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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本书是北京大学第十一届国际关系博士生论坛的文集,收录了当下研究的热点问题的文章,代表了国际关系学界研究的前言,主要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探索、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再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机制与全球治理等方面探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对于学界和学科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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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本书收录了北京大学第十届国际关系博士生论坛的优秀稿件,研究议题涉及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外交政策研究、全球问题与国际机制等各个领域的热点问题,共收录24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国际关系理论新的发展和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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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小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美国与东亚关系、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庄俊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编审、《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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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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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期待学术的坚守与拓展/1
国际组织研究
中国政府性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外关系网络分析
以中国扶贫基金会为例/3刘晓伟
多元多层视角下的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结构定位与
互动关系/28罗楠
规范扩散视角下联合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探析/47王悦
东南亚的难民保护困境和区域非传统安全合作/79陈宇
国际机制研究
全球规范体系转型与中美合作的着力点
以气候合作为例/105施榕
理解国际机制融合的社会化逻辑
兼谈一带一路沿线中的机制融合问题/131王剑峰
不对称合作何以共赢:理论逻辑与现实发展
以英美关系与西拉关系为例/151谢剑南
发展筹资与官方发展援助体系:关联与趋势/184刘宁
金砖国家的扩容:悖论与进程/207孙艳晓
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国际组织如何影响国际体系变迁/236王彩霞
非正式国际机制的中国模式
中非合作论坛制度探析/254张家铭国际规范研究
国际社会中的弱规范建构
以保护的责任为例/273齐尚才贺孝康
美国南海航行自由发展探析
基于规范扩散视角/300刘艳峰邢瑞利
规范传播、国家社会化与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形成/325毕海东
联合国全球契约的规范传播机制研究/356刘菁元
规范与效力:对国际规范失范问题的思考/385杨美姣
国家为何宣战:以18201914年欧洲的战争为例/405常玉洁
中美地方交往:双边规范指导下的次国家政府行为体
对外关系/433张晓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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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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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机会,我想先就本文集的主题简单谈一点看法,进而就更广泛的议题国际关系研究百年,把自己近期的思考与读者分享,期待更多的争鸣与探讨。
首先,第十一届全国博士生论坛,聚焦的是与国际组织和公共政策相关的规范和制度问题。
国际组织、国际公共政策特别是国际规范的研究,近些年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重点之一。原因之一是国际规范领域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研究界渴望分析产生这些情况和问题的原因,找到应对它们的办法。例如,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不断退群,一些国际组织遇到了各种困难(如财政方面)和压力(如单边主义的诉求),若干国际规范似乎在削弱和退化,以联合国为中心和代表的国际组织体系遭遇结构性挑战。那么,许多重大规范的进一步弱化乃至分崩离析是可能的前景吗?还是说它们只是某种钟摆效应?国际机制和法律的全球大网遇到的麻烦,是否会加剧各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激化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情绪?在国际规范的复杂演进和互动的下一阶段,可能给理论工作带来哪些新鲜线索,比如分析工具与思路的重新选择?历史告诉人们,理论的丰富与升华,总是伴随危机的演化或问题意识的强化。现在的局面也许是新一代理论工作者的良机。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自身发展新阶段的需求。中共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大国外交思想和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更加活跃;海外利益的扩大和全球责任的加重,促使中国比从前更加重视各种国际组织、法律和规范。何况,所有人都能看到大洋彼岸那个超级大国的卸任态度,给这边的新兴大国带来了反向激励。国内外的各种条件,似乎给中国在全球制度安排的新一轮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便利。中国年青一代研究者,也因此变得更加雄心勃勃、富有进取心。从这本文集内收录的各篇论文中,清晰可见新的大国意识、全球责任感、更加开阔的视野与好奇心。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能感受到不太一样的氛围与心情。时代确实不同了。特别须提醒,从前期的研讨到后期的成稿,我们既可看到年轻学者的进步,又能看到不足。比如提炼论文主题、寻找最佳案例、推敲逻辑环节、得出创新结论等方面,本文集不少作品仍存在打磨余地。我相信,只要抓住问题不放,做持续的努力和改进,三五年、七八年之后,年轻作者就会崭露头角,在专门的领域和问题上有发言权。
其次,在国际关系学诞生百年之际,我在不同的场合反复提出一个论点:国际关系学人须更加重视科学艺术人文三位一体的研究视角,大力拓展新鲜有趣的课题。
首先要观察科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研究。
科学的国际关系学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支柱,支撑着学科前进,推动着国际关系研究不断朝着规范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科学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是指用现代科学的学科方法、理论工具和评价标准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求得出确定的规律性结论,并且研究过程经得起重复检验,因此,这种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具有浓厚的科学研究色彩。回顾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发展历史,以20世纪60年代历史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第二次大辩论为标志,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方法逐步取代古典的历史人文研究方法,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具体表现为此后一代又一代学者使用科学方法对国际关系规律展开探索与争鸣。尽管这些研究关注的问题层次、议题焦点与工具方法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对探索国际互动中的规律有着强烈的学术冲动,并且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出向自然科学靠拢的趋势。正是得益于国际关系研究与科学研究的对话,当代国际关系学才得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对策化、机械化和技术化是当前我国国际关系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国内国际关系研究议题的局限性较大,多数聚焦与中国有关的热点问题,对世界其他地区问题的关切不够。尽管国际关系的研究议题愈发多元,但学术界对政策性问题更为青睐,国际关系研究与外交政策研究在我国呈现合流的趋势。即便研究者有良好的科学研究素养,在政策驱动下,权力现实主义难免成为主导的思维方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被不断压缩,研究者探求真理的韧性与耐心也逐渐减少,国际关系学的发展面临失焦困局。其次,机械化和碎片化的研究较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学科发展缺少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进步。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不应该止步于技术的改进、经费的增加、招生数量的扩展和课题项目的增多,更应该着眼于知识的增长。要考察是否出现了新的研究范式或思想方法,是否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或研究议题,某个次级学科的发展是否对其他次级学科起到了带动作用等等。最后,国际关系学在变得更加国家化、政府化和对策化的同时,人显得越来越模糊,研究成为去人化的技术生产。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并不等同于研究黑暗、丑陋、算计和博弈,更要看到它的真善美,看到人的面孔和色彩,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应该真正建立在对人的研究之上。做好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求我们紧跟科学发展前沿、不断创新,明确知识的更迭方向,搭建知识对话的平台。第一,科学研究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尤其是研究范式的更新、方法的更新和思想观念的创新,而不是执着于金钱和招生人数的简单增长,更不是抱残守缺,排斥新的技术。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只有紧跟科学发展前沿,从最新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中汲取养料,才能够充满活力。第二,粗放的、数量带动的国际关系研究无法带来学科整体知识的增长,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应当是知识引导型的。而知识进步的兴奋点和知识进步的方向则关乎国际关系研究未来道路的选择。无论我们采取何种策略作为知识进步的方向,目标都在于避免碎片化、机械化和应激式的重复研究。第三,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有知识对话和交流的平台。不同的议题一定存在某种知识上的通约,例如,彼此之间有共同的话语体系,不同的方法论之间可以产生火花,思想能交流延伸和互动。
其次来说说艺术性质的国际关系学研究。
如果将科学的国际关系学比作人类的右脑,主导着理性思维,那么,艺术的国际关系学便是人类的左脑,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源泉,也是研究中新动向、新方法和新增长点之所在。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是指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借鉴艺术领域的学科思维、工具方法与审美策略,最大限度地激发研究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增添研究趣味的同时,拓展研究视角,展现国际关系中更具色彩的一面。然而,在国际关系与艺术的跨学科研究中,对艺术和艺术性思维的关注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国际关系中的艺术议题仍然从属于权力政治逻辑,艺术被简单等同于国家宣传工具或是权力意志表达。国际关系的学者之所以回避艺术问题,究其原因有两点:第一,艺术具有较强个体性和瞬时性特征,研究者很难对艺术的文本进行准确解码,以满足科学的研究需要;第二,国际关系学者深感自己缺少有关艺术的专业技术知识,他们觉得对艺术议题的研究最好留给专业人士。鉴于此,增强艺术修养,学习相关知识,同时大胆涉足艺术议题是解决困境的最好方法。艺术和国际关系并非两条平行线,也非从属关系,它们不仅在研究议题上有着广泛的交集,更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可供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的内容。当前,三大类议题占据了作为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的舞台中心。第一,艺术和国家想象、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艺术和国家想象之间联系紧密,艺术不仅是对不同时期社会意识形态与大众心理的再现,还隐微地反映着特定社会语境下主流政治叙事和日常生活中政治实践之间的张力。国家建构和主权确认,以及公众对主权的想象都无法绕开艺术话题。第二,艺术作为透视政治关系的独特视角。这类研究不再将艺术视为与政治无关的审美活动,转而关注它们实际卷入的复杂国际关系,通过解读艺术隐含的主权叙事,深刻反思全球化背景下不同人种、文化与文明遭遇的种种偏见,其中对博物馆和国家间权力关系的探讨便是一例。第三,失窃文物的跨国追索与艺术品的跨国保护。失窃文物的跨国追索不仅涵盖国际合作、国际规范、跨国犯罪、去殖民化等国际关系议题,还牵涉艺术史、考古学、文物保护、文化产业等相关学科,而艺术品的跨国保护问题更是从艺术角度直击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权问题。可见,艺术对于国际关系不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它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项构成性制度,同权力、利益、信念等基本概念一样,艺术连同它所指涉的艺术创作、艺术体验和艺术表达一起成为形塑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
用艺术思维审视国际关系现象,并尝试重构研究者的世界,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将为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注入更多想象力和创造力。近年国际关系学掀起了一阵美学转向之风,这些研究一方面批评了国际关系研究对艺术领域的忽视,另一方面则借用艺术与美学领域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挑战传统的国际关系学科假设。从艺术的角度看,仅仅采用科学的方法,通过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解读国际关系并不能准确、全面地揭示国际互动的本来面目,因为这种认识框架将人的情感与冲动排除在外。只有辅之以感性的视角,透过艺术的、情绪性的表达凝视国际关系,才能够更好地还原被科学方法所过滤掉的事实真相。在此基础上,大致有三个方向可以作为艺术的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切入点。第一,将艺术视为国际关系的构成性要素,关注情感与艺术共同建构的国家忠诚和国家边界问题。第二,将艺术作为国际关系的研究客体,关注艺术品内涵的社会转型和其中隐含的主权要求。具体而言,艺术认同主权艺术人权正义与艺术宗教主权问题可供探索。第三,将艺术视为自足的国际关系概念,关注艺术的研究视角,尤其是全球化浪潮中的艺术主权与艺术反抗。艺术就是艺术本身,它自己就是参与国际关系的实体,它不需要依附任何现有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对于艺术而言,它能够传达超越过国界的价值观念,能够表达并沟通持有不同观念的群体之间的政治意见,它既可以表达民族团结,又可以宣扬民族自治,既可以抚平战争的创伤,又可以为流离失所的平民提供精神慰藉。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一点,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将被大大拓展。
最后来看看人文的国际关系学研究。
人文的国际关系学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灵魂,将人置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地位,将人大写是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内涵所在。关系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落脚点,而人又是关系的核心,研究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对人这个概念的深度考察和终极关怀。无论是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还是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它们的技术性和工具性色彩都更为突出,研究中的温度、草根视角、对人性的关怀和对人性的比较难免不足。国际关系不是单纯的物理关系,也不是可以完全模型化的数量关系,它是各种群体之间的关系,包括人的群体、部族的群体、社会不同阶层的群体、非政府组织的群体,以及跨国的群体。在研究这些群体的关系时,我们不能被大我遮蔽,不能将眼光局限在整体性思维之中,不能只看到大国博弈和利害冲突。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强调我们在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的时候,更要做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人的好恶和人性的特点去识别、比照、研究最小的国际关系。将对他者的关切丰富起来,着眼于对其他民族、国际社会、群体境遇的体察,重拾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温度。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旨在告诉我们什么是人,何以为人,什么是人的精神与价值。王缉思教授曾经指出,安全、财富、信仰、公正与自由是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而这些终极目标的背后都闪现着人的身影,因为它们都关乎人的价值实现、保护和发展。对权力、利益、偏好、身份的研究最终要考虑到如何促进人的福祉,如何尊重人的本体性地位,如何透视国际社会对人的物化与异化。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不只关心和平与战争的原因,还思考如何减少因战争冲突而带来的死伤;不只关心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博弈,更思索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增进个体的生活质量水平;不只关心族群认同和边界冲突,还讨论如何减少社会成员的焦虑感与不安全感。仅用单一的国家尺度、战争尺度和外交尺度是无法充分理解国际关系的,过度机械化、政治化、国家主义化的研究路径无疑会缩小我们的研究视野,使国际关系研究失去哲学意义上的崇高感。正如英国学派的一位学者所说,这些看上去闪闪发光的科学模型,就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仰望星空,是那么明亮,但同时又是那么孤冷。我们还需要一件温暖的外套,一件人文的外套。科学的和艺术的国际关系研究最终都要落脚于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时刻秉持人文关怀,从更低但更坚实的角度开展研究。在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人居于中心位置,因而我们在关注宏大叙事的同时,不妨适当地回落研究层次,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国际关系现象,回归对人的体察。首先,这种日常生活研究关注寻常之中的不寻常,要求对日常事务进行批判与祛魅,剥去传统国际关系研究设定的外衣,探索理解人、事、物的另一种可能,最终为被压迫、被边缘化的个体发声。其次,日常生活研究有着更丰富的理论工具箱,通过考察观念史、心态史、社会风俗史来研究国际关系,这种年鉴学派式的结合了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的研究思路将有助于增加国际关系研究的厚度和深度。最后,人文的国际关系研究强调视角转换,研究思路不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也许这种日常生活研究并不能为我们带来政策建议,但它能够说明甚至预示某项政策施行的后果,它也许不完全符合理性选择,但却是对理性选择结果的最好注释。
我的结论是,尽管科学、艺术和人文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中隔阂重重,但我们务必要寻求一条解决之道,使真、善、美三者能够恰如其分地融合于研究之中,让国际关系学兼具严谨与秩序、趣味与洞见、温度与情怀。做好三位一体的国际关系研究,未来需要的不仅是智慧与洞见,更是持之以恒的韧性和博大宽广的胸怀。期待学术的坚守,期待更大的进步!
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项目之一,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共同发起,迄今已经成功举办11届。论坛旨在为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优秀青年学子提供深度学术交流平台,畅谈立足时代、放眼世界的学术思想,畅谈学问之道、共促学科发展。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华侨大学心理文化学研究所承办,并得到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本届论坛共收到境内外24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在读博士研究生论文77篇,最终共有33篇论文通过学术委员会的匿名评审并获得参会资格。本书即由这些论文择优辑录而成,部分文章已经刊发在《国际政治研究》等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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