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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冯友兰先生晚年口述自传。揆之“自序”旧例，“意欲使后之读其书者，知其人，论其事，更易知其书短长之所在，得失之所由”，实乃冯先生所有著述之“总序”，1984年由三联书店初版。
全书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所涉之时代，起自19世纪90年代，迄于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变化之时期。作者从社会、哲学、大学与展望四部切入，回顾自己一生所历时代环境之变迁，学术思想之演进，真诚剖析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生际遇，并对未来怀抱信心。《三松堂自序》既是“总结”，亦是“明志”，更是一代哲人对历史、时代与自我的剖判沉思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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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7年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52年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肯定了传统儒学的价值。40年代写《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以程朱理学结合新实在论，构建其“新理学”体系。1949年后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等，论著编为《三松堂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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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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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之自序
一 社会
清末帝制时期
民国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二 哲学
20年代
30年代
40年代
50年代及以后
三 大学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
四 展望
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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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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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西南联合大学
抗日战争是中国社会中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这个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标志着中国社会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起来，在战争的艰苦条件下，维持正规教育，发展五四传统。这就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意义。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没有校长，由三个学校的校长组织常务委员会，共同主持校务。到了昆明以后，这个制度继续下去。常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教务长、总务长和各学院院长列席。南开的校长张伯苓，不常在昆明，实际上只有两个校长在校。北大校长蒋梦麟负责对外，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对内，处理日常事务。办事的职员也以清华的为多。梅贻琦说过，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但是步骤都很协调，演出也很成功。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合大学，也是从北京迁去的几个学校联合起来而成的，设在陕西城固。但是它们内部经常有矛盾，闹别扭。蒋梦麟说，它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当然这只是说有问题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西北联大也是很有成绩的。
三校有联合的部分，也有不联合的部分。本科学生和在本科担任课程的教师，以及在联合大学负责行政工作的人员，是联合的部分。本科学生都是联大的学生。担任课程的教师及行政人员有两重身份：一重是联大的人，接受联大的聘书和委任；另一重是原来三校的人，同时也接受原来学校的聘书和委任。原来从北京出来的人，当然都有这两重身份。但是如果不在联大任职，那就只有一重身份了。在昆明新聘请的人，如果是为教学的需要，那就只有联大的聘书，如果三校之中有一校认为这个人很好，那就给他另加一份聘书，表示将来三校分家的时候，可以继续聘请他一起回北京或天津。当时一般师生，对于后胜利都有坚强的信心，都认为联大是暂时的，三校是永久的，而三校除了维持其原有的班子外，也都随时网罗人才，以为将来的补充。
当时，除了联大的总部外，三校各有其自己的办事处，自己设立一些机构，与联大无干。清华的办事处，自己设立的机构也比较多，主要的是那些原来办的研究所，有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和国情普查等研究所，这些所都不招学生，与联大毫无关系。清华还有研究院，招收研究生，他们虽然也往联大听课，可是不算联大的学生。北大办有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也与联大无关。
当时的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各有自己的经营的事业。“官中”“私房”，并行不悖，互不干涉，各不相妨，真是像《中庸》所说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当时联大的学生，有的是跟着三校来的，有的是在昆明录取的，他们的家大部分是在日本占领区，他们不肯接受日本的统治，离开了父母家庭，经过许多艰险困难，来到了当时的大后方。他们都是有志之士，可是往往与家里信息不通，生活困难，就在昆明自谋生计，勤工俭学。教师也因为通货膨胀而生活困难。当时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教师所得到的，就是这种越来越不值钱的钱。他们大部分都是靠卖文或其他业余工作以补贴生活，也可以说是勤工俭教吧，但仍不够花。联大的部分教师，曾经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我也列在卖字的之内。
可是生意不佳，我卖字始终没有发市。师生们同时还天天遭受日本空袭的威胁。虽然在这样的艰难危险的情况下，联大师生对于后胜利的信心，始终没有动摇。这种信心，这种精神，在联大的校歌歌词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歌词说：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首词是我作的，调寄《满江红》。（参看本章附记）
国民党对于高等院校的直接控制空前地加强了。1939 年就要求院长以上的教职员都必须加入国民党，并在联大公开设立国民党党部，称为区党部，在各学院设立区分部。这种公开地以党治校，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次。在学生中还公开设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部。出席联大常委会的人都是国民党党员，而且还要受区党部的“协助”。在学校还设有训导处，由训导长负责对学生进行“训导”。从表面上看来，联大成为国民党完全统治的学校了。其实并不尽然。据我所知，联大还是照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学术工作；所以在当时虽然有这些表面的措施，但社会上仍然认为联大是一个“民主堡垒”。这个民主，当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在封建法西斯的统治下，维持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是容易的事。
三校有一个传统，就是“教授治校”。这个传统联大也继承和发扬了。其表现为教授会的权威。这种权威在学校正常的情况下，不显得有什么作用；但是遇到学校有对内或对外的大斗争的时候，这种权威就显出作用了。
1944 年国民党政府接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征发高中和大学的学生从军，组成青年军。国民党政府的这个措施，如果是在抗战初期，学生们是会争先恐后报名参加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学生们对于抗战后胜利的信心虽然没有动摇，但是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对于青年军的报名疑虑很多，观望不前。当时的教育部为各大学分配了名额，规定了指标。联大的常委会慌了，于是召开动员大会，请教授们向学生劝说。我的发言大意说，抗战已经进行了这几年了，以前国家、政府不征发高中以上的学生，实行免役，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新式武器，还用不着有科技训练的人。现在美国送新式武器来了，正需要有科技训练的人去使用。如果有科技训练的青年不去从军，叫谁使用呢？这个仗以后怎么打呢？闻一多发言突出，大意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受压迫，说话也没有人听，这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枪。现在有人给我们送枪，这是一个好的机会。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把枪接过来，拿在手里，谁要反对我们，我们就先向他下手。这次会开得很热烈。散会以后，我走出校门，看见有人正在那里贴大字报，反对报名从军。我心里很气愤，走上前去，把大字报撕了，并且说，我怀疑这张大字报是中国人写的。这次动员会开过以后，学生报名从军的多起来了，不过几天就超过了指标。
青年军成立了，蒋介石派霍揆彰到昆明主持训练。后来又把青年军开到印度，接受美国运来的武器，就地训练。到 1945 年日本就投降了，青年军并没有开到前线和日本作战。
日本投降以后，联大师生虽然实现了原来的信心和期望，但没有表现应有的欢乐，大家都看到，蒋介石一定要向解放区进攻，内战迫在眉睫。国民党政府的贪污无能，有加无已。有一件事情直接使联大师生感到痛心。当时从昆明到重庆的铁路已经通到曲靖，有一段正从联大旁边经过，常常有军队顺着铁轨行走。师生们常常看见，经过的士兵都是面黄肌瘦，疲惫不堪，真正走不动了的就躺在路旁，军官们不但不救护，反而举鞭就打。真是像当时所说的：前线的士兵要啥无啥，后方的大官要啥有啥。这种情况使进步的师生更加愤怒，不怎么进步的师生也觉得寒心。在这种情况下，联大中的政治空气越来越浓厚了。进步的学生们经常举行集会，请教授们讲演，评论时事，报告些不见于报刊的新闻。1945 年 11 月下旬，学生罢课反内战。25 日下午，我家里的人上街买菜回来说，也许有什么事，就要戒严了。果然当天晚上，联大学生在联大操场中举行时事晚会。正在开会的时候，就有军队在联大后面土山上放枪。联大及他校学生不为所动，仍然把会开完，但是都大为愤慨，加紧戒备。联大的校门紧闭，不准闲人进去。到了 12 月 1 日，我在家里，忽然听到联大新校舍内发出了两阵手榴弹爆炸的声音，看见吴晗匆匆地从他家里跑出来，对我说：“开火了！杀了人了！学校赶紧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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