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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和一切下流的东西,我们必须背道而驰。天才学者(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学贯中西,兼通文理。精装面市
內容簡介:
《人性与人之使命》为许思园于1933年在法国以英文形式写成出版著作,为一部文学化的哲学著作,其中驳斥诸谬说,犀利透辟,尤称精彩。 此书受到柏拉图、尼采等哲人思想的启发,从东西方文化的精髓之处入手,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论述人格的生成根源与结构,揭示不同种族的人类共同的本性以及人生之道。书中内容有论灵魂论人格的组成要素论善的本质与论自由意志等几部分。 许思园当初写此书的意图在于:我在西方文化中发现的弥足赞叹之处愈多,我就愈觉得有理由热爱自己祖国的文化,热爱我们古代哲学家的高度的智慧。
關於作者:
许思园:江苏无锡人,出身诗书世家。祖父曾任意大利大使,父亲任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原名寿康,号思玄,后改名思园。上海大同大学毕业。20岁时,用英文撰写论著《人性与人之使命》,付印成册,分寄国内外,受到不少中外学者名流,如英国曼斯菲尔德、白克司,法国纪德,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以及吴宓等的称道,唐君毅先生时有长篇评论发表。1933年赴英、法,获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海外发表《相对论驳议》(以法文本出版,另有英文译本)《从一种新的观点论几何学基础》《波动力学的基础及其哲学含义》等论著。转道赴美,应爱因斯坦之邀,至其寓所讨论《相对论驳议》。抗战胜利后,即归国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山东大学,病逝于曲阜。
目錄 :
目录
第一部分1
一、导论3
二、论灵魂5
三、论人格的组成要素性格论的研究27
四、论善的本质48
五、论自由意志59
六、论不朽73
七、论上帝80
八、论生活的意义83
第二部分93
一、论享乐主义道德95
二、论康德的伦理体系105
三、论叔本华的伦理学120
四、论美德与知识134
五、论中庸之道146
六、论惊奇、敬畏与怜悯154
Contents
ON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161
BOOKONE163
I. INTRODUCTORY165
II. ON THE SOUL169
III. ON THE CONSTITUENTS OF PERSONALITYA STUDY IN CHARACTEROLOGY200
IV. ON THE NATURE OF THE GOOD231
V. ON FREEDOM OF WILL246
VI. ON IMMORTALITY266
VII. ON GOD276
VIII. ON THE MEANING OF LIFE281BOOKTWO293
I. ON HEDONISTIC MORALS295
II. ON KANTS ETHICAL SYSTEM310
III. ON THE ETHICS OF SCHOPENHAUER329
IV. ON VIRTUE AND KNOWLEDGE350
V. ON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367
VI. ON WONDER,REVERENCE,AND MERCY378
KEY WORDS389
译后记393
內容試閱 :
周辅成序
许思园先生的文集,终于与世见面了。
许先生精通古今中西的文史哲及其精神,在学与思问题上,最初重在思;后来知道了思与学的关系太密切,30岁后,遂从头开始学理论物理学和数学,以补过去不足之处。并将自己的名字思玄也改为思园。
许先生在大学读书时期,就开始用流畅、简洁的英语写书。他的《人性与人之使命》,就是在这时写成的。全书可说都是玄思苦想的结果,卓然自立,不落古人、今人的窠臼。此书1933年出版,吴宓先生、张东荪先生二先生对人生哲学或道德哲学都是专家读了以后,都认为是奇才杰作,惊叹不已。
许先生的《人性与人之使命》是一部论述道德哲学原理,融会贯通古今中外人生哲理的著作。有人建议中译名可改为《性与天道》。全书最精彩而又富有创见的地方,是在论人格与善两部分。由于这本英文著作拟单独重印,不列在本书内,所以我想不妨在此介绍其概要,以帮助本书读者对许先生思想的了解。
许先生认为,人格的构成,有四层意义:从静的意义讲,是身体、心、灵魂、良心或良知;从动的意义讲,是生理欲望、利己心、爱、义务感。在构成人格上,四层意义缺一不可。人有这样的人格,所以不同于动物,高于动物。但作为道德基础的人格,也仍从人的身体或生理欲望发展而来。古希腊人说:健全的灵魂,寓于健全的身体。这说明身体及其欲望,仍然是人格或道德的基本条件。只是欲望还须分别正当与不正当;即使是正当,也还要看能否进一步发展,能否结合理想发展。所以,正当欲望的发展,第一步虽然往往是自爱自利自存,但这并不妨碍它可以发展变化。若有人认为这种主张,就是宣传个人主义,就是宣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则完全是误解。许先生曾提到利己心表现得最清楚的是骄傲、虚荣、嫉妒、愤恨、幸灾乐祸、残忍等等,但这些个人心念,并不都是绝对错误。有时,在一定条件下,和善良、正确在一起,还可起良好作用。例如:我以能认识你而感骄傲,我以自己是一中国人而感骄傲,都是心中有骄傲的结果。但是,这不能说是自私自利,更不是损人利己。试想想,道德如果离开了人的自爱自存欲望,就等于离开了人,那还有什么道德可言?有之,也只能是天上的道德。以前苦行派、佛学,就这样诅咒身体、欲望、自爱自存,以至主张无我的境界宋儒的极端派也有类似主张,这大概是公而忘私、忘我的天堂了。但是,佛学的调子虽然唱得很高,而那悲天悯人、大发菩萨心的佛教徒,却无救于深受苦难的印度人民,其影响,也逐渐缩小;传到中国,与道家、儒家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宋代理学心学,高喊存天理,去人欲,也无救于宋代的灭亡,还落得被后人称之为伪道学夫子。
许先生不仅为欲望、自存自爱,在人格的构成上争得地位,还对产生欲望与自存自爱的生命,作深入的分析。生命或人生,不仅求生存而已,还要发展、成长、更充实、更圆满。它有无比的能力,克服所遇困难,不论在自己身上,还是在外在环境上。中国《易经》上曾形容生生不已的生命为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后来儒家都把这话作为生命的哲学基础。这意思就是说,人的生命是在创造中发展,是在抱着理想过生活。他要使自己的生命走向至善、圆满,同时也要使周围的人能走向至善、圆满,当然也希望他人帮助自己。即将自爱与爱人结合在一起,利己与利他互相推展。用许先生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人在浑浑噩噩中,如动物一样生活,当然无所谓利己,亦无所谓利他;但到人有了社会,有了思想,有了概念,就要讲区别:区分,分工,然后产生人我界限,个人与社会界限。也因而有利己与利他之分。
人格和生命,演进到这里,由于是为了理想与发展与至善,所以,说人天生是利己的,固然不对,但说人天生是利他的,也是不全面的。许先生于是提出人格的发展,或构成的成分,必然要增加一个能使利己心得到妥善安顿,从而发生变消极为积极的环节,这就是爱。爱是利他的进一步表现,虽然是后来出现的,其力量虽不如生理欲望或利己心强烈,换言之,人在遇到利己与利他思想在心中冲突的时候,虽然常常是利己胜过利他或爱,但是,生命的向上力量,人的理想,却总是便利利他或爱,让它能够终于战胜利己,使人能上进。他爱人,人亦爱他。人格之所以有价值亦因为这点。爱,原是以善与美为对象,是善与美的来源。善与美,正因为有爱,或同在爱中,所以二者才无冲突或无矛盾可言。人在爱中,完成了自己的人格,亦以这人格,让人们能心心相印。这也是生命的扩展,人的自我的实现。
许先生认为,人格的发展,到这里还不会终止,接着还会产生一种义务感,迫使利己心不能不顺从利他心或爱。同时,也使爱或利他不能不有正确方向。仅有一片利他或爱的愿望,是会迷失道路不能成大事的,所以要怀抱义务,要有胆量做应该做的事。所以,义务感乃是人格最高发展,也是根本的本质。没有义务感,人对人不负责任,这比自私还更可畏。幸而人类实际生活中,既有利己心,又有爱,并且还有义务感。这种义务感,并不是什么英雄或大思想家造出来的,而是人民在千千万万年生活中自己逐渐养成的,是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产生这个义务感,就是要使利己与利他两得其平,互相为助,并且使爱有正确方向,然后人才能过互助、平等、博爱、牺牲自己的社会生活。许思园先生认为义务感提高了人格,也使道德生活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平民生活充满了道德生活的内容。道德生活,没有高尚人格作基础,这生活也是没有价值的。义务感使人发展出正义观念,能让人知道忏悔与义愤。一个有义务感的人,当其想到自己过去的过错,必然会忏悔;发现他人的罪恶,必然会义愤。这都是一个有人格的人必备的条件。一个自以为有道德的人,如果他不正视自己的过错,不忏悔;见了不公正现象又不义愤,那就真是自欺欺人的人了。
许先生在《人性与人之使命》一书中所表达的这种思想,多少纠正或补充了过去以孔子的仁为文化传统的不足之处。一片仁心,并不能救世界、独立担当生活。此外,我还想再提一点,是他对中庸的解释,很能针对许多人的毛病。他不认为中庸是人类道德行为的准则。他认为西方亚里士多德讲中庸,就大成问题。例如勇敢,就不能说是怯懦与鲁莽的中,三者不是一个性质的三个阶段,而属三种根本不同的性质。再说,喜欢中庸的人,常流于庸俗,不容易产生特殊的人格、卓越的人格,它让真实的或有独创性的人才,愈来愈稀少,让人们相信最好最适宜的人,就是缺少真正的爱与真正的恨的人。这种人虽不能为恶,但亦不能为善。这是孔子所说的十足的乡愿,也是贪图安逸、缺乏生命力的人所奉行的准则。
书写成后,许先生又经过深思熟虑,对已有的巨大成就仍感不足。当他离开祖国到法国进修的时候,忽然对自然科学发生兴趣。特别对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他写了一些文章、书籍当然着重于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本书收入了一部分。西方的物理学家、哲学家见了许先生这方面著作,或在信上,或在出版物上予以高度评价,特别是爱因斯坦,也说许先生对他的批评很有意义。我对于这方面是外行,不敢多说,只是想起朱熹常用以自勉并勉人的话: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能深沉。许先生旧日之思,经过自然科学的陶冶,又转入一新的更深沉的境界。我记得抗日战争胜利,我复员到南京,许先生刚从海外归来,送我的礼物是一本Schclpp编的当代哲学家丛书中的《罗素的哲学》。他对反新黑格尔派唯心主义的大将罗素,也有兴趣了。这书至今仍放在我的书架上。
经过正反过程,不能不合。许先生在这时主办《东方与西方》杂志,是此趋向,以后的研究与写作,亦以此为方向。这种合的工作,是从论文化、论文学开始,最后归为真、善、美合一的人学。用中国旧术语,就是立人极。
谈文化,要谈得深刻、有意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平常人,到了欧美走一趟,回来可以向你滔滔不绝地大谈中西文明或文化的比较,似假非假,似真非真,不免流于庸俗。许先生讲文化,和流行的文化热相比,确有自己特色。首先,他对中国的民族与文化,有深厚的感情;其次,他对西方民族与文化,有深入的同情了解,不盲目崇拜,不盲目排斥;再次,他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人类文化的未来前途,十分关怀。由于作者的理想或意愿高远,态度严肃真诚,感情丰富,所以文字流畅动人,与坊间许多无病呻吟或东抄西袭的著作,迥然有别。
他论中国文化的优异之处,有三方面:一是反求诸己之人生智慧,二是民为邦本之政治传统,三是空灵淡雅之艺术境界。三方面若分开来看,也许未显出有何突出见解;但三方面若综合来看,则知作者用心甚深,境界超然。例如,作者解释反求诸己,虽然应用了传统解释,在于返身而诚,在于自反自诚,即忠于自己本性,力求自主与自由,但这并不只是少数学者、英雄的事。中国民族经过几千年的锤炼,终于能将这种反求诸己的人生智慧,作为普遍教化,使中国在和平时期人民勤劳安乐,风俗淳美,几无狱讼;牧童村妪,虽不识字,但明白道理,类能悠然自得,确然自主,显示历代相承之深厚教养,而且无须赖借宗教或国家权力。许先生以这样重人民的态度来讲人生智慧,实是尊重人民的生活与人格的表现。所以,他在讲中国文化中的政治传统时,不能不以民为邦本作为中心内容。他敢于大胆说:两千余年间之中国,民主因素实较西方为多,绝不是故作惊人语。这大约是只指过去的历史,不包括19世纪以来的中外历史。特别是过去中国文化,少一层宗教或上帝的压迫,少受残酷的宗教战争的影响,多一层循自然本性、反求诸己的人生智慧的结果。中国自古以来流传的立君所以为民民为邦本的传统,不能说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实际政治上,也不能说没有影响。许先生在论中国文化的优越时,还增加了一个所谓空灵淡雅的艺术境界。这是作者的卓见,有似西方19世纪席勒在《美育书信》中的见解。让世界观中不抛弃艺术上的活泼、和谐,这也是中国传统所谓的诗歌。中国文学人间性最丰富,始终不离教化,有助于族类之凝聚与盛旺。历代诗人除歌咏自然外,以天伦恩爱、亲朋赠答、吊古怀旧、伤时悯乱之作为多。中国的魂所寄,为现世今生,于平凡生活中体会无穷之人情美。这样,人类最高的艺术境界,不在高人雅士的优雅生活上,而反在平民的平凡生活上。这种人情美,有空灵蕴藉、清逸淡远的特色。在这里,我想作者一定是指陶渊明、杜甫、李白、陆游及古诗十九首等诗中的境界与风格。最重要的,还是作者所补充的一句:此风格导源于中国独具之人生哲学。这样说来,中国文化精神,是人生智慧、政治传统、艺术境界三者的结合。这当然是中国人常见的合的哲学,而非西方近代人所谓的分的哲学。尤其重要的是,这样的文化哲学,是让艺术直接联系一般人民的生活,将人民的生活予以艺术化。所谓空灵淡雅,无非归到人民的朴质无邪而又心怀乐观的精神。这样注重平民生活的优美,即使西方的席勒,也未尝如此深入。席勒只提到劳动是情与理的汇合,真、善、美的结合,这也够深刻了。可惜他还未能欣赏整个平民生活和平民人格。
许先生推崇中国文化,欣赏中国文化,但并未夸大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有长处,但不是没有短处。他讲中国文化的短处或缺陷,也是非常深刻的。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一、不重纯知识活动,未能充分领略好奇、耽思、探索、创造之乐;二、内心激动之振幅不大,少深哀极乐,悲情劲气俱不足;三、重家族,缺少个性自觉、孤往独创之精神,亦未有以全民政治为理想者。
这些反思,若不是对民族、对人民抱着深爱和沉痛的感情,必定说不出来。尤其是作结论时,特别强调中国文化,植根于农民,在富于农民气息之士人阶层,发荣滋长。同时,十分惋惜有些士人大都耗费日力于注疏校勘、寻章摘句、模拟因袭。其下焉此,但知揣摩风气,以搏利禄于万汇变化无意探求其故,于亿兆生灵无穷灾难之海潮音,充耳不闻。这才真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弱点。看来,许先生从事著作,也是余岂好辩哉,不得已而矣!
许先生论诗,更有一番令人悠然神往的境界,值得我们共同欣赏。许先生以诗代表文艺,用以说明文艺境界,同时,用东西方诗的不同形式,来解释东方人与西方人心灵深处的异同;这一部分见解,最有创见,他说:西方诗之题材及精神与中国诗大相径庭。西方心灵包涵多种冲突与矛盾唯其分化,故充实丰美。其冲突之显著者为:①人与神,命运与自我意志;②现实与理想,有限与无限;③个人与社会,天才与群众;④理想与理想,伟人与伟人;⑤光明与罪恶,理性与情欲。因此,西方诗之基调不如中国诗之单纯。中国诗人心意不离人群与自然,以和谐、宁静、万物得其所,为其终极理想。由于缺乏宗教热忱,悲情不深,无西方的悲剧。从《诗经》起二三千年间,中国诗之主要题材,不外乎耕读之乐、天伦之爱、山水田园之趣,以及生死契阔、政俗美刺、咏史述志、吊古怀旧、伤时悯乱、情亲思慕、交游赠答之类。许先生形容中国诗为于幽淡中见妖媚,疏朗中见俊逸,率真而含蕴无穷情味,这以陶渊明、韦庄、孟浩然等为代表,成就最高;另一类为人间忧患、族类同情之呼声,以杜甫成就为最高。许先生认为中国诗如能与西方诗调和,这是再好也没有了。他用深思体会多年的口气说:于异中求同固比较文学之急务,但当以刻舟求剑与牵强比附为戒。这些话,对于当今高谈比较文学的人,有非常深刻的意义。
许先生论李太白,独有创见。李白确不曾接受中国文化传统,他的精神,确类似西方精神,而许先生以浮士德精神称之,确使我们对李白的了解更深入一步。太白作品,虽然以个性之极度伸张为主题,但这个性伸张,绝不是任意伸张,而是心灵不能安于现前世界,其潜意识无时无刻不在追寻一个超越现世的灵异境界,即以有涯而向无涯追求。这就是李白的精神,也是西方近代所谓的浮士德精神。这确实与受中国传统影响的中国哲人与艺术家的精神大不相同。中国人的传统艺术境界,历来于自然中求当然,现前即胜境,反身而诚,不由外铄,会心处诚不在远。正如陶渊明诗即事多所欣,平淡自然。然而李白则不然,不但笑傲王侯,而且睥睨一切,敢于我欲蓬莱顶上行,醉来卧空山,天地即衾枕。这种痛饮狂歌的精神,表现在诗中,豪情与逸趣同在;诗中不仅有画,而且有音乐性。无怪杜甫也不得不叹服,认为可以惊风雨而泣鬼神。但是,许先生这样评价李白,并不是要证明西方的浮士德精神与东方的恬情自然,二者绝尘而奔,而是认为二者虽相反,但却可相成,可以融合为一。中国人自来共赏陶、杜、李三大诗人,可以为证。看来,这是作者的中西文艺观,但也是中西文化观。从艺术境界看到的文化特点,以及人民生活与传统的特点,比之从哲学、道德、政治等其他方面看出的特点,更为具体、生动。亦更足以使人留恋文化,留恋生活,留恋社会。
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许先生讲李白、讲杜甫如此精彩,如此神往,实际上作者是以杜甫、李白两种不同的性格,比照自己心灵的两面表现:既矛盾,又调和。他似乎是很想把这种精神写成他的艺术哲学,他的道德哲学,他的人生哲学,为立人极作出自己的贡献。真可惜,他是在历尽坎坷中早早去世了。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是命运对于人的嘲弄。他留下的著作并不多,但字字珠玉,含蕴无穷,不仅可作今日学人研究的帮助,亦可传诸后世。
在此,我还想把我为朋友们编许先生遗著时写的一篇短序抄录如下,以表示我们后死者的心态。
思园是五六年前死去的。他的死,大概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不但他的死如此,就是他20多年来的生活,也仅有很少朋友知道。我隔他并不太远,但也都不知道。所以,一当我很迟才听到他死去的消息时,心中很久都不能安定下去。等我去找他20多年前寄我的著作一读的时候,我真感到他的生和死,都可算是很不幸了。
人总是要死的。死,当然并不一定是不幸的事,也并不一定是可悲的事。然而,如果一个人的死,并列在很多不幸者中,而人们都在为一切不幸者的不幸而悲痛的时候,他却像被人忘掉一样,甚至无人想到、念到,好似山谷中的鲜花,自开自谢,无人过问,这就使人不能不无限低徊了。
思园读了很多书,独立地运用了很多年思考,也写了一些著作,就在30年前,也并不是凡接近他的人,都了解他。但是,那少许了解他的人,一旦了解了他,就会感觉到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他在特有的孤恃外,更有他特有的天真,使人觉得这个世界究竟还有一些在天空下独往独来的人,令孤独的人不觉得孤独。他好似月夜里一颗孤星,并不被睡着的人看见,但却为那些整夜不能入睡的人,忽然从床上透过明窗发现它的光是何等清明,它的面目是何等安详而又令人遐想!人为什么非在烈日阳光下、鸟语花香中生存,否则便不算生活呢?为什么在半夜里、天空中寂静地蹒跚而行,就不算是一种良好生活呢?
思园死了,他死在大家都是沉默低头的时候,大家脸上都没有笑容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来纪念他呢?从他在20岁左右用英文写的《人性与人之使命》一书起,直到最后写论中国诗、论中国哲学的系列论文,他想着人类,为人类的命运苦思玄想,希望能找到一个最后的安顿之所。人类得安顿,自己也得安顿;人类不得安顿,自己也不得安顿。就这样,他过了一生。他对人类有感情,对民族有感情;他死了,我们也不能不对他有感情,不能不想念他、哀悼他。
前言
近年岁月动荡不止,然每于静中思虑而有所得者,我将以下述文字倾力系统示之。我并不认为我的想法为独创,但它们终究出自我个人的经验,出自我个人切实的经历与感悟。
从柏拉图至尼采,我所获启悟良多,每至心驰神往。在歌德那里我找到了一位生活的艺术大师,而于康德,我则发现了哲思的可靠向导。同样,我于西方文化中发现可资敬慕之处越多,我就越热爱我们自身的文化,热爱吾先哲的古老智慧。尽管受西方哲人影响甚深,然而我相信,人们会看到我于此所表达的观点完全契合孔子之教,不离其宗、不损其辉。我也日渐相信,民族性不过是我们偶然的处境,而人性则一,于各处皆同。本质上我们为相同的难题所困,为相同的疑团所惑,且我们走上人生正途,也有赖于一种人人皆有的高贵乃至神圣禀赋。
本书出版的准备,得益于表兄杨荫渭先生的鼎力相助,特别是其点评之精到,陪我一起校订之宽厚,令我感佩之至!
许思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