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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装珍藏版；全新译本；马克斯韦伯两篇重要演讲：回答现代文化核心问题的关键文本，从根本上更为直接地回答了其时代的精神和政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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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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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试图寻找什么样的人能够以学术为业什么样的人能够以政治为业。就学术而言，价值中立可以作为学者的zui高信仰。他强调为世界除魅，即致力于以学术为业的人，应该将各种崇拜与魅力驱除，以理性的推理和基于事实的分析来教授怎样去判断对错而不是教授对错。就政治而言，政策不是在认定一个乌托邦后拍脑门决定的，政治家们应该尝试去问问自己权力背后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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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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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知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曾在海德堡、哥廷根和柏林学习过法律、经济学、哲学和神学，并先后于弗莱堡大学、海德堡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任教。被誉为组织社会学的创始人，其在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和概念创新产生了重大影响。韦伯的主要代表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古犹太教》等，其中《学术与政治》是他最为重要的两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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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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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术为业 1
以政治为业 57
免费在线读以学术为业
根据诸位的期望，我应当谈一谈以学术为业这个题目。既然从问题的外部情况开始谈起往往是我们这些国民经济学家的某种学究习气，那么在这里我也想依此行事，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即，作为职业的学术就其物质方面而言，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而如今这个问题在本质上几乎就是在问：一个决心在学院里为学术献身并以此为职业的毕业生，会处于何种境况？为了了解现存于我们德国的情况的特殊性，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比较和回想一下国外的情况，而在这方面与我们形成最鲜明对照的国家就是美国了。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儿，一个有志于为科学研究献身的年轻人的学术生涯，通常开始于编外讲师这个职位。在与有关专家学者进行商讨并取得他们的同意之后，并以一本著作和一次通常只是走形式的系内考试为基础，他才能取得在一所大学授课的资格，然后才可以开设课程，而课程的内容要在他的讲授许可范围内选定，但是，除了学生们的听课费作为报酬之外，他没有薪水可领。在美国，学术生涯通常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的，即首先被聘用为助理研究员。这大致类似于我们这里的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大型研究机构中所发生的情况，只有一小部分的助理研究员能通过努力获得编外讲师的正式资格，并且经常是在很久之后才能取得。这种不同实际上意味着：在我们这儿，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是完全建立在金权政治的前提之下的。因为对于一个身无长物的年轻学者来说，要去经受学院生涯的现实状况的洗礼，是极其冒险的。至少在几年之内，他必须能够维持生计，并且无从得知他以后是否有机会谋得一个确保衣食无忧的职位。与此不同的是，在美国，存在着一种官僚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年轻人从一开始就有薪酬。当然，这份薪酬很微薄，大多数时候勉强相当于一个半熟练的非技术工人的薪资水平。但至少在表面上，他是以一个稳定的职位为起点的，因为他有固定的收入。只不过在通常的情况下，一旦他不符合某些期望，就会像我们的助理研究员一样，可能被解雇，而他必须经常冷静地对此做好准备。这些期望包括他能让他的课堂座无虚席。但这不会发生在一位德国的编外讲师身上。因为他一旦拿到了这个职位，就绝不会再放手。虽然他没有任何的要求。但是，他却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想法：在他工作了多年之后，他就具有了一种道德上的权利，也就是说，人们会对他有所顾及。在讨论是否给予其他编外讲师授课资格时，人们也应当考虑到他这往往是很重要的。问题是：从原则上看，我们是应当授予所有已证实为有能力的学者以任教资格，还是要考虑到教学需求，也就是应当给予现有的讲师以授课垄断权，这是一个进退维谷的困境，而这一困境与我们稍后会提到的学术性职业的两面性有关。在大多情况下，人们会决定选第二个选项。而这意味着一种危险的增加，即相关专业的教授，无论他客观上怎样地尽职尽责，都不免会偏袒他自己的学生。为了表明这一点，我本人是遵循着这样的原则的：即由我授予博士学位的学者，必须在另外一所大学获得除我之外的另一位教授的认可，才能取得授课资格。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我最具才能的学生之一被其他大学拒绝了，因为没有人相信他所说的这个理由。以学术为业
根据诸位的期望，我应当谈一谈以学术为业这个题目。既然从问题的外部情况开始谈起往往是我们这些国民经济学家的某种学究习气，那么在这里我也想依此行事，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即，作为职业的学术就其物质方面而言，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而如今这个问题在本质上几乎就是在问：一个决心在学院里为学术献身并以此为职业的毕业生，会处于何种境况？为了了解现存于我们德国的情况的特殊性，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比较和回想一下国外的情况，而在这方面与我们形成最鲜明对照的国家就是美国了。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儿，一个有志于为科学研究献身的年轻人的学术生涯，通常开始于编外讲师这个职位。在与有关专家学者进行商讨并取得他们的同意之后，并以一本著作和一次通常只是走形式的系内考试为基础，他才能取得在一所大学授课的资格，然后才可以开设课程，而课程的内容要在他的讲授许可范围内选定，但是，除了学生们的听课费作为报酬之外，他没有薪水可领。在美国，学术生涯通常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的，即首先被聘用为助理研究员。这大致类似于我们这里的自然科学和医学的大型研究机构中所发生的情况，只有一小部分的助理研究员能通过努力获得编外讲师的正式资格，并且经常是在很久之后才能取得。这种不同实际上意味着：在我们这儿，一个学者的学术生涯是完全建立在金权政治的前提之下的。因为对于一个身无长物的年轻学者来说，要去经受学院生涯的现实状况的洗礼，是极其冒险的。至少在几年之内，他必须能够维持生计，并且无从得知他以后是否有机会谋得一个确保衣食无忧的职位。与此不同的是，在美国，存在着一种官僚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年轻人从一开始就有薪酬。当然，这份薪酬很微薄，大多数时候勉强相当于一个半熟练的非技术工人的薪资水平。但至少在表面上，他是以一个稳定的职位为起点的，因为他有固定的收入。只不过在通常的情况下，一旦他不符合某些期望，就会像我们的助理研究员一样，可能被解雇，而他必须经常冷静地对此做好准备。这些期望包括他能让他的课堂座无虚席。但这不会发生在一位德国的编外讲师身上。因为他一旦拿到了这个职位，就绝不会再放手。虽然他没有任何的要求。但是，他却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想法：在他工作了多年之后，他就具有了一种道德上的权利，也就是说，人们会对他有所顾及。在讨论是否给予其他编外讲师授课资格时，人们也应当考虑到他这往往是很重要的。问题是：从原则上看，我们是应当授予所有已证实为有能力的学者以任教资格，还是要考虑到教学需求，也就是应当给予现有的讲师以授课垄断权，这是一个进退维谷的困境，而这一困境与我们稍后会提到的学术性职业的两面性有关。在大多情况下，人们会决定选第二个选项。而这意味着一种危险的增加，即相关专业的教授，无论他客观上怎样地尽职尽责，都不免会偏袒他自己的学生。为了表明这一点，我本人是遵循着这样的原则的：即由我授予博士学位的学者，必须在另外一所大学获得除我之外的另一位教授的认可，才能取得授课资格。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我最具才能的学生之一被其他大学拒绝了，因为没有人相信他所说的这个理由。
德国与美国的另一不同之处是：在我们这儿，编外讲师所开设的课程一般而言比他希望的要少。尽管按照规定，他可以讲授他专业范围内的任何一门课程。但是，这将会被视为对较为年长的现任讲师的轻率无礼之举，并且按照惯例，重要课程是由教授开设的，而讲师只能满足于次要课程。这样做的优势在于：学者在年轻的时候有空闲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尽管他可能有点儿不情愿。
美国在原则上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种情况的。讲师的青年时代，也正是其工作负担尤为繁重的时期，这恰恰是因为他有薪酬。例如，在德语系中，一位正教授也许只讲三小时关于歌德的课就足够了；而年轻的助教在每周十二课时中，如果能在反复教授德语之外，还能被指派去教一些如乌兰德a之类的诗人的课程，就会很高兴了。因为官方的学科主管机构规定了教学计划，并且助教就像我们这儿的研究所助理一样，依赖这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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