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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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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围绕二里头文化陶器及青铜器产地、二里头文化陶器制作工艺、二里头文化与周边文化交流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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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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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围绕二里头文化陶器及青铜器产地、二里头文化陶器制作工艺、二里头文化与周边文化交流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以化学成分分析和物理结构分析为依据，进行的陶器产地研究，揭示了聚落内部组织结构和聚落之间、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实验分析和经验观察为依据，对二里头文化陶器制作工艺进行的全流程考察和横向比较，揭示出二里头文化陶器技术特征。对二里头遗址及文化所见的外来文化因素的分析，探寻了二里头文化与夏代国家形成的动力。对遗迹、遗物进行的宏观与微观分析，再结合科学测年数据，可判定二里头文化三四期间为夏商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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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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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君孝，陕西长安人，1966年出生。1990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获理学博士学位。先后任职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郑州大学及陕西师范大学。参加过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区、河南登封南洼遗址等田野考古工作，参与或主持过多项省部级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主要从事秦文化、二里头文化及科技与考古相结合等领域的考古学研究，还从事考古学、博物馆学以及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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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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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１）
第一章 二里头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学术史考察（１）
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的田野考古成果（３）
一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与确认及二里头遗址的持续发掘（４）
二 二里头文化中心区域的田野考古收获（１２）
三 二里头文化区边缘及外围的田野考古发现（２４）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３１）
一 二里头文化分期和年代的研究（３１）
二 二里头文化地域和类型的划分（３３）
三 二里头文化族属及社会性质的研究（３４）
四 科学技术与二里头文化研究（３９）
五 二里头文化研究的前景展望（４８）
第二章 二里头文化陶器和铜器的成分分析与产地的研究（５７）
第一节 二里头遗址陶器产地的初步研究（５７）
一 陶器产地研究在考古学上的意义（５８）
二 二里头遗址陶器样品情况和分析方法（６０）
三 成分与结构测试分析结果及讨论（６２）
四 二里头遗址陶器产地分析结论（７４）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陶器化学成分的分析研究以登封南洼遗址为例（77）
一 登封南洼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原料的化学组成（７７）
二 登封南洼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中子活化分析（８２）
第三节 二里头文化白陶产地的初步探索（８７）
一 南洼遗址白陶遗存与相关线索（８８）
二 南洼遗址白陶及土样的中子活化分析（９０）
三 南洼遗址白陶指纹元素散布分析（９２）
四 南洼遗址白陶产地研究初步结论（９６）
第四节 铅同位素比值反映的二里头文化青铜器原料产地转移现象（９７）
一 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研究的理论基础（９９）
二 二里头与二里冈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对比分析（１００）
三 铅同位素比值与铜矿料来源地相关问题讨论（１０３）
四 结论：青铜器矿料来源转变与夏商关系（１０７）
第三章 二里头文化陶器制作工艺研究（１０９）
第一节 陶器制作工艺研究方法二题（１０９）
一 陶器物理属性研究方法的探讨（１１０）
二 关于陶器轮制法的辨析（１１９）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制陶原料研究以登封南洼遗址为例（１２３）
一 南洼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原料观察（１２４）
二 南洼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物理性能测试分析（１２９）
第三节 二里头文化陶器成型与修整工艺（１４４）
一 南洼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主体成形方法（１４４）
二 南洼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附件成形方法（１５２）
三 南洼遗址陶器不同部分组合的方法（１５４）
四 南洼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的修整方法（１５５）
第四节 二里头文化陶器装饰与烧成工艺（１５８）
一 南洼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的装饰工艺（１５９）
二 南洼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的烧成工艺（１６６）
第五节 二里头文化陶器制作工艺的分类考察以新郑望京楼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为例（１６８）
一 望京楼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的分类观察（１６９）
二 望京楼遗址二里头文化制陶工艺特点（１８６）
第六节 二里头文化白陶器制作工艺初探以登封南洼遗址为例（１８９）
一 南洼遗址白陶的发现与分类（１９０）
二 白陶器的原料与制作成型（１９１）
三 白陶器的造型与装饰手法（１９５）
第四章 二里头文化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研究（２０７）
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的长流壶形陶试析（２０８）
一 二里头文化长流壶形的特征（２０９）
二 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长流壶形（２１１）
三 长流壶形的时代、类型与源流（２１７）
四 长流壶形的用途及其文化意义（２２２）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花边口圆腹罐研究（２２５）
一 二里头文化花边口圆腹罐的类型学分析（２３０）
二 二里头文化花边口圆腹罐的来源分析（２４７）
三 花边口圆腹罐的用途及其反映的地区间文化交流（２７７）
四 花边口圆腹罐体现了西北地区对中国文明的贡献（２９４）
第三节 二里头遗址晚期外来陶器因素试析（２９６）
一 二里头遗址晚期陶器的主要特征（２９９）
二 源于（先）商文化的陶器因素（３０１）
三 源于岳石文化的陶器因素（３０９）
四 二里头晚期陶器外来因素所反映的问题（３１８）
第四节 二里头文化与夏商分界再探（３２８）
一 关于夏商分界的几种认识（３２９）
二 对夏商分界认识存在分歧的原因（３３５）
三 多重证据下的夏商分界再探索（３４７）
四 夏商分界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３６８）
后 记（３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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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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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君孝是我指导的第一个具有考古学背景的博士生，也是我迄今为止培养的年龄最大的研究生。他为人稳重，学习认真，特别善于思考，经常有与众不同的观点和思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深受老师的喜爱、同学的尊重，是老师的朋友，也是研究生的带头大哥。
朱君孝的学术优点很多，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科技考古学方法的建立。他的最初设想经我归纳、完善，业已形成既不同于社会科学，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特方法。该方法已在多个场合作过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当然，人无完人。朱君孝也有缺点，且是十分明显的缺点，就是做事慢三拍。这一缺点特别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上。那时，我尚无指导考古学背景博士生的经验，先后建议了几个课题让他尝试，包括新石器时代的城墙建筑工艺，皆半途而废。
天无绝人之路，他最终将其博士学位论文聚焦于：基于考古器型和遗迹现象分析，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探讨其与周边遗址间的关系，即主动影响，抑或被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二里头遗址三期之前，皆为二里头文化对外主动影响，也就是说，二里头遗址内二里头文化因素为绝对主导，偶见的外来因素或昙花一现，或被改造吸收；其周边地区甚至较为偏远地区皆普现二里头文化因素；然而自四期始，其文化性质发生了突变，并由主动影响变为被动影响，其表征为二里头遗址内显现商文化等因素。与此同时，其周边地区几乎不见二里头文化因素。这一结果似乎暗示，二里头遗址的夏商分界应位于三、四期转变处。科技分析指出，二里头遗址不同时期的出土陶器，虽取样数量有限，仍可隐现其产地的差异。检索前人发表的数据，不难意识到，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分布，同样具有三、四期分界的特征。而令人意外的是，二里头的１９５９１９７８年的发掘报告指出，经鉴定的１７件三期出土石斧，９件的材质是蚀变辉绿岩，５件是蚀变安山岩，而四期经鉴定的３１件石斧，１７件为蚀变安山岩，其余为蚀变辉长岩和蚀变安长岩等，唯不见三期出土最多的蚀变辉绿岩。由此可见，众多证据皆揭示，二里头遗址的三、四期之间是一条显著的分界线。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合理的解释为，二里头遗址三至四期，政权发生了变更，即由夏王朝沦为商王朝。
不难认识到，朱君孝的博士学位论文，无论分析思路，抑或研究结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学术意义。还在他获得博士学位不久，我就建议他将其博士学位论文整理润色后出版，然而，本来做事就慢三拍的他成为高校教师后，教学、科研加上行政，整天忙得不亦乐乎。表面看来，他似乎无视我的建议，十多年来毫无动静，其实不然，他暗地里争分夺秒，反复思考、不断充实，终于完成书稿，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朱君孝第一时间将出版的喜讯告知我，同时希望我为之作序，我欣然应允，并迅速录下上述文字，聊以为序。原本完成一件事情，作为古稀年龄之人，应有心情轻松之感。然而，这次完稿后，我却丝毫不觉轻松，总觉意犹未尽。思考再三，方意识到是碳十四数据作祟。
具体说来，既然朱君孝分析的多重证据皆明示或暗示，二里头遗址三、四期之间有一条显著的分界线，即夏商分界线，那么，这一分界线应该与碳十四测年的结论相一致。
不难认识到，二里头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共有三组，而与二里头遗址四期相关的仅两组。第一组测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展之前，其具体数据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年代介于１９００ＢＣ１５００ＢＣ之间。郑州商城的两个年代数据分别为１６３５ＢＣ１４２５ＢＣ与１６１８ＢＣ１４１７ＢＣ。据此，仇士华先生曾特别指出：二里头四期有可能已进入商代。
第二组数据源自夏商周断代工程，其中，郑州商城二里冈下层一期为１５６５ＢＣ１４６５ＢＣ，工程结束后，再测的数据为１５２５ＢＣ１４９０ＢＣ，而二里头遗址四期的碳十四年代为１５６０ＢＣ１５２０ＢＣ。虽然二里头遗址四期与商代早期基本并存，但考古、历史学界很多人恐怕难以接受二里头四期已被早商政权统治的事实。
显然，考古遗存分析所得的研究结论与碳十四测年数据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我沉思良久，陡然意识到，问题应该源自被人们奉为圭臬的碳十四测年方法上。众所周知，碳十四测年方法的问世导致了考古学的革命，它所提供的定量年代信息，似乎比考古地层学反映的定性年代关系更为有效。然而，其引起误差的多种因素常常使人困惑，许多考古学家，包括已故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张忠培先生都曾对一些碳十四数据表示过质疑，而长期以来，始终罕见探讨降低碳十四测年误差的论文，就连我这个外行人都感到必须认真解决的树轮校正误差问题至今仍无人问津，更不要说碳十四从大气扩散至各种交换物质的速率和均匀性问题。基于这一现实，我以为，不宜将碳十四测年数据视为考古年代的圭臬，而应作为证据链的组成之一，针对具体问题，结合其他诸多证据综合分析，始可望获得相对合理的结论。与此同时，重视碳十四测年的误差分析，尽快考虑适合于我国不同地区的树轮校正问题。无疑，它需要长期的探讨和积累，但万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期待着它的肇始。
综上所述，朱君孝这本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作品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传统考古学与科技考古学结合探讨考古学及历史学问题的理想例证，其结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方法更值得借鉴。不仅如此，由该著作引起的碳十四测年可靠性的反思，或许最值得考古界关注。无论如何，我由衷祝贺这本著作的出版。
王昌燧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７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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