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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军事革命被视为近代西方兴起并获得全球优势的动力,一直是西方学界的重要议题,《军事革命?》对西方知名学者的经典研究成果做了精彩概述。
(2)作者杰里米·布莱克在军事史领域成就斐然,著作等身,曾荣获军事史协会颁发的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奖。
(3)作为积极投身“军事革命”大讨论的学者,杰里米·布莱克除重新评估已有研究成果外,还扩大了探讨军事革命问题的时间范围。他对此前占据主流的1560—1660年军事革命的观点提出了修正,认为1660年之后一百年的变革更为关键。
(4)《军事革命?》从武器、战术、军队规模、行政管理、君主专制、殖民冲突等多重角度,对近代战争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做了深刻解析。
內容簡介:
《军事革命?》是“想象欧洲丛书”之一种。近代早期以来,欧洲在火器、战术、军队规模等方面发生了系列革新,对社会变革和历史进程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此,有学者认为在1560—1660年欧洲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并将其视为近代西方崛起的动力,引发西方学界近半个世纪的热烈讨论。
在《军事革命?》一书中,军事史名家杰里米·布莱克对所谓军事革命理论的诸多假设做了重新评估。他质疑近代早期出现过军事革命的观念,认为这一时期欧洲战争的主要特征具有延续性而非革命性,而且相比而言,这一概念用来形容1660年后的一百年更为合适。他还重新审视了军事实力与国内稳定、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认为是17世纪晚期欧洲专制国家催生了军事变革,而不是军事变革催生了专制政体。
關於作者:
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1955— ),埃克塞特大学历史学教授,英国皇家历史学会成员。研究方向包括18世纪英国史、国际关系、军事史等。2008年,凭借其在军事史领域的杰出成就,获得军事史学会颁发的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奖。被誉为“我们时代*多产的历史学家之一”,著作有100多种,包括《大屠杀:记忆与历史》《英国简史》《大都会:手绘地图中的城市记忆与梦想》等。
李海峰,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翻译教学与实践。先后在《中国翻译》《外国语文》等权威期刊上发表与翻译有关的论文5篇,编著翻译教材2部,完成《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Collusion, Local Governments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A Reflection on the China Model)一书的英文版翻译。
梁本彬,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译有《乌托邦的故事:半部人类史》《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尼赫鲁世界史》等近20本人文社科作品。
目錄 :
关于注释/ III
致谢/ IV
前言/ V
插图列表/ VIII
**章 军事变革/ 1
(一)军事革命理论/ 3
(二)1560—1660 年百年再评/ 14
(三)1660—1760 年的变革/ 35
第二章 1660—1760 年变革的局限性/ 59
(一)1660—1760 年的制约因素/ 61
(二)有限的军事行动?/ 89
(三)殖民冲突/ 97
(四)革命的到来 / 105
第三章 军事变革与欧洲社会/ 111
(一)专制政体与军事变革/ 113
(二)军事化社会?/ 139
结论/ 155
推荐书目/ 163
索引/ 181
內容試閱 :
前 言
战争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已经牢固确立,但这种关系的本质往往是模糊的,以前对社会维度的研究以对军事活动研究的忽视为代价。从整个欧洲范围内来看,这一点特别危险,因为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范围内多支军队和多个国家进行分析时,可能会倾向于仅以研究得比较透彻的几个国家或几场战役为基础,犯下以偏概全的逻辑谬误。人们会分不清哪些因素具有典型性,哪些具有特殊性;同时,还会推演出一些毫无根据的因果关系。
本书简明扼要,力图重新审视所谓的1560—1660 年军事革命理论,以求从另一角度解读近代早期的欧洲军事发展情况。本书强调了1660 年以后变革的相对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不同的年代划分方式,认为军事变革是专制主义国家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专制主义的替代基础,因而也就是军事变革的替代基础,可以从欧洲各国国内局势恢复相对稳定的时期中找到。具体而言,这种相对稳定是指17世纪上半叶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奥地利)的宗教秩序得以巩固之后所出现的受到广泛认同的君主—精英关系。武装力量的增强激励着其他统治者,他们希望效仿强者,在竞争激烈的国际体系中发挥主要作用。无论用什么样的模式解释那一时期欧洲的多样性,其理论价值都是有限的,但是,本人希望本书的观点能够鼓励人们突破陈腐的观念,提出新思想。
我很感激戴维·奥尔德里奇(David Aldridge)、马修·安德森(Matthew Anderson)、戴维·帕罗特(David Parrott)、安德鲁·帕蒂奇(Andrew Pettegree)、约翰·普洛莱特(John Plowright)、约翰·斯托耶(John Stoye)和菲利普·伍德芬(Philip Woodfine)等人,感谢他们对本书初稿提出的批评和修改意见。编辑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给予我很大帮助,他的两位同事也给我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感谢迈克尔·普雷斯特维奇(Michael Prestwich),感谢他和我一起探讨中世纪的一些战术,同时也要感谢戴维·帕罗特和我一起探讨了三十年战争和17 世纪的法国军队。感谢吉特(Gitte)和温迪(Wendy)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本书手稿的录入工作。
杰里米·布莱克