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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2020年8月24日，郑永年教授应邀出席在中南海召开的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参与十四五规划编制的讨论并发言。此次座谈会足可见其在经济社会领域研究的举足轻重地位，也因此被外界誉为中南海九专家之一。
2.郑永年教授主要的学术研究方向包括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中国外交政策、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等，出版专著50余部。作为享誉海内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他长年致力于中国问题的观察和研究，其扎实的实地调研基础、独特的海外视角使其学术研究成果既扎根于中国政治实际，又有超脱于中国固有政治经验的高度，其学术研究不仅在理论界和社会传播领域受到关注，而且在世界政治学领域和国内党政部门有较强影响力。
3.本书是郑永年教授数十年观察、研究中国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他解释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本书深度剖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模式，为解决中国问题提出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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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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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中西比较的视野，探索了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历史及当代演变，并以制内市场的总体框架来揭示中国的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本书提出，制内市场是一种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不断演进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市场北非自主的、自我调节型的秩序，而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秩序的组成部分，服从于国家治理的规制。具体体现为一个三层市场共存的等级制的结构：底层的自由市场经济，顶层的国家资本，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相互作用的中间地带。作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全球化，中国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内部平衡不但关系中国自身未来的前景，也可能会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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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郑永年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席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士、硕士，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外部关系研究。已经出版英文学术专著9部，包括《技术赋权》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世界科技书局）、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等。 主编中文学术著作数十部，包括《中国模式》《保卫社会》《大趋势：中国下一步》和《贸易与理性》等。
黄彦杰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暨东亚系博士候选人，本科与硕士研究生分别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2008）与历史系（2015），曾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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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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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论 00
中国和市场经济 00
中国和资本主义 00
中国及其当代经济奇迹 0
研究计划和主要观点 0
本书的结构 0
第一部分 理论
第一章 市场、国家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 0
西方的国家与市场 0
市场体制和资本主义 0
市场体制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 0
现代工业资本主义 0
凯恩斯主义 0
新制度经济学 0
发展型国家理论与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 0
结语 0
第二章 制内市场：一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0
中国的国家和经济 0
帝制时期中国国家和经济的话语论述 0
两种市场概念
中国的市场和市场体制
结语
第二部分 历史
第三章 帝制中国的国家和市场
帝制国家、家庭和市场
帝制时期政治经济的常态与非常态
自治和统治
帝国经济秩序的再造
结语：帝制经济秩序的理想与现实
第四章 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的起源：地缘政治、大众动员和国家构建
地缘政治、国家构建与现代中国政治经济
晚清的危机与地方改革：18401895年
晚清新政的国家构建实验及其后继者：18951927年
党国的崛起与南京政府的10年：19201937年
全面抗日战争和动员经济的年代：19371953年
冷战时期动员经济的转型：19531979年
结语：当代制内市场经济体制的起源
第三部分 当代机制
第五章 基层资本和市场化：当代市场改革的动力
当代市场化
从边缘成长起来的市场：19781994年
全面市场化：1994年以来国家主导的市场改革
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及其限度
第六章 中间地带：国家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纽带
当代私营企业的来源
伙伴关系模式：作为先行者的私营企业
国家代理模式：国家作为主导行为者
国家吸纳与主导的机制
结语
第七章 货币体制：财政和货币改革及其限度
货币化：改革和结构变革
打造一个新的宏观经济结构
1994年后的地方金融与现金纽带
结语：货币在制内市场体制和中国社会中的媒介作用
第八章 国有资本：央企和经济主导
家庭自留地理论和国有部门
国有企业改革
央企的扩张
作为财政体制的央企
作为政治行为者的央企
作为经济行为者的央企
央企的监管困境
结语：国有企业与国家主导的动力
总结
制内市场的社会后果
制内市场与中国政治体制
全球背景下的制内市场体制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483
译后记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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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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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本研究试图重新思考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前提。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被西方严重误解，并且这种误解在中西方的学者和决策者当中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困惑与冲突。因此，对一些概念进行彻底的重构，将有助于澄清对中国的看法和误解，从而促进我们对中国的认识和决策。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考察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概念化。虽然我们常常论及中国的历史经验，但主要关注的是当代中国。在方法论上，我们对问题的研究采取了实证的方法，即探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如何演变的，现在又是如何运作的。
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欧洲和北美，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用来解释西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漫长历程。近代以来，中国开始接触西方列强，中国学者逐渐接受了诸如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等标准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并将其用于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然而，他们的解释始终存在问题和误导。2我们认为，要解释中国，必须基于由中国自身的经验提炼出来的科学概念和理论，就像西方学者基于西方经验提出他们的概念和理论那样。
虽然中国历史悠久，但中国学者并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提出一套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尽管如此，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践行着不同形式的政治经济体系，在这一点上，中国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对于政治经济理论家和政策分析家而言，将中国政治经济的实践经验概念化，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探索。而当代中国的转型历程已经超过30年，中国是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最大实验场。有鉴于此，这一努力将整体上为政治经济学的各个重要研究领域提供新视角，特别是为中国国家和经济的研究提供新视角，进而提高和深化我们对中国的理解。考虑到有关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这对于政策界而言尤其如此。
在这个时代，所有有关中国崛起的理论问题，都是激烈辩论的话题。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然而，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仍然是个谜。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吗？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语境下意味着什么？中国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例子吗？或许，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这个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眼中长期效率低下的模式，却能够如此有效地应对经济危机？毋庸置疑，这些问题对理论发展和政策分析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常常困扰着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因为他们发现，很难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主流理论应用于中国。由此，许多国家都不确定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在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来回答中国是什么的问题之前，制定有效的中国政策的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写这本书有着双重动机：其一是求知的欲望，其二是政策考量。多年来，我们一直困惑于有关中国发展的两个相关的长期争论，即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之间的长期争论。我们认为，理解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奇迹及其可能的未来，关键在于从理论上分析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思想与结构。由于这项任务的紧迫性，我们的这项研究展示了一种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当代演变为基础，对中国的政治经济进行理论分析的尝试。
中国和市场经济
中西之间的首要争执，事关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一过程让人印象深刻。中国不仅成为全球贸易和金融投资的受益者，而且成为似乎拥有无限增长潜力的经济体。然而，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体系，也引发了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其中，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同意在一定时期内被视为非市场经济体（NME），期限最长为15年，以期能在过渡期结束前发展成为市场经济体。中国领导层希望以此展示其推动中国成为市场经济体的决心。在世贸体系下，受到反倾销调查的国家被分为市场经济体（ME）或者非市场经济体。尽管俄罗斯在2002年就被美国认定为市场经济体，但中国与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哈萨克斯坦、越南仍被留在了非市场经济体的阵营中。中国被归类为非市场经济体的后果是，在反倾销调查中，世贸组织不会使用中国制造的出厂价格来计算最终出口产品的公允市场价值，而通常会使用来自像印度这样的替代国的价格数据进行计算。这种运用替代国数据进行计算的做法，常常导致对中国出口企业不利的裁决和更高的反倾销税。在许多情况下，选择替代国是偏见的一个重要来源，它往往被各国当成一种便利的工具，以对付国内竞争对手施加的政治压力。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自从加入世贸组织并改革其法律制度以来，中国放宽了经济体制，从而使得经济活动大幅增加，自由贸易出现空前的增长。对于中国而言，市场经济地位事关国际贸易争端中的反倾销案件，具有重要意义。不难理解，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许多年里，中国领导人在与欧美领导人会面时，总会敦促他们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然而，从西方的角度看，由于中国还远未成为西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因此它还不应被赋予市场经济地位。3在中国，国家仍然是经济决策的最终权威，市场在很多领域依然未能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这些领域包括界定不清或缺乏保护的产权、过时的劳工制度、对金融体系的持续控制、货币波动，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中国采取的所有这些形式的控制和监管都抑制了企业活动，阻滞了经济增长。
在所有这些问题领域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引发了海外观察家之间的持久争论，并且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显著标志。的确，中国国有企业的庞大规模和覆盖范围，使得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独树一帜。也正是由于这一庞大部门的存在，而非其他因素，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被贴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即由国家开展商业经济活动，但却以资本主义的方式管理和组织生产资料。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时常招致海外的审查和国内的批评。时任麦肯锡咨询公司上海办公室主任的华强（Jonathan Woetzel）在2008年的一份麦肯锡报告中写道：
多年来，西方一直以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中国国有企业。有人持怀疑眼光看待这些渗透者。例如，中国铝业公司近期斥资数十亿美元购买力拓股份，这笔交易引发了人们对中国计划收购澳大利亚资源的担忧。还有人将国有企业视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打手：它没有私营企业的聪明才智，但有很多肌肉。这些人认为，国企虽然是失败的经济实验的遗物，但它仍然主导着国民经济，控制着自然资源、公用事业和许多其他重要的部门。国企的实力和影响力尤其是其与执政的共产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让其伙伴和竞争对手不得不停下脚步。
尽管国内外许多人都积极敦促中国进行大规模且系统性的民营化举措，从而大幅缩减国有部门，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改革中，中国的国有企业得到了加强而非削弱。在中国，许多人都认为，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优势而非劣势。国有企业一直在履行私营企业无法承担的许多关键职能。例如，国家利用国有企业来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平衡被视为贪婪的私营企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利用它们来应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如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与此同时，国有企业被指责在履行这些职能的同时，也存在着经济效率相对低下、过度扩张和政治利己主义的问题。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就中国是否应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西方未能达成共识。欧美世界就这一问题辩论了多年，一直争论不休。从战略角度来看，有些人认为，虽然中国尚未成为自由市场，但是通过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西方能够对中国展现出一种欢迎的姿态，希望中国向更加自由和繁荣的正确方向迈进。西方需要推动中国实现经济自由化，强化全球范围内的竞争。
在中国内外，那些认为中国应当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人，提出了一些有说服力的观点。这些观点包括：第一，政府除了在少数战略经济部门（如银行、电信、交通和能源，这些部门的国有化在许多其他市场经济体里也是常态）中拥有主导权外，中国绝大多数其他行业都充满竞争，数百家企业参与其中且利润微薄。第二，中国的民营化是渐进式的。彻底的民营化政策不可能一蹴而就，西方应该承认中国在市场自由化方面的发展。第三，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可能会阻碍西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中国促进了西方财富的增长，而中国的出口行业也由于自由贸易而欣欣向荣。换言之，自由贸易使社会6变得更好，而保护主义则使其更加糟糕。第四，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出于政治考量。这不仅荒谬，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歧视性。西方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体，而愿意承认俄罗斯具有市场经济地位，这不能不说是双重标准。
在那些支持和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观点背后，不难发现相似的逻辑用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的话来说，中国将变得更像我们。亲中派认为，更自由的中国政策将使中国变得更加自由；反中派则认为，更强硬的中国政策将迫使中国变得更加自由。事实上，中国一直都被视为一个后社会主义的转型经济体，或处于转型期的半市场经济体。
在加入WTO近20年后，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已经从资本短缺状态转变为资本剩余状态，其资本力量已在全球范围内崛起。尽管对中国而言，市场经济地位已不再重要，但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继续对国家资本的性质提出质疑。例如，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试图说服11个太平洋国家加入新一代的贸易协定，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如果当时TPP成功缔结，这将是自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破裂以来最为重要的贸易倡议，因为它将把最大经济体中的两员（美国和日本）捆绑在一起，组成一个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比重40%的阵营。TPP排除了中国，但却包括了越南，这是一个刻意的举动。事实上，TPP是美国对亚洲的贸易再平衡。外界预计，中国可能会被迫进行经济改革，以便在晚些时候加入TPP。和之前一样，西方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的经济自由化。人们可以预测，只要中国的经济制度不效仿西方，这样的博弈将来还会继续下去。
因此，对于学术界而言，中国是否会成为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体，这一问题仍然非常重要。中西方的学者和决策者的共识是，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7分歧在于这一转型将会有多彻底。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而计划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弱。但我们可以提出两个概念上的问题：其一，中国国内外的学者和决策者理解市场经济的方式一样吗？其二，中国的市场是否正在变得与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类似？如果将这两个问题放入 大分流的争论中，我们就能进一步质问：在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上，中国和西方最终是否会殊途同归？
从经验上讲，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相当肯定的：中国不会变成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那种市场经济体。例如，尽管中国在向市场经济体转变，但国家一直强调，国有企业应当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占据核心地位。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了近20年来最重要的经济改革文件，国有企业的这一地位再次在文件中得到印证。领导层坚持强调市场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但也重申了公有制是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支柱和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上来：什么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答案，我们将继续误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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