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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生动揭示了中国历史上20位*人物宦海沉浮的生存启示，再现了绝代才子与命运之手的无奈纠葛。是一部反思古代文人从政为官的私家札记。
★作者阅世丰富，神交古人，重回历史现场，人生百味皆形诸笔端；又博览古籍，纵横贯通，检覆史论观点，剖析事理人心，所得古人政治经验和人生智慧，足为今人取法受益。
★书生从政，沉浮宦海，是中国历史上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屈原自沉曾引起后世几多纷争？贾谊的格局决定了其何种命运走向？韩愈屡遭贬黜何以成就令名？苏轼宦海浮沉体现了怎样的时代脉络？刘伯温归隐田园因何仍难逃噩运？……作者并非泛泛讲述人物生平，而是独辟蹊径，从多个角度审视历史事件，不落窠臼，从而得出富有创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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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以沉郁顿挫的史笔叙述了中国历史上20位典型文人从政为官的坎坷经历，展示了他们在大关大节面前的不同抉择，并揭示其成败得失与价值追求，以此深窥旧官场变化莫测的人际关系。
作者阅世丰富，神交古人，重回历史现场，人生百味皆形诸笔端；又博览古籍，纵横贯通，检覆史论观点，剖析事理人心，所得古人政治经验和人生智慧，足为今人取法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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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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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平，笔名恢嘉、崇璞，河北涉县人。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哲学系，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后从政多年。酷爱读书读史，退休后潜心于文史研究，著有《歧路抉择》《坎坷人生》《斯人何以佯狂》《尊严与虚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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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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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贾谊：才调绝伦器量小，愧疚哀伤付一生
冯唐：鄙人不知忌讳与白首不见招
杨恽：牢骚愤懑诉文字，腰斩之日血斑斑
蔡邕：图安应聘因气馁，徒然罹祸缘泪多
虞翻：疏节狂傲投荒客，典籍自慰名不朽
嵇康：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李适之：避贤求散乐衔杯，忧惧服毒了此生
刘禹锡：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韩愈：慷慨谏迎佛骨表，一贬便陈封禅书
寇准：棱角分明的性格，坎坷多舛的命途
范仲淹：直道而行，先忧后乐
范纯仁：践行忠恕，问心无愧
苏轼：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陶弘景和刘伯温：山居可选择，祸福不由己
解缙：旷世大才子，何堪雪中埋
杨继盛：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
吕留良：身将隐矣文焉用，不得其平切莫鸣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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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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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读书做官论在中国古代的影响力究竟有多么大？估计谁也估算不出来。好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读书做官论是古代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倡导宣扬的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儒家说教。人们不仅会信口说出许多著名的历史掌故，诸如，唐太宗李世民看见新科进士列队出入端门时喜形于色，脱口道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励学篇》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无车毋须恨，书中有马多如簇。娶妻无媒毋须恨，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勤向窗前读六经。”甚至还会振振有词地搬出《论语》里的名言作为佐证：“学而优则仕。”
然而，不少人却有意无意地或误解或曲解了“学而优则仕”的原意。《论语·子张篇》的确载有孔子的学生子夏的话：“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但却和读书做官论联系不起来。子夏这句话转述的是老师孔子的见解，其本意是说：学习和做官一脉相承，互为前提和目的。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
尽管孔门师徒宣讲“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并不是教人读书做官，但儒家学说总的精神是教人积极入世经世致用，《左传》即明白无误地提出人生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于是乎后世越来越多的读书人笃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辛苦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纷纷走上了读书做官之路。北宋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号称志存高远，也认为读书科考做官是士人实现其人生理想追求价值的必由之路：“男儿唯患无名耳，将相何曾有种来！”允文允武的南宋大词家辛弃疾也曾赋词言志：“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在既往的古近代历史中，读书人出仕致仕前赴后继乐此不疲欲罢不能；书生从政沉浮宦海则构成了一道格外引人注目的风景，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不论读者从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伦理的哲学的，成功的坎坷的失败的哪个角度审视，都能得到启迪和收获。
古代文人从政做官是个大题目，在历代典籍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且不说那些幸运的成功者，单是在宦海生涯中历经坎坷沉浮不定伤痕累累，后赔上自个身家性命甚至连累了子孙后代的不幸文人，就足以排成一行望不见尽头的长队，令人目不暇接感慨系之。在长期与故纸堆打交道的时光中，笔者曾特别留意古代文人仕途坎坷问题，并力图和长眠于故纸堆里的这些先贤们进行精神方面的交流，断断续续写了若干文字。既可以视为笔者个人的读书读史笔记，也可以视为向高明的读者推荐介绍这些先贤们宦海沉浮经历、体悟其人生利钝得失的聊斋闲侃。
本书介绍了20位著名书生的仕宦沉浮：柳下惠、屈原、贾谊、冯唐、杨恽、蔡邕、虞翻、嵇康、李适之、刘禹锡、韩愈、寇准、范仲淹、范纯仁、苏轼、陶弘景、刘伯温、解缙、杨继盛和吕留良。
春秋时期的“和圣”柳下惠，是古代从政文人当中不可多得的一个。透过他秉持直道事人，乃至官越做越小，却不肯离开故乡鲁国另谋出路的感人事迹，不难感悟到文人从政所应具有的精神风骨，尽管这种精神风骨随着世风日下而逐渐成为绝响。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孔夫子主张“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后来的士人则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出仕做官原本是文人实现其政治抱负、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手段平台，却被后来的人们视为人生的目的。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这使得柳下惠愈加显现出其卓然不群的人格魅力。
冯唐可谓古代官场中失意士人的典型代表。因为生性耿介不知忌讳，不懂得古代官场的潜规则，不屑于甜言蜜语阿谀奉承，故而只能待在官场的角落里虚掷一生——“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遂成为许多官场失意者的精神偶像，而他平生仅有的一次荣耀，也成了后来无数士人朝思暮想的企盼：“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尽管蹉跎一生，却没有承受什么无妄之灾，了无愧疚随遇而安活到了自然死，故而冯唐郁郁不得志的仕宦生涯，也被有的人视为不幸当中的大幸。
进入这个圈子中的读书人自是很难置身事外。同样是品尝仕宦苦果，当事者行走的脚步和心态却迥然不同：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三国时期东吴名士虞翻、北宋名臣范仲淹，是历史上有名的逐臣，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都因遭遇放逐而绽放出夺目的光辉，“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虞翻“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并为《易经》《老子》《论语》《国语》训注，成了一代学问大家；范仲淹虽然没有留下一本皇皇巨著，却书写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代士大夫情怀。转换视角观察，同样是被谗放逐，忧国忧民的三闾大夫屈原彷徨山泽，终因无法排遣长期淤积在心中的块垒，而哀伤绝望地选择了投江自尽；虞翻在流放地交州生活多年，无怨无悔，气定神闲，悦以忘罪，以74岁高龄坦然告别人世；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夭折后的余生岁月长达八年之久[庆历四年（1044年）到皇四年（1052年）]，由州而邓州而杭州而青州而颍州，历尽颠簸直到终老，却从未有过任何抱怨，始终念念不忘忧国忧民，如此心胸器量，绝非屈原所能望其项背。
西汉高官杨恽、唐朝左丞相李适之、明朝内阁首辅大臣解缙，在步入仕途之初，均雄姿英发有所建树，且扶摇直上身居高位，但随后却遭到命运的无情捉弄，一蹶不振，进退失据：一向视钱财如粪土的杨恽被罢官削职后，转而“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又意气用事地将牢骚愤懑诉诸文字而惨遭腰斩；贵为皇族的李适之在领教了右丞相李林甫的魔鬼手段后，审时度势主动退出，“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却没料到对方依旧不依不饶，后竟然在惊惧之中仰药服毒抱憾终天；解缙在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曾经倍受信任，做了内阁首辅大臣，旋因选立太子之事而泥潭深陷，被贬徙到西南交趾，后又被成祖朱棣下令活埋于雪堆中。
西汉文人贾谊、东汉文人蔡邕的仕宦之旅，既让人扼腕太息，又叫人不得不服膺王安石何以喟叹“命属天公不可猜”：生活在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才高八斗且生逢明主，年纪轻轻便受到汉文帝赏识器重，却既经不起仕途上的些许打击，又承受不了梁王堕马的巨大心理压力，而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蔡邕是东汉末期享誉天下的大学者，又是一位政坛斗士和见微知著的高明之士，曾经避难江海多年。但到了晚年，却因为把持朝政的奸雄董卓的威逼利诱而出山做官，又在董卓被杀暴尸街头时因私情落泪而徒然地丢掉了自己的有用之身。无谓地死在了不值得死的地方，实在是他们的莫大悲哀呀！
刘禹锡和韩愈都是唐代著名的大文豪，早年携手投身仕途，面对接踵而来的宦海风云，却走出了两条迥然不同的人生之路：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迭遭贬徙，时间长达23年。性格刚强的刘禹锡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和命运抗争了一生，年逾古稀的刘禹锡临死前以自为墓志铭的方式，表达了他无与伦比的人生自信：“不夭不贱，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数之奇兮。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一代文宗韩愈则心态复杂，一方面慷慨谏迎佛骨，一方面却审时度势，“一贬便陈封禅书”。如此放弃原则以曲求伸，自是难免被后人所诟病。
寇准、范纯仁、苏轼是北宋时期伟岸磊落的大丈夫，也是特立独行传奇色彩浓郁的从政文人。雄才大略的寇准允文允武性格鲜明，一心做大官、干大事、享大名，在决定北宋命运的澶州之役中举重若轻，建立了不世功勋，又在多次拜相又多次被贬徙外放的宦海颠簸中，练就了宠辱不惊的为官心态，晚年在流放途中，神色自若地应对奸臣丁谓一伙企图假手杀害他的阴谋伎俩，让人们真正见识他的胸襟伟岸。范纯仁继承了父亲范仲淹的忠诚仁爱，坚持践行忠恕，既不出卖人格摧眉折腰事权贵，也不在政治对手走背字时还以牙眼，在长期坎坷沉浮的仕途生涯中，交出了一份令人为之动容问心无愧的为官为人的合格答卷。苏轼更是典型的仕途坎坷人，为了坚守胸中的道义梦想，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若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世人耳熟能详的这首诗作，道出了这位旷世大文豪仕途生涯的心路历程。让人费解的是，尽管寇准、范纯仁、苏轼历经坎坷颠簸，却谁也没有下决心选择退出仕途，而是无怨无悔地戴着被人家换来换去的官帽子走完了生命的全程。
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是魏晋玄学的领军人物。身为曹魏皇族的女婿，嵇康自然有机会做官，只因不肯与当权的司马氏兄弟沆瀣一气，而毅然退出政坛，潜心林泉，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谁能想象得到，与世无争修养极好长年累月喜怒不形于色的嵇康，竟然被小人钟会联手窃国大盗司马昭罗织罪名，于不惑之年丢了性命。如此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怎能不让人不寒而栗，对仕途心生畏惧，进而感慨“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
因为官场上的水太深，不测之祸随时都可能降临，故而视仕途为畏途的读书人大有人在，其中便有许多智商极高天赋极好的饱学之士。且不说许由、巢父，不说范蠡、张良，单是南朝陶弘景和明代刘伯温的不同归宿，便足以让人百味杂陈。陶弘景和刘伯温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都有过投身官场又厌倦官场主动退出的经历，但结局却迥然不同：茅山道士陶弘景做了南朝梁武帝萧衍的在野顾问，世称“山中宰相”；居功至伟被视为张良、诸葛亮再世的刘伯温，致仕还乡后谨小慎微谨言慎行，却无法消除一代刚愎雄猜之主明太祖朱元璋的猜忌而含冤死于非命。
古人投身仕途，奉行“武死战，文死谏”，步入官场的有骨气的文人每每视不计生死利钝大胆诤谏为使命和荣耀，明代忠烈之士杨继盛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杨继盛舍生忘死弹劾权奸严嵩，在牢狱中尝尽各种酷刑而后慨然赴死，一句掷地尚做金玉声的“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令人读来肃然起敬。无怪乎清朝顺治皇帝为之喟叹：“朕观明有二百七十年，忠谏之臣往往而有，至于不为强御，披膈犯颜，则无如杨继盛。而被祸惨烈，杀身成仁者，亦无如杨继盛。”
明末清初的思想者吕留良，于明朝灭亡后曾参加过反抗清军的殊死战斗，意识到反抗无济于事时曾参加科考成为诸生，步入清王朝的体制内。做了13年诸生的吕留良于37岁时毅然与清王朝切割，抛弃诸生名分，而隐居乡间，甚至削发为僧，率性而为，“著邪书，立逆说”，鼓动反清复明，倡导“生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但在他死去半个世纪以后，又被雍正皇帝从土里面挖出来算总账，剖棺戮尸枭示，累及后代，子孙或掉脑袋或流放或为奴，可谓历惨烈的一幕。
除了上述20位外，想要写的还很多，譬如上古时代那位白发苍苍还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太公，譬如范蠡、文种、晏婴、孔子、李斯、韩非、司马迁、方孝孺、张廷玉、林则徐，等等，因限于篇幅，不得不就此作罢。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的这些文字实在是挂一漏万，倘能起到抛砖引玉的功用，则私心已然引为荣幸。
在浩瀚的大海里取一瓢而饮，足以品尝海水的滋味；在浩瀚的史籍中深度审视剖析若干位古代从政文人，也足以想象他们的仕宦梦书生梦，窥探旧官场变幻莫测的人际关系，认识他们的得意与失意、刚强与脆弱、深刻与肤浅、高尚与卑劣、伟岸与渺小。先贤们经常将神交古人视为的人生乐事，而要真正做到无障碍地和古代诸多各有所长的从政文人进行精神上的沟通交流，前提无非是必须潜下心来认真读书，首先弄清楚交流对象安身立命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弄清楚交流对象所面对的矛盾问题，弄清楚他们的所思所想心路历程，即理想追求价值观。唯其如此，才有可能通过一场场无言的交流取得更多的收获，进而充实自己的精神，开阔自己的视野，重塑自己的梦想。
是为序。
己亥立冬于无事斋
范仲淹
——直道而行，先忧后乐
中国古代道统博大精深，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其精义，则应首推北宋名臣范仲淹的传世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华民族的责任意识、战斗精神源远流长，诉诸典籍的名句格言琳琅满目，而范仲淹先贤的传世名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震古烁今，历来是激励志士仁人抗争恶势力的强大精神支撑。回望范仲淹的战士品格和士大夫情怀，审视他敢于直面人生坎坷、仕途坎坷、爱憎分明、公而忘私的点点滴滴，令人肃然起敬，不能自已。
一
古人总结人生有三大不幸，大不幸乃是幼年丧父。范仲淹来到人世不久，便遭遇了这一大不幸。史称: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后。其先邠州人也，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举进士第，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迎其母归养。改集庆军节度推官，始还姓，更其名。(《宋史·范仲淹列传》)
关于范仲淹的祖籍，除陕西邠州一说而外，还有一说认为是为河北幽州(或正定)人。后徙家江南，遂为苏州吴县人。
尽管范仲淹祖上曾经有过辉煌历史，唐朝时，其先祖范履冰曾经贵为宰相，但当范仲淹来到人世间后，首先遇到的则是无情的打击:在他两岁时，乃父范墉(曾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因病不治，撒手人寰。父亲死后，母亲谢氏贫困无依，不得已而改嫁。小仲淹随同母亲来到了山东淄州长山继父的家中，并改姓继父之姓朱，改名为悦。
父亲去世时，襁褓之中的小仲淹尚不解人事艰难;随同改嫁的母亲来到继父家中承受改姓更名的屈辱痛苦，无疑在年幼的范仲淹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虽然继父朱家是当地的富户，且继父对小朱悦疼爱有加，但他小小年纪便到长山附近的醴泉寺去寄宿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小朱悦知道了自己的不幸家事后，即表现出因伤感而早熟、而振作、而谋求自立，“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应天府即后来的南京。应天府书院是北宋时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藏书颇多，师资既佳，学生也多有志向，而且还有一条对贫寒学子极富诱惑力:学院免费就学。于是，知道自己身世后，独立意识极强的朱悦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往应天府学院就读。
在应天府书院读书期间，朱悦在学习上达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此间还有过这样一则令人敬畏的小故事:一天，笃信道教的真宗皇帝赵恒率领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前往亳州朝拜太清宫，途经应天府书院时，学院里的师生们纷纷跑到大街上去瞻仰皇帝的神采，只有朱悦一个人仍然和平时一样端坐在学院里专心读书。一位与他关系很要好的同学劝他一起去观瞻真宗皇帝的车队，他不慌不忙地说了一句:“以后再看也不晚。”一个年轻人能有如此定力，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27岁的年轻学子朱悦以优异成绩高中进士，在殿试时次见到了真宗皇帝。随后，朱悦被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从九品)。
步入仕途做了官的范仲淹有能力孝顺生母了，遂将母亲接到自己的居所“归养”。升任集庆军节度推官(从八品)后，他方将认祖归宗提上日程，“使还姓，更其名”，由朱悦而变成了范仲淹。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任大理寺丞、徙监楚州粮料院时，因母丧而去官。年方38岁意气风发的他，因此而沉浸在巨大的丧母之痛中。
二
应天府留守晏殊对范仲淹的学问、才干颇有所闻，听说范仲淹在家守孝后，便命人将其请来，让他协理应天府学教务。守孝期满后，经晏殊推荐，范仲淹离开应天府来到京城，担任秘阁校理。
秘阁是宋代皇家的藏书楼之一，秘阁校理一职的任务就是负责皇家藏书的整理和校勘事宜。在新的岗位上，心系天下国家的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以一介小小的秘阁校理而矫正官场风气，使“士大夫矫厉尚风节”，无疑难能可贵。热衷时事政治的初生牛犊范仲淹，很快便有了他的“三光”经历，即因为三次被贬黜而三次获得荣耀光彩的经历。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赵恒死后，太子赵祯继位，是为宋仁宗。其母章献太后以赵祯年纪尚小为由垂帘听政。朝中官员们大多是见风使舵的行家里手，见实权操在章献太后手中，便不拿仁宗当回事了。区区一介秘阁校理范仲淹敏锐地看出了问题的实质，随即不知天高地厚地站出来，力图有所纠正。天圣七年(1029年)，“章献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寿。”满朝文武官员均无异议，唯独范仲淹站了出来，明确表示反对说:“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因反对无效，自认为有理的范仲淹索性写了一道奏章，请求太后归政给年已20岁的仁宗。朝廷不仅没有理睬范仲淹的奏章，反而命范仲淹前往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市)任通判。被贬出京时，前来为范仲淹送行的秘阁同事们对他说道:“范君此行，极为光耀!”是为范仲淹次遭遇贬黜，次享受光耀。
三年后，章献太后去世。不久，仁宗下旨调范仲淹回京，迁为右司谏。看来是仁宗对范仲淹敢于犯颜直谏的往事记忆犹新，索性让他做了言官。明道二年(1033年)，“岁大蝗旱，江淮、兹甚”。身为言官的范仲淹忧心如焚，马上奏请仁宗赵祯派人前去赈灾，没想到仁宗却不予理会。范仲淹情急之下，便前去催促，反问仁宗道:“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仁宗这才醒过味来，便命范仲淹“安抚江淮，所至开仓赈之”。范仲淹在忙于救灾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了解灾区的社情民意，回京复命时，专门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匡正时弊的十条建议。
仁宗即位之初，宰相吕夷简与章献太后关系异常密切;章献太后去世后，吕夷简为取得仁宗信任，转而经常说章献太后的坏话。郭皇后在仁宗面前揭穿了吕夷简的鬼蜮伎俩，吕夷简随之设计报复，仁宗误信谗言而要废黜郭皇后，于是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范仲淹毅然“率谏官、御史伏阁争之，不能得”。范仲淹遂与同僚计议，于明日早朝，留下文武百官和宰相吕夷简当面辩论。孰料次日一早，范仲淹刚到“待漏院”，就接到诏书，命其“出知睦州”。紧接着，吕夷简又派人前往范仲淹家里，催促他即刻离京赴任。范仲淹离京时，又有送行人称赞他说:“范君此行，愈觉光耀!”这是范仲淹第二次遭遇贬黜，第二次享受光耀。
范仲淹在睦州待了一年多，又转徙苏州。到达苏州不久，便赶上了大水灾，许多农田无法耕种。范仲淹遂上疏朝廷，提出治理水患方案:“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得到批准后便招募民工，组织实施。工程尚未完成，又接到朝廷让范仲淹转徙明州的诏命。转运使急忙上奏，请求允准范仲淹留下来“以毕其役”。于是，范仲淹继续留在苏州治理水患，并大获成功。因治水有功，范仲淹得以重新返回京师，“拜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迁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
重新回到朝廷权力中枢的范仲淹并没有汲取前两次被贬黜的教训，依然我行我素地与邪恶势力相抗争。当时，宰相吕夷简经过多年经营，已经打造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史称:
时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门。仲淹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况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简不悦。他日，论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阳。当渐广储蓄，缮宫室。”帝问夷简，夷简曰:“此仲淹迂阔之论也。”仲淹乃为四论以献，大抵讥切时政。且曰:“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夷简怒诉曰:“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仲淹对益切，由是罢知饶州。
殿中侍御史韩渎希宰相旨，请书仲淹朋党，揭之朝堂。
于是秘书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贬窜，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乎?陛下既优容之矣，臣请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讼与仲淹师友，且尝荐己，愿从降黜。馆阁校勘欧阳修以高若讷在谏官，坐视而不言，移书责之。
由是，三人者偕坐贬。(《宋史·范仲淹列传》)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呈“百官图”后，随即被吕夷简贬黜饶州。由于这次范仲淹的罪名很大，离京时前来送行的很少。但集贤校理王质和龙图直学士李纮却载酒出郊为范仲淹践行，并满怀深情地对他说道:“范君此行，尤为光耀!”这是范仲淹第三次遭贬黜，第三次享受光耀。
范仲淹第三次遭贬黜后，有人担心集贤校理王质会因为范仲淹送行而被指为范的朋党，王质却神色坦然地说道:“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馆阁校勘蔡襄曾经做过一首《四贤一不肖》诗来赞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讥诮不敢为范仲淹说话的言官高若讷。京城里的人们竞相传写蔡襄的诗作，以至于“鬻书者市之得厚利”。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篇幅过长，这里仅录其中歌咏范仲淹的一首:
中朝莺鹤何仪仪，慷慨大体能者谁。
之人起家用儒业，驰骋古今无所遗。
当年得从谏官列，天庭一露胸中奇。
矢身受责甘如荠，沃然华实相葳蕤。
汉文不见贾生久，诏书晓落东南涯。
归来俯首文石陛，尹以京兆天子毘。
名者翼翼郡国首，里区百万多占辞。
豪宗贵幸矜意气，半言主者承其颐。
昂昂孤立中不倚，传经决讼无牵羁。
老奸黠吏束其手，众口和附歌且怡。
日朝黄幄迩天问，帝前大画当今宜。
文陈疏举时密启，此语多秘世莫知。
传者籍籍十得一，一者已足为良医。
一麾出守番君国，惜此智虑无所施。
吾君睿明广视听，四招邦俊隆邦基。
廷臣谏列复钳口，安得长喙号丹墀。
昼歌夕寝心如疚，咄哉汝忧非汝为。
三
“中年丧妻”和“幼年丧父”一样，被视为人生之“大不幸”。这一大不幸，又让范仲淹给赶上了。
“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志在功名的范仲淹大约至三十四五岁才娶妻生子，到范仲淹运交华盖迭遭贬黜之际，妻子李氏以抱病之身一直追随在夫君身边。范仲淹第三次被贬黜到饶州时，官场上的冷暖炎凉令人不寒而栗。饶州在鄱阳湖畔，从北宋京城开封走水路到饶州，途中要路过十几个州府，除扬州外，别的州府均无人接待贬官范仲淹。心胸博大的范仲淹并未将之放在心上，多次被贬黜已经使他习惯了这种官场陋习:“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范仲淹自幼多病，近些年又患了肺疾。
真个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来到饶州不久，爱妻李氏竟一病不起，死在了饶州。遭遇中年丧妻剧痛的范仲淹，只能默默忍受着命运的打击折磨。范仲淹和诗友梅尧臣相继写作的著名的两首《灵乌赋》，即发生在李氏病故之后。在邻郡为官的范仲淹的诗友梅尧臣，专门写了一首《灵乌赋》给范仲淹，劝他汲取以前在朝中多次犯颜直谏的教训，明哲保身，不要再去得罪那些权贵们。范仲淹为之感慨万端，当即写了一首《灵乌赋》回复梅尧臣，表示不管人们如何厌恶乌鸦的呀呀之声，他都不会放弃自己的操守，“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宋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对范、梅两首《灵乌赋》问世动因的解释也是这个意思:“范文正始以献《百官图》讥切吕相，坐贬饶州。梅圣俞时官旁郡，作《灵乌赋》以寄，公以作赋报之。”梅赋以乌鸦为喻劝范仲淹不必直言以取祸;范赋遂答之，借乌鸦之言以言志。
两首《灵乌赋》，代表了在坎坷困顿面前两种不同的人生信念和价值观。鉴于篇幅皆不长，为便于读者玩味品鉴，特转录于下。梅尧臣所作之《灵乌赋》:
乌之谓灵者何?噫，岂独是乌也。夫人之灵，大者贤，小者智。兽之灵，大者麟，小者驹。虫之灵，大者龙，小者龟。鸟之灵，大者凤，小者乌。贤不时而用智给给兮，为世所趍;麟不时而出驹流汗兮，扰扰于修途。龙不时而见龟七十二钻兮，宁自保其坚躯。凤不时而鸣乌鸦鸦兮，招唾骂于邑闾。乌兮，事将兆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凶不本于尔，尔又安能凶?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为凶。尔之不告兮，凶岂能吉?告而先知兮，谓凶从尔出。胡不若凤之时鸣，人不怪兮不惊。龟自神而刳壳，驹负骏而死行，智骛能而日役，体劬劬兮丧精。乌兮尔灵，吾今语汝，庶或汝听: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喙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
范仲淹所复之《灵乌赋》:
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涂矣。
“灵乌灵乌，尔之为禽兮，何不高翔而远翥?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徒悔焉而亡路。”
彼哑哑兮如诉，请臆对而心谕:“我有生兮，累阴阳之含育;我有质兮，处天地之覆露。长慈母之危巢，托主人之佳树。斤不我伐，弹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艰，主之仁兮则安。度春风兮，既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欲去君而盘桓。思报之意，厥声或异。警于未形，恐于未炽。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者则稔祸于人。主恩或忘，我怀靡臧。虽死而告，为凶之防。亦由桑妖于庭，惧而修德，俾王之兴;雉怪于鼎，惧而修德，俾王之盛。天听甚逊，人言曷病。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学太仓之鼠兮，何必仁为，丰食而肥。仓苟竭兮，吾将安归?又不学荒城之狐兮，何必义为，深穴而威。城苟圮兮，吾将畴依?宁骥子之困于驰骛兮，驽骀泰于刍养。宁鹓鹐之饥于云霄兮，鸱鸢饫乎草莽。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见孟轲之志兮，养其浩然。皇皇三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优优，而大者干干。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爱于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无言兮是然。”
显而易见，梅尧臣是在劝说范仲淹痛定反省，吸取教训，改变为官之道，和光同尘，应学报喜之鸟，而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里闾”，希望他逆来顺受，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不要多事。范仲淹的回复斩钉截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爱于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无言兮是然。”
大哉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颠沛流离之中，范仲淹绝不向恶势力屈服的战士品格熠熠生辉!流淌着这种战士品格的人，怎么可能会为了一己荣华富贵而放弃操守和坚持，怎么可能会为了被动地适应原本应当加以彻底改造的官场陋习呢?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不难想见，志士仁人生平挥之不去如影随形般的厄运坎坷，除开命运的捉弄而外，和他们宁死也不肯放弃自己的信仰追求息息相关。范仲淹显然就是这样一位大写的志士仁人!
联想范仲淹运交华盖三遭贬黜，人们避之犹恐不及，自己疾病缠身、夫人一病呜呼的悲惨情景，品读两首立意迥然不同的《灵乌赋》，脑海中很自然地浮现出鲁迅先生的名诗《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楼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古往今来志士仁人的爱憎信念，何其相似乃尔!
四
范仲淹外放饶州年余，改徙润州，随后改徙越州。年届知命的范仲淹自己也不会想到，陡然发生的西北战事竟然使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
宝元元年(1038年)，居住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的党项族人在其首领元昊率领下脱离宋朝，建立了西夏国。元昊自称西夏国皇帝，调集了十几万军马，大举进攻宋国的延州(陕西延安)一带。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仁宗赵祯决意起用迭遭贬黜的范仲淹，“召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改陕西都转运使。会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进仲淹龙图阁直学士以副之”。于是，多年的贬官范仲淹率领军队出现在西北战场上。
其时，“延州诸寨多失守”，范仲淹主动请行，“迁户部侍郎兼知延州”。在异常严峻的形势下，范仲淹与主帅夏竦、副帅韩琦相互配合，发挥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迅速扭转了战场上的被动挨打局面，开始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范仲淹之前，在延州负责指挥与西夏军队作战的宋军将领是延州知州范雍，根本不是西夏军队的对手，西夏军队统帅也根本不把范雍放在眼里。范仲淹到任后，“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六将领之，日夜训练，量敌众寡，使更出御”。敌我双方经过几次交手，西夏军队的首领便知道了范仲淹的厉害。西夏军官们纷纷相互告诫说:“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纲鉴易知录》卷六八)
庆历元年(1041年)初，西夏皇帝元昊便派使者前往延州与范仲淹接洽和议之事。范仲淹内心深处也想早日结束战争，便回了元昊一封书信，敦促其早下决心，重修两国之好。是年三月，元昊派使者前来送答范仲淹书，“语多不同”。范仲淹于激怒之下，当着西夏来使之面，焚烧了元昊的书信。范仲淹的这一冲动之举传到朝中后，“朝议以仲淹不当擅通书，又不当擅焚之”，言官宋庠甚至提出应将范仲淹斩首。多亏大臣杜衍全力为范仲淹开脱，指出范仲淹“志在招纳，盖忠于朝廷也，何可深罪”。仁宗顿时醒悟，仅将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调其去镇守耀州。是年八月，迁范仲淹知庆州兼经略安抚招讨使。庆历二年(1042年)冬，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西北的紧张局面得以缓和。当时边境上流传这样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见《纲鉴易知录》卷六八)
西北战事既是范仲淹仕途坎坷的一个拐点，也使他杰出的军事才能找到了展现的机会，让朝野上下更多的有识之士认识了范仲淹的伟岸，仁宗赵祯也因此逐渐将之视为国之干城。《宋史·范仲淹列传》如是陈说沙场名将范仲淹在仁宗赵祯心目中的地位:
葛怀敏败于定川，贼大掠至潘原，关中震恐，民多窜山谷间。仲淹率众六千，由邠、泾援之，闻贼已出塞，乃还。始，定川事闻，帝按图谓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
随着西北战事的和缓，范仲淹、韩琦、富弼几位政治明星，便被仁宗提拔到了庙堂之上，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重臣。由于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在朝中享有很高声望，仁宗重用他们以后，从官吏到百姓都充满了信心。言官蔡襄便向仁宗进言说:“陛下罢免夏竦的宰相职务，重用韩琦、范仲淹，士大夫贺于朝，庶民歌于路，甚至饮酒叫号以为欢呼。且退一邪进一贤，岂能关天下轻重哉?盖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众邪并退，众贤并进，海内怎么可能不安宁和泰呢?虽然如此，微臣还是有些担忧:天下之势，譬犹病者，陛下既得良医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寿民。医生的医术虽然精良，倘其医术不得尽用，则病者的病情依然会加重，即使有医和、扁鹊在世，也难以奏效。”于是，仁宗更为果断地支持韩琦、范仲淹、富弼等推行新政。
五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就任参知政事，这年他55虚岁。以范仲淹就任参知政事为标志，轰动朝野的北宋庆历新政拉开了大幕。
庆历新政是北宋王朝进行的次大规模改革。回望历史，改革多是被动的，是社会经济政治各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老路无法继续走下去时的迫不得已的选择，发生在宋代的几次改革皆是如此。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以及其后王安石主持的变法，都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庆历年间因内忧外患接连不断，百姓生活举步维艰，财政入不敷出，军费开支逐年增加，官僚机构人满为患，仁宗赵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等到西北的战事稍有缓和，他便立马将范仲淹、韩琦等人召回京师，委以重任，要求他们放下包袱，大胆改革。
帝方锐意太平，数问当世事。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赐手诏，又为之开天章阁，召二府条对。(同上书)
范仲淹为仁宗一连串的举动所深深打动，其全部政治智慧和生命激情都被仁宗调动起来，很快便写出了被世人视为新政纲领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内容:
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减徭役。(同上书)
“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抑侥幸”，即抑制侥幸做官和升迁的途径;“精贡举”，即实行严格的贡举制度;“择长官”，即实行严格的官吏考核和选拔管理制度;“均公田”，即调整地方官的职田收入;“厚农桑”，即大力提倡各级官吏重视农桑等生产业;“修武备”，即实行新的军备制度;“推恩信”，即多措并举推广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重命令”，即慎重发布朝廷的法令;“减徭役”，即通过裁减行政建制和减少政府冗员等措施减轻人民的负担。
范仲淹的改革条陈呈上后，仁宗“悉采用之，宜着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改革一度进行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一向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为之焕然一新，朝野上下开始出现了几许生气。“五十而知天命”，尽管在宦海沉浮多年，且已过知天命之年，又深知“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范仲淹还是义无反顾地将主要精力用到吏治改革上，力主扩大宰臣权限，提高行政效率。在事功心切的范仲淹眼里，当务之急是撤换不称职的地方官吏，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吏。为此，朝中派出了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考察，然后将官员的政绩整理成册汇总上报。范仲淹负责审查按察使报来的班簿，只要看到不称职的，立马一笔勾销。富弼在一旁劝他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不为所动，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见《纲鉴易知录》卷六八)为了不让一路哭而不吝惜一家哭，改革家范仲淹心系天下苍生的大丈夫情结跃然纸上。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没能维持多久便夭折了。新政中途夭折的主要原因，是涉及面过广的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引起了这些人的强烈反抗。
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宋史·范仲淹列传》)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宋论》卷四中评价说: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淳薄，一系于心。是以内行修谨，友爱施于宗族，仁厚施于乡闾，唯恐有伤于物，而恶人之伤物也独切”。范仲淹的这一性格特征既具有明显的优点，也具有明显的缺陷。“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幸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而不倦。”在王夫之看来，范仲淹的优长在于镇守边境，仁宗委任他担纲推行新政，乃是用其所短。范仲淹“缜密之才，好善恶恶之量”，乃是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
由于实际主持改革的范仲淹等人操之过急，“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致使原本艰难的改革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论者籍籍，毁谤稍行”，为国为民的改革难被污蔑为是朋党之争的延续。恰在此时，又发生两桩动摇仁宗赵祯支持改革决心的大事:一件是宋朝与西夏国签订了和议，西方边境上的威胁得以暂时解除;另一件是与范仲淹一同主持改革的大臣富弼被人诬告犯有谋逆大罪。仁宗因形势有所好转，支持范仲淹、富弼等人推行改革的热情便大大减弱。
范仲淹和富弼对于仁宗的心态变化心知肚明，遂借“边陲有警”相继请求出使边地。他们一走，热闹了一阵子的庆历新政也随之草草收场了。
六
较之前几次遭遇贬黜后黯然离京，范仲淹这次较为主动，是以兼任河东、陕西宣抚使的名义离开京城前去巡视边境的。动身之前，仁宗还赏赐他黄金百两。到边关后，范仲淹将仁宗所赐黄金全部“分遗边将”。走到何处就把精力倾注到何处的范仲淹，很快提出了治理屡遭外寇入侵、朝廷曾打算放弃麟州的方案，并取得了成效，使混乱不堪的河外局势重新安定下来。与此同时，朝中的反对派们却抓住机会，不遗余力地大肆攻击范仲淹及其主持的改革。
此时，曾经全力支持新政的仁宗赵祯已完全退缩，庆历五年(1045年)初，仁宗下诏罢免范仲淹参知政事，并废弃了所有改革措施。范仲淹心知反对派不会就此罢手，又主动请求辞去资政殿学士、陕西四路宣抚使、知邠州。旋被贬徙为邓州知州。来到邓州不久，范仲淹又接到了徙往岭南的命令。邓州官民请求让范仲淹留在邓州获允准，使他又在邓州待了一段时间。
寻徙杭州，再迁户部侍郎，徙青州。会病甚，请颍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赠兵部尚书，谥文正。(同上书)
从庆历四年到皇祐四年(1044—1052年)的八个年头，是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夭折后的余生岁月。尽管在贬徙中颠沛不已，先后由邠州而邓州，而杭州，而青州，而颍州，范仲淹却从未抱怨过朝廷对自己的不公正，而始终念念不忘忧国忧民。《纲鉴易知录》卷六八如是记述范仲淹逝世后人民对他的思念之情:“仲淹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庆二州与属羌画像立生祠，其卒也哀号如父。”相形于仁宗赵祯对范仲淹的关切追思(初，仲淹病，帝常遣使赐药存问，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问其家，既葬，帝亲书其碑曰“褒贤之碑”)，邠州、庆州百姓与所属羌人对范仲淹的感情显然更令人难以忘怀。
晚景凄凉的范仲淹心情之所系胸怀之博大，透过一篇《岳阳楼记》而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庆历六年(1046年)夏，谪守巴陵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即将落成，函请范仲淹为之作记，并随函送来一幅《洞庭晚秋图》。范仲淹与滕子京是同榜进士，情好甚笃。在范仲淹主持改革时，滕子京是积极的支持者。改革失败后，滕子京受到牵连，而被贬谪守岳州。范仲淹深知好友受自己连累，心里颇为不安。于是，范仲淹便动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借以抒发自己胸中块垒，并宽慰自己的好友。
在斯文中，范仲淹有感而发，动情地写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于字里行间流溢出了改革失败后复杂而压抑的心情，流淌出虽然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却依旧心系江山社稷、心系天下苍生的士大夫情怀。
捧读《岳阳楼记》，不知不觉之间便想起了战国时期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若夫阴雨霏霏，连月不开;阴云怒号，浊浪排空;日月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古往今来，真正有抱负的爱国者心中都是盛满了责任的。由于胸中有一颗被无限放大的责任心，他们无论身处顺境逆境，所思所想的都是天下苍生，都是国计民生，故而从来也不会斤斤计较小我，不会仅仅计较个人的利钝得失。“以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是屈原的诗韵表达，“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的直抒胸臆。古圣先贤的仁者情怀，经过这两位践行者之口，经典般地表述了出来。
几十年之后，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又将乃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浓缩为“先天下而忧”，奉为立身为官事君的准则:“盖尝先天下而忧，期不负圣人之学，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资以事君。”
七
人海茫茫，心性各异。范仲淹属于“给点阳光就灿烂”的那群人中间的这一个。仔细看去，他的命运并不太坎坷，上天对他着实眷顾，如果他不是那么公而忘私，那么勇于担当，那么善善恶恶，那么敢于抗争，那么树敌太多，他的仕途生涯可能和许多庸官一样平坦顺遂，了无忧患。然而他却选择走自己的坎坷崎岖之路，并且无怨无悔，“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顺风顺水的时光并不长，却做出了令人难以忘怀的惊世骇俗之举。和他并不成功的变法、新政相比，他真正成功的地方，在于他光大了为官者本该具备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彰显了“先忧后乐”这一博大的古代士大夫情怀。
范仲淹步入仕途以后，奉行斗争哲学的他长期处于无休止的党争之中。由于政见不合，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一派与以宰相吕夷简为首的一派争斗了许多年。在朝中派系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范仲淹的忠实追随者欧阳修曾于庆历四年(1044年)写过一篇轰动一时的《朋党论》，不仅公然承认朝中有朋党，而且把朋党分为君子之真朋与小人之伪朋两类，要求仁宗皇帝“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宋朝立国以后，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代“牛李党争”的惨痛教训，专门下诏，严禁朝中官员结成朋党，明令不许及第的举人与主考官之间以师生相称。因此，“戒朋党”便成了宋朝的一个基本国策。欧阳修在《朋党论》中大胆地触及朋党这一十分敏感的话题，公然承认朝中有朋党，并要求“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无疑是给仁宗皇帝出了一个大难题，引发了仁宗极大的忧虑。一天，仁宗问道:“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心直口快的范仲淹立即以自己多年率兵打仗的经历，回答说他在前方带兵时，经常见到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是一党;而胆怯怕死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中也是如此。朋党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倘若人们结党不是为了营私，而是为了做好事，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
范仲淹的这番话，无疑在仁宗赵祯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阴影。后来，仁宗之所以迅速地来了个180度的急转弯，终止了刚刚推行不久的新政，并且将主持改革的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悉数赶出朝廷，与怀疑他们之间已经结成了难以拆散的朋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范仲淹承认朝廷中存在朋党，只能说明他胸怀坦荡，不存私心，范仲淹与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被视为同党，他们对此并不否认，只是认为他们是君子之交志同道合。范仲淹不是一个搞小团伙的政客，而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伟丈夫。从史书所载的下述几件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心迹。
件事:章献太后死后，朝中“言事者多暴太后时事”，不遗余力地讲太后的坏话。范仲淹于太后健在时被贬出京，太后死后才被召回担任右司谏。但是，范仲淹并没有随波逐流地说太后的不是，而是从朝廷大局着眼，向仁宗建议“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仁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专门下诏，制止人们无休止地议论“太后时事”。
范仲淹对章献皇太后和仁宗赵祯的赤诚在后来的宣仁皇太后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神宗赵顼去世后，年幼的哲宗赵煦继位，宣仁皇太后掌管朝政，将范仲淹次子范纯仁提拔为宰相，以为国之干城。宣仁皇太后临终前，希望范纯仁能以乃父范仲淹为榜样，忠诚于朝廷:
宣仁后寝疾，召纯仁曰:“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明肃皇后垂帘时，唯劝明肃尽母道;明肃上宾，唯劝仁宗尽子道。卿当似之。”纯仁泣曰:“敢不尽忠。”(《宋史·范仲淹列传》)
由此可知，范仲淹的忠臣形象，在北宋君臣中是怎样的高大完美!
第二件事:吕夷简是范仲淹从政的政敌和对手，在吕夷简主持朝政期间，曾几次将与之唱对台戏的范仲淹贬黜外放。后来由于西夏国军队屡屡犯境，导致宋朝人事变更频仍，先是范仲淹等人相继被起用，接着是宰相吕夷简被罢免，接着是范仲淹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前往陕西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的副手，接着是吕夷简重新入阁拜相。仁宗心知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有过节，重新起用吕夷简后，仁宗当面劝说范仲淹与吕夷简冰释前嫌。范仲淹顿首叩谢皇恩，连声说道:“臣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翻阅史书可知，受到信任倚重的范仲淹并没有对昔日的政敌吕夷简还以牙眼，二人之间存在的仅仅是政见不同之争。
陈说范仲淹的这些琐屑小事，忽然想到鲁迅先生的自我评品:一生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至少，在主观上，光明磊落的范仲淹没有因一己私利而与人结怨的故意。
八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官员获罪遭贬黜流放古已有之，并非宋朝独创，而宋朝实行用贬黜流放代替砍脑袋，似乎代表了官吏管理制度的某种进步。有比较方能鉴别。活跃在范仲淹之前的北宋名臣寇准和大奸臣丁谓都曾经遭受过贬黜流放，寇准晚年从首相高位上先是被贬黜为太常卿，出知相州，旋被徙为道州司马，随后又被徙为雷州司户参军。而丁谓失势后也被流徙为崖山司户参军。后起之秀苏轼在官场上跌的跟头更多，“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元丰三年(1080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绍圣初，御史论轼掌内外制日，所作词命，以为讥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寻降一官，未至，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又贬琼州别驾，居昌化。”(《宋史·苏轼列传》)
无论与早先的寇准、丁谓相比，还是与后来的苏轼相比，范仲淹被贬黜后至少还是一个州官，官帽子显然比司马、司户参军、别驾要大些。就此而言，范仲淹的处境也比寇准、丁谓、苏轼等贬官的处境要好些。“进前担子千斤重，退后阶梯老大宽。”在逆境中求生存，有时候真得看开些，真需要有几分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不论是仕途还是人生旅途均迭遭不幸的范仲淹一生的幸运，乃是没有遭遇“老年丧子”这一人生第三大不幸。范仲淹一生践行先忧后乐俯仰无愧，此外欣慰和骄傲的，当属他有四个继承光大了他的优长的好儿子:范纯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在《宋史》中，范仲淹和他的四个儿子同列一传，史官借用范仲淹的话评品他的几个儿子:“纯仁得其忠，纯礼得其静，纯粹得其略。”
范仲淹的几个儿子皆有口碑，而以次子范纯仁为出色，于哲宗元祐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其时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左右宰相)。此后因政见不合不肯苟同，既受改革派的排挤，也为保守派所不容，更为权奸大恶所忌恨，晚年仕途坎坷饱经磨难，而以坚持忠恕待人名世。
俗语有云:“红花还得绿叶扶持。”在一定意义上，范仲淹的儿孙们就是和他相得益彰的绿叶。不论他们能否超越范仲淹，但他们确实发挥了陪衬红花的绿叶功能，而没有做出任何愧对先人的事情。“道是寻常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放眼历史，身死而名不朽的伟人多有子孙不肖之憾，譬如大唐名相狄仁杰。狄仁杰早年曾做过魏州刺史，深受当地人民拥戴，魏州百姓遂自发地建立了狄公祠堂。后来狄仁杰辅佐武则天功勋卓著，为武则天身后政权重归李氏皇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狄仁杰死后，其子狄景辉在担任魏州司功参军时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激起民愤，于是当地百姓愤而拆毁了高高耸立的狄公祠堂。
“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正是这些来自历史的不同侧面的掌故，让我们在认识古人伟大的同时明白了古人何以伟大，让我们在面对坎坷困顿磨难不幸直道而行奋力抗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当口，可以找到效仿学习的榜样楷模。
后记
虽然尚是己亥小满时分，省城的天气已骤然暴热几达40度。幸运的是，因为几天来一直忙碌在看这本书的校样当中，竟然没有感觉出天气已经热不可耐来。直到看完后一页，才晓得今年初夏的波热浪已经过去了。掩卷之余，哑然失笑，这该算作是案头生涯的一大享受和乐趣吧。
崇尚神交古人，是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借助于古人的言行事迹心路历程坎坷困顿成败得失来认识体味人生之艰难，释放自己心中的淤积愤懑，从古人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的脚步里，寻找自己苦中作乐砥砺前行的原动力，从古代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口蜜腹剑风刀霜剑当中，领悟现实生活中与各色人等交往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从古人留给后世的血泪教训中汲取宝贵的借鉴，以期尽可能地避免重蹈前人之覆辙，从古人昂扬向上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中受到陶冶，先忧后乐，提升三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是神交古人这个大题目的应有之义。回望古代名人的坎坷人生，走近他们，阅读他们，认识他们，理解他们，景仰他们，学习他们，进而自然而然地拓宽视野调节情怀，积极勇敢地面对和迎接现实生活的挑战，努力做生活的强者，可谓是作者写作此书的真实目的。
对于安于书卷生涯的人来说，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丝不苟看校样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但说老实话，看校样的确要比看书翻资料写东西更枯燥。但对于这本接近50万字的稿子，我居然主动要求看了三次校样，而且始终怀有很大的兴趣。抱着“敝帚自珍”的文人通病，我甚至不无荒唐地想到：如果一本书能让作者本人长期保有认真阅读的热情和兴趣，并能不断有所收获，那么，保不定会让有缘的读者朋友开卷有益。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同仁们，感谢责任编辑杨永林、美术编辑于艳红、责任校对付敬华诸君。没有他们的支持、汗水和付出，本书就无法出现在读者面前。
与此同时，我还想要说的是：真诚地期待着读者朋友见仁见智的批评意见。
作者自记于己亥小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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