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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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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靠自己的文学思考和艺术创造活着，而不是靠“非文学因素”，他活着的意义就在于他自1958年以来充满兴趣、思考、困惑、“羞愧”也充满寻找、探索、“剥离”的舒悦和“神圣”的曲折泥泞之途和坚韧执着的持续追求。他的作品活着，他就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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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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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一批卓有建树的作家，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成果。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外读者中间拥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和生平都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研究，以便能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充足的养分，早日实现中国文学从高原向高峰的迈进。为此，作家出版社特邀请当代*影响力与活力的评论家、学者，以老中青三代研究者相结合的阵容，撰写一套全新的“中国当代作家论”。丛书采用专著的形式，一位研究者专注于一位作家，以一对一方式全面梳理作家的生平、作品。重点放在作品上面，覆盖作家的创作历程与所有作品，尤其是作家代表性、标志性作品上，结合时代风貌、社会思潮，以客观、理性、对话的态度，深入研究作家的精神构成，透彻解析作品的精神实质，以期达成阶段性的短期内难以超越的作家研究成果。《陈忠实论》是第二辑之一种，由评论家王金胜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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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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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胜，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在《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南方文坛》《小说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出版有专著《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现代抒情与抒情的现代性》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获《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2016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论文奖（201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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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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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人民文艺”时代的“文学新人”
节 “新的人民的文艺”与陈忠实文学理想的确立 ／1
第二节 文学教育与文学阅读：社会主义“文学新人”
及其培养机制（一）／8
第三节 作为体制性力量的作协：社会主义“文学新人”
及其培养机制（二）／24
第四节 文学报刊与文艺副刊：社会主义“文学新人”
及其培养机制（三）／46
第二章 社会主义“文学新人”与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新人”
节 “文化”与“生产”：“工农兵业余作者”身份的
历史生成与话语分析 ／61
第二节 “新人”谱系中的陈忠实小说 ／73
第三章 “快板”“村史”和“故事”：全民文艺时代的陈忠实
节 民歌、诗歌与快板 ／104
第二节 “村史”“集体写作”与“三结合” ／111
第三节 “故事”：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 ／124
第四章 文类重构与文学的当代形态
节 文类秩序的重构与文体杂糅 ／133
第二节 “散文”“特写”还是“报告文学”：
创造“新型文体”的困境 ／146
第五章 陈忠实1973：中国文学的写作、编辑和出版
节 “约稿”或“组稿”：当事人的叙述 ／156
第二节 “组稿”与“编辑”：1973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 ／161
第三节 文艺调整：1973年及其周边 ／170
第四节 历史、政治中的“个人”与“文学” ／182
第五节 1973年：草蛇灰线中的文学起点 ／194
第六章 80年代：陈忠实的文学思想与创作
节 “生活”“时代”“人民”与“八十年代特质”：
现实主义反映论 ／201
第二节 “感受”与“自我”：现实主义的新变 ／216
第三节 “世界”与“自我”：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意识的生成 ／224
第七章 报告文学、散文与小说：陈忠实各文体创作的历史关联
节 文体与陈忠实的“文学”想象 ／239
第二节 报告文学与80年代陈忠实的小说文体 ／256
第八章 90年代之后：陈忠实的文学思想与创作
节 “双重体验”与陈忠实主体论 ／280
第二节 “思想”与“人格”：主体的内核与主体论的超越 ／288
第三节 陈忠实文学理论重要命题的辩证与反思 ／299
第九章 传统的发明与现代性焦虑
节 现代视野下乡土中国儒家化的宗族文化 ／316
第二节 乡土中国两性奇观：民族文化史诗的内在焦虑 ／321
第三节 历史进步还是翻鏊子：乡土政治学的规避策略 ／327
第十章 当代文学经典化的难度与过渡
节 《白鹿原》经典化过程的几个历史节点 ／333
第二节 多元批评话语场域的争夺 ／337
第三节 难以达成的经典“共识” ／342
第四节 经典的终结或过渡 ／347
第十一章 处境与心境：《白鹿原》及其之后的陈忠实
节 “写出的”与“未写的”：陈忠实的新长篇构想 ／351
第二节 “生命体验”：《白鹿原》与陈忠实90年代文学 ／361
第三节 陈忠实90年代的散文创作 ／371
第四节 陈忠实90年代的小说创作 ／378
参考文献 ／386
陈忠实文学年谱 ／397
后 记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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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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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说明
自从到大学工作以后，就不时会有出版社约我写文学史。很多文学教授，都把写一部好的文学史当作毕生志业。我至今没有写，以后是否会写，也难说。不久前就有一份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文学史合同在我案头，我犹豫了几天，终还是没有签。曾有写文学史的学者说，他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是以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成果为基础的，如果不参考这些成果，文学史就没办法写。
何以如此？因为很多学问做得好的学者，未必有艺术感觉，未必懂得鉴赏小说和诗歌。学问和审美不是一回事。举大家熟悉的胡适来说，他写了不少权威的考证《红楼梦》的文章，但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几乎没有感觉。胡适甚至认为，《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不如《儒林外史》，也不如《海上花列传》。胡适对知识的兴趣远大于他对审美的兴趣。
《文学理论》的作者韦勒克也认为，文学研究接近科学，更多是概念上的认识。但我觉得，审美的体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精神创造同等重要。巴塔耶说，文学写作“意味着把人的思想、语言、幻想、情欲、探险、追求快乐、探索奥秘等等，推到极限”，这种灵魂的赤裸呈现，若没有审美理解，没有深层次的精神对话，你根本无法真正把握它。
可现在很多文学研究，其实缺少对作家的整体性把握。仅评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这个作家的重要特点。比如，很多人都做贾平凹小说的评论，但是很少涉及他的散文，这对于一个作家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贾平凹的散文和他的小说一样重要。不久前阿来出了一本诗集，如果研究阿来的人不读他的诗，可能就不能有效理解他小说里面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于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人只关注他的诗，其实他的散文、文论也独树一帜。许多批评家会写诗，他写批评文章的方式就会与人不同，因为他是一个诗人，诗歌与评论必然相互影响。
如果没有整体性理解一个作家的能力，就不可能把文学研究真正做好。
基于这一点，我觉得应该重识作家论的意义。无论是文学史书写，还是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对话，重新强调作家论的意义都是有必要的。事实上，作家论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宝贵传统，在1920—1930年代，作家论就已经卓有成就了。比如茅盾写的作家论，影响广泛。沈从文写的作家论，主要收在《沫沫集》里面，也非常好，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实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以作家论写作闻名。当代文学史上很多影响巨大的批评文章，也是作家论。只是，近年来在重知识过于重审美、重史论过于重个论的风习影响下，有越来越忽略作家论意义的趋势。
一个好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甚至他本身就构成一部简易的文学小史。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要想真正理解它，必须建基于坚实的个案研究之上；离开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的定论都是可疑的。
认真、细致的个案研究极富价值。
为此，作家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了这套规模宏大的作家论丛书。经过多次专家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选取了五十位左右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又分别邀约了五十位左右对这些作家素有研究的批评家作为丛书作者，分辑陆续推出。这些作者普遍年轻，锐利，常有新见，他们是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介入当代文学现场，以作家论的形式为当代文学写史、立传。
我相信，以作家为主体的文学研究永远是有生命力的。
谢有顺
2018年4月3日，广州
章 “人民文艺”时代的“文学新人”
节 “新的人民的文艺”与陈忠实文学理想的确立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作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1949年7月，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周扬作主题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在报告中，周扬指出：“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文艺与广大群众的关系也根本改变了。文艺已成为教育群众、教育干部的有效工具之一，文艺工作已成为对人民十分负责的工作。”①周扬进而指出：“在解放区，由于得到同志正确的直接的指导，由于人民军队与人民政权的扶植，以及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改革的配合，革命文艺已开始与广大工农兵相结合。”②的《讲话》被确定为新中国文艺的方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① “现在摆在一切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创造无愧于这个伟大的人民革命时代的有思想的美的作品。”② 作为解放区文艺的历史性延续和全国性展开，新中国文艺自然就是贯彻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新的人民的文艺”。
具体来看，文艺“工农兵方向”的基本内涵涉及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作为文艺接受者的工农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首先强调的是文艺的服务对象，即文艺的接受者——工农兵。工农兵是一切文艺创造的意义生成的决定因素。当然，这里的工农兵作为宏大的人民话语的主体构成因素，与其作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直接有关，且与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策略密切相关。其次，作为文艺创作的对象和内容的工农兵。如果说点强调的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这一点强调的就是“写什么人”的问题。提出，新的革命的文艺应该将“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统治着舞台”的“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面目”，“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新的文艺应该描写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人民的生活、斗争、思想、情感应该成为新的文艺的表现对象。再次，作为文艺创造者的工农兵。对知识分子作家能否成为实践文艺“工农兵方向”的合格主体持相当的保留和不信任态度。他认为知识分子作家因其阶级出身、所受的教育等因素影响而具有非无产阶级性或小资产阶级性，“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总看见这种东西”③。“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① 正是基于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总体上、根本的不信任，尽管始终坚定不移地强调改造知识分子世界观，将深入工农兵生活作为解决文艺工农兵方向的重要措施，但对他来说，要建设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掌握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还是需要建设真正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艺队伍，特别是将工人、农民、士兵作为这一文艺队伍重要的成员，从工农兵中发现、选拔、扶持和培养“作家”——“工农兵作者”。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也标志着中国人民以崭新的工农兵身份和形象走上新的历史舞台。在此新的历史情境下，社会主义文艺的建设与发展，从创作主体、对象主体和接受主体三个维度上，都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充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尤其是从创作主体方面来说，当工农兵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核心力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同时，它的新的人民文艺的创造者的身份，不再是以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是具备了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和现实性。
陈忠实农民出身，世代农耕为业，陈忠实的父亲陈广禄是个当时农村中少见的有些文化的地道的农民，“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他卖粮卖树卖柴，供给我和哥哥读中学，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②。父亲对陈忠实的要求有着中国农民传统的务实性，“父亲对我的要求很实际，要我念点书，识得字儿，算得数儿不叫人哄了就行了，他劝我做个农民，回乡务庄稼，他觉得由我来继续以农为本的家业是合适的。开始我听信父亲的话，后来就觉得可笑了，让我挖一辈子土粪而只求得一碗饱饭，我的一生的年华就算虚度了”①。陈忠实父亲还对儿子进行传统道德教育，“父亲自幼对我的教诲，比如说人要忠诚老实啦，人要本分啦、勤俭啦”，对已经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文学书籍的陈忠实来说，“就不再具有权威的力量。我尊重人的这些美德的规范，却更崇尚一种义无反顾的进取的精神，一种为事业、为理想而奋斗的坚忍不拔和无所畏惧的品质”②。从陈忠实的此番自述中，很难直接看到中国当代社会政治和历史对其家庭的影响。但不难想象，从其父辈开始，陈忠实一家应该完整地经历了土改、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等当代农村的历史性变革。当代中国情境下的农民，已经不同于历史中的农民，他们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创造者，也被认为是当代中国风云激荡的历史命运的承担者和承受者。陈忠实叙述了父亲“传统性”和“农民性”的一面，对照性地写出了自己“现实性”“当代性”或“超传统性”“超农民性”的一面。但我们不应忽视的是，“传统性”和“农民性”的父辈，无法超越当代中国的政治性情境；同样，“当代性”“超农民性”的儿子，也无法彻底超越中国（农民）的“传统性”和“农民性”。只是父辈的“当代性”一面未进入陈忠实的叙述，而儿子的“传统性”和“农民性”在“当代性”语境中尚未被充分地自觉地认知，而这一认知需要在“新时期”才获得充分的自觉，“父亲”的“教诲”在《白鹿原》时代的写作中才得以充分凸显。
当时的陈忠实“感觉不能过像阿尔青（保尔的哥哥）那样只求温饱而无理想追求的猪一样的生活”，这既来自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所受的超越现实、献身人类争取自由幸福的壮丽事业等感受，也来自陈忠实所无法从根本上“剥离”的革命理想主义教育。陈忠实写道：“大约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想搞文学创作的理想就基本形成了。”① 此时的陈忠实刚好十八岁，刚步入人生的青年阶段，从一般意义上讲，青年时期是人生中精神追求为强烈的时期，陈忠实将文学作为自己的事业，做起“作家之梦”也属正常。但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此前在1958年11月4日《西安日报》上发表了诗歌《钢、粮颂》。虽然全诗仅四行，二十字，但这是陈忠实“次见诸报刊的作品”。当时陈忠实正在西安第18中学读初二。1958年秋，正是全民诗歌写作运动掀起高潮的时刻，陈忠实“看着骤然间魔术般变出诗画满墙的乡村，读着这样昂扬的诗句，我往往涌起亢奋和快乐。一次作文课上，老师让大家写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的诗歌，我一气写下五首，每首四句。作文本发回来时，老师给我写下整整一页评语，全是褒奖的好话。我便斗胆把这五首诗寄到《西安晚报》去。几天后，……我看见了印在我名字下的四句诗。姑且按当年的概念称它为诗吧，尽管它不过是顺口溜，确凿是我次见诸报刊的作品”②。短诗在市委党报的发表，意味着青少年时代的陈忠实已经接受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念并初步掌握了大众化、通俗化和政治化三体合一的政治美学表意方式，其非同一般的意义在于陈忠实通过党的媒体系统进入了一个全民化阔大的政治美学空间，这一空间所激发的创作动力与激情，超越了贫瘠而狭窄的乡村生活现实空间，超越了父辈旧式的“传统性”“农民性”的教诲，进入一个壮阔的充满理想主义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世界。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陈忠实确立自己文学事业梦想的前一年即1959年4月，正在读初三的陈忠实购买了刊发柳青《创业史》（发表时标题为《稻地风波》）“题叙”部分的《延河》杂志，此后每月按时购买《延河》阅读《创业史》，直至上高中一年级，《收获》1959年第6期全文刊发《创业史》，陈忠实托在西安当工人的舅舅购买这一期《收获》并完整读完《创业史》。陈忠实回忆自己初读《创业史》尽管不能完全理解，但梁三老汉、梁生宝、郭世富、富农姚士杰、改霞等留在陈忠实的记忆中终生未忘，“我在我们那个村子一个一个都能找到对应的形象。”“到后来我越相信，《创业史》的人物在任何一个村子都能找到相应的生活人物。”陈忠实在此肯定的是小说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具有充分的生活依据和艺术真实性，是生活本源性、本真性和艺术典型性的统一，正如他所说的：“到后来对文学有了不断加深的理解的时候，才明白了柳青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这个过程，应该说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过程，至今令我望尘莫及。”①
通过以上事实的分析，可以看出，陈忠实自读书开始，就处于一个新型社会主义文化空间和氛围之中，他的农民出身，所受的政治化革命化理想化教育，以及对新文学尤其是当代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阅读，都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相应地，陈忠实也在此过程中建构了初的建立在当代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主体认同。及至进入写作，这种意识形态及其表意范式，也就构成其写作的合法的话语资源，诉诸表达实践则是以“颂歌”情感主调的话语方式。
农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依靠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翻身做主人，成为以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身份出现的个体农民。继而中国共产党发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和发展汲取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改造农民的小有产者的“剥削思想”和中国几千年以来的私有制，“农民”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集体生产者和劳动者。“大跃进”开始，农民成为人民公社这一新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中的一分子——“人民公社社员”。在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农民”不仅仅是一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职业身份，更是一种阶级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的象征，在其内部有更细致的阶层划分，“贫下中农光荣”。就这样，新中国的农民不断地在历史发展中转换着自己的身份，或者说，在不断发展的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政治话语叙述中，农民有着“主人”“集体劳动者”“人民公社社员”等不尽相同的身份，“农民”也在不同时代话语的规训和改造中，确立了自己的历史主体意识和阶级主体意识，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其对国家和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
除了作为一个农民，陈忠实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返乡“知识青年”。1962年，原本成绩优秀的陈忠实高考落榜，只能回到乡村老家，成为乡人眼里“读书无用”的活标本。这些不能继续升学而回乡或返乡的知青与那些城镇下乡知青相比，国家尽管在政策和待遇上有严格的不同，前者实际上是作为农民对待的，但在宣传上却是相同的。国家很重视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务农，1955年中央就此问题下发一系列文件并发表社论，一些返乡知青模范在报刊广播中广泛传播。知青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是主流政治话语的团结对象，被赋予了社会主义文化生产者传播者的重要身份。周扬在1965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谈道：“现在农村里面有一种新的情况，回乡下乡的知识青年有相当大的数量，一个生产队里，不止是一个两个，有的是好几个，如果不在那里开展文化活动，也发挥不了他们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充分发挥回乡下乡的农村知识青年的作用，团结他们。”同时，周扬认为：“知识青年迫切要求的就是学习。……学著作。思想，应该成为全民的思想，首先要成为全体青年的思想。其次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可以搞科学研究小组，学习文化。另外，采取各种形式，比如黑板报、歌咏队等形式，业余剧团、故事员的形式，或曰群众的文化生活。但是学习要摆在位。假使农村有相当的青年农民懂得一点思想，都有一点文化，都有科学知识，都有社会主义思想，那社会主义的阵地就比较巩固了。”① 回乡返乡知识青年是当代中国历史中出现的“新情况”，也是国家培养社会主义文学新人的重要对象。跟一般的农民相比，他们有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而他们的农民身份又确保了政治、阶级和思想意义上的正确性，且他们更容易接触新人新事，也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他们可以在农业生产之余，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从事文学艺术创作。以前由知识分子写工农兵，现在可以由工农兵写工农兵，工农兵既是言说的对象，同时又是言说的主体，这才是真正的“新的人民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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