意议论朝政，这样国君方能听到他的过失，见义则从，加以修正。这些劝谏制度的制定，都是为了使民情上达，民心安定。《群书治要·后汉书三》中亦记载杨震所言：“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洗目改听。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负薪，尽极下情也。”杨震之语道出了古圣先王能明察事理、修政安民的原因，就在于不仅设敢谏之鼓，立诽谤之木，让人们随时可以进谏，甚至听到百姓的怨骂，都会洗耳恭听，真诚接受，真正做到了广泛听取百姓的意见、全面细致地体察民情。这样广开言路，才能洞察隐忧，做到兼听则明，不被蒙蔽。
《群书治要·史记上》记载，周厉王即位后，贪图财利，亲近佞臣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耐心向他劝谏，然而周厉王却拒不接受，仍任荣夷公为卿士，主管国事。由于厉王“暴虐侈傲”，人民怨声载道。当时召公劝谏说，人民已经不堪忍受他的政令了。厉王不但没有反省自己，反而找来卫国巫师，让他监察人民，凡巫师上告有谁指责他的过失，就将那人处死。于是，“其谤鲜矣，诸侯不朝。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眄而已”。厉王为自己的威势得意，告诉召公：“我能止息人民的指责，他们都不敢说话了。”召公告诉他，这并不是人民不敢说话，而是把人民的口堵住了而已，并警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但是周厉王仍然听不进劝谏。三年后，厉王终于遭到了国人的共同讨伐。这一典故告诫为政者要善于通过各种渠道倾听民众的呼声，了解民众的正当诉求。
历史上但凡贤明的君主，无不主动求取谏言、集思广益。《群书治要·新序》记载，齐桓公去拜访小臣稷，一天当中拜访三次，都没有见到。随从人员就说：“万乘之主见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则曰：“不然。士之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纵然这位先生轻视官爵俸禄，我怎敢轻视成就霸业之道呢？直到第五次拜访时，桓公才见到小臣稷。人们听到后都说：桓公对布衣之士尚且如此尊敬，何况对于诸侯国君呢？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的充分理解与继承， 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将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有益补充。改革开放后，协商民主贯穿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覆盖政党、人大、政府、社会等各领域，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等全面铺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这就使得各级、各党、各社会群体、各方面民众的意愿都能通过适当渠道得以充分表达，更好地从制度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了人民合法权益。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上深具信心， 要创造出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的好形式。这种自信归根结底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在这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念之下，父与子、夫与妇，乃至兄弟、朋友、君民、国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在这种“一体”的思维方式下，在位者对人民应尽到“君亲师”的责任，做到“率先垂范”“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民胞物与”，而人民对在位者的回报则是“不令而行”、感恩戴德。君（领导者）与民（被领导者）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而是相互爱护、相互感恩、互助合作、各尽其责。可以说，也正是这种“一体之仁”的深厚传统文化基因，孕育出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总之，从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及实现初心和使命的制度建设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入学习代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群书治要》，古镜今鉴，古为今用，有助于人们读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牢记使命。
为了让这一治世经典更好地惠及当代领导干部，笔者结合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及领导工作的特点，对《群书治要》中的经典章句进行了细致讲解，并在此基础上整理成《领导干部读〈群书治要〉》一书。相信这套书对于提高广大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心理素质、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对于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乃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坚实根基和深厚土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这就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领导干部读〈群书治要〉》这套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独特创造、价值理念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介绍、讲解和梳理。阅读这部典籍，可以帮助领导干部深入认识和正确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条件。
修身始于戒贪
在位者一定要戒止贪心，特别是不能够与民争利。如果想独占财利，必定会招致民怨，甚至导致王朝的灭亡。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创下“贞观之治”，和他熟读《群书治要》这部书密不可分。《贞观政要》中记载着唐太宗和臣子的谈话，从中可知，他确实是把这些教诲力行在治国之中了。
《贞观政要·论贪鄙》中记载，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如果人有一颗价值连城的明珠，没有不视之为宝贵的，但是如果拿着宝珠去射鸟雀，岂不是很可惜吗？而人的性命比明珠要珍贵得多，但一看到金银钱帛而不畏惧法律的惩罚，立即就收受，这就是不懂得爱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能拿去射鸟雀，怎么能用比明珠更加贵重的生命来换取财物呢？群臣如果能够尽忠职守、正直公道，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百姓，那么官职、爵位立即就可得到，一律不必用这种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随便收受财物。赃物、贿赂一旦暴露，自身也将受到损害，确实是很可笑的。”在这里，唐太宗用了一个“明珠射鸟雀”的形象比喻，来告诫官员，不能拿着自己的官位不珍惜，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否则只能是得不偿失。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朕曾经说，贪婪的人不懂得爱财的道理。例如，五品以上的官员，俸禄优厚，一年所得的收入本来就很多了。如果接受别人的财物贿赂，不过几万钱而已。一旦丑行暴露，就会被革去官职和俸禄，这样做哪里是懂得爱财的道理？他们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过去鲁国的丞相公仪休很喜欢吃鱼，但从不接受别人送的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鲁国的丞相公仪休，为官很清廉，对属下要求很严格，从来不与民争利。他有一个嗜好就是特别喜欢吃鱼，结果有人就投其所好，送给他很多鱼。他却拒不接受，派人把鱼送了回去。这个送鱼的人就问：“我知道您爱吃鱼，所以特意选了一些上好的鱼送给您，您为什么不接受，又给送回来了？”公仪休说：“正是因为我爱吃鱼，所以今天我不能接受您的鱼。我爱吃鱼，我自己去买不就好了吗？如果我今天接受了您的鱼，会因为受贿而被抓进监狱，当我进监狱的时候，请问我还能再吃到鱼吗？还有谁再给我送鱼呢？”公仪休的明智之处就体现在没有利令智昏。
唐太宗博览群书，引用了这个典故，并且得出了一个结论：从不接受别人送鱼的官员，他就可以长久地吃上鱼。“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如果国君很贪婪，必定亡国；做臣子的很贪婪，必定丧命。他还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故事，并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提醒臣子不要做这样得不偿失的事。唐太宗作为皇帝，秉持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理念，时时警告朝廷百官，让他们引以为戒。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公卿大臣们说：“朕整天都不敢懈怠，不但忧念、爱惜百姓，也想让你们能够长守富贵。天高地厚，朕长久以来小心谨慎，敬畏天地。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令，总是像朕敬畏天地那样，不但百姓安乐，自己也可常得快乐。古人说：‘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贤者多财损其志”，虽然原本是贤德之人，财富一旦多了，可能就会骄奢淫逸，过着放纵的生活，不思进取。他的志愿就不像以前那么坚定了。所以“自古公卿出白屋”，很多有成就的人，年轻时生活都很贫苦，为的是让自己长守这种清白的志向，能够磨炼自己的意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没有智慧的人，给了他很多的钱，他就会拿着钱无恶不作。
唐太宗说：“这话可以引以为戒。如果徇私贪污，不但破坏国法，伤害百姓，即使事情没有败露，心中怎能不常怀恐惧？恐惧多了，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实践证明，贪官心里都是战战兢兢的，只要一听到外面的警笛声，就想：“哎哟，不知道是不是来抓我的。”他们的这种压力、紧张，让自己的身心都不得安宁。
“大丈夫岂能为了贪求财物，而害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使子孙蒙受羞耻？”一旦锒铛入狱，不仅害了自己，自己的家人、儿孙也要跟着蒙羞。从这些对话中可见，唐太宗是一个真正明理的人，他自己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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